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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廷绘画看宋元绘画装裱变化

作者:陈茂流 更新时间:2019/12/1 17:23:01

宫廷绘画是为统治阶层服务而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它的出现与政权发展同步。从先秦到六朝,是我国宫廷绘画萌芽、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对后来的宫廷绘画和装裱框架设计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傅抱石先生在《裱画难》中提到,“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点。”[1]19作为一件完整的书画作品,装裱技术和美学特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书画大家,傅先生对装裱极为看重。宫廷绘画从宋徽宗起,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事项之一,甚至将绘画事宜发展成为北宋重大的国家文化国策之一。由于统治阶层的重视,与之相匹配的装裱艺术也纳入到发展的日程上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

 

在有关装裱艺术的记载中,始于南朝宋泰始年间(465-471)虞和的《论书表》,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期间书画装饰样式和装护方法。唐代张彦远也在其《历代名画记》中,详细提到了装裱在书画中装饰和保护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宋元时期,朝廷对书法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书法和绘画的装裱框架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宋元时期,米芾的《书史》《画史》以及周密的《齐东野语》中,也都提到了装饰装裱的相关内容,在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装裱要求,详细地描述了“宣和裱”和“绍兴御府书画式”两宋宫廷绘画装饰装裱形式。元代的“画塑记”,描述了绘画与装裱构形的发展过程。在“宣和裱”“绍兴御府书画式”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装裱形式,此后历朝历代皆对书画装裱有较多研究。

 

一、宫廷绘画机构源考

 

据文物考证,早在夏、商、周时期,许多宫殿壁画、墓壁画、青铜刻画等就有绘画形式的参与,绘画形态极为精美,已经具备了宫廷绘画的雏形。同时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明确记载了怎样在丝织物上进行创作的“画缋”。从西汉开始有了相应的宫廷绘画机构。东汉始有明确画工分工与机构,从而宫廷画家成了宫廷绘画的专门职业。隋唐时期,绘画制度进一步完善。隋炀帝曾经收藏了众多书画精品,在收藏的书画中印有“诸葛颖、江总等监制装背”等落款,由此可知,在隋朝时,已经有宫廷绘画和装潢机构。唐代起,翰林院、弘文馆、史馆、集贤院中有不少画家供职。唐末,对于宫廷画的机构设置已经很重视,这些机构设置对两宋乃至元明清时期的宫廷绘画装裱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深远影响。南唐创建了“翰林画院”,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并对这些机构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此时主要侧重于政教和娱乐一体功能。这些机构的建立,直接影响着宋元宫廷绘画机构的变化。

 

北宋的宫廷绘画机构,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共同绘画的角度上看达到了顶峰。《宣和画谱》中有段描述,南唐著名画家董羽“随煜归京师,即命为图画院艺学”。[2]说明宋代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代的思想,《宋史·职官志》记载了翰林院下设天文、书法、绘画、医官四局,在管理上更加严谨。《东京梦华录》中,提到宋钦宗时期的翰林书艺、图画局各个部门为皇室日常生活服务。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室对书法和绘画的关注。众多绘画高手被征用为皇室御用画家,如张择端、李成、李公麟等。北宋画院在性质上有了一定改变,由皇家私人转向国家行为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进步,一旦变成国家行为,画师在待遇和规格上有了一定提高,从而也促使书画和装裱事业空前繁荣。

 

南宋沿袭了北宋宫廷画院的制度,同时在此基础上对机构进行了精简和完善,强化了御用的特点,画院中的画师在待遇上进一步得到提高,促使宫廷绘画和装裱的不断发展。在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了南宋在绍兴二年(1132)成立的书画装裱机构,并对相关机构的分工设置进行了详细描述,并由秘书府来管辖。开创了新的装裱样式“绍兴御府书画式”。“绍兴御府书画式”选择性地继承了“宣和装”,保留了精美的样式。但是对于书画的深入保护这点功能几乎摒弃掉了,从这点来看,“绍兴御府书画式”注重表象的继承,并最终形成了“绍兴御府书画式”,在此,宫廷装裱样式发展达到了顶峰。

 

元朝与南宋并存了一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很多南宋宫廷绘画、装裱风格和制度。元朝的秘书监书画藏品主要来源于南宋的秘书省,甚至有很多的相关机构直接沿用,如“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监丞”等名称机构。元朝是对金朝的一个延续,金章宗时期(1189-1208)对宋代文化保留非常好,这也为元朝继承宋的宫廷绘画机构奠定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比两宋更加重视。根据《画塑记》的记载,元代装饰装裱机构隶属袛应司管辖,它负责皇室内的修缮和书画装裱美化事宜。在继承基础上的宫廷御用性,上承两宋,下启明清,由于元朝是个多文化兼容并蓄的朝代,其绘画风格、形式在两宋基础上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二、宫廷绘画的变化对装裱的影响

