代替写教育教学论文常见问题 | 代替写教育教学论文在线留言教师论文网是权威的教育教学论文发表,教师论文代替写平台,欢迎咨询教育教学论文代替写和毕业论文代替写事宜!
您的位置: 教师论文网 -> 创业教育论文 -> 文章内容

教师论文网导航

赞助商链接

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4/15 15:07:39

一、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扶贫脱贫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脱贫行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2000年后,我国扶贫方式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并重,扶贫主体也从以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的局面(叶兴建,2013)\[1\]。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中的巨大作用。比如,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强调民营企业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候,中央关于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提法开辟了重大的学术研究领域,即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为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了解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主要模式、路径,以及该模式与路径目前的状况,从而对症下药,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绩效。

金融教育研究2019年

第2期

刘善庆,等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二、民营企业脱贫攻坚主要模式与路径

民营企业脱贫攻坚是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天然过程与经济过程的融合(张琦,2011)\[2\]。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主要模式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另一类是民营企业主导的模式。虽然民营企业较早就参与了脱贫攻坚事业,但在总体上看,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一直居于补充地位,政府导致民营企业参与的模式居于主要地位。

(一)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

很长时间内,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实质上都演变为政府包办的模式(贾旭东,2008)\[3\],民营企业所谓的参与只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民营企业大规模参与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事业肇始于西部大开发,首先由浙江企业发动,之后不久,全国工商联出面号召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事业(郭沛源和于永达,2006)\[4\],推进民营企业与政府合作(刘娜和骆欣庆,2007)\[5\],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通过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张军和史金善,2007)\[6\]。2008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日趋艰难。为了实现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并且在完成转型过程中帮扶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中央采取了实质性措施,重点支持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企业,通过它们辐射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叶兴建,2013;叶文振和严静,2013)\[1\]\[7\]。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新调整了扶贫战略,摈弃了长期以来实施的“大水漫灌”战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并且多次发文,要求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行动;此后,多个地方相继出台措施,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在新常态下,由政府主导的民营企业参与式脱贫攻坚进入了新阶段。在政府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合力进行脱贫攻坚。具体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涉及教育扶贫、移民搬迁扶贫、整村推进扶贫、产业扶贫等(叶韬,2016)\[8\],但是以产业扶贫为主(张入化,2013)\[9\]。

(二)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

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强调由民营企业担当脱贫攻坚的龙头,真正成为项目实施的核心主体。虽然国外的经验证明企业同样能够成为扶贫主角,而且这种主角色特别适合于企业所在地的扶贫开发事业(贾旭东,2008)\[3\],但是在国内一直没有得到政策法规的公开允许。2005年开始,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松绑,以民营企业作为扶贫主导角色的事例逐渐增加。按照地域关系,可以将参与脱贫攻坚的民营企业划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地域外企业,一类属于本地域内的企业。域外民营企业一般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主要通过招商形式进入贫困地区扶贫(和丕禅等,2001)\[10\]。域内企业主导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规模以上企业;二是自身比较弱小但是愿意承担帮扶任务的企业。对于前者,即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一般由其承担综合性的脱贫攻坚任务(蔡效东,2012)\[11\]。这类企业主要集中于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王雅敬等,2011)\[12\];通过村企对接、村企互动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形成了企业和农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反馈关系。案例研究表明,在新形势下工业反哺农业是扶贫工作的一条可行途径(张琦,2011)\[2\]。对于后者,则首先通过优惠政策支持,将其培育成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或者“+专业协会”的形式,把贫困户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分享收益,从而实现脱贫致富(闫东东和付华,2015)\[13\]。无论域外还是域内民营企业,虽然从事过少量的救济性扶贫,但都以开发性扶贫为主,而且开发性扶贫又以产业扶贫居多。产业扶贫的具体形式多样(田强和马桂萍,2016)\[14\],比如,赣南老区产业扶贫形式则主要有“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金融服务+”“特色旅游+”“互联网+”“移民搬迁进城进园”等(李志萌和张宜红,2016)\[15\]。

然而,无论是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模式还是企业主导模式,扶贫路径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自外而内的单向性的输出方式,而不是双向交往的“互动式扶贫”(张玉,2012)\[16\]。

三、民营企业脱贫攻坚模式与路径陷入了困境

民营企业依靠上述模式与路径参与脱贫攻坚虽然成就巨大,但是却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脱贫攻坚收益共享不够的困境。

(一)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

1.民营企业层面

民营企业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了脱贫攻坚资源的总投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15》指出,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土地供应日趋紧张、环保成本进一步加大等诸多因素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生产发展。加之民营企业对扶贫工作认识不足,扶持弱视群体的理念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民营企业整体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不高,无论是参与扶贫的企业还是扶贫企业的帮扶数量都较低(林闻凯,2014)\[17\]。

