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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时间经验——瓦克曼《时间逼迫: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的加速》解读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8/13 14:01:41

一般而言,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将人从繁重劳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人的闲暇时间将会随之增多​‍‌‍​‍‌‍‌‍​‍​‍‌‍​‍‌‍​‍​‍‌‍​‍‌​‍​‍​‍‌‍​‍​‍​‍‌‍‌‍‌‍‌‍​‍‌‍​‍​​‍​‍​‍​‍​‍​‍​‍‌‍​‍‌‍​‍‌‍‌‍‌‍​。然而,事实似乎与此正好相反​‍‌‍​‍‌‍‌‍​‍​‍‌‍​‍‌‍​‍​‍‌‍​‍‌​‍​‍​‍‌‍​‍​‍​‍‌‍‌‍‌‍‌‍​‍‌‍​‍​​‍​‍​‍​‍​‍​‍​‍‌‍​‍‌‍​‍‌‍‌‍‌‍​。技术越发达,多数人的主观感觉却仍是匆忙​‍‌‍​‍‌‍‌‍​‍​‍‌‍​‍‌‍​‍​‍‌‍​‍‌​‍​‍​‍‌‍​‍​‍​‍‌‍‌‍‌‍‌‍​‍‌‍​‍​​‍​‍​‍​‍​‍​‍​‍‌‍​‍‌‍​‍‌‍‌‍‌‍​。同样的悖论出现在数字时代,电脑、手机的使用为工作任务的实施节省了大量时间,但我们却感觉闲暇时间更少了,这是个体错觉还是另有他因?以这个疑惑为切入点,朱迪·瓦克曼(JudyWajcman1950—)在《时间逼迫: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生命加速》[1] (PressedforTime:TheAccelerationofLifeinDigitalCapitalism,2015) 中展开了对现代时间的考察。瓦克曼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终身讲席教授(AnthonyGiddensProfessorofSociology)、英国国家学术院(TheBritishAcademy) 院士,她致力于研究技术、社会与女性的复杂关系,到目前为止已出版9本专著,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 《时间逼迫》在2017年获得路德维克·弗莱克奖(TheLudwikFleckPrize)[2],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部著作价值的认可。在这本书中,瓦克曼以技术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将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放进社会物质实践中考察,讨论人尤其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感知、经验和感受,研究现代性语境下快速生活节奏的结构分布,以及技术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在构建人的实践和身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3]26-33。

一、技术与现代性

瓦克曼以马克思关于“时间商品化” 的理论为基础,通过梳理技术演化影响时间感的历史,探讨技术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农业社会,时间还没有被量化,人类也没有先进的工具去节省劳动时间,只是按照自然的节奏从事生产与生活,自由休闲的时间充沛;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时间就是金钱” 的概念被提出,以钟表计时去规定劳动时间的衡量方式逐渐被体制化,时间纪律在塑造速度观念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人认为这种时间观念是一种时间霸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瓦克曼认为钟表技术的作用是多元的,钟表时间对人既是一种压迫,也是一种解放,新的经验、技能和劳动效率都是钟表时间出现后才发生的[3]41-43。

除钟表外,火车、电报、无线电等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改变了人类的时间感,速度从而成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应用技术控制事物具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因速度无法控制而心生恐惧。机器速度的加快与物质生活的进步密切相关,机器大规模地应用到生产,使人超越了自然的节奏,快速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这种对人类福祉的满足与提升,让速度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进步的驱动力。

电报在时间商品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电报被应用之前,商品贸易表现为空间性,靠地域的价格差获得收益,随着电报的普及,价格的地域差减弱,空间交易开始转向时间交易,产生了期货。这种追求未来、速度、活力的社会态势,在艺术领域就表现为前卫艺术和未来主义,注重速度所带来的感官美学体验。

处于现代性中的速度在带来快捷的舒适感和选择的丰富性之外,还带来了戕害。汽车带来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追求石油燃料导致国际冲突,使用电脑和驾驶汽车久坐导致种种疾病。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关键是大都市,大量人口在有限的空间内密集活动,而这一活动的中介是货币,货币让一切进入流动中,改变了传统上的稳定关系,货币的制度体现是股票交易[4]。互联网的应用让这种交易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价值交换,此种流动方式极大地加速了生活节奏,让人产生时间逼迫感。

