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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小说中的时代伦理嬗变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8/13 13:59:23

作为当代最具流行度的网络类型文学玄幻小说体现出典型的时代文化症候​‍‌‍​‍‌‍‌‍​‍​‍‌‍​‍‌‍​‍​‍‌‍​‍‌​‍​‍​‍‌‍​‍​‍​‍‌‍‌‍‌‍‌‍​‍‌‍​‍​​‍​‍​‍​‍​‍​‍​‍‌‍​‍‌‍​‍‌‍‌‍‌‍​。它不仅以网络文学特有的“爽文取向”,显现了与消费主义时代个体精神的关联;且其书写模式显现出了对当代社会的某种象征性表述,从而成为透析时代精神的典型文化材料​‍‌‍​‍‌‍‌‍​‍​‍‌‍​‍‌‍​‍​‍‌‍​‍‌​‍​‍​‍‌‍​‍​‍​‍‌‍‌‍‌‍‌‍​‍‌‍​‍​​‍​‍​‍​‍​‍​‍​‍‌‍​‍‌‍​‍‌‍‌‍‌‍​。

 

 

一、欲望书写:消费主义的弥合机制

 

 

在西方思想家对于消费社会的分析中,“欲望” 的建构被视为消费社会的核心要素:只有个人本身充满了对于消费物永无餍足的渴望,消费社会才能充满了永不枯竭的动力,而在所有的欲望当中,肉身欲望又居于核心的地位​‍‌‍​‍‌‍‌‍​‍​‍‌‍​‍‌‍​‍​‍‌‍​‍‌​‍​‍​‍‌‍​‍​‍​‍‌‍‌‍‌‍‌‍​‍‌‍​‍​​‍​‍​‍​‍​‍​‍​‍‌‍​‍‌‍​‍‌‍‌‍‌‍​。丹尼尔·贝尔敏锐体察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他看到了彼时的美国充斥着“关心戏耍、娱乐、炫耀和快感” 的享乐主义文化,而在这其中性欲又是最为核心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性欲高潮崇拜取代了财富崇拜,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欲望。”[1]与丹尼尔·贝尔看到的早期消费社会对于欲望的直接体验不同,在从列斐伏尔走向鲍德里亚的后现代转向中,思想家们看到了消费物的符号机制。鲍德里亚强调对于个体身份的差异性表征是符号消费的深刻动力,尽管如此,鲍德里亚看到,身体依然作为最美的消费品而呈现: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CORPS)”。[2]而在更具社会学气质的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当代消费主义已经将相对固定的需要转化为符合当代文化语境的流动多变的欲望:“据说,消费者行为的精髓,不再是一组可测量的具有明显特征的需要,而是欲望这一比需要短暂多变、难以捉摸、变幻莫测得多,而且重要的是比需要更无所指的实体,一个不需要其他证明和理由的自我遗忘、自我驱动的动机。”[3]比之鲍德里亚所强调的作为消费对象的身体,鲍曼建构了一个随时准备进行体验和感官满足的作为主体的身体,而这种流动多变的、充满主动性的身体自然引发了身体和性爱伦理的深刻变化。

 

 

在中国语境中,与消费主义这一特质相对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和消费主义精神的逐渐浸染, 对于性———欲望的表达和呈现逐渐成为文学书写中的一大主题,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欲望书写” 的文学脉络。贾平凹别具一格的“作家删节版”《废都》,昭示着知识分子的在精神沦落的消费主义语境中建构着“欲望” 这一若隐若现的中心能指。而在日常生活写作、中产阶层书写以及女性主义书写等文学风潮中,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现则更为直露。日常生活写作发现了从生活的烦乱当中(《一地鸡毛》) 走向感官享受的兴奋与快乐的历史路径(《我爱美元》《尽情狂欢》)。中产阶层书写则大胆挖掘了消费时代的全新性爱伦理,在《上海宝贝》中,CoCo将肉身欲望与恋物癖(消费狂热) 相结合, 表明消费时代占据优势的“中产阶层” 已经成为新的欲望主体。而在女性主义书写中,对于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自我觉醒虽然具有高度的女性主体性呈现,但并未能摆脱那个窥视的男权视野,从而使得女性的自我书写本身也带有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暧昧。