 

从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宫廷绘画雏形,战国时期《人物御龙图》与西汉初葬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葬棺材内的丝帛画,是至今发现绘画在帛上的具有宫廷性质的最早的绘画雏形,其样式类似于后世的卷轴画。其画顶端包裹着一根细竹竿,棕色丝绳悬挂于竹竿中间,在下端的两侧有绦带悬挂,这种样式有利于画卷的展开和收藏。之所以有这样的装裱设计,也与古人对天地敬畏和信仰有很大关系,这些证据表明墓主人显赫的身份。从身份上可以看出,当时宫廷绘画已经非常盛行,并有了初步的装裱框架,这种框架的显现,对后来的绘画及装裱形式的延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世的卷轴画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演化和发展而来的​‍‌‍​‍‌‍‌‍​‍​‍‌‍​‍‌‍​‍​‍‌‍​‍‌​‍​‍​‍‌‍​‍​‍​‍‌‍‌‍‌‍‌‍​‍‌‍​‍​​‍​‍​‍​‍​‍​‍​‍‌‍​‍‌‍​‍‌‍‌‍‌‍​。

 

从装裱的性质来说,绘画的保护和再度创作,使绘画意境得到深层次延续。魏晋南北朝是文化大融合时期,形成了中国绘画第一次高峰,但是此时绘画材质多缣帛,最大的问题是保存性差,时间久了,作品损坏严重。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此前的装裱评价不高,“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其素丝邪者不可用,久而还正,则仪容失。”[3]为了便于长期保存,后世改良了绘画的装裱技术,尤其是在宫廷绘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装饰装裱风格。

 

《历代名画记》第三卷第一章《论装背褾轴》中记载唐代对前代书画装裱的改进,“前代多用杂宝为饰,易为剥坏,故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褾织成带,以为官画之褾”。[4]文献证实,从隋以来,已有与宫廷相关的绘画以及装饰华丽的装裱机构,从中可以推测,在皇家内有专门负责监督和装裱的人员。唐在书画装裱的美化要求和态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前朝。由《唐六典》记载的“当时崇文馆有装潢匠5人,弘文馆有装潢匠9人,秘书省有装潢匠10人……”[4]就可以看出唐开始已经有明确记载装裱的相关机构。但与宋元时期不同的是,该机构并不是专门从事书画挂饰,而是从事书籍的装订和美化,宫廷壁画的装饰和装潢。尽管如此,与前代相比,唐代装裱在美观、保存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进。宫廷画已经从政治层面来描绘皇家日常生活,这种视角也成为装裱风格和制度变化的间接原因。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皇家子弟对于文学修养和书画造诣较高,尤其是绘画方面,宋徽宗自成一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从而促使了宫廷绘画和装裱的进一步发展。《宣和画谱》详实地记载了北宋时期对宫廷的绘画情况、书画装裱技术的重要性等内容,也为宫廷绘画装裱在材质、工艺、时宜等规定了统一的样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影响后世装裱的“宣和装”。“宣和装”在样式上的创新是历代所没有的,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手卷、立轴的装裱样式,这些创新样式的出现,对于南宋元明清的装裱具有深远的影响。“宣和装”在样式、材料、流程、视觉感受等多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在《装潢志》中,周嘉胄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并对其装潢样式进行了细致讲解。在长期的实践中,宋人概括总结了审美愉悦的形式和特征,这些形式和特征概括为工整、对称、平衡、比例、和谐等美学特征。装潢是书画艺术的再创造,富有新意的创新装裱作品,艺术再创造离不开书画的创作,只有深刻领会画师的创作意图,从画家的思维角度去理解作品的内涵、意义、意境,才能考虑裱材选择、颜色处理、装裱风格,最后以装裱师的审美思维进行思考,从而达到最佳的装潢视觉效果,实现书法、绘画和装饰装裱的完美统一。

 

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六中对“绍兴御府书画式”进行专门地细致介绍。在书中可以看出装潢的品相、装裱的形式、装裱用料等情况。“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引首阔四寸五分(高者五寸)……”[6]对于装裱、审阅的流程做了严格的规定,但是“绍兴御府书画式”的装裱方式,对旧画伤害很大,这对北宋“宣和装”的装裱来说,是一种“求表弃内”的做法。