瓦克曼关注技术背后的时间政治,她发现速度所引起的时空分离与重组并非均质化,往往属于那些少数的特权群体,如一半的英国人生活在距其出生地5英里的范围内,流动性较大的美国人也有2/3没有护照;流动性还被性别化,在男性旅行、探险的话语中,女性处于静止状态,现代都市文学中的短暂生命相遇,主要是男性的经验[3]57。现代的生活节奏取决于个人的资源,对流动性资源的占有,对时间的控制反映了权力关系。

二、时间压力的悖论

技术为人节省了大量时间,人照理应该更休闲,但实际上人更繁忙,更感到时间压迫,这是《时间逼迫》集中讨论的中心悖论。如何解释这一悖论?一个突出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这种思想认为生活的加速源于技术本身,数字化的发展带来了海量的网络信息,人只浏览一小部分就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 认为技术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工作、休闲、教育、家庭关系和个人身份[3]21。

瓦克曼则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认为生活加速并非由技术本身造成,而是人对速度的要求,使技术介入了时间的控制,即技术是人为缩短时间而采取的手段[3]2-3。技术由人来设计、生产和控制,技术并非外在于社会,任何一项技术的进步都是在社会选择中进行。技术创新并非技术本身所致,而是特定群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专门设计,因此,技术创新背后有一种社会关系存在[3]89-90。技术一旦离开了设计者,被重新修改便是常态,人会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技术,以满足持续不断的新需要。

瓦克曼在第三章,通过分析生活、工作、文化模式的变化来探讨这一悖论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遍化。技术的发展节省了大量的家务时间,于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女性进入职场,双职工家庭模式越来越普遍,传统中男性独自赚钱养家的模式正在消亡,女性将原初照顾家庭和休闲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中,造成职业女性时间压迫感,如果这些女性又恰好是单亲母亲,则情况更甚,而男性的休闲时间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第二,育儿观念的提升。在现代社会,育儿的期待发生了规范性的变化,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焦点,理想的育儿理念需要投入无限的时间与资源,需要超级密集的时间付出[3]69。虽然父亲在非工作时间投入了大量的育儿时间,但此时母亲也往往在场,而父亲工作时间,育儿的重任往往落在母亲身上,再加上母亲作为家庭协调员的角色与职业身份,时间压迫感骤增。

第三,时间密度的增加。同一时间段兼顾多重任务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任务与任务之间有细微的边界,常常在一个任务未完成时被迫停止,而不得不开始另一个任务,时间密度因而会增大。职业女性在面临工作、家庭双重压力任务时,时间密度尤其大。研究表明,女性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在数量上与男性相当,但女性主观上感到压力较大,在瓦克曼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休闲时间的质量所致[3]79-80。休闲有不同的程度,有纯粹的休闲,有被干扰的休闲,后一种休闲意味着休闲时还要进行其他任务,如看管孩子。女性的纯粹休闲时间明显比男性少,女性的休闲时间更加碎片化,密度更大,质量更差,恢复性更弱,从而增加了时间的压力感。

第四,工作与休闲时间的非标准化。随着错位时间安排的出现,工作并非一定在白天、工作日进行,晚上、周末、假期都可能成为工作时间,特别是夫妻错位时间的工作越来越普遍,这种错位安排并非自由选择,而是受企业运行模式的约束。这种工作时间的非标准化,造成与家人、朋友时间上的不协调,共同的休闲时间秩序被削弱,人的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艰难,为了交往而进行的时间安排与协调往往导致匆忙。

第五,消费文化的兴起。消费社会中,为了获得消费幻象制造出来的他者的生活方式,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可见,消费文化倒逼工作繁忙。在现代技术的驱动下,消费表现为即时性、快捷性,且商品处于一种不断更新换代和“快速报废”的状态,新商品不断涌现出来,进入消费链接中,过度消费让人背上沉重的负担,这不得不由工作的繁忙来埋单。同时,现代消费社会的休闲也使人繁忙,这种休闲既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还需要计划和协调,从而导致休闲条件的获得和休闲过程的安排与展开都耗费大量的时间。

