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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域下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4/15 15:09:40

一、引言

中部六省涵盖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山西省和河南省,是连贯东西,对接南北,引导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腹地,也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交织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努力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文化扶贫工作,逐步发挥和强化文化扶贫工作在精准扶贫攻坚战的作用。由此可见,文化扶贫工作是精准扶贫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文化扶贫的道路,推进文化帮扶机制,实现农村文化变迁,进一步实现城乡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才能引导城乡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文化扶贫能够对农村和城镇文化物质建设以及精神建设进行有效的定位和把控,积极引导城镇文化资源向农村转移,有效地提高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效率,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相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村的文化贫困率,增强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文化脱贫的主导信心,是文化“造血式”扶贫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可知,文化扶贫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存在正向的耦合关联,两者之间高度契合,互通有无,因此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落实文化扶贫战略的重要举措。中部六省约占全国11%的土地,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一直以来是中部六省发展的主题,文化强省战略目标向来都是中部地区各省政府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激发脱贫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然而伴随着区域发展不均衡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递增的矛盾日益凸显,中部六省在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前进路途中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当前文化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和平衡中部六省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以实现人民群众均等享受是当前中部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惠民工程,更是中部地区践行文化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路径,意义深远\[1\]。本文旨在对中部六省2014-2016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及对比分析,以期为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意见参考。

二、文献综述

“精准扶贫”这个重要思想是由习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的,精准文化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关于精准文化扶贫的相关研究较少,而国内关于精准文化扶贫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单方面的研究日趋成熟。

首先,在精准文化扶贫方面,国内最早由焦勇夫在《“文化扶贫”小议》一文中展开了叙述\[2\]。随后不同的学者开展了系列研究。付少平(2001)讨论了文化贫困的内涵、特征以及存在形式,并从深度、广度、效度三个方面建议推进文化扶贫的系列工作\[3\]。王蔓茹(2008)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担文化扶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4\]。李云(2012)认为武陵山片区作为精准扶贫攻坚战的主导地区,要充分实现人文与物质的有效结合,大力推进文化扶贫工作,全方位促进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5\]。靳翠萍(2013)认为推进农村文化扶贫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将适合市场经济的文化因子充分引入农村市场;二是要大力发挥农民工和乡村文化领袖的领导作用,以实现贫困地区的文化迁移;三是要探寻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合点,注重农村文化的保护和创新\[6\]。王俊文(2015)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农村面临“文化扶贫”观念落后、文化建设程度低、文化体系脆弱、文化机制不健全且队伍建设落后等系列问题\[7\]。曲蕴和马春(2016)首先对文化精准扶贫的概念、原则、方式和目标进行了解释;其次,从精确识别、有效帮扶和合理管理三个视角,探讨了推进文化精准扶贫的具体要求;最后,从人、资源、环境、经济等四个维度探究了实现文化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8\]。范颖和唐毅(2017)探究了西藏隆自县珞巴族村落的文化贫困现状,并提出了推进群体和个体文化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9\]。陆和建等(2018)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解释了农家书屋开展文化精准扶贫的意义及优势,并探究了我国农家书屋文化现状及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农家书屋助力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对策,为增强农村群众文化的自信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指导\[10\]。

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杨永和朱春雷(2008)从财政投入结构、动力和文化体制三个视角探究了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因素,并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11\]。张桂琳(2009)确定了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五项原则,即社会正义原则、渐进推进原则、差异对待原则、公民选择原则和政府主导原则\[12\]。顾金喜等(2010)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较为严重\[13\]。胡税根和宋先龙(2011)研究了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并从行动框架、公共财政制度、政府职责、人才队伍建设和多元治理机制五个视角提出了逐步实现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建议\[14\]。安彦林(201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究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化的原因\[15\]。何义珠和李露芳(2013)从公民参与的视角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途径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建立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等对策和建议\[16\]。吴理财(2014)通过对20省80县(市、区)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均等化差距显著,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供给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表现在个体文化生活、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等方面\[17\]。曹佳蕾(2015)采用问卷调查、对比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铜陵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18\]。高咏先和叶华(2016)认为图书馆联盟从制度保障、网络共享平台建设、信息资源开发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能够有效助推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19\]。彭雷霆和皮彦芳(2017)借用基尼系数对2013-2016年陕西省各地市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测度\[20\]。李华和严烨(2018)通过构建均等化模型对江西省11个市级单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算,分别从政府文化财政支出、人均文娱消费水平指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密度和文化人才建设四个视角评价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21\]。

