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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家徐仰宸考论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4/16 17:39:41

由于我们一直只重视对精英文学的研究,像徐仰宸这样的通俗作家则一直未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另外由于众多报刊散存于各地的图书馆,研究者不便查阅连载小说,这必然影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甚至认为清末民初北京小说没有进步,其结果是论文和专著都很少提到徐仰宸这位当时在小报作家中成绩突出的通俗小说家。

于润奇在《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① 中介绍京味小说家时谈到了下列作家:“蔡友梅(损公)、徐剑胆、杨曼青、文实权(市隐)、文子龙(睡公)、丁竹园(国珍)、王咏湘(冷佛)、穆都哩(辰公、儒丐)、自了生、时感生、湛引铭、耀公、涤尘、钱一蟹、尹虞初等”。于润奇先生把徐剑胆、自了生、涤尘当成了不同的作家。《中国文学大辞典》介绍《翠花案》时认为“自了生”是“松友梅”的笔名,不知有何依据。②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徐剑胆、自了生、亚铃、哑铃、涤尘都是徐仰宸的笔名。

北京作为清王朝的统治中心,是专制社会的象征,即使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戊戌变法也是以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告终。辛亥革命爆发,专制的清王朝灭亡了,但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民主共和还十分遥远,袁世凯做总统还是当皇帝只是称呼的问题,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民选总统的社会环境和机制,民主共和只是人们的理想而已。在封建末世的首善之区,后来又在军阀统治的都城办报本来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之举,这样的报纸就不具备近代报纸的意义。但它意义重大,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知识分子呼唤民主、追求文明、启迪民众的努力过程。《龙报》曾刊载《北京新闻界之现状》,文章首先对比了北京与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同环境:“新闻业最发达之区,首推上海,新闻界最受军阀之压迫者,则莫如北京。盖北京之新闻界非特受经济竭蹶之困难,且有言论不自由之痛苦。京中为直鲁军阀之丛脞地,所有军界新闻,非如南方国民政府取公开态度,可随意探访。一般报馆记者,采取新闻资料,最为棘手,动辄遭武人冷眼。倘贸然登出,不特违背禁令,且不免受严重处分,非查封报馆,即拿办主笔。前年京中新闻界,曾有两人牺牲于军阀威力之下,即邵飘萍、林白水。故迩来北京新闻界,已如惊弓之鸟,对于军事消息,不敢妄刊只字。京师警察厅与戒严司令部,各设有新闻检查所,委派专员,审查各报新闻,偶有不利于彼辈之批评,立即扣留,根究来历,则此撰稿者必无幸。无惑乎京中新闻界,黯无生气也。”然后介绍了北京小报的发展状况:“市上小报亦多,与沪埠有并驾齐驱之势,惜其内容腐败,文字简陋,仅戏剧界消息,尚称敏确,得有一部分人士欢迎,销数亦尚不恶。计《群强报》三万,《实事白话报》两万,《国强报》八千,《群言报》六千,《北京白话报》三千,《民治报》两千,《商业日报》五百,余皆无聊小报,不足齿及矣。”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军阀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和那些不触动军阀利益的小报的生存状态。

这些小报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通俗小说作家。《北京新报》第862号刊发耀臣的《庄原录·珠江花舫》,开头诗谈到了北京的小说家:

白话小说繁盛,颇为社会欢迎,虽然小道

大时兴,四九城儿恍动。

非但醒脾解闷,兼可感化愚蒙,喜怒笑骂

使人惊,宗旨原无一定。

所幸文俗义浅,尤妙不计拙工,人人争强

显奇能,渐渐人多势众。

智兰泪痴剑胆,尹箴明与耀亭,相继耀臣

自了生,可惜都没露姓。

诗中说“渐渐人多势众”,基本符合当时北京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徐仰宸就是这些小说作家当中的一位。

