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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漆器中雕刻手法的发展与应用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12/1 17:19:22

摘 要:在制作工具越来越精细、漆工对大漆性质越来越熟悉并模仿其他工艺的过程中,雕刻手法在漆器工艺上呈现出多元化、多角度的发展态势:在造型上,从胎体上雕刻到对漆皮或漆层进行雕刻;在装饰手法上,由彩绘到针刻;在胎体上,从有胎到脱胎​‍‌‍​‍‌‍‌‍​‍​‍‌‍​‍‌‍​‍​‍‌‍​‍‌​‍​‍​‍‌‍​‍​‍​‍‌‍‌‍‌‍‌‍​‍‌‍​‍​​‍​‍​‍​‍​‍​‍​‍‌‍​‍‌‍​‍‌‍‌‍‌‍​。

 

关键词:雕漆;技法;雕刻手法

 

 

 

在八千年漆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法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部分​‍‌‍​‍‌‍‌‍​‍​‍‌‍​‍‌‍​‍​‍‌‍​‍‌​‍​‍​‍‌‍​‍​‍​‍‌‍‌‍‌‍‌‍​‍‌‍​‍​​‍​‍​‍​‍​‍​‍​‍‌‍​‍‌‍​‍‌‍‌‍‌‍​。技法的发展又受到工具、制漆技术等其他工艺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技法​‍‌‍​‍‌‍‌‍​‍​‍‌‍​‍‌‍​‍​‍‌‍​‍‌​‍​‍​‍‌‍​‍​‍​‍‌‍‌‍‌‍‌‍​‍‌‍​‍​​‍​‍​‍​‍​‍​‍​‍‌‍​‍‌‍​‍‌‍‌‍‌‍​。在青铜器生产十分发达的商代,受青铜工艺影响出现了最早具有浮雕效果的漆器。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饰有饕餮纹、雷纹、夔纹等图案,这些纹饰大部分采用雕刻后髹漆,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呈现出美丽的浮雕效果,这些残片是商代最为精美的漆工艺。

 

漆器中的雕刻手法可分为装饰部分和造型部分。由于战国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冶铁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工艺美术提供了先进的工具,推动工艺美术技法的发展。漆器在战国时期大部分为木胎,铁制工具使漆器胎体在造型上有了更多可发挥的空间。在装饰方面,战国时期开创了针刻技法;汉代出现了堆漆(以前学术界认为雕漆起源于唐代,但在上海博物馆“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中,一件“剔犀云纹圆盒”被认为是汉代至三国时期的器物);自隋唐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便应用于佛像装饰;元代雕漆盛行并延续到清代;清代脱胎漆器开创了印锦工艺。在造型方面,战国时期出现了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形式,如镇墓兽乐器动物形食用器等;南北朝时期纻胎佛像兴盛;宋代花瓣形漆器;清代脱胎漆器在造型表现上更为多样。

 

一、起源

 

从出土的漆器残片和器物可知,漆器以食用器为主。在距今七千多年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朱漆木碗,到稍晚一些的遗址中出土的漆器,大都为食用器。漆器相对于青铜器,用于制作食用器有着天然的优势。青铜器在使用过程中会被氧化,在食用中带有金属的腥味,但是漆器在使用时隔绝水分、无味、具有防腐抑菌的效果。从残片和器物的装饰效果上来看,雕刻描绘的饕餮纹、雷纹、夔纹和镶嵌绿松石,漆器纹样的表现效果与青铜器十分相似。可以说,漆器正是通过借鉴青铜器的纹样和效果使自身得以发展。

 

战国冶铁技术的提高,使漆器在装饰手法和造型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装饰手法上,针刻技法的出现打破了漆器装饰图案原本单一的彩绘手法。铁器的发展,使雕刻工具更为锋利,浮雕图案更为精细、清晰,打破了单一层次的雕刻,出现了多层次、叠加式的浮雕效果。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彩绘瑟纹饰正是彩雕和彩绘的手法表现:瑟尾彩雕,自尾岳左侧,雕以饕餮为主体的纹饰,饕餮鼻、目清晰;饕餮纹上复又浮雕着大小不等的龙、蛇躯体,正中两龙对峙,两边各有七条小蛇,将四个栓琴、弦的木枘环绕其间[1]。在造型表现上,出现大量的动物造型,如荆州雨台山427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鸳鸯形漆豆,盖与盘以子母口相扣合,内呈椭圆形,外作静睡的鸳鸯状,即鸳鸯作盘颈侧视、双翅收合、蜷爪、尾略上翘状。其头、身、翅、脚、尾等均系浅浮雕,雕工精细,形象逼真。1987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彩绘凤鸟双连杯全黑做成凤鸟负双杯状。前端为头颈,后端为尾翼,中间并列两个桶形杯,凤鸟的双翼雕刻在两杯前部,展开似在飞翔,鸟头微昂,鸟头、颈、身、尾遍刻象征羽毛的鳞状纹出,两杯底外侧各接一雏鸟形足,鸟双翅上展,双足蜷曲,作飞翔状[2]。此物将美好寓意和实用性完美融合,体现出古人的设计高度和深度。从战国时期出土的漆器能看出漆器的使用类型更为丰富,乐器、家具、兵器等都大量运用了雕刻手法,而且不论是装饰还是造型雕刻技艺,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漆器逐渐呈现轻、薄、保温、耐腐等特点,比青铜器更为实用。战国以后随着传统礼制的崩溃,许多青铜器被漆器所取代,这是战国时代乃至秦汉漆器工艺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

