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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1/8 15:18:13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们的很多经济管理体制、财政制度、金融制度、银行制度,都是同这样一个理论联系在一起的”,[1] 因此它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学界“讨论最为热烈、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问题”。[2]编者的话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重要内容,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20 世纪50 年代末,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中,往往只关注到中共高层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时的认识和思考,对学术界的讨论却鲜有提及,① 因而留下了诸多疑问:20 世纪50 年代末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对哪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争鸣,为何能在困境中形成理论探讨热潮? 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历史启迪和智慧。

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商品生产

和价值规律讨论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私有制,商品生产也会消亡。列宁同样曾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他在十月革命前曾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曾试图采取一些消灭商品交换与货币的激进措施,在实际上行不通后才恢复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但列宁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商品生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前提为这个社会主义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国家率先取得突破,取消商品生产并不现实。正因为经典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争论也就在所难免。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并在50 年代末掀起讨论热潮。

( 一)1949-1956 年的初步讨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 年社会主义改造,学术界开始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但主要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经济建设理论的译介中提到这个问题,并未展开讨论。当时并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理论并未遭遇现实的挑战。

1953 年,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在过渡时期是否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如何利用它们来加速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科学工作者,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一直到现在,翻开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的科学研究计划,还广泛地流行着这样的题目:某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或者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3] 一些经济研究机构也组织了各种“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讨论会。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不久,中国又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学术界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探讨,基本在斯大林相关论点基础上加以阐发。1954 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后,中国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又进一步进行了探讨。这些讨论基本肯定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从理论探讨而言,还很浅显,基本限于照搬苏联理论的范畴。

(二)1956-1959 年逐渐形成讨论热潮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成为中国直面的现实问题,传统理论遭遇现实的不断冲击,亟需根据实践和国情予以调适。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共提出,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4]603但由于社会上依然存在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残余,也存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何正确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突出地摆在中国经济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面前。从1956 年8 月到1957 年4 月,中国的主要报刊先后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文章几十篇,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人都发表文章进行了不同意见的阐述。因为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讨论并没有局限在经典理论的介绍和阐释上,较之前更具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有些文章对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思考,甚至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商品生产存在必要性的原因、商品的定义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等方面有所突破。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使得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曾经一度中断”。[5] 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部分干部群众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种想法在经济学家的文章里也已经开始有所反映,并且当时经济学家写的文章里很少有人说现时我国还要发展商品生产。”[6]242但是,随着人民公社运动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在中共高层倡导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激发下,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开始活跃,并形成了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的热潮。

1958 年11 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各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中央财经各部委经济研究室等15 个单位的参会人员,围绕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以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展开讨论。12 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0 余名师生联合组成人民公社问题调查研究组,围绕分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作用等问题到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1 月5 日,《人民日报》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进行总结归纳,认为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要保存商品生产、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1 月17 日出版的《经济研究》杂志第1 期开辟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特辑”,集中刊发许涤新、薛暮桥等15 位专家的11 篇文章以及一份经济工作部门的座谈记录。紧接着,上海、天津、河北等地社科界都开始举行经济理论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此基础上,1959 年4月3 日-22 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经济理论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理论研讨,与会学者达到245 位,不仅有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者、高等院校的理论工作者参加,而且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和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以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石西民等。经济研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布置了研究课题,提交大会的有调查报告23 篇、论文54 篇、大会发言28 篇,会议期间印发马恩相关论述摘编、苏联和民主德国学术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的材料等。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三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1959 年6月1 日,《人民日报》对会议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大篇幅详细介绍了讨论内容。这次讨论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破冰式的意义。整整20 年后,即1979 年4 月,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二次全国性研讨会才得以召开。参与第一次讨论会的研究者成为第二次讨论的主角,对新时期经济理论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反映到了全国人大会议上。在1959 年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王亚南、李达等总结了学术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并提出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建议,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商品生产,要掌握运用价值规律,来达到改进技术,缩减劳动耗费,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7]

