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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性及消费特征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1/8 15:22:03

仅从经验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否自觉意识到、或者把某种要求提出来,只要我们去做事情或者采取任何行为,就都是有目的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甚至无目的本身也就是目的,比如闲逛、或者打扑克消磨时间。这种情况或这个问题看似很平常,所以人们反而忽视了它存在的普遍根据,即目的与任务或内容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有行为不仅都有其显在或潜在的目的,而且它们的成效甚至存在形态也是由这些目的所制约的。因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现实中有很多目标或任务,而能否实现或完成它们的前提是正确理解既定目标或任务所要处理或运作的对象或内容,否则不仅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做,甚至连要做什么也无从谈起。

如果目的是自觉的,那么目的的对象或内容就是人为的产品,而它们的存在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或任务的对象或内容显然是物质性的,而诸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类目标或任务的对象或内容就具有明显的精神属性,或者说,尽管它们也需要相应的物质载体,但就其功能形态来讲却是精神性的。

从使用(或消费)的角度讲,上述精神性的目标(或任务)对象(或内容)就叫做精神产品。自觉的行为一定有目的,但行为本身并不就是、或并不仅仅是手段。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本身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同时也是包括行为因素在内的某种结果状态。在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定含义:一个是所预期的“作用”;另一个是这个作用的形态或方式,也就是怎样达致预期作用的办法、途径、手段、形式。这两个特定含义所体现的,就是社会主义精神产品与其目的的关系,即目的对于手段的制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关系,即精神产品的含义及其与物质产品的区别、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性、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消费特点。

一、精神产品的含义及其与物质产品的区别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特征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精神产品”这一说法的含义似乎并不难理解。然而细想起来,还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就是如何理解一个复合概念中“精神”与“产品”的关系,因为从产品所必需的制作过程和功能形态来讲,显然不能把所有精神活动都叫做精神产品;与此相关的其二是,很难仅仅就精神产品本身来说明精神产品的含义,所以可能在与物质产品的对比中更容易看出精神产品的作用或效果。换句话说,表面上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存在形态很好区分,但真正的区别应该是功能性的,包括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共存以及不同的产出方式、目的要求等。

1.精神产品的真实含义

要精确定义“精神产品”并不容易,这至少因为“精神”是无形的,而“产品”是有形的,或者是有物理体验的,比如某款商品或消费服务。不过,既然是产品,就会有设计、制作等过程,以及具有相应的实用价值。精神产品也不例外。精神产品能否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是否具有交换价值要由所处的具体情形来定,但就其精神内容或内涵的目的性来讲,这种产品一般应该由事关公共利益的权威机构产出,而不是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对精神产品的真实含义大致作如下表述:公共领域有目的设计制造出来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观念形式,并往往具有自觉的值价导向和规范的功能或作用。根据权威机构的层级高低、目的自觉性的刚性程度以及适用对象和范围等因素,精神产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以及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艺作品创作和欣赏,到各种主题文化活动,甚至旅游和消费服务等。由上可以看出,精神产品当然具有使用价值,但其价格并不是按一般商品的交换原则来定的,也不存在所谓平均劳动时间。从价值导向和规范的落实来讲,精神产品往往也有其相应的物质载体,而且这种载体还可以就是精神产品本身的实体形式。比如,烈士纪念碑是物质载体,但选择什么主题、纪念什么人、对相关活动设计什么仪式等功能设置及其作用则是精神性的,甚至就是特定精神本身的含义体现。也许,这种精神与其载体关系最为典型的形态就是各种表演和展示,比如音乐会、博览会、体育赛事甚至主题旅游等活动,但是从功能上讲,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合二而一的典型形态却是知识产权和广告。知识产权把“知识”做了伦理化的转换处理,或者说赋予了价值的导向和规范功能,从而使人类认知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这个关系或一致性程度本身获得了相应的“产权”。至于广告,则是使精神能够作为产品而成立的最基本的功能形式,也就是主要以诱使和掌控的方式为人的生活提供相应的导向性“服务”。