 

二、发展

 

汉代在针刻的基础上加以金粉装饰,开创了戗金工艺,其效果与青铜器上的金银错工艺相似。针刻技法所表现出来的线条、纹样细如游丝,以云气、仙人、异兽等图案为主,线条纤细飘逸。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堆漆工艺,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呈现出浅浮雕的效果,堆漆手法一般与线描相结合以表现装饰的图案效果。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黑地彩绘棺描绘的神怪,其眼、牙、爪和肌肉有着明显的突出,使神怪的形象更加真实、富有装饰感。剔犀云纹圆盒,盒上的一些纹饰和工艺与汉代漆器的特征极为相似,盒子的边上云纹与汉代云纹十分相似,盖上的云纹又呈现出如意云纹的原始状态。此盒剔犀工艺与后代完全采用刀刻不同,而是采用雕刻加打磨的手法。汉代漆器鼎盛,在装饰手法上沿袭了战国时期的手法,同时对漆工艺又有所创新,对后来各个时期漆工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纻胎造像广泛运用于“行佛”,推动了漆工艺的发展。唐代陶瓷窑厂众多,金银器深受上层社会热捧,漆器逐渐被取代。但是在佛教中纻胎造像依然流行,漆线雕的出现丰富了佛像的装饰,一直流传至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特定的政治经济形成特定的哲学文学思想,影响着工艺审美的要求和发展。宋代的人文审美和理学思想直接影响着漆工艺甚至整个工艺美术,宋人沉稳、谨慎、内敛、温文尔雅。因此以造型取胜,少装饰是宋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漆器就是花瓣式素髹漆器。花瓣式漆器造型以梅花、菊花、海棠、莲花、葵花为主,大都为实用器,其中又以食用器为主。这类漆器主要用木胎雕刻而成,花瓣大小相同、分布均匀、呈现出秩序美。宋代雕漆与《髹饰录》中记录的唐代雕漆制作方法类似,宋代雕漆主要以单一纹样的重复排列组合效果为主,纹样以如意云纹最能呈现宋代雕漆繁复又不失秩序的美感。

 

1960年代,在温州白象塔、慧光塔塔基出土了北宋识文描金檀木舍利函、识文描金檀木经函(外函)、描金花鸟纹檀木经函(内函)。尽管发现的漆器较少,但制作精湛,尤其是识文描金漆器的发现,为识文漆器提供了可贵的例证。识文工艺是用漆灰堆作阳线花纹或平地堆起显现阴线花纹,花纹与漆地同一颜色的髹饰技法。在这些花纹上屑金、泥金或打金胶上金和贴金都可称为“描金”;不用金色花纹,而用彩色花纹又称“描漆”。1966年浙江瑞安县仙岩寺慧光塔出土识文描金檀木舍利函,舍利函檀木为胎,由方形盝顶盖和须弥座式函基二部分组成,通体髹浅褐色漆,采用识文描金工艺制作。盖面饰缠枝莲花和折枝牡丹纹,盖身四壁连弧形开光,连接处镶嵌小珍珠,开光内描金装饰佛教礼乐图、护法图、礼佛护法图等,开光外布满折枝牡丹纹,基座堆饰狮纹等[4]​‍‌‍​‍‌‍‌‍​‍​‍‌‍​‍‌‍​‍​‍‌‍​‍‌​‍​‍​‍‌‍​‍​‍​‍‌‍‌‍‌‍‌‍​‍‌‍​‍​​‍​‍​‍​‍​‍​‍​‍‌‍​‍‌‍​‍‌‍‌‍‌‍​。识文工艺、漆线雕工艺与汉代的堆漆都是采用漆灰进行装饰,图案都以线条效果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从堆漆工艺演变发展来的。

 