三、信息通信技术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信息通信技术(ICT) 的发展让持续的联结性(ConstantConnectivi?ty) 成为可能,这种联结性带来整个组织形式的变化,工作身份、工作模式在技术展开的过程中持续被重塑。信息技术带来工作身份的持续分化,一方面是高级管理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其职业自主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非技术层和低级的服务人员,其工作时间的控制权越来越弱;信息通信技术也改变了工作模式,一方面让工作更加集约化,另一方面让工作向生活空间延伸[3]92-96​‍‌‍​‍‌‍‌‍​‍​‍‌‍​‍‌‍​‍​‍‌‍​‍‌​‍​‍​‍‌‍​‍​‍​‍‌‍‌‍‌‍‌‍​‍‌‍​‍​​‍​‍​‍​‍​‍​‍​‍‌‍​‍‌‍​‍‌‍‌‍‌‍​。在集约化方面,信息通信技术让工作过程管理更加有效,工作过程中的问题更易协调与解决,因此,人对工作任务时限的要求越来越短,对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多,对指令反应的期待越来越紧迫,造成节奏越来越快。

在向生活空间延伸方面,信息通信技术导致侵扰,这种技术让多重任务成为常态,每个任务的注意力只能持续几分钟,这种频繁的注意力转换“杀死了任何宁静的希望”[3]97-98。一般认为这种侵扰降低了工作效率,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但瓦克曼指出,人机互动是现代的工作模式,人就处在无处不在而又同步的信息技术中,这一模式不能只被视为负面的干扰,她通过数据发现专业技术人员每天有5.5小时在进行交流,其中面对面交流与以技术为媒介的交流约各占一半,因此,信息通信技术是工作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3]98-100。瓦克曼不同意将技术视为使人中断工作的主要原因,她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人自身的选择,专业技术工作就是通过媒介交流来组织的,因此将媒介交流视为工作的干扰是一种错误。而且信息通信技术具有存储的功能,在一个非同步的媒介通信中,人可以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来进行选择性处理[3]101-102。

工作中多重任务的进行往往依靠信息通信技术多线条地同时开展,将各种任务都融入工作的流程中,从而节省时间。瓦克曼认为多重任务是增加还是减轻工作压力要看这种任务的具体环境,看多重任务所导致的时间密度,工作人员的操作能力、心理素质和心情状况等多方面。

另外,信息通信技术对整个社会机构进行了重塑,原来权威的机构、稳定的模式越来越弱,不稳定性成为一种常态。桑内特(RichardSennet) 指出, 在新资本主义中,“长期性” 的消失产生了性格的危机[3]108。稳定的工作是生活的基础,人的身份认同与性格就建基于这种工作,而在新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切都正在消失。一个突出表现便是绩效考核,这种考核只关注当下的工作业绩,而不管先前的努力,这种制度变迁,让人感到时间正在急剧压缩[3]108-109。

四、家务技术与家务劳动的关系

理论上,家务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将大规模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瓦克曼看来,家务技术只是改变了劳动性质,而没有减少劳动时间。瓦克曼关注性别身份与家务劳动、家务技术的关系,考察不同性别做家务的类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压力。一般认为,技术的进步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妻子—母亲的角色只剩下“孩子最初社交和男人社会身份稳定性” 的功能,家务劳动由传统的生产性演变为现在的消费性[3]113。有些家务确实从生产转为消费,如食品和服装,从“自己做”到“买现成的”,保健只须去医院,而无须自己制药,但“交通” 却还保持为生产性,如开车去购物,水、气、电、石油的家用工业化虽然降低了工作强度,但并没有减少劳动时间,只是提高了生产力,另外20世纪20年代大量仆人的消失,大量家务劳动又落在了女性身上[3]114-115。

家庭是心灵的港湾,家务劳动是女性对这一港湾的呵护,而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因其冷冰冰的本性,难以在以私有情感为主旋律的家庭中大规模使用。20世纪30年代英美以共同的餐馆和洗衣房进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验, 均以失败而告终[3]116。随着女性进入职场,男性开始更多地承担家务,但双方承担的家务类型不同。一项研究表明,女性主要从事常规家务,如清洁、饮食,而男性主要承担非常规家务,如购物、器具修理[5]。常规家务明显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且远远没有尽头。家务技术主要用于常规家务劳动,这意味着女性的任务减轻了。但瓦克曼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家务劳动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如“细菌理论” 的出现让家庭清洁标准进一步提高了,人类需要更健康的饮食、更整洁的环境,家务技术的介入虽然减轻了家务劳动的强度,但家务劳动的量却增加了,因而劳动时间不会降低。