徐仰宸(1870—1948?),笔名剑胆、自了生、亚铃、哑铃、涤尘,河北通州人。

《北京报纸小史》记载:“徐仰宸,笔名剑胆。三十年来,在各报著小说,其数量不可计。堪称报界小说权威者。”④ 可知剑胆是徐仰宸的笔名。

耀臣在前面说“智兰泪痴剑胆”后面又提“相继耀臣自了生”,如果我们不加考证就会认为“剑胆”和“自了生”是两位作家。那么“自了生”到底是哪位作家?苏铁戈曾撰文介绍话本体小说《华大嫂》和《李傻子》:

这两种话本刊载于《爱国报》辛亥年的二

月初三日至六月初九日(总第1511号—1633

号),背面为广告,十六开单张。有题为“《爱

国报》附张,不取分文”字样,知是随该报附

送的,每日一页。总题栏目名为“庄言录”,分

题作品名。两文均署作者为“自了生”,未详

其为何许人之笔名。⑤

苏铁戈没有考证出“自了生”具体是哪位作家。我在作《近代报刊小说目录》时发现了1913年8月6日《爱国白话报》上的广告:“剑胆先生,近世小说大家,前在《正宗爱国报》编辑庄言录,别号自了生,受社会欢迎。现本报敦聘来馆,由今日起,每日在本报正张登载庄言录一版,以餍阅者之目,此启,本馆谨启。”可知“剑胆”和“自了生”是一个人。另外一则资料也能证明这个论断。剑胆在《青年·序》中有如下一段话:

著者滥竽报界将及四十年,始与北京初创

之《京话日报》彭君翼仲襄编辑事,继受《爱

国报》主人特约,编纂白话说部,第一题曰

《孝子》,二题曰《冤狱》,词意取其郑重,稿

去,为馆主改《孝子》为《华大嫂》,改《冤

狱》为《舌头案》,并谓余曰:“小说题目,非

通俗不受社会欢迎,销路亦不能畅达。”然实

非余之本愿也。盖彼时报人与阅报人均在幼稚

时代,厥后双方皆有长足之进展。

可以确认《华大嫂》的作者为徐仰宸,“自了生”是徐仰宸的笔名。后来我查阅《正宗爱国报》的缩微胶卷,其中小说的作者有耀臣和“自了生”,《女知县》作者耀臣在小说中提到“自了生”,耀臣提到的“自了生”是否就是徐剑胆还有待考证。

第249号《白话捷报》上登载《煤筐奇案》,开始连载时作者为“亚铃”,到第267号第17续作者标“徐仰”,从第268号第18续开始作者又标“亚铃”;《小小日报》第224号登载的《庚子遇难记》的作者为“徐哑铃”;1910年2月15日的《爱国白话报》上登载的《方观承》作者为“剑胆”,1927年4月3日的《北京白话报》上登载的《方观承》作者为“哑铃”,两种报纸上的《方观承》是同一部作品。《白话捷报》第249号上刊载的小说《煤筐奇案》,作者为“亚铃”,1922年12月15日的《北京白话报》登载一则关于小说的广告:“剑胆著《煤筐奇案》小说每本售铜圆二十五枚,送报人均可代购,不加脚力。”《白话捷报》第36号上刊载的小说《何喜珠》的开头有如下记载:

鄙人在报上担任小说,别号是“哑铃”,取

意如同是个摇不响的铃铛,其中并没有多大的

意味。杨曼青先生谓“哑铃” 莫若“亚铃”,

为东亚之铃,意味深长,似比“哑铃”范围大

点。既蒙朋友指正,那么就将“哑”字改作“亚”

字,已后就用这个“亚铃”二字为别号了。

说明“亚铃”和“哑铃”是同一人。载于《白话捷报》的《煤筐奇案》第21续有如下记载:“比如前天小说上,鄙人别号原是‘亚铃’二字,愣给排成‘徐仰’二字……”据以上资料分析,“亚铃”或“哑铃”是徐仰宸的笔名。

《北京白话报》的《魏大嘴》作者为“涤尘”,《爱国白话报》上的《魏大嘴》作者为“剑胆”。《北京白话报》的《花鞋成老》作者为“涤尘”,《京话日报》上的《花鞋成老》作者为“剑胆”。可知“涤尘”也是徐仰宸的笔名。