 

 

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写作中,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达占据了极其显著的地位,故而孟繁华老师总结说: “进入90年代之后,当大众文化中的色情、暴力叙事逐渐转向历史和民间奇观之后,而恰恰在‘严肃文学’ 或‘高雅文学’ 中,大众文化的主要能指得到了空前的使用。”[4]在这里,文学对于身体与欲望的表现是作为一种伦理探索而出现的,尽管这种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现被大众消费和猎奇的目光所审视,但始终保持了自身在价值上的严肃性。从历史视野上来看,90年代的“欲望书写” 呈现的正是将身体———欲望建构为严肃的伦理叙事与难以避免的消费主义取向之间的复杂绞缠。如果将这一时期的欲望书写置于历史当中,它的文化内涵更显清晰:比之80年代人性论语境中张贤亮、王小波、刘恒对于身体———欲望充满伦理合法性和意义感的书写(张贤亮将女性身体上升为一种大地母亲般的神圣性救赎机制,而刘恒将其展现为人性的本能需求),90年代的欲望书写正如中国的时代语境一样,摇摆在深刻的伦理焦虑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精神暧昧之间。

 

 

而在新世纪之后,虽然“欲望书写” 在纯文学当中依然得到延续和呈现,但网络语境中的欲望话语事实上更具文化影响力和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文学建构了一个更具个体表达意识的自由空间,构成了对于主流文化平台与言说空间的某种突破;更加因为伴随着书写主体的变化,严肃的伦理考量日渐退场,对于身体———欲望的消费主义式沉迷开始直接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木子美的《遗情书》构成了典型的文化事件,比之《上海宝贝》将身体欲望与消费符号和后殖民叙事混搭而带来的暧昧叙事效果,《遗情书》以一种简单直露的态度将私密的性爱经验暴露在公众之前,不仅契合了消费时代“谋杀眼球” 的吸引力效应,其背后还有一种“个体化伦理” 的支撑:即将身体———欲望书写变成充分个体化的书写,而回避其社会意涵和评价体系。比之90年代欲望书写进行伦理表征的公共性意涵,在这一颠覆性的欲望书写中,私人表达以“去公共性”的方式占据了公共视野和空间。在此之后,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则以更为纯粹的文学形态,展现出了在消费主义弥漫的都市语境中,个体沉迷于欲望而难以自拔的现实处境。其书写中对欲望的沉迷和道德的败落,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关系。如果说《遗情书》更多地从写作姿态上展现了“欲望书写” 的消费主义特质,而《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则通过文本内容展现了身体———欲望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去价值化特质。

 

 

而在这类鲜明的欲望书写之后,网络文化进一步塑造了欲望书写的全新特质:一方面,网络新媒介与消费主体的结合显现了强大的文化辐射力:网络保证并强化了消费时代欲望符码体系的传播而恰恰是消费社会符码体系所建构的普遍诱惑机制的存在,才使得人群之间按照消费能力出现显著的分化: “然而与此同时,有欲求和能够满足其欲求的人和那些受到诱惑但是没有能力按照受诱惑者所被期待的方式采取行动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变深。”[5]风行一时的“簈丝”话语就是对于这一现象的深刻写照,作为失败的消费者形象, 簈丝的“矮矬穷” 形象与作为胜利者的“高富帅” 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对他们进行区分的核心能指就是对“白富美” 的占有(消费),这一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消费品。另一方面,网络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特质,使得以玄幻小说为代表的大部分网络文学通过“异托邦” 世界的建构,对于欲望进行想象性的虚构和获取。从作为发轫的《我是大法师》开始,及至后来的血红的《升龙道》《我就是流氓》等作品,早期玄幻小说不仅褪去了伦理外衣,同时也摆脱了现实语境,成为一种现实之外的欲望想象,从而被称为“YY小说”。在这里,YY小说并非直接对于消费时代身体———欲望经验的书写,而是对于消费时代欲望话语的所带来的文化心理的曲折呈现。

