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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区域差异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4/15 15:08:4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进党章,既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重视,更有利于推进文化传承,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同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对于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能够起到促进作用\[1\]。提高文化消费总量,增强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2\],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文化消费是指用利用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消费活动。当前,文化消费在扩大出口、拉动内需等方面的重大作用正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3\]。 钱纳里很早就提出,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文化产品在总消费产品中所占比例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5\]。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文化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6\],但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明显滞后许多。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7)出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作为代表的消费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我国目前的消费状况,于是许多学者开始尝试通过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当前的消费现实,并逐渐开始关注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如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7\]-\[9\]。比如,邹晓东(2007)发现由于居民用于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上升,通过文化投资拉动人们文化消费的能力远远大于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田青等(2008)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年至2006年的面板统计数据,分别建立了东部、中部、西部3个回归模型,研究了教育支出、医疗、消费习惯、收入、收入波动、利率及购房支出等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这些因素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行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差异\[11\]。马颖忆和陆玉麟(2011)按照中国三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法,选取人均 GDP作为指标,对1978-2012年间全国整体差异,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差异和各自内部的差异进行了定量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值在不断扩大,而相对差异在不断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反之,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区域差异却很小\[12\]。

总体上看,文化消费已成为关注焦点,但利用实证方法对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情况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其次,现有研究大多将全国分为三大区域或是以单个省份进行阐述。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在地理、文化和经济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使用传统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法略显粗糙,会导致研究结论缺乏普遍性。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2005年至2016年的面板统计数据,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八大区域,探究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区域差异的现状及原因。

二、区域划分和数据来源

(一)区域划分

现有研究中,文化消费的差异研究主要以东、中、西三大区域为研究单元。尽管这种划分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化消费在总体上的差异,但若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难免以偏概全。本文以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13\]\[14\]为划分依据,依据全国31个省份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地理关系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区域。东北区域: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京津区域:北京市和天津市;北部沿海区域:河北省和山东省;东部沿海区域: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南部沿海区域: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区域: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河南省和山西省;西南区域:四川省、重庆市、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西北区域: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种区域划分方法有利于对区域经济进行详细的统计和研究,分析区域间的差异。基于该种方法划分的文化区域既能在最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总体特征,也能抽象出省域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个体特征。

(二)数据来源

本文计算使用的2005年至2016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人口数和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06-2017)。2005年至2016年全国31个省份城镇居民全年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锡尔指数法测算了中国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锡尔指数最初用于衡量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差异性\[15\]\[16\]\[17\]。本文根据泰尔(Theil)、考埃尔(Cowell)(1980)\[18\]最初提出的锡尔指数研究方法和彭定赟和陈玮仪(2014)\[19\]修正后的锡尔指数公式,构建出关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锡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在式(1)中,中国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的总体锡尔指数用字母T表示;i省份用字母i 表示;省份总数用字母N表示;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总量用字母E表示,将字母X作为计算锡尔指数的权重变量。通过归纳相关的研究内容,本文选择了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和总人口作为权重变量;i 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及人口用Xi表示,i 省份的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用Ei 表示。用T(R)、T(P)表示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锡尔指数。

在式(2)(3)中,反映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锡尔指数分别用Tw、Tb表示;区域序号用字母j表示;第j区域的数量用Nj表示;区域总数量和第j区域的省份总数量分别用字母M和Ni表示;第j区域的锡尔指数用Twj表示;第j区域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用Xj表示;字母X、E的含义同公式(1);第j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总量用E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和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量分别用Xij和Eij表示。为了衡量区域内部差异及区域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总差异,本文定义了贡献率指标: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用Ib表示、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用Iw表示,第j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用Ij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四、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发展概况

(一)总体发展情况

根据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在人们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逐渐产生较高层次的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有目共睹,一方面,在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思考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并且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更高级的文化消费\[20\];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人们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文化消费。于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也越来越大\[21\]。从图1的演化过程图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断提高,并呈现出向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在内陆省份,西南区域的整体程度明显高于西北区域。如图2所示,2012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略有下降,但之后又延续了上升的趋势。2012-2013年的数据有一个明显的下降。2013年之后,我国城镇文化娱乐消费的人均水平和总量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在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同,因此,各区域在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图3所示,各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13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与全国总体趋势一致。2013年以后,各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逐年增长,部分地区在2016年略有下降。