除了笔名外,根据当时的报纸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徐仰宸的生平信息。1930年7月21日载于《实报》的《义和拳》(作者:剑胆)开头谈道:

按庚子之乱,凡在三十五六岁的人们皆能

道及。然大半多系出于耳食,著者那年正正三

十岁。春间与同志数友人……组织了一处俱乐

部,每日以研究书画为正宗,余暇则研究皮黄

昆剧之学。是以我住家虽然在前内松树胡同,

但是我每天准到前门外来走一趟。

1936年9月16日《时报月刊》上登载一则广告:“实事侦探小说《阔太监》,内容集‘家庭’、‘社会’、‘侦探’、‘言情’各种说部之长,而所述均据实事,情节错综复杂,妙趣横生,著者徐剑胆,为华北第一流小说家,有久仰其人而以未识面为憾者,本书刊有徐君照片。欲知前清太监状况者,不可不看。欲知彼时社会情形者,不可不看。欲知我国侦探情形者,不可不看。全书十万余言,实售大洋二角。”1940年10月22日华龙印书馆出版徐剑胆的《青年》,其中有作者的序。1948年北平戏剧杂志《戏世界》第371期刊载署名徐剑胆的《文明新戏之革命家》。《戏世界》1948年发表署名“剑胆”的“武侠小说”《神箭灭敌记》。可知1948年徐仰宸应还健在。

根据作者在作品中的回忆和相关材料,可知徐仰宸出生在1870年,至1948年还活跃在文坛。徐仰宸当过教习,是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一生笔耕不辍。除了写小说外,他还参与戏剧演出并对戏剧有研究,撰写戏评,在《戏世界》中开辟了“剧坛点将录”栏目。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一些随笔,如在1940年第2卷第4期《新民报半月刊》发表的《人生之苦乐》。徐仰宸还擅长书画,并卖字卖画填补家用。

特有的环境、特殊的经历、传统的教育使徐仰宸在对待新文化、婚姻、革命时采取的是保守的态度。作为小报作家对小说的理解无法超越传统——寓教化于娱乐之中。作为读书人对人生的定位也是从生存出发,显得非常实际。

徐仰宸生活在传统势力强大的北京,除了通过各类媒体了解到有限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外,再就无法了解更多的新信息、新文化,因而处在新旧变革中的徐仰宸更多地是留恋旧有的一切。对西潮激荡下的新生事物采取批评的态度,1922年6月11日《小公报》登载了剑胆的《逆伦惨杀案》开头有一段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议论:“近世有个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先生,曾在讲坛上向众发过两句宏论,说道:中国旧日有副对联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这两句话真真荒谬到极点了,请想孝之一字误尽了几百年的苍生,如今是解放时代,应将此二字颠倒过来,方才算近世的名言傥论呢!说罢便用粉笔在墨板上写了‘百善淫为首,万恶孝当先。’十个大字,台下听讲的人一齐鼓掌都说陈先生真是大豪杰、大伟人,前人不敢言者,言之。” 是陈独秀真的改过对联还是徐仰宸为了讽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杜撰的故事,现在我们已无从考证,但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徐仰宸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20世纪初的北京传统文化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不是个别小报作家思想守旧,当时北京的整个舆论氛围都趋于保守。1924年8月21日《小公报》登载广告欲知自由恋爱之究竟,请阅《自由岸》小说”:“吾国旧制,男女婚姻,需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目桑间濮上者为私奔,穿穴逾墙为私逃。今也风气大开,女子解放声浪涌起,婚姻自由,男女恋爱,结离无定,聚散无时,潮流所激,莫可遏止。有心人忧之,因著是书,以警世人。对于男女婚姻,究竟新制旧制孰劣孰优,猎艳拆白是一是二,痛下针砭,不留余地,可为醉心欧化者,当头棒喝也。”由于长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与影响,徐仰宸并没有自觉的个体意识,固有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内在道德理念和心理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对固有道德观念、行为准则进行反思;他固守传统道德,反对女子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反对男女自由交往,认为“自由”是肇祸之由。在男女婚恋方面,对于婚前自由恋爱的男女,视之为“穿穴逾墙”。作为在传统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下成长起来的个体,缺乏属于自己的“个体”意识和个性追求,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婚姻只能是一种类似于“契约”般的“承诺”和“信义”关系,而不是两情相悦的契合关系。与其说他是反对“自由”、“爱情”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反对自由婚恋,毋宁说他因为个体意识的缺乏,无法理解“爱情”这种精神活动的合理性,也从而导致在他的作品中,无法对“爱情”主题做更深层次的描写和探究,只能将“爱情”定义为一种轻浮的对容貌的迷恋和对肉身的放纵。当然,说徐仰宸保守并不是说他反对进步,他不是绝对排斥自由,而是反对放弃任何约束的自由。《自由潮》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按自由二字,本是一种新名词,由留外国