那么家务机器人能否将人从繁忙耗时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呢?瓦克曼认为难以完全实现。机器一般只是完成重复、机械的任务,而家务劳动则相对复杂得多,自动化一般用于工业生产,目的是追求效率和利润,而家务劳动则追求的是温情与港湾。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老人行走和进食,也可以检测生命体征并提醒用药,但真实的人际交往也会渐渐消失。美国、日本想以现有的人工智能将情感植入机器人,但还远不成熟,机器人会照顾人,但不会在乎人[3]132-133。有人认为人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了网络和智能手机上,真正的休闲社交并没有发生。瓦克曼认为应该看到机器人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特别是人机交往过程中情感培养的潜力。

家务技术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并非应用技术就一定能减少家务劳动时间,诚然,随着家务技术的进步,节省了大量时间,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远远没有实现家庭生活的理想状态,即人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获得充分休闲与休息,家务还是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且大都落在女性的身上。技术本身是把双刃剑,既可为人类节省大量的时间,也可耗费大量的时间,如何使用家务技术以促进人类的福祉,需要人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理性的抉择。

五、信息通信技术与人际关系

面对面的交往并非人际亲密关系形成的唯一渠道,信息通信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瓦克曼在第六章探讨媒介交往对人际关系亲密性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在增加工作压力的同时,也让人更灵活地协调和控制时间,从而能建立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既具有亲密性,又具有空间距离。

信息通信技术不仅造成工作事务侵入家庭时间,也导致家庭事务侵入工作时间,前者以男性居多,而后者则多为女性。工作向家庭时间的“溢出理论” 所根据的是静止的家庭模式,即家庭生活就局限在居住的房间,而当代家庭社会学将这一能指扩展到家庭成员在其他领域的互动实践,家庭成员在各自空间构建共同的家庭。家庭与工作的分野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这一边界慢慢形成的。工作对生活的侵占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分野的局限性,因此在数字化时代,需要重新厘定工作—家庭的能指。

家庭的原初能指是处在共同的房屋内,手机的使用扩展了原有的家庭空间,将信息通信技术所能连接到的地方都划为家庭空间,因此,手机不全是工作侵入家庭时间的工具,还是新的家园建构,情感培育的载体。瓦克曼发现应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家人朋友联络具有性别特征,女性具有明显的优势。女性本身就有亲情、照顾、支持的本性,这一本性与信息通信技术结合,将产生优良的效能。

一般认为,手机的使用造成了工作对生活时间的侵袭,可一项调研显示,3/4的通话和90%的短信是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休息时间接到的电话只有3% 与工作相关[3]143。这表明一个人使用手机所处理的事务,大部分与工作无关。工作时间用手机与家人、朋友联络可以及时协调与家人、朋友的时间,获得情感和工作上的支持,减轻工作压力。

信息通信技术让人以电子屏幕的方式交流,减少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时间,有人认为网络世界是对人类世界的劣质模仿,沉迷于网络世界将对人际关系产生恶劣影响,如父母沉迷于屏幕,对孩子疏于呵护,孩子也习惯于虚拟世界中的交流,而对较直接的电话交流有一种本能的抗拒[3]147。但是,应用网络与家人朋友进行联系确实增加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建立在交流的量上,信息通信技术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两个人处于不同的空间,利用手机进行交流将有效保持亲密关系,并可能提升这种关系。

视频分享、苹果机、智能手机是青少年的标配,网络聊天、冲浪被成年人认为浪费时间,但在瓦克曼看来,这是当代青年文化的本性​‍‌‍​‍‌‍‌‍​‍​‍‌‍​‍‌‍​‍​‍‌‍​‍‌​‍​‍​‍‌‍​‍​‍​‍‌‍‌‍‌‍‌‍​‍‌‍​‍​​‍​‍​‍​‍​‍​‍​‍‌‍​‍‌‍​‍‌‍‌‍‌‍​。青少年在家庭时间内利用微信、短信这种相当隐蔽的方式与同龄朋友进行交流,家庭团聚的仪式和氛围因手机的介入而削弱,但是青少年与其朋友的亲密关系却得以保存,甚至加强。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信息通信技术消耗了人的时间,而只能说这种技术重塑了人的时间模式,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亲密关系。哈珀(RichardHarper) 认为“青少年并不会担心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信息”[6]。网络是青少年摆脱单调无聊,选择更感兴趣交流对象的空间,而接收信息较少的成年人则常常抱怨信息超载影响其日常交际,这与代际文化差异相关,成年人的感受是与网络社会之前的世界比对后的领会。成年人习惯于线性时间内专注做一件事,而新生代却习惯于在网络化的社会中同时进行多重任务。