最后,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在于精准文化扶贫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单方面研究,而关于两者的结合研究略显不足。鄢丹蕾(2016)基于前期调查,将江西省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扶贫的角度展开系列论述\[22\]。陈建(2017)认为政府需要以文化扶贫需求为导向,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精细化;以文化扶贫问题为中心,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整体化;以文化脱贫效果为节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系统化,从而消除公共文化服务差距,助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23\]。司俊霄(2017)基于湛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提出从教育扶贫、金融扶贫、项目扶贫、医疗扶贫、电商扶贫五个维度来提升扶贫的精准度,以便能够持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24\]。胡均民(2018)根据当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存在的研究规划、政府财政投入以及结构化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促进贫困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有序开展\[25\]。殷强和丁建军(2018)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角度发现:精准扶贫是政府扶贫主体、非政府扶贫主体和帮扶对象三大参与方基于“表达权”“契约”和“客户权力”等责任关系链接的互动过程,所以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适宜采取政府主导复合型构建思路\[26\]。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精准文化扶贫和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虽已初见成效,但是更多的是单方面的现状、问题探究和经验总结,是一种纯理论分析的视角,而关于精准扶贫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测算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方法和区域定点研究等方面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基于精准扶贫研究视角,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基尼系数的方法测算出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并进行深刻对比分析,从而提出针对中部六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通过指标的熵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27\]。如果某项指标的信息熵值较小,说明其变异程度较大,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多,因此客观权重较大;如果某项指标的信息熵值较大,说明其变异程度较小,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少,因此客观权重较小,这就是熵权法的基本原理。在计算熵值之前必须对原始指标进行初始化处理,即开展指标的规范化处理,本文综合考虑各种规范化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决定采用0-1规范化处理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j为第j项指标值,xmax 是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 是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i=1,2,…,n;j=1,2,…,m)为第i个省份中第j项指标的规范化处理值。

其次,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其中Kij=xij/∑ni=1xij表示j个指标下第i省份的比重。

然后,在熵值结果的基础上,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

最后,计算第i个省份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

(二)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某国家或者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是一个常用指标,如果基尼系数越小,说明该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相反,如果基尼系数越大,则说明该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因此,通过基尼系数测算得到的差距值可以用来衡量中部六省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中部省份个数,这里N为6,μ表示中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均值,yi表示第i个省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

四、研究过程及结果分析

(一)指标确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充分参考曹佳蕾和刘珺\[28\]等学者的研究,考虑到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获取性,主要从公共文化资源投入和公共文化服务产出两个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指标数据来源于2015-2017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及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具体指标体系如下表1:

由表2和图1,从横向变化趋势来看,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呈现“V”型演变态势,其2015年出现低谷,但2016年总体水平比2014年高出0017个单位,说明中部六省近三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显成效,文化市场日益繁荣,但是受限于文化资源配置机制比较僵化,整体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略显停滞。从横向均值对比来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由高到底排序依次为:山西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只有山西省和湖北省取值大于05,且山西省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主要得益于山西省的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日益繁荣,逐渐形成“文化晋军”的繁荣景象。其中安徽省和江西省取值皆低于04,且江西省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整体与山西省相差0227个单位,差距较为显著,由此显示,相比于中部地区其他五省,江西省整体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从表征指标来看,江西省文化事业机构数和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和公共图书馆举办展览个数都比较落后,说明江西基本公共文化资源投入力度较大,但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出水平较差,整体文化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另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供给能力强劲,但是公众参与度不高,文化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势头较差,供给与需求无法形成有效的耦合,整体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较差,文化扶贫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分析

根据基尼系数的计算步骤,核算出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演变趋势,具体情况如下图2所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规定,若基尼系数小于0.2,说明指数等级较低,某个地区居民贫富差距较小。从图2所知,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都小于0.2,说明整体上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区域之间差距不显著,这和前文所计算出的六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的结果表现一致。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14-2015年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的基尼系数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波动下滑演变趋势,说明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等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中部六省坚定走文化扶贫道路,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城镇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转移,兴建了一批诸如农家书屋、公共文化服务站等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公共文化变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且区域差距控制得当。但是个别省份与整体水平差距依然存在,为了探究中部六省对整体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不均等化程度的贡献率,可以进一步分析中部六省2014-2016年每年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取值与整体均值的差距,如下表3所示:

从上表3可知,从整体均值演变趋势来看,2014-2016年差距的平均值由0.087下潜至0.063后又上探到0.083,呈现微弱变小的趋势,说明整体上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呈现良好的均等化发展势头,这和前文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表现一致。2014年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对整体差距值的贡献率排序依次为:山西省(24.24%)、安徽省(24.24%)、江西省(23.28%)、湖北省(23.09%)、湖南省(2.67%)、河南省(2.48%),由此可知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对整体均值的差距绝对值贡献率都在20%以上,其中山西省和湖北省表现出正向贡献,而江西省和安徽省呈现出负向贡献,湖南省和河南省整体贡献率较低,都小于3%。2015年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对整体差距值的贡献率排序依次为:江西省(28.76%)、山西省(26.39%)、安徽省(21.46%)、河南省(16.09%)、湖北省(5.01%)、湖南省(2.11%),由此可知,相比于2014年,山西省和安徽省处于高位贡献稳定过渡的状态,江西省和河南省处于贡献率迅速上升的态势,其中河南省表现出正向贡献状态,江西省呈现负向贡献状态,湖北省则处于贡献率迅速下降的趋势,而湖南省保持低位贡献率稳步的演进趋势。2016年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对整体差距值的贡献率排序依次为:江西省(35.15%)、湖南省(20.20%)、安徽省(14.75%)、湖北省(14.75%)、山西省(9.70%)、河南省(5.45%),由此可知,江西省的负向贡献率最高,相比于2015年,湖南省和湖北省处于贡献率上升的状态,安徽省、山西省、河南省处于贡献率迅速下降的态势,其中山西省下降幅度最高,达到了16.69%。综合来看,2014-2016年山西省、湖北省和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都有超过整体均值,且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与整体均值的正向差距最为显著。湖南省在2014年取值低于整体均值,而2015-2016年取值皆高于均值。安徽省和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比整体均值小,其中安徽省离整体均值差距越来越小,而江西省离整体均值的差距越来越显著,说明相比于中部其他5个省份,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较薄弱。应该大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系,做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对接工作,积极引导城镇文化资源向农村转移,实现农村文化变迁,努力提升全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意识,全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便更好地助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中部六省对比的角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基尼系数测算出中部六省2014-2016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综合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从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时间演变趋势来看,整体上呈现“V”波动演化趋势,2015年下潜到最低值,2016年上探到最高值。从横向均值对比来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山西省、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其中山西省处于领先的位置,而江西省发展较缓慢。

其次,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演变趋势来看,2014-2016年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基尼系数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波动下滑趋势,且三年取值一直都小于0.2,说明整体上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

最后,2014-2016年山西省、湖北省和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都比整体均值大,且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与整体均值的正向差距最为显著。湖南省在2014年取值低于整体均值,而2015-2016年取值皆高于均值。安徽省和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水平比整体均值要小,其中安徽省离整体均值差距越来越小。

为了积极响应文化精准扶贫政策,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综合比较中部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及问题,提出适合中部六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几点建议。

首先,进一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反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目前中部六省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性改革已渐入正轨,经济快速有力地驱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但是中部六省要着力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点,大力刺激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引导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意愿,从而有效地拉动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内需,才能稳步提升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耦合协同。

其次,实现多元化的供给机制,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动力。中部六省需要借助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的东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放宽社会企业、群众团体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门槛,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如税收减免、无息贷款等方式,充分引导第三方机构投资建设系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便能实现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不仅能够减轻政府负担,而且还可以引导企业边参与边消费,充分带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能力,有效地确保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动力。

再次,以城乡居民为出发点,建立适当的评价监督机制。中部六省各级政府在引导城镇文化资源流入农村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资源的溢出性和扩散性,以点带面,逐渐辐射整个地区,大力兴建农家书屋、文化剧场、公共文化服务救助站,全力实现民众均等享受文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挖掘民众的文化心理诉求,根据民众的文化心理偏好和个人特点,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同时在文化服务推进的过程,注重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进行一定的信息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尽力构建公平、公正的文化服务体系。

然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人才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主要要素,中部六省要着力于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人才服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充分地整合资源、扩大规模,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老龄化、边缘化和短缺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升任、调遣、调岗等各种制度和激励措施,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工作稳定性和长久性,从而保持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持续供给能力。

最后,以文化扶贫为出发点,始终面向偏远地区农村,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中部地区是农业高度集聚区,农村地区人口比重较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存在诸如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等一大批偏远落后地区。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最终目的。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号召下,中部六省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文化服务站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要把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充分地落实到位,排除一切空白区,积极引导和谐创建活动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广泛号召广大农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进一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数字化建设,设计出适合农村群众喜欢使用的文化产品,这样才能有效地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