 

 

有趣的是,网络一方面以其强大的媒介传播作用扩展了关于“消费” 的意识鸿沟;另一面又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创造出了相应的文化内容,对这一巨大的差异进行想象性的自我弥补。在此意义上,YY小说是作为一种稳定、长效的文化产品来发挥其作用的。就其写作伦理来说,YY小说是完全追求阅读快感和满足的小说,所谓的“爽点”和“虐点” 只是个体进行自我满足的不同模式而已。这种对于阅读快感的极端强调表明了YY小说只是消费社会的符号消费机制的一种替代模式。鲍曼认为,消费社会进行的是一种即刻的满足游戏,快乐取代了长久的幸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而在很难通过自身的消费进行不断的感官满足的情况下,YY小说阅读(体验) 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显然成为从意识层面上进行这种“快感政治” 的有效替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YY小说成为一种快感弥补机制不仅在于其作为文化产品的可消费性;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小说不断弥补着在现实书写中大众群体的“失语” 状态。在当代的欲望书写中,正如笔者之前所论,新的中产阶层已经在消费主义语境中占据了欲望的主体形象。《卡门》《蜗居》描述了底层女性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沦落,而小贝这样的普通男性面对强大的阶层差异则只能成为失败者乃至失语者。而大众文化同样侧重表现中产阶层文化品位与青年亚文化,在《小时代》这样的消费主义宣言书中显然并不存在普通大众的叙述空间。与之相对,YY小说拒绝现实语境中与精致的符号消费相勾连的欲望书写形式,而以膨胀的主体性(无所不能的主人公) 和对于女性的占有(后宫文、种马文) 来书写赤裸裸的欲望冲动。对比纯文学在价值上的严肃,大众文化在形式上的精致,网络YY小说是一个区分于消费社会欲望形式的(虚拟的) 欲望形式,它成了由网络所创造的消费社会的特殊链环:一个快感政治的反向弥合机制。故而,如果说网络小说本身包罗万象,具有无限可能的话;那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YY小说,却彻底摆脱了传统文学的意义负载模式,而是作为一种消费时代的快感政治的方式而存在。或者说,在消费社会对个体所构建的普遍压抑机制的基础上,YY小说成为个体精神宣泄所建构的一种文化样态。

 

 

二、玄幻修仙:生活政治的象征呈现

 

 

在齐格蒙特·鲍曼的眼中,资本主义世纪经历了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 的转变。在“生产者社会” 中,以大工厂为核心,人们形成了有严密组织的社群,热爱工作的价值观(鲍曼称之为劳动伦理),并且将工作视为自我认知和定位的核心。而在消费者社会中,围绕生产而运转的个体生活方式得到了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资本的快速流动所带来的劳动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使得人们从传统的工厂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个体化存在,而消费则取代劳动,成为个体自我表征的核心方式。在这样的个体化语境中,个体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样也空前地脱离了集体和社会体系,人们只能以更多市场化的机制和方案,来应对稳定性丧失之后的各类社会风险​‍‌‍​‍‌‍‌‍​‍​‍‌‍​‍‌‍​‍​‍‌‍​‍‌​‍​‍​‍‌‍​‍​‍​‍‌‍‌‍‌‍‌‍​‍‌‍​‍​​‍​‍​‍​‍​‍​‍​‍‌‍​‍‌‍​‍‌‍‌‍‌‍​。换言之,当代个体必须独立承担诸种矛盾和风险。“个体化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3]51这深刻加深了个体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当面临失业、金融风险、安全健康等社会层面的风险时,个体生活将面临更大的威胁。贝克对此分析道:“一个人如何生活变成了解决制度矛盾的方法。”[3]52这种个体面对社会矛盾的困境和解决,正是贝克“风险社会” 的题中之义。与之相对,面对“风险社会” 的个体方案即是生活政治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消费社会所带来的丰富的感官快乐和物质享受是市场化开启之后的一大面向,那么“风险社会” 则成为隐没于光鲜美丽的个体消费生活之后的深刻威胁。而鲍曼、贝克这一深刻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语境。在市场化机制开启之前,中国社会同样是一个以工厂为核心的劳动者社会,劳动本身即是最重要的社会伦理市场化进程使得围绕劳动而进行的组织形式日益破碎,电影《钢的琴》深刻表现了这一点,伴随着工厂的倒闭和市场化的来临,陈桂林和工友们最后一次的集结象征着劳动者社会组织形式的落日余晖。另一方面,当进入消费者社会之中,人们不得不独立应对无处不在的社会风险,而市场化之前安全稳定的群体劳动者,不得不进入流动多变,竞争激烈,并随时面临失业风险的工作场域中,工作遂成为“风险社会” 最为重要的场域。