(三)1959-1976 年讨论逐渐冷却与被批判1959 年7 月,随着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难,学术讨论的现实条件变得艰难,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由热潮转向逐渐冷却。尽管如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依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1 年到1962 年,在对经济失误总结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讨又获得了一定空间。1962 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之弦愈发拉紧,但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继续有所讨论。[8] 1964 年,随着国民经济逐渐从困难中恢复过来,理论界又出现重新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声音。但60 年代再也没有出现50年代末那种大规模的深入探讨,讨论往往刚有所发展就遭到批判。1964 年2 月,作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就因撰写《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并在经济研究所展开讨论,① 遭到康生等人的批判,被打成“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孙冶方也遭到围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难逃被批判的命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才逐渐“解冻”,1979 年再次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二、50 年代末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探讨的焦点和主要论点

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高峰,很多观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也立得住,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关于商品生产的讨论

1.. 商品存在必要性依据之争。讨论商品生产,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在50 年代末的讨论中,“商品生产是必要的”在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存在必要性的依据上则争论激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国家形式和集体农庄形式的存在决定的。对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见解:第一种观点赞同苏联教科书的意见,认为按劳分配之所以能利用一些商品经济的范畴和工具,正是因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经济核算。其理由是从两种所有制出发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用按劳取酬则能解释通。② “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 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9] 第三种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是多样的。有人认为为贯彻按劳分配所必需、为实行经济核算所必需、为适应集体农庄经济所必需,“三个所必需”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10] 也有人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对外贸易关系、按劳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制都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11]

2.. 商品概念和范围之争。关于商品的概念和范围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有人指出,应该把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国家和职工之间、国家企业相互之间的三种买卖关系,都称为商品关系,将商品定义为“商品就是买卖的产品”。[12] 商品的标志始终只在于它的生产是为了交换,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一样,都是商品。[13] 顾准等人也持类似观点:“社会主义下一切的产品都是商品。”[14] “全部产品既都必须计价,都有商品‘外壳’,那就都是商品。”[9] 与概念相对应的,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基本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认为生产资料实质上不是商品,只在形式上保存商品的外壳。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

在1959 年的讨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两种公有制之间和集体所有制之间交换的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学术界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分歧点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关系是不是商品关系。关于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的性质和国营企业卖给全国职工的消费品的性质争议比较大,有形式上的商品、不完全的商品、完全的社会主义商品三种不同观点,而且同一观点持有者的理由也并不一致。③

3.. 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系之争。随着《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颁布,在1959年的讨论中除对人民公社发展商品生产的重大意义作了讨论,还探讨了人民公社内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着重研究人民公社中的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关系。有人认为人民公社除了发展同国家或其他公社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之外,其内部各单位之间也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公社内部保持商品交换、遵守等价交换原则,有利于发挥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人民公社生产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团结、巩固工农联盟。很多论文和调查报告集中探讨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关系,以及在人民公社中如何贯彻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

有人指出,人民公社中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是矛盾统一关系。但这一矛盾的存在并不是坏事,能推动人民公社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为了正确解决人民公社发展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原则发展生产。关于人民公社的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则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15]

(二)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

1.. “调节”和“影响”之争。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作用是“调节”还是“影响”,是关于价值规律讨论中首先遇到的问题。[16]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内只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这个争论,马寅初和一些学者的辩论比较典型。1956、1957 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时,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人对马寅初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仍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已不是生产的调节者。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领域内,仍在一定的范围内起调节作用,但也不是漫无限制的”。[17] 即使到1959年的大讨论中,仍然有不少人持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但还有影响的观点。[18] 另一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有人认为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的调节作用,实际上也是通过市场调节生产,甚至认为“经济计划要成为一个正确的计划,又非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不可”。[9] “价值规律在国家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中都是起作用的,但它对国家企业所起的作用乃是最深刻的。”[14]

2.. 作用范围之争。人民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并未停留于是否在生产领域产生“调节”作用的问题,探讨不断深入。关于在生产领域的作用问题,出现三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在国营经济生产中只有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但对合作社生产却在一定范围内起一定的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不仅在农业生产中,而且在国营企业的轻工业生产中也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一切生产领域里都起调节作用。[19] 关于在流通领域的作用问题,也出现四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只在社会主义自由市场起调节作用,在国家市场则不起这种作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总量和主要商品流通量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但价格的变化,计划价格背离价值的程度,对于计划化的商品流通仍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这个一定范围,除了包括无计划市场外,还包括有计划市场的零售环节;价值规律一定范围的调节作用,只是指消费品流通的一部分。[19]