元代雕漆在宋代雕漆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呈现出名家辈出的局面,以张成、杨茂最为著名。雕漆的题材从以宋代的花鸟和如意云纹居多,到以大量的人物、山水题材富有人文生活情怀作品为主。这类题材画面层次丰富,与宋代不同的是,在表现天、地、水三类不同场景时采用了不同的锦纹。“张成造”剔红婴戏图盘以狭长的单线转折来表现天空,类似回纹表示;而地纹则采用在斜方格内雕刻多瓣形小花的方式,如繁花铺地。“杨茂造”剔红观瀑图八方盘中的水纹由流畅弯曲的线条组成,如流动不息的涛涛波浪。从元代墓葬中出土和传世的雕漆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元代雕漆在制作、艺术水平方面很高,直接影响了明代早期的雕漆作品。明代张德刚和杨埙分别是张成和杨茂的后代,都是技艺高超的名匠,体现出雕漆名手都是世代相传。

 

明初雕漆作品开始大量流入日本,深受日本贵族的青睐,使日本的漆艺匠人开始研究制作雕漆作品。雕漆工艺十分复杂,经层层薄薄的朱漆髹涂,经过干固打磨后再行雕刻加工。但这一繁复的工艺在室町时代迅速流行,导致日本国内供不应求,需从我国大量进口雕漆作品,从而产生了模仿堆朱雕漆效果的工艺,这一技艺被命名为“镰仓雕”。中日两国在雕漆艺术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使两国漆艺匠师在技术、工艺创新上费尽心机。为了缩短工期、节省材料,他们利用“漆冻脱印”法来仿制“雕漆”,福州漆工称之为“印锦”(日本漆工称之为“堆锦”)[5]。脱胎漆器的制作先用泥作为模型,再进行裱布、上灰、髹漆等环节。这一工艺特性使脱胎漆器的造型十分丰富,出现大量以脱胎漆器来表现的雕塑,如八仙、佛像等,体现出造型生动、色彩丰富的特点。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北京设立果园厂,大量生产雕漆以供宫廷使用。《嘉兴府志》载:“张德刚,嘉兴西塘人。父成,善操漆剔红器。永乐中,日本、琉球购得,以献于朝,成祖闻而召之,时二人已殁。德刚能继父业,随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赐宅,复其家。”同时果园厂招募了大量的民间优秀雕漆工匠。这一时期继承了元代雕漆风格,刀痕不露、漆成厚、雕磨圆润精细。明代新的雕漆产地——云南的风格则为:刀不藏锋、不磨棱角、漆层薄、漆色暗淡无光。明嘉靖时期(1522—1566),大量云南雕漆工被选入宫中,云南风格影响了原有的宫廷风格,这一时期滇派雕漆风格成为主流。明代在雕漆的器型上出现了许多新器型,如梅瓶、四方委角盒、八方形捧盒、提匣,以及新的涉猎品如:文具类笔筒、棋盒、家具类柜、小桌、踏凳等。

 

清代乾隆皇帝十分喜爱雕漆,使雕漆工艺在清代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雕工精湛,百工争奇斗艳,雕漆工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可谓是集前代雕漆工艺之大成。清代雕漆作品的范围几乎涉及宫廷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典章礼仪品有宝座、屏风、如意等;家具类有桌、椅、绣墩、柜、几等;陈设品有瓶、花觚、尊、插屏、天球瓶、炉瓶盒等;文房用品有笔筒、成套文房用具、笔管、笔匣等,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珍玩[6]。清乾隆年间(1711—1799)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州市)的沈绍安,他恢复古代纻胎技法,使得漆器更加轻巧。

 

三、结语

 

漆器中的雕刻工艺在中国已延续了数千年,从最初在胎体上雕刻纹样再用大漆进行髹涂,到漆艺匠人对大漆的特性了解清楚后创新出戗刻技法和雕漆工艺,这两种技法和工艺都是对大漆进行直接雕刻。由最初的在木雕上进行大漆装饰,到发现大漆不只有装饰功能还有造像功能,采用脱胎技法对大型佛像造像,使得雕塑不再笨重。由单一的堆漆线条发展到漆线雕的多层次线条的装饰,无论是样式的创新,还是从雕刻工艺到各种技法的创新发展,我们都能窥见古代漆工艺所富有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79.

 

[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8(5):1—14.

 

[3]支林,吁彦群.中国古代漆器纹饰仿陶器、青铜器纹饰考释[J]. 美术大观,2012(12):65.

 

[4]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槁木奇功[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6.

 

[5]恽丽梅.乾隆帝工艺品文玩的收藏[J].文物世界,2003(1):41—48.

 

[6]郑鑫.闽漆考[J].艺术探索,2010(1):90—92.

 

 

作者简介:曹锴,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漆艺。

 

王锐,博士,广西艺术学院教授,民间美术研究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