(2)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机制不健全导致民营企业陷入参与困境。精准扶贫需要市场力量深度介入。如何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需求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有效结合,使市场开发能力最强的主体能够进入资源开发潜力最大的贫困地区,实现发展能力最强的组织与脱贫致富需求最迫切群体间的有效对接,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叶文振和严静,2013)\[7\],是新常态下脱贫攻坚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鼓励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排斥企业参与(钟晓华,2016)\[18\],导致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无法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哈佛大学商学院针对大企业CEO的全球调查表明,企业只有在受益的情况下才能关心扶贫工作。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后者属于造血式扶贫,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提高贫困户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史金善,2011)\[19\]。开发式扶贫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四个方面。张琦(2011)的案例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参与存在明显的演进关系,即从单纯的捐助开始,经过提供公共产品阶段,最后向产业化阶段发展\[2\]。产业扶贫尤其强调人的自主性和自助性,通过企业或者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实现双赢(闫东东和付华,2015)\[13\],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然而,目前盛行的却不是双向交往的“互动式扶贫”,而是自上而下的“输出式社会救济”。结果,不仅忽视了贫困人口的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而且造成了区域扶贫产业投资和贫困人口知识结构的“同构化”趋势,不能有效实现扶贫产业资源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互补增值(张玉,2012)。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机制,民营企业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和“动员”效应(欧阳煌等,2015)\[20\]。

(3)能力困境与扶贫意识困境。一方面,本地扶贫民营企业产品档次不高,大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产业链条短,竞争力不强,脱贫带动作用有限(王淑娟和李国庆,2015)\[21\]。另一方面,一些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态度消极。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属于“利益捆绑”与“责任连带”,在获得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肩负着脱贫攻坚的重任;在企业运营时既要追求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又要承担带动贫困户脱贫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改变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方式。出于“责任连带”的顾虑,很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并不乐意参与,所发挥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提供资金。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反而被条件较差的企业“吸纳”,从而没有发挥优势企业的脱贫带动作用(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22\]。

2.政府层面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精准帮扶的异质性与扶贫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精准扶贫要求尊重个体性、特殊性,强调一户一策与一村一策,极具创新价值,但在扶贫实践中,政府却无法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事实上演变成了难以实行的政策口号(葛志军和邢成举,2015)\[23\];在实际扶贫工作中政府只能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致使扶贫资金投向的产业或者项目与贫困人员的实际需求并不一致。加之扶贫项目事实上存在的“门槛效应”把真正贫困人员排斥在外,客观上就造成了扶贫资金在具体使用上存在“精英捕获”的现象,多数资金、项目并没有惠及真正的贫困人口,反而被乡村“精英”捕获(许汉泽,2015)\[24\]。由于产业扶贫项目运作逻辑受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产业化扶贫政策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马良灿,2014)\[25\]。

(2)政府大包大揽,资源配置错位,经济效益低下(来亚红,2016)\[26\]。精准扶贫内容多、专业性强,政府部门普遍缺乏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加之较少进行专门知识培训,政府管理人员的知识构成因而难以适应专业化扶贫的需要,往往陷入扶贫困境(王昶和王三秀,2016)\[27\]。比如,国家、省、市、县层面都制定了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更多的将生产环节深入、细化,只重生产不重销售,造成产业链的整体脱节,从而蕴含巨大的市场风险。由此,产业扶贫不仅无法真正培育贫困人员的内生发展能力,而且在引导他们进一步市场化的同时,给他们带来更大风险(李广志,2016)\[28\]。

(3)运动型扶贫与持续扶贫需求的脱节(叶先宝和林加扬,2012)\[29\],导致造血扶贫举措流于形式。精准扶贫强调提高贫困对象的造血能力,这意味着精准扶贫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基于此,中央政府专门制定了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造血式扶贫措施,但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本应长期投入的造血式扶贫项目却异化为追逐政绩与效率的短期行为和盲目行动(方劲,2014)\[30\],忽视甚至不顾贫困户的真正需求搞一些形象、面子工程。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短期行为、自利性行为与干部任期的短期性高度相关。尤其是产业扶贫的长期性与领导干部任期的短期性的矛盾更加尖锐。从根本上讲,产业不发展,贫困户脱贫增收就没有长远保障(冯举高,2015)\[31\]。而产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有的甚至耗时长达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这显然与县乡干部任期不匹配。一般地,县乡干部一届任期为3~5年,许多干部事实上无法做满一个任期由于领导干部变动频繁,往往导致县乡扶贫产业也随之变动,从而造成扶贫项目的普遍短期行为(陈俊,2012)\[32\],其结果是,“农民投工投劳,没少吃亏,而产业始终难以形成”,农户生计发展随之陷入困境(张入化,2013)\[9\]。