 

元代,仍推崇宋代的装裱技术。据《六如居士画谱》里辑的元人王思善的“装褫定式”与周密的“绍兴御府书画式”中的定式一模一样,再加陶宗仪《辍耕录》、文震亨《长志物》、夏文彦《图绘宝鉴》等作品,均转录“绍兴御府书画式”。“绍兴御府书画式”成为后世装裱的定式,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书画藏品进行管理和审定,在元代书画收藏中元仁宗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亲近儒学重视道家文化,“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7]从记载来看,元仁宗对文化艺术的重视为书画装裱、艺术美化做了贡献。元代统一后,虽然继承了汉代制度,但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尤其对汉人的排斥,在无形中给书画装裱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元初四派的绘画风格也代表了当时绘画风格的发展趋势。由于元代是个多民族大融合的特殊历史环境,各种表现手法和元素的交叉,使元代书画的发展更加多样。元代国土面积庞大、民族众多、流派画家纷杂等因素造就了元代书画风格的多元化,使得宫廷绘画和装裱架构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三、宋元宫廷绘画装裱机构对后世的影响

 

自隋唐以来,宋代在宫廷绘画装裱上不断完善。其中,国家统治者的理念和偏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后世装裱机构参考了宋元以前的设置,基本上延续了相关的职能和制度。元代虽然设置了相关的机构,但与两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机构在设置中并不固定,装裱工匠待遇也悬殊很大,不像两宋这么均衡;在开科取士上,由于名族歧视,元代取消了开科制度。明清的书画装裱在影响力和规模上远不如宋元,在绘画的艺术性上以及机构和人力分配设置上极为混乱。甚至一些画家的官方职务是与锦衣卫相关的职务,很明显,明朝的宫廷画家处于无处可去、无职可放的地位,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书画和装潢事业的发展。

 

四、宋元宫廷绘画装裱形式对后世的影响

 

两宋时期,“宣和装”和“绍兴御府书画式”是中国装裱技艺的高峰期,对金代影响巨大。在金章宗当政时期,有很多绘画风格和装裱技术都来源于“宣和装”和“绍兴御府书画式”,这种延续也对明清后世的书画装潢装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元代大德时期(1297-1307),曾将历代名画送至苏杭一带进行重新装裱。作为故宋的苏杭,在当时的装裱技术和装裱形式上要高于元代装裱机构,由于宋元的绘画发展较为成熟,对装裱的技术和审美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书画的保存尤为重视,无论是丝绸、纸张等装裱材料,还是装潢美化的样式方面都极其考究。

 

但是,由于元代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文化断代化,装裱的样式已经非常丰富,在创新方面提升空间有限,而在制作工序上,省工省料的情况比较普遍。故此,在元代以后,绘画装裱的发展滞后。此后,明清在书画的发展上,虽比较昌盛,但与宋元高峰期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在《装潢志》中,周嘉胄对宋代以后的书画装潢有过全面肯定性的评价,“每见宋装名卷,皆纸边,至今不脱,今用绢折边,不数年便脱,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传,今人取一时之华,苟且从事……”[1]176同时,对明代装裱为追求形式美感而抛弃了书画本身的保存性工艺感到失望。到明代之后,在书画装裱上无论是形式还是技术都日益衰落,尤其到了清朝嘉庆年间(1795—1820),更是没有新的形式可言,这种变化值得我们深思。

 

五、结语

 

宋元时期是中国宫廷书画和装裱的高峰期,这建立在历朝历代对宫廷绘画和装裱承袭的基础之上。两宋所产生的装裱工艺与样式,对后世各朝代宫廷书画装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宋与辽、金、蒙古、西夏等民族并存,两宋的各种文化因素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皆承袭宋制。宋元书画装裱的发展和变化是由众多的历史传承、经济发展和当权者的推动等多种因素形成的,梳理宫廷绘画与书画装裱的关系对于研究宋元书画装裱变化非常必要,这种变化对明清与当代书画装裱事业也带来了借鉴与启发。

 

 

参考文献:

 

[1]周嘉胄.装潢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岳仁,译注.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197.

 

[3]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53.

 

[4]谢赫.四库家藏 古画品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8.

 

[5]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98-100.

 

[7]宋濂,等撰.元史[M]. 苏州:江苏书局刊版,1874.

 

 

作者简介:陈茂流,硕士,湖州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