 

 

在这里,玄幻小说以其鲜明的叙事特征,对这一“风险社会” 的样态进行了象征性隐喻。除了早期颇具武侠气质的仙侠小说,绝大部分的玄幻小说以修仙作为文本的主要内容。在玄幻修仙小说的世界观中,其核心特质就是将世界想象为一个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这种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伦理视野中的正邪之争作为故事主要叙事动力的论述方式(《诛仙》是这类文本最后的辉煌),而是围绕修仙这一目的,更多地以资源的争夺、能力和地位的获取作为叙事的主要动力机制。比之武侠小说的浪漫叙事,这一对于世界运行逻辑的想象更符合现实语境。在这个世界中,主人公的修炼过程总是面临惨烈的竞争,落入各种莫测的危机之中。在《凡人修仙传》中,韩立从一开始就落入算计,成为别人的夺舍对象,这种尔虞我诈、步步危机的世界样态,恰恰体现了“风险社会” 的当代社会语境。于是,武侠小说所描述的具有浪漫气息和人文情怀的“诗意江湖” 就此演化成一个进行个体竞争和资源争夺的残酷场域,个体所面临的生命威胁,正是随时都会落入社会风险之深渊的当代个体处境的象征性表达。

 

 

风险社会的另一重意蕴就是,当代个体无法进行自由人的联合,“个体化” 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时代伦理人们只能只身面对各种生活的挑战与困难。在玄幻小说所构筑的步步危机的修仙世界中,个体化的修炼成为唯一的风险解决机制。《凡人修仙传》的韩立,不仅大部分的时间一个人进行各种冒险,而且动辄闭关成百上千年之久,在非常枯寂的孤独氛围中进行刻苦的修炼,这是对于“个体化” 语境中当代个体的孤独状态的表征。而正如大部分玄幻修仙文所表现的那样,自由人的联合只能发生在“试炼” “任务” 这样的机制中,类似工作场域工作者在形式上的联合,但这种临时性的联合是流动的、不稳定的,具有鲜明的游戏化特质,无法生成固定的伦理感受,更无法成为一种政治方式。在《凡人修仙传》中,无论是韩立的友情还是爱情,都表现为暂时的、片段的,无法从结构上撼动韩立孤绝的修炼状态。比之传统武侠小说对于友情、爱情的倾力书写,在玄幻修仙文中,友情、爱情的重要性都被“修炼” 的意义所解构,丧失了其神圣性。这一书写同样契合着当代不稳定的情感伦理,显现了“个体化” 的又一重伦理意涵。

 

 

在此,比之传统武侠小说的自然遇合与发展, 玄幻修仙小说以“修仙” 作为文本的核心意指,并由此建构了玄幻修仙文的叙事体系。在几乎所有的修仙文本中,都有一个严密的修炼层级的规定。在最早的修仙文《缥缈之旅》中,就划分出筑基、旋照、融合、心动、灵寂、元婴、出窍、分神、合体、度劫、大乘这十一个境界。而后的玄幻修仙文虽然各有变化,但已将层次的划分视为修仙文必不可少的经典要素。于是,玄幻修仙文的基本叙事伦理,就是主人公不断升级、走向强大的过程。在这里,如果说等级的层层设定和天壤之别显现了当代严密的社会层级的话,那么修炼与升级的过程就实现了一个对“风险社会” 进行想象性克服的过程。