的学生毕业回来,随将此自由二字灌输于社会

中一般青年男女,听见这两个字,欢迎的五体

投地,无论什么事情必加以自由二字。又曰不

自由毋宁死。于是在家庭中,自由行动可以不

受父母教训,在学堂里,自由行动可以不受教

习之约束,婚姻自由、书信自由、男女交际自

由,总而言之,由着自己性儿胡来,即称之为

自由。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徐仰宸反对的是“由着自己性儿胡来”的自由。在《自由潮》的结尾作者阐述了自己对婚姻自由的看法:“看官要知,这自由结婚果能像朱秀文与范亲仁这样患难相救,始终不逾,女子从一而终,何尝不好。惟恐一时感情用事,五分钟热气,结婚未久,复又辞婚,遗顽固人之口实,为文明婚生一障碍,岂可为哉?”可以看出作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顽固人”,作者对自由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婚姻自由并不等于放纵自己的欲望。

徐仰宸对待清末的暴力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但随着时势的变迁,他也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肯定中华民国的历史存在,并希望执政诸公“尽心抚养”。在思想方面徐仰宸不主张过激,在小说内容的选择和小说作用的判断上也不与传统观相悖。徐仰宸在1911年12月7日刊载于《正宗爱国报》的《阿玉》中写道:“现在新出的一般小说儿是言情一派占多数,其中分艳情、浓情、哀情等类。每一开卷,翻不了几篇儿,就有点儿不大爱看。”接着分析了“言情一派”的不足:“并不是看书人假道学,不欢迎这些言情的书,实因仿效抄袭,弄得千人一面,除去偎依缠绵之外,直没有一定的宗旨,所以令人一望生厌。”然后介绍了作者小说的特点:“在下今天这段小说儿,也纯乎由一情字起因,然非男女间私相爱慕的那个情字,却是天地间至情至理的情字,推而至于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无一不由情字而发。总而言之,情之正者谓之情,情之不正者谓之邪。正则醒世警愚,邪则伤风败俗,所以小说儿一门,关于世道人心,诚非浅鲜。”这段文字对情的论述与南方作家吴趼人对情的阐述如出一辙,是对传统“至情说”的继承。

北京的小报作家社会地位较低,大都靠卖文为生,他们对自己的定位都较为实际,与那些精英作家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截然不同。《爱国白话报》登载剑胆的《贾斯文》,开头的“江西月”写道:

堪叹倚身作业,令人落泪心酸,终朝辛苦

为吃穿,那敢偷闲躲懒。博得蝇头微利,好偿

煤米油盐,今年盼过盼明年,总想发财了愿。

岂料无情岁月,恰好弩箭离弦,将残大梦到跟

前,后日光阴有限。一旦全魂断气,这出才算

唱完,诸君不必细详参,真假虚实变幻。

徐仰宸在小说中常常穿插议论,慨叹时事艰难和自己卖文为生的困苦。

徐仰宸认为自己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倚身作业”,加上小报的读者对象是略通文墨的下层民众,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是下层的百姓。这些人物除了有懦弱、卑顺、猥琐、攀附权力的性格特征之外,由于下层市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导致的文化水平低下,文盲和半文盲占了很大的比例,还造成了市民群体迷信、盲从的精神状态。