对于传统技术,如电视、收音机,人是被动的受众,而对于现代信息技术, 如Facebook、Twitter、web2.0、开源软件、维基百科,人可以主动参与交流与编辑,这种技术改变了人的参与方式,具有生成性[3]157。使用者、消费者的参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传统中的生产主体是中心,而现在是去中心化,变成个人化;传统中的生产方式以消费市场为导向,而现在是以合作为目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文化创造中,人人都有表达自己的平台,这就形成了文化生产的民主化。

人与亲朋好友的交往通常发生在生活时间,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这种交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作时间,家庭生活已经不再局限在那个原初固定的空间,工作与休闲也不像传统那样彼此分离,而是融合在一起。线上交流并不否定线下交流,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而信息技术媒介交流作为一种新的联结性,将丰富和重塑人的交流模式。

六、数字化与时间拯救

技术的进步虽然节省了时间,但由于另一个世界的被打开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越来越匆忙。技术本是人创造出来,用以更好地控制外部世界,但现实是人反而被技术所控制,这是典型的异化。瓦克曼认为解决这种异化,不是抛弃一切电子设备,回到原始状态中去,而是去积极迎接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意义与新的世界,且同时成为其主要的批评者”[3]164。基于新技术的产品设计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改变着人类社会,将技术创新与人类社会的实际关切密切联系起来,才顺应时代的要求。

数字技术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效率上,更重要的是重塑了人的时空观,人类不应该惧怕由于数字技术而造成的工作对生活的侵入,而是应该去勇敢地拥抱数字技术,以便更好地控制时间。自助服务经济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自助电商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让网上购物更加有效率。

生活的慢速化是对快速压力社会的一种反转。只要慢速不是唯一的选择,慢速因其伴随的悠闲和快乐就具有正面价值。时间压缩让悠闲成为一种奢侈,20世纪40年代,巴黎人流行带着乌龟在拱廊散步,人们欣赏乌龟的速度,而随后泰勒“科层制” 的出现让这一切都不合时宜[7]。但当代数字技术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人类赢得慢速生活所需的时间成为可能[3]176。

数字技术并非神秘,它通常反映着人类想象的边界[3]183。当社会愿望持续到达其界限而难以突破时,数字技术就会介入进来,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人可以坐在车上处理大量的工作,而数字技术通过编程将人自动送到目的地,机器人管家根据人的需要,做好饭菜和清洁,这都为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数字技术不仅将人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具有性别政治的意义,家务、驾车的自动化,节省了大量的女性时间,使她们工作、休闲质量进一步提高。职业女性在工作、休闲、家务三者中兼顾,牵涉精力巨大,在数字化时代,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和家务时间的界限模糊了,也抹平了空间的距离,她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休闲或家务。为了缓解时间压力,她们需要诉诸数字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让加速实践更加自然化,人更容易适应。

虽然人类依靠数字技术形成了新的存在经验,但人类依靠这种技术形成新的存在经验,但目前仍然还没有形成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有效思想, 因此, 人常常感到困惑[3]183-184。由此产生针对数字化世界的种种批评,这种消极态度于事无补。总而言之,时间的政治问题需要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才能得以解决,从而实现更加公平、民主的社会秩序。

注释

[1]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时间逼迫》。

[2] 该奖项为科学社会学研究会(SocietyofSocialStudiesofScience) 颁布,每年只授予一本相关研究著作。

[3]Wajcman,Judy.PressedforTime:TheAccelerationofLifeinDigitalCapital?is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Press,2015.

[4] Simmel,George.ThePhilosophy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978,p.506.

[5] Kan,ManYee,O.Sulliyan,andJ.Gershuny.“GenderConvergenceinDo?mesticWork:DiscerningtheEffectsofInter?actionalandInstitutionalBarriersfromLarge?ScaleData”. Sociology.45.2 (2011):234—251.

[6]Harper,Richard.Texture:HumanExpressionintheAgeofCommunicationsO?verload.Cambridge,MA:MITPress,2010,p.41.

[7]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9:72.

作者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