首先,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从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经济发达省份上海市人均消费支出为389568元,超全国平均消费支出158779元;人均消费最低的山西省人均消费支出为169928元,与上海市相差21964元,前者是后者的229倍。相应地,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最高的也是上海市,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89814元,占总消费支出的744%。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其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52142元,仅占总消费支出的264%。

其次,区域相对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绝对差异变化不明显。从标准差指数看(表1),2005-2016年标准差指数由23675上升至49592,增长了两倍多。其中2005年至2012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仅在2013年有小幅回落,2015年增长至回落前水平。值得指出的是,近两年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不明显,区域相对差异持续扩大速度较慢;从绝对差异看(表1),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均在0363上下浮动,并未出现极高或者极低的现象,这说明区域间差异并不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最后,八大区域的空间相关性呈正向相关,但总体相关性呈下降趋势。采用ArcGIS102软件计算了2005-2016年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I(表1)。结果显示,由于毗邻省份在自然环境、人文条件上的相似性,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呈正的空间自相关特性,即消费水平相似的区域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另外,八大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文化娱乐消费在空间上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减弱,从后文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该指标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五、两种权重下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总锡尔指数分析

锡尔指数可以直观的反映出研究范围内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程度,锡尔指数越大,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程度越高。如图4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锡尔指数在各年份的变化情况。根据公式(1),运用2005-2016年全国31个省份的城镇居民总收入、文化娱乐消费总量和总人口的原始数据,用T(R)和T(P)表示收入加权和人口加权的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区域差异锡尔指数。如图4所示,得出2005-2016年期间两种权重下总体锡尔指数演变趋势。

1.人口加权的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例如,人口权重下总锡尔指数由 2005 年的 0.44 降为 2016 年的 0.37,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各区域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差距不断缩小,故文化消费支出的差异也逐渐减小。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19亿,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各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从图4也可以看出,2011年后锡尔指数平稳下降。

2.以收入为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先增加后减小,并在2009年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这一现象和T(P)也相吻合,但T(R)明显波动更大,这主要是由于2008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发达省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也包括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丰富和经济上的宽裕使得人们的文化消费在总量上有了极大提升。由于文化品更多聚集于文化产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因此使得区域差异不断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也同样影响了文化消费行为,沿海省份由于本身的经济体量大,产业结构发展成熟,又受到国家诸多产业政策的帮扶,这些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也导致了2009年T(R)急剧上升。

3.从具体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在12年间占全国比例在38%~40%之间;其城镇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总量比例在36%~39%之间,其城镇人口数量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29%~32%。可以明显看到,收入总量和消费支出与全国的比例差距远远小于人口数量与全国的比例差距,其他区域也存在类似情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镇人口的收入情况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有着更强的相关性,这也说明中国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差异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度更大。

六、收入权重下八大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锡尔指数变化特点

由于城镇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收入有着更强的关联性,因此,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了区域文化娱乐消费的差异。依据统计数据和锡尔指数分解原理,本文对中国八大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情况进行分析(表2),总结得出八大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锡尔指数变化特征。

图表显示了八个地区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锡尔指数及其变化趋势。根据各地区锡尔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将八个地区的锡尔指数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区域包括西北、京津和北部沿海地区。该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差异不断缩小,表现为其锡尔指数先大后小。从原始数据来看,从2005年至2016年,三大区域内部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差异分别减小了4%、6%和2%。第二类区域包括中部、东北、南部沿海和西南地区。该区域内部各省、市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差异逐渐扩大,表现为其锡尔指数先小后大。

大部分一类地区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的不断缩小主要得益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西北地区为例,该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却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青藏铁路未通车之前交通不便,文化旅游产业并不发达,2006年全线通车后当地的交通运输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此外,它在修建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成本的下降和旅游环境的改善增强了人们的文化旅游意愿,极大拉动了青海省文化消费,使其与内蒙古、陕西等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差距逐年缩小。