《京话日报》上登载的《贾脖子》,主人公贾光,号寿堂,绰号贾脖子。为人不顾廉耻,贪财好色,以卖野药讹人敲诈为生。八国联军进京侵略期间,他与儿子贾巨优一起趁机抢劫当铺,发横财之后,挂牌行医。贾脖子与邻里姑娘陶三春私通,陶怀孕后,来找贾脖子商量孩子的事。贾脖子请求以前同卖野药的老胡,给陶姑娘扎针堕胎。不料陶姑娘被老胡扎死。陶姑娘父母上门说理,贾脖子无奈,只好请开妓院的地痞张傻子从中调解,张傻子本想仗势将事情化解,不料陶姑娘的舅舅赵五在官府当差,专门管理开妓院的混混地痞,张傻子无法调解。贾脖子只好按着陶家的要求,赔钱后,给陶姑娘办了丧事。事后,赵五还想再次通过陶姑娘事件敲诈贾脖子,不料贾脖子行医时结识了额松御史,在御史面前告赵五敲诈,赵五“一直在刑部住了七年,遇上大赦,方才放出”。后来贾脖子的儿子贾巨优将贾脖子的钱财偷走,贾脖子一气之下,吐血身亡。贾巨优与邻居小红结婚,后来在战乱中被流弹打死,小红另嫁他人。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污浊不堪。

《京话日报》登载的《锯碗刘》其中人物有:在门脸桥摆面摊为生的宋三外号黑狼、前门外鲜鱼口摆带子摊的王树堂、卖麻花的李辫子、鲜鱼口天庆洗澡堂的孙胖子、小菜铺严掌柜。我们从徐仰宸小说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层百姓。这些百姓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神拜鬼、神魂颠倒,对于这种迷信和盲从,徐仰宸是以批判的笔调来描写的。小说叙述了庚子年间,北京开炉房的财主张永茂,遇到一白老道,称张有九五之尊之貌。他开坛设香,供奉上仙,自称为“圣贤教”,人称“一柱香”教,入教者每人每月可得钱十吊。锯碗刘二、摆摊卖带子的王掌柜、卖杂合面的宋三等人也都参与其中。后刘二和带子王因为职位低微,分钱太少,故此心怀不满,恰逢义和团活跃时期,刘二和带子王告发了张永茂和白老道的行径。官府和义和团联合围剿,一伙会众被捕,张永茂被判剐刑,其余皆斩,牵连一百多人。锯碗刘二因为举报有功,家人得以逃脱。后逢八国联军入侵,张永茂曾经选出的正宫娘娘郭大妞逃还,另嫁人过活。作者在小说中描写白老道和张永茂所创的“一柱香”教迷惑民众:“无论男女,凡入会的,每月都有月饷十吊,开会多半总在夜内十点钟,每人烧香一柱,修持百日,就能离地三尺,腾空而行。这一来,所有附近小户人家,合那贪财不顾后患的人,全都纷纷前来入会,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男女入会,己有了三四百号之多。”除了描写“一灶香”教利用迷信蒙骗民众之外,作者还刻画了当时义和团活动中百姓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和行为。

徐仰宸还通过重大事件和案件反映下层百姓的残忍和蒙昧。这类小说包括《煤筐奇案》、《元宵案》、《康小八》、《杨结实》、《张黑虎》、《董二愣》、《夜游神》、《小美人》、《盗中侠》、《贾斯文》等。作者选取这类题材进行创作,首先是因为这些重要案件的即时性,读者期望通过阅读这些小说了解案情;其次就是作者秉持的“劝善惩恶”、“循环报应”、“警醒世人”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创作这些小说的过程中注重“实录”,描写恶人杀人的血腥场景,或者罪人伏法的过程。由于缺乏个体意识,从而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小说往往刻意描写杀人过程的残暴与血腥;对于杀人不眨眼的罪犯的凶残与暴戾,甚至表现出一种欣赏和赞许;另外在描写强盗被处决的场景时,描写和刻画了下层百姓对于这种“场面”的观望,甚至是热衷与喜爱,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冷漠和麻木。这实际上也都是个体生命意识淡薄的表现。因此,这些小说未能深刻地揭示那些暴力案件的社会根源。