 

 

然而,比之与在现实语境中个体力量的微弱和困顿,玄幻修仙对修炼进行了极其夸张的描述。这种夸张首先表现在,从叙事机制上来说,主人公往往出身低微,沦落凡尘,具有十足的“凡人” 特质,但正是在这一平凡特质的起点上,其成功的修炼才具有十足的“逆袭”意味。但是从具体修炼过程来看,主人公并不具有超越其他修炼者的必然性,而只能以特定的强大辅助才能成功,正如《凡人修仙传》中的小瓶一样,主人公总是需要“金手指” 才能“以下克上”,完成对于修仙层级的突破。故而,就玄幻修仙文的叙事结构来说,虽然其世界观想象与设定具有鲜明的现实特质,然而正是这一现实性构成了主人公“超越现实” 的虚构性和游戏特质,使得玄幻修仙文又在很大意义上沦入了“YY小说” 的意涵之中。就修炼本身而言,如果说传统武侠小说的修炼以自然为场域,未能僭越自然人的特质,即未超越自然本身;那么,修仙小说则通过“飞升” 建构了一种人对于所在自然的超越,并且个体力量最终可以到达宇宙甚至多重宇宙的境界。而这种神奇力量的获取,恰恰是通过修炼的层级化、数字化、技术化来获得的。换言之,玄幻修仙小说实际上应用古典外衣,展现了一个应用现代理性和科学话语征服自然的现代性叙事。通过这一主体扩张,玄幻小说完成了对于风险社会之危机和矛盾的想象性克服,并将其转化为消费社会语境中的一种突破社会层级(逆袭)的快感机制。

 

 

而以强大的个体力量来应对来走向社会层级的顶端来克服风险,正是“风险社会” 唯一的矛盾解决机制。尤为重要的是,正如鲍曼所说,风险社会不可消弭的关键在于:个体从本质上无法克服社会层面的矛盾,故而风险是不可通约的。而在大部分玄幻修仙小说中,主人公并不反对、动摇修仙层级和秩序,而对于风险的解决方法仅仅是成为最顶峰的修士,即修仙秩序的新的统领者,这正是对于当代现实的绝妙写照。鲍曼、贝克将当代社会这一个体意义上的矛盾解决机制视为“风险政治”,这是一种无法根除社会矛盾的个体化政治样态,而玄幻修仙小说就深刻体现了这一生活政治的精髓:个人只能追求自我力量的膨胀来应对风险,从而彻底丧失了对于秩序和体系的反思能力。在此意义上,玄幻小说就成为当代个体“生活政治” 的象征性呈现。

 

 

三、世俗化自我:英雄人格的重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史上,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青年伦理” 的嬗变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潘晓讨论” 到80年末崔健在《一无所有》中的倾力呐喊,那一时期的青年有着炙热的理想主义和政治情怀。而到了90年代之后,市场化进程迅速影响了时代的伦理想象。电视剧《渴望》到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青年伦理的理想主义色彩迅速褪色并显现出其世俗化取向。而这一“伦理转向” 事实上也存在于大众文化当中。90年代影响深远的、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擅长进行古典英雄的塑造,其书写伦理在于“武” (武功获取) 和侠(英雄人格建构) 的结合,前者只是达成后者的条件,例如郭靖就是一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的儒家英雄形象​‍‌‍​‍‌‍‌‍​‍​‍‌‍​‍‌‍​‍​‍‌‍​‍‌​‍​‍​‍‌‍​‍​‍​‍‌‍‌‍‌‍‌‍​‍‌‍​‍​​‍​‍​‍​‍​‍​‍​‍‌‍​‍‌‍​‍‌‍‌‍‌‍​。而在从金庸走向黄易,及至当代网络玄幻小说的演变历程中,最为鲜明的变化就是玄幻小说以“修仙” 作为唯一的核心主题,不再有英雄人格建构的必然性,从而彰显了一种深刻的伦理转向。