3.贫困户层面

研究发现,作为受益主体的贫困户在政府、企业脱贫攻坚行动中的参与水平都比较低(李志萌和张宜红,2016)\[15\],陷入参与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贫困户不愿参与。一是贫困户的主动脱贫意愿不是很强,脱贫攻坚参与意识不强,对于扶贫项目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单丽卿,2015)\[33\],对脱贫攻坚过程漠不关心。他们由于市场资源的匮乏长久被市场排斥在外,习惯于风险小的农业经营,比较害怕承担市场风险,缺乏主体性融入的心态(许汉泽和李小云,2016)\[34\]。二是参与农民流动性强,导致参与主体缺失。开发式扶贫项目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主要应由青壮年劳动力承担,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他们基本在外务工,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导致政府主导的相关扶贫项目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支撑(许汉泽和李小云,2016)\[34\]。开发式扶贫发挥大规模减贫效益的主体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导致现行的扶贫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2)贫困户无法参与。一是传统的扶贫工作忽视了贫困农户的参与,他们只是被动地投工投劳和自筹资金(李小勇,2013)\[35\],想参与的贫困户因缺乏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不知道怎么参与(陈希勇,2016)\[36\]。二是贫困人员综合性参与能力严重不足。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是病、残人员,家庭劳动力有限,而扶贫产业则需要很大的劳动力投入,因而导致他们无法参与。在扶贫政策倾向于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他们除了劳动力不足外,还缺乏产品信息、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等,因而遭遇了技术壁垒,事实上无法得到政策帮扶,真正受益者是那些有专业技术的大户(葛志军和邢成举,2015;李广志,2016;梁土坤,2016)\[23\]\[\[28\]37\]。

(3)贫困户被迫参与。在脱贫攻坚压力下,很多地方出现了“逼民致富”的情况。目前,扶贫项目大多由政府主导,项目推进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或者“利诱”的办法。即便如此,贫困人口参与度仍然严重不足,一些地方竟然出现“官动民不动”的现象。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对政府推进项目过程中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单丽卿,2015)\[33\]。

(二)脱贫攻坚收益共享不够的困境

脱贫攻坚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力,帮助贫困对象脱贫致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萧灼基,2005)\[38\]。企业与政府合作,参与脱贫攻坚,能够充分发挥企业、政府的比较优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从某种角度讲,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是利益的第三次分配(张琦,2011)\[2\],分配的原则是企业利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有机结合。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1.参与脱贫攻坚企业的困境

一是产业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无法在短时间内带来显著的经济改善,从而在客观上导致扶贫效应的滞后性(林巧和杨启智,2016)\[39\]。二是民营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了脱贫效果。如一些民营企业不积极履行扶贫责任,只是一味利用政府给予的扶贫资金、低利率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进行超出扶贫范围的经营活动,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扶贫政策,导致贫困户难以脱贫致富(闫东东和付华,2015)\[13\]。三是由于扶贫项目获利主体模糊,往往在利益分配主体上模糊化,使已经获得政府优惠的扶贫企业仍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甚至在某些时候可能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损害扶贫对象的利益(陈希勇,2016)\[36\],导致贫困户获利寥寥无几(崔立,2016)\[40\],达不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2.政府的困境

一是精准管理之中的权责不匹配,导致基层行政管理者的压力和风险很大、激励不足,影响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执行效果。二是管理体制的僵化,导致乡镇政府无法突破上级部门规定的条条框框。各种扶贫项目和资金虽然在形式上被整合到扶贫领域,但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从而影响了基层项目实施的效果。三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目标相背离(许汉泽和李小云,2016)\[41\]。作为精准扶贫政策参与主体的村民自治组织因激励不够,在实践中仅扮演政策执行者角色,真正投入到其中的精力非常有限,从而严重影响着项目实施的效果(方劲,2014)\[30\];加之无法合法分享扶贫项目利益,使得这种背离尤其在村庄层面极易发生。

3.贫困户的困境

一是在市场化逻辑指导下通过优势企业发展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但并不一定能够使所有贫困户受惠;而完全倾向于照顾和吸纳贫困户的政策往往不利于产业本身的发展(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22\]。二是某些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因为缺乏村庄社会性参与及村庄公共平台的承接与运作,往往导致扶贫目标偏移、拉大贫富差距、加速村庄原子化溃败以及降低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等不良后果(孙兆霞,2015)\[42\]。三是开发式扶贫的深层逻辑是通过打造地方产业来为贫困人口提供在当地脱贫致富的机会,但是,当前流行的开发式扶贫显然既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在地发展机会,也无法启动农村人口回流的进程(单丽卿,2015)\[33\]。

四、简短的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无论是政府为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还有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都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王昶和王三秀,2016)\[27\]。这种状况表明,脱贫攻坚需要新思路、新模式,尤其需要实现脱贫攻坚战略从运动式、输出式扶贫向制度性互动式扶贫的转变,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能力最强的市场主体与脱贫致富需求最迫切的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对接,并且通过这种对接,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