从原始数据来看,在八大地区中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内部差异较大的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其中差异最大、变化最为显著的是东北地区。2005-2008年,东北区域三个省份之间差距不是很大,每个省份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在本地区所占比例均在33%左右,一直到2009年,辽宁省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高出最低的省份13.6%,在东北地区所占比例上升到40.7%。2016年差距更加明显,辽宁省高出最低的黑龙江省19.6%。从地理位置上看,辽宁省相对于东北其他省份在地理上更加接近经济发达的京津地区,港口众多,在区位条件上更具优势。而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在产业结构上亟待优化,辽宁省作为京津冀经济带的辐射地,自然承接了更多的产业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就包括了极具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更为优化的产业结构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拉动了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了文化消费支出。

在八大区域的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锡尔指数图中,东部沿海地区稍显特殊。东部沿海地区的锡尔指数变化趋势大体上同全国总体锡尔指数趋势一致,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差异对全国区域差异有着较高的贡献度。

七、收入权重下区域差异贡献度对比分析

为了衡量八大区域的消费差异对全国总差异的贡献,进一步分析区域内部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总差异,本文根据公式(2)—(6)分别计算出以收入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和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如图6和表3所示。

1.近三年来,地带内差异是构成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2016年,它对总差异的贡献度超过了60%(图6、表3)。而在八大区域内部,东部沿海地区的内部差异远远超过了西部地区,在12年间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均在10%以上。比如,上海是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贸易中心,地方经济和人们的收入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文化产业必然快速发展。而江苏、浙江在经济总量上虽然在全国都处在领先地位,但产业结构仍以工业制造业为主,文化消费稍显落后。

2.中部地区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在波动中上升。从原始数据来看,中部地区整体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湖南省在2014年以后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产业结构来看,中部地区的山西省以采矿业为主,安徽、江西、河南农业较为发达。虽然中部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受限导致开发不充分,文化软实力不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逐渐成为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区,不但经济有了发展,产业结构也得以完善。国家统计局2016年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增长94%,高于东部地区70%的增速。但由于各地区原有发展程度和现行发展战略、发展方向不同,区域内部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较大。2005-2016年,中部地区T(R)由0022上升到003,增长幅度高于其余七个地区。

八、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用锡尔指数,分别以收入和人口为权重,计算了2005-2016年间中国八大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锡尔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差异在不断缩小,这一方面得益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和人们的收入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平衡和因地制宜充分发展的政策\[22\]。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和中部崛起计划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促使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的缩小,虽然在总量上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但是其余七个地区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提高。比如,2016年,中部地区的湖南省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数值接近全国平均值的200%,仅比排名最高的上海市低28%。人民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各城市文化娱乐产业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政府应抓住经济发展契机,用文化娱乐消费拉动消费结构升级,合理配置资源,加大欠发达地区政策倾斜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从贡献率上来看,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性表现明显: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区域内差异不断扩大。由于八大地区的分区方式降低了按传统三大产业分区方式中极端情况(如: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海南省,2016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829.1元,海南省仅为它的21.5%。)出现的概率,使得每个区域只包含数量较少的省份,并且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地理资源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都更相近,因此能更好的反映区域内部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综合来看:区域内部差异是中国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地区内差异中,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部沿海地区以及近些年发展迅猛的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大;北部沿海区域、东北地区、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京津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变化相对特殊,经历了由大到小的过程,这是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造成,从趋势上来看,京津地区的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将会保持在较低水平。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内部文化娱乐消费必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23\],因此,在每个区域内部必然存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都较为领先的省市。为此中央政府部门在制定统一的区域发展计划时不能采取简单的“普惠制”,而要根据区域内部的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地方政府在响应国家政策时也应针对本省具体省情对计划进行调整。由于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人们的收入有着较大的关联,因此针对区域内差异小的区域,可继续采用发展经济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同时,区域内部也可以依托同样的文化历史背景打造“大文化区”,促进区域内部文化产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