 

 

这一变化实际上源自社会历史语境的改变。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其文化渊源来自中国深厚的侠文化传统,其书写中具有寻求伦理正义的内在精神。故而,无论是金庸还是梁羽生,其故事的核心矛盾都在于正与邪的伦理观冲突,并以传统文化伦理的现代重构完成对于大众的精神感召。而在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书写中,其个人化的书写形态本身蕴含了更多自我指涉的成分,彰显了时代个体的伦理困境:消费主义的深刻浸染使得人们进入这一消费符号体系中来,成为被欲望这一能指不断询唤的焦虑个体;而另一方面却是以高房价为首要问题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难以通过消费建构自身的主体形象。“簈丝” 话语的蔓延,以及近来流行的“佛系” “丧文化”,无不表征着时代青年面对这一困境的退避情绪,并隐隐对应着鲍曼的“新穷人”,三浦展的“下流社会” 等消费时代的社会症候。

 

 

在此意义上,玄幻小说中的个人伦理实际上具备了双重意涵:一方面,玄幻小说的修炼观,彰显出对于工作伦理的执着,无论是韩立坚韧不拔的修炼意志, 还是萧炎“莫欺少年穷” 的青春气魄,都显现了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并隐约呼应着自《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以来的青年奋斗伦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奋斗伦理摒除了孙少平式的理想主义取向,而仅仅具有指向修炼这一目的的工具理性。故而,玄幻小说尽管其主人公大多为青年人,却摒除了心灵和人格的成长,从利益衡量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和迎接挑战,呈现出极端理性化的“少年老成” 的性格面貌。从玄幻小说的叙事结构来分析的话,面对步步危机、充满风险的修仙世界,作为弱者的底层修仙者只能以谨小慎微的理性精神来应对困难。“这种心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出身’ 和‘资质’ 上的先天性不足,成为底层青年个人奋斗的主要优势所在。在此意义上,它无疑是一种‘弱者的武器’。”[6]换言之,玄幻小说中奋斗伦理的功利化取向乃是因为,充满残酷竞争和阶层话语的大时代不断推动着下层青年们采用更为现实和理性的伦理态度来取得成功,青年们在沉重的压力中提前成人化了。周志强在分析当代青年时指出,当代青年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分裂,要么遁入青春文化的“青年的低龄化”,要么是已经提前步入社会、适应现实的“青年的中年化”。[7]显然,玄幻小说以其对于现实的寓言式呈现成为后者的鲜明注脚。

 

 

在这里,如果说现实的压抑和焦虑是玄幻小说中“伦理淡漠” 的原因,那么“技术化” 就是这一伦理的内容和本质。这种技术化指的是,当代个体不但面临着由科学话语和数理逻辑支持的广阔外部语境,而且就个体生存而言,无论从学校生涯的考试技术,还是进入职场以后的工作手段,乃至个体所必备的健康、理财等各种生活技能,在日趋专业化和竞争激烈的时代语境中,生活本身就成为一种技术化的操持。与之相对应,这种技术化语境,在敏锐的网络小说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如果说盛行不衰的“宫斗文”“宅斗文” 指涉着当代女性在职场、家庭复杂人际、人伦关系中进行的技术性操持;那么,玄幻修仙文所着力建构的修仙世界就对应着当代男性的技术化空间。无论是修仙文中所建构的严谨的修仙层级,还是对于修仙门派、修行知识的强调,都呼应着升学、工作等广泛的技术化事物,切合了技术化时代的现实逻辑而玄幻修仙文将修仙世界描述为一个争夺资源,弱肉强食的世界,更暗合了当代激烈的生存竞争。

 

 