徐仰宸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下层百姓,内容主要描写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针对读者的文化水平和鉴赏能力,徐仰宸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和北京方言,借鉴话本小说的表现方法进行创作。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发现一本民国剪本小说——蔡友梅的《双料义务》,封面有署名“壶波生”者对蔡友梅的手写评点:“北方小说多从评话脱胎,庄谐并出,虽无蕴藉含蓄之致,颇足为快心醒睡之资。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北方小说多从评话脱胎”准确地概括了当时北京小说作家的创作手法,他们常在写作过程中加入一些与故事无关的议论,有时还穿插一些俏皮话。

我们看《正宗爱国报》上自了生的《张铁汉》中的一段对话:杜氏见张铁柱回来,开口就说:“好哇!你们还有个回来的哪,这到得,全不管啦!咱们家里过日子朝着谁说呀?”张铁柱听他这套不由得火上浇油,虽然急又不敢嚷,遂低声说:“嫂子,你别闹了!我哥哥在家,你们俩人成天的吵,俗语说,内和才能外顺呢!现在果然吵出祸来啦!你还吵呢!”杜氏说:“呦!我吵出什么祸来啦?倒得说说。”……张杜氏听见张铁汉遭了官司,不由得吓了一愣,低着脑袋竟想高招儿,忽然心内一转说,这么办吧!简直我给他个笨鸟儿先飞。遂跟张铁柱说:“既是遭到这样儿,没法子,我归着归着回娘家吧!房子呢?把他卖了死儿,找俩钱儿添补我的嚼谷儿,吃稀吃稠只可认命吧!”张铁柱说:“您别妄想啦!这所儿房子,叫我哥哥押的价码儿,是足了足,现在就是卖,也找不了多少钱。”杜氏听了这话,心掉在冰窟窿里,凉了半截儿啦!遂说:“那你就不用管我啦!谁叫你是个小子呢!自己找饭锅去吧!我也不拖累你。”张铁柱听到这里,冷笑了一声,说:“得!就是吧!”说罢,甩手走出家门。读完这段对话,如同身临其境,作者把人物给写活了,展现了下层人物在家庭发生变故后各奔东西的残酷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徐仰宸驾驭语言、塑造下层人物形象的能力。徐仰宸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方言,因此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和歇后语。

徐仰宸创作小说把略识文墨的下层百姓作为拟想读者,寻求适合北京中下层市民阅读习惯的形式和技巧,把作为听觉艺术的评书的现场表演方式转化为报刊连载小说的创作技巧,在创作中使用贴近市民生活的口语和北京方言,小说题材以下层百姓生活和社会热点事件为主,因此小报小说在当时受到中下层百姓读者的喜爱。因读者喜爱阅读小说,读者们会到报社订阅刊载小说的报纸。如果因故漏掉或丢失数期报纸,读者还会补购刊载这篇小说的报纸。另外,读者还会以写信和打电话的方式,评价某篇小说。或批评,或赞扬,或鼓励。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仅表现在读者参与作品的批评和鉴赏,更重要的是这些报载小说随写随刊,读者可以参加小说的创作过程,直接影响小说的情节发展和形象塑造。有一些报载小说可以说是作者和读者“共谋”合作完成的。这一点是小说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小说创作方法和内容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之前,小说的传播过程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徐仰宸的小说以小报为传播载体,连载后,一部分出了单行本(见表1—4)。本人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还查阅到部分徐仰宸创作的剪报本小说,如载于《爱国白话报》的《魏大嘴》、《白话捷报》的《康小八》,还有未在报刊上连载直接出版的小说《青年》。据现有的资料徐仰宸一生共创作小说近200部(见表5)。由此可知,徐剑胆的小说在特定的群体中影响还是很大的。