在1959 年的讨论中,学术界基本认识到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广泛作用,如果在经济工作中忽视其作用会带来不良后果。有人提出要以学会从经济关系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经济管理以提高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水平的角度,研讨如何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认为价值规律可以被国家用来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依据之一,可以用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作为计划调节的补充手段;可以用来影响某些消费品的销售数量,通过流通过程来保持各类消费品供需之间的平衡。

3.. 客观性之争。讨论中,还涉及到价值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价值规律本身具有“自觉”作用还是“自发”作用的问题;价值规律本身有没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还是价值规律自身调节生产的问题。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也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关系,凡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作用或作用强的地方,价值规律就不起或少起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既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又要充分考虑价值规律。①

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社会中遇到的困难,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种体现和反映,也反映出理论探索的特点和规律。从争论焦点和主要内容看,有些观点比较超前,某种程度上超出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比如,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能否起调节作用,即使在20 年后的1979 年,依然是争论大、亟需突破的理论问题。在1979 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组织梳理了一份题为《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要打破?》的材料,其中经济学方面的第6 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是应当按照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经济原则来管理?① 可惜的是,50 年代末这种困境中探索出来的成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

三、50 年代末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掀起热潮的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环境下热烈开展起来并形成热潮。这一现象好像与大历史背景背离,但实际上有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逻辑。(一)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提出来的。[6]241从历史梳理可发现,1949-1953 年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基本停留在苏联经验的介绍上。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集中于如何看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的作用。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新课题之下对如何发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深入讨论。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刚开展起来后,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劳动报酬制度的推行,一些人认为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给性生产方面,从而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怀疑。但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现实提出了纠正“左” 的错误思想、正确认识和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促进人民公社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1958 年12 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 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20]53150 年代末的讨论热潮,正是呼应了实践的要求和政策的需要。

薛暮桥在1959 年4 月讨论会的发言中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从经济工作角度作出回答:一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存在许多内部矛盾,想通过商品交换、利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解决矛盾。二是在计划管理中需要解决国家计划同价值规律的关系。[21]687-688 薛暮桥的回答,实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实践对理论探讨提出的要求。

(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 年2 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对于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2]9,10 4 月,毛泽东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中共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毛泽东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问题,强调“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3]23,429 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并受到大会重视和接受。这都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良好开端。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因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遭受重大挫折,但都属于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范畴中的挫折。正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大的历史背景、大的历史任务,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以空间和动力。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揭了盖子”,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没有详细讨论。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共对斯大林的相关论述比较尊崇,对于他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创见很推崇。1952 年10 月30 日,《人民日报》发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论著给我们以新的思想武装》的社论。从社论中的用词“伟大论著”“天才分析”“教导我们”可以看出,1956 年以前中国给斯大林著作和观点披上了神圣的光环和外衣,很难拿来作客观的学术探讨。到50 年代末,斯大林的迷信被打破,中苏关系逐渐交恶,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多有指责,中国在探索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受苏联束缚越来越少,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探讨“松了绑”。

(三)毛泽东倡导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读书和辩论”的激发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毛泽东强调“一大二公”,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考虑取消工资制,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但毛泽东也是较早察觉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为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结合正在读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就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发表新的见解。他批评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的主张,认为他们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23]43911 月9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中,建议“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指出“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批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因此“需要读书和辩论”。[24]5131959年2 月至3 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认为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25]11毛泽东还就党内一些人思想不通发出告诫:要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 违反它, 就要碰得头破血流”。[24]5241959 年庐山会议发生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前,毛泽东继续倡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社会主义部分,要求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25]75从毛泽东1958 年11 月发出倡导读书的信,提出“读书和辩论”,到1959 年3 月提出要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正好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最为热烈的时间段。根据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民众心理,以毛泽东在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带头倡导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读书和辩论”,对学术界的鼓舞和激发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也是在50 年代末困境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能掀起讨论热潮的最直接动因。“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一重要理论认识的指导下,我国理论界在1959 年将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推向前所未有的新的高潮。”[26]