故而,玄幻小说的人物特质,在于建构在理性精神基础上的技术化成长。在古典武侠中, “路见不平一声吼” 是侠客们的伦理基准;然而,在《凡人修仙传》中,韩立则成了一个遇见各种风险就迅速离开,明哲保身的“韩跑跑” 形象,而这一形象之所以丝毫没有引起读者的反感,恐怕也是因为当代伦理必须首先置于理性的范畴之中。无论是“营救落水者而牺牲” 引发的广泛争议,还是对于“白莲花” 这一过度伦理姿态的嗤之以鼻,伦理本身丧失了其绝对性,而必须在一种理性化视野中得到权衡和考量。而玄幻小说中的主人公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其“行侠仗义” 仅仅限定在自我持存的安全范围内,而且极为鲜明地划定了界限和范围,对于亲人、朋友的爱护与对于敌人的狠辣无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凡此种种深刻体现出,时代伦理想象从社会性逐渐遁入个体性的语境之中。

 

 

在此伦理视野中,个体以技术化的生活策略来进行自我建构。在《凡人修仙传》中,韩立是一个谨小慎微的“理性人” 形象,趋利避害的特质使得韩立能够迅速崛起;而凡人的修仙体系完全建立在对丹药、功法和重要物品的依赖上,这种迥异于以个体领悟力来实现快速升级的“唯物主义修真”,显现了技术对于人文精神的取代并褫夺了“成长”的精神意涵;而韩立成长过程中的多个重要指导者,如大衍神君、天澜妖兽等,他们对于韩立的指导和引领,显现了“专家机制” 对于个体的作用。故而,以《凡人修仙传》为代表的文本,深刻体现了当代个体的技术化面貌和生存路径。显而易见的是,即使个体具备了这样的生存姿态,能否打破修仙等级所划分的社会层级依然充满疑问。作为一种“异托邦” 叙事,玄幻小说最终还是通过“金手指” 的给予,使主角完成超出一般逻辑的逆袭。这种在现实之外的书写范式,表征了青年个体的深刻焦虑,这一焦虑反过来构成了个体化的伦理姿态和技术化生存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而在这种生活的技术化取向之中,工作本身丧失了其意涵和价值,而那个“成为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的成功学叙事在消费主义不断延拓的欲望符号中被反复稀释。与之相对应,网络玄幻小说也往往落入了意义和价值的虚无之中。修仙的飞升的“场域论” 和修仙层次划分的“层级论”,深刻契合了当代工作空间中个体的上升机制。但是,鲍曼指出,当代语境中个体的核心已经从“工作” 转向“消费”,传统的工作伦理已经沦落,劳动丧失了其内在的意义,人们最终只能通过进入以消费语境中的感性沉迷来进入快乐体验这一当代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中来。换言之,技术社会最终依然指向了消费社会。与之相对,在关于“永生” 这一玄幻小说核心能指的想象中,它指涉着人们对于身体的无限夸大和想象;然而,身体只不过是消费主义的起点而非终点;当永生被实现之后,玄幻修仙文最终成为一个“无所指”的文本。最终,在玄幻修仙小说中,所谓的“长生” 似乎更像是个体面对风险的无限延拓,长生的背后是无尽的意义虚空。玄幻小说中场域(位面) 的不断飞跃,只能视为在技术的循环当中慢慢耗散自身的意义。

 

 

整体来看,当代个体一方面处于充满风险和困厄的生活样态之中,却又面临着消费主义符号体系的延宕和诱惑。在其行动能力、意志与消费主义所渲染的欲望话语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识鸿沟。而玄幻小说对于异托邦世界的想象和设定乃是对于现实的影射, 其神话般的“逆袭” 和对于修仙层级的打破乃是以非现实的手法对这一意识鸿沟的弥补,但文本却又由此陷入现实与反现实的自我分裂当中。

 

 

注释

 

 

[1] [美] 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4.

 

 

[2] [法] 让·鲍德里亚著.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0.

 

 

[3] [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4.

 

 

[4] 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6.

 

 

[5]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2:148.

 

 

[6]姜悦,周敏.网络玄幻小说与当下青年“奋斗” 伦理的重建[J].青年探索,2017(3).

 

 

[7]周志强.“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N].东方早报,2009-5-4.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