徐仰宸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群像,这些下层人物群像,迎合了下层读者的审美趣味。这些形象并不完美,有些甚至是丑陋的,但读者在“审丑”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精神食粮,也让今天的研究者看到了时代巨变中的北京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徐仰宸的小说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小说影响范围的狭小,必须了解作为小报小说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创作目的之一,是为了给读者“解闷醒脾”。也就是说,是把小说作为一种随意的“消遣”、“玩艺儿”,甚至连小报小说的作者也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含有轻视的态度。小报登载小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更不可能在小说品质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作者们在小说中声称:“小说不在长短,只要您爱瞧就是个玩艺儿。不怕胡说,就怕没的说。这门本算是报里的饶头,所以笔墨另是一路,不求深文大义,说出来总得叫人开心。”“看官们要知道,报上的小说,原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小说的功用,实在是引人入胜的。或者因为爱看小说,看完小说,又看要闻、新闻,再看演说,以及时评、笑林等等,看来看去,未尝不能启发此爱国思想,要强心思。”在这种轻视小说,将小说作为“消遣”、“玩艺儿”、“杂耍”的理念下,北京小报小说的作者们的创作态度极端地不认真。同时因为报纸连载的缘故,每天必须有一定的字数,有的时候还需要考虑读者的口味,而改变小说的叙事进度;有时为了凑字数而胡乱拼凑,有时为了赶进度而将很长的一段情节缩减。这就造成北京小报小说大多数都情节支离、头绪杂乱、人物性格单调而且面目模糊,甚至有的情节上前后矛盾,等等。《张老西》开头介绍了“醒睡录”栏目登载小说的情况:“闲词表罢,跟着还是接演‘醒睡录’白话小说。前两段都系庚子年前社会中的实事,一则关乎国家之兴衰,一则关乎人事之成败。”接着介绍了读者对徐仰宸的赞许:“多蒙爱阅诸君,来函赞许,字里行间奖誉过甚。鄙人无学无识,愧不敢当。”并讨论了报刊连载小说的特点:“惟此种白话小说至长不过三十几续,月余必须更换一次题名。朝成夕刊,其中不无疏漏之处,仍望大雅,随时指正,以匡不逮。”“朝成夕刊,其中不无疏漏之处”,并不只是谦虚之辞。徐仰宸的小说除了小说语言使用北京地区方言口语,比较活泼生动之外,总起来说,是一批“朝成夕刊”、随写随刊、粗疏通俗的小说作品。

虽然徐仰宸的小说影响范围限于北京及周边地区,读者范围限于粗通文墨的读书人,但作为学术研究我们还是应该正确评价这种文学现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通俗小说以报纸为载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通俗小说家,创作了许多有一定影响的小说。那么文学史为何忽略这几十年的小说发展呢?一方面是这一时期的小说大都在报纸上连载,连载的小说许多并未发行单行本,研究者看不到这些报载小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文学观念使然。按照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的观点,文学应具有宗教精神,应具备人文关怀,所以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受到重视,而北京这些通俗小说则无法进入其研究视野。按照革命文学的要求,这些通俗小说不可能起到教育群众、宣传革命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受到重视。其实我们不能把近现代文学简单地等同新文学,也不应该把近现代的小说等同于知识分子精英创作的以西方小说为蓝本、以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的新小说,其实与新小说并行的还有以市井百姓为读者对象的大量的通俗小说,这其中包括南方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北京的通俗小说,这些作品亦应给予适当的重视。

文学家的作品重在暴露国民的劣根性,而徐仰宸在固守传统道德的同时也描写了下层百姓的缺陷,可见新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互补性。新文学作家与通俗小说家的不同还在于各自的创作目的不同,文学家提出文学是 “为人生的艺术”,而徐仰宸的创作是为了给“看官们”消遣与把玩的。从通俗小说演变的角度看,徐仰宸的小说继承传统白话小说的传统,并为现代京话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为著名通俗小说家在通俗小说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注释:

① 于润奇:《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② 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1页。

③ 金龙:《北京新闻界之现状》,《龙报》1928年2月16日。

④ 管冀贤:《北京报纸小史》,《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页。

⑤ 苏铁戈:《“辛亥年”(北京)〈爱国报〉所载晚清小说三种述略》,《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永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200234;西藏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西藏拉萨,850000。黄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