(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探讨的国际背景

怎么认识和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到50 年代末,苏联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1941 年以前的时期:早在20 世纪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们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多数人一方面承认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存在,一方面却又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1941-1952 年时期:1941年斯大林同经济学家就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讨论时批评了之前的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存在的,不过以“改造过的形态”起作用。1952-1956 年时期:1952 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前面谈到的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等。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经济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更趋热烈,召开了几次大规模的讨论会。[27] 如1956 年12 月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扩大的政治经济学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价格形成的问题;[28]1957 年5 月又组织大规模的讨论会,主要讨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关于价格形成的问题。[29]中国长期以苏为师,重视对苏联理论的学习借鉴。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的情况,被详细介绍到中国;斯大林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广泛发行;《人民日报》刊登和介绍了苏联一些经济领导人的相关报告;《经济研究》等刊物刊载了对苏联讨论的学术综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论文选集》等著作。这些给中国探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从讨论的阶段和内容来看,1953 年以后中国和苏联的相似性很大。当然,随着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中国的讨论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50年代末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热潮的到来,与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大的理论探讨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1957 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后,在50 年代末这种热情能够很快重新高涨,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爱国精神、复兴情怀有很大关系。知识分子经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和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历史,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和爱国情怀。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还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新中国的成立,让大部分知识分子将“救亡”的激情转移到“复兴”上来,也就是转移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上来。正因如此,虽然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情感,中断了理论上的许多有益探索,但当中共调整政策,号召“读书与辩论”,知识分子被压抑的热情又能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这种爱国知识分子情怀,对于理解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热潮很重要。否则难以解释在经历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后不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种敏感问题上,为何能形成这样一个热烈的学术氛围。

四、50 年代末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的历史启示

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反映了那个时代理论探索的特点,也蕴含着每个时代进行理论探索所共有的一些经验和智慧,能给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带来深刻启示。(一)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不能滞后于实践发展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在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之所以出现曲折和失误,主要因为在理论工作中存在三个缺陷。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断,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作出的预判,他们并未经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难免带有历史局限性。他们明确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30]628-629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开放、发展的学说被“教条化”。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不够扎实深入。社会主义脱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商品消亡理论的生产力前提,但这一前提被长期“忽略了”。三是在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探索时间并不长,理论认识受制于实践欠缺。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探讨,弥足珍贵之处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进行理论探索与创新。虽然这种困境中的探索,对当时的政策走向和社会实践并未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但是坚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意义十分重要,潜在作用不可低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为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深厚土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社会实践和时代特征,进行重大理论探索和创新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号召正是应时而生。

(二)重大理论问题探索要有历史思维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对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理论探讨和突破,起着重要理论准备的作用。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沿着内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接续发展的历史。理论逻辑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历史逻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3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五六十年代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探索的正确观点和思想火花,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未引起重视,没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理论探索的努力、思想的积淀,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其重要作用就会显现出来。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突破,正是建立在50 年代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探讨和受挫的基础上,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命题,这个命题同样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因此,探索和研究“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要加强历史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探索问题的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三)重大理论问题探索要有“顶层设计”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从加强统筹谋划、创造理论探索条件来看,对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要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组织理论探索。重大的政治经济理论探索,必须服务于实践,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这是其生命力和价值所在。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为何能在50 年代末这个特殊时期形成热潮,主要因其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展开,理论探索并未蜕变成“应景之作” 和“阐释之学”。要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开展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无疑带有那个时代群众运动的印记,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重大理论问题深入社会生活实践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扎实学风值得借鉴。要加强智库建设,培育党内专家,创造重大理论探索的条件。50 年代末在困境中之所以能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几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人民日报》大量报道经济理论研讨并将不同观点摆出来供大家思考,营造了理论讨论氛围;二是经济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结合,使理论探索更具现实针对性。党培养出来的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专家,既是重要的实际工作者又有深厚的理论造诣,能消除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之间的隔膜,引导理论探讨向深层次发展;三是培育了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和爱国情怀。这种意识、精神和情怀永远不会过时。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理想追求,以逐利为根本目的,其社会贡献将受到严重限制。

20 世纪50 年代末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其历史局限也很明显。最大的遗憾和教训是,理论探索新成果未能也难以提供给决策者作为重要参考,没能也难以在中国政治经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为什么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中,鲜有提及50 年代末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根本原因。历史局限不能苛责于历史和前人。但是,今天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吸取历史教训,重视改革的理论准备,加强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发挥学术界及其成果的决策咨询和参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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