2..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产出及作用方式

这里的“产出”指的就是形成、生产的意思,但为了突出精神产品的自觉特性,所以不说“形成方式”,又为了避免与既定概念或专用词汇相混淆,所以也不用“生产方式”。从设计的角度讲,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都是预先在人的头脑中生成的,不同的是,物质产品终归要有实体的物品、或者服务和消费等功能性的物理行为,而精神产品的产出可以自始至终都是观念性的,而且起作用的形态也可以是观念性的。比如,生产一口铝锅和创作一首曲子同样需要先有想法,再经过设计和制作形成产品。比较而言,铝锅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其作用就由这种物质构造提供,甚至就是这个构造本身的功能,比如煮饭、盛水等,但乐曲的内容或意义却并不由各种物质性乐器和相应的演奏技能提供,而是观念性地形成于作曲家的头脑中,并经由乐器和演奏这种物质载体再次观念性地作用并形成于欣赏者的头脑中。极端地说,作为精神产品的乐曲可以不借助乐器和演奏这样的物质载体甚至不发出声音,就能够在作曲家头脑中形成,并通过乐谱让其他的人感知或体验到它的内容或意义。

精神产品当然也可以进行交换,包括出售和购买,但它的作用方式却与物质产品不同。比如,我们可以把各种文化的交流叫做文化的“输出” 和“输入”,那么,这种输出输入的“顺差”和“逆差”,完全不在于产品数量多少的对比,也不在于价格或物质实力的差距,而在于“影响”。一般说来,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并不存在谁优谁劣、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因为这方面很难有普适的可比性,或者说缺乏合适的比较标准,而且文化的“逆差” 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什么可以计算相差了多少的量化标准。不过,文化交往中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主要体现为影响力的大小,尤其是话语规范的提供,换句话说,影响力较大以及提供话语规范的就可以看作是文化交往的“顺差”,反之则是“逆差”。就精神产品的作用来讲,逆差一方的问题绝不仅仅在于有无颜面或自尊,而是被他方直接制约甚至规定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以及精神导向。

3..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对于其目的实现的要求

精神产品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载体为某个目的服务,但是从性质上讲,精神产品的产出可以就是目的本身,因为这种产出不仅是以自觉的导向和规范为目的的,而且产品就是这个自觉导向和规范的具体内容。与此不同,物质产品的产生或生产不可能是其目的本身,相反,物质产品是完全作为独立的使用价值起作用的,而且这个使用价值为的又是实现另一种目的,比如利润。一般说来,物质产品的功能都是工具性的,其相应的目的则是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而这个满足通俗地说就是赚钱。因此,一方面,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导向意义上的精神产品运作和实施中,相应的物质载体就存在是否与导向相一致的问题。从效益(不管是经济、社会以及其他什么效益)来讲,物质产品的实现与其生产者没有规定性的联系,生产者并不考虑当产品转为消费者占有时消费者的目的的实现方式。但是,精神产品的设计者和产出者不但都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目的,而且试图预计和规范这种目的、甚至相应的消费形态。如果精神产品所预计的目的不能为消费者领会,尤其是不能在消费者那里得到实现,这种精神产品就是一种失败,从目的上讲就是没有实现,尽管可以有意外的、其他方面的目的实现。

比如,“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都是物质产品,都可以具有外在目的,或者说成为外在目的(比如旅游和赚钱)的载体或手段,但是,将这“两山”连接在一起的目的导向却是精神性的,也就是某种发展观念和生活态度。因此,如果混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不同目的,不对精神导向的预期做目的性规范,那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说法就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也就和精神导向相悖了。

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性

尽管一般说来精神产品都有其目的,但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是自觉的,也就是有着意识形态的导向、规范甚至制约。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有其意识形态要求,不过相对说来,资本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可能是、或者允许是自然的和随机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性既包含精神产品的一般性质,更是针对它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特性或特定含义而言的。这个特定含义包括若干基本要求及相应的关系处理,比较主要的有产品与政治原则、普遍概念与具体内容以及目的的近期性与长远性等。

1.. 精神产品的产出目的与社会主义原则的一致性

在我们国家,当精神产品的产出作为目的本身的时候,其目的的合理预期和实际效果都在于如何与社会主义原则保持一致。事实上,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在目的性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性,但这一特性的真实含义主要在于某种导向性前提,而不是政治本身对产品内容和功能的统辖或涵盖。比如,正是根据产品目的与政治原则的一致性,我们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才是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根本任务的意义在于精神产品产出的导向性前提,它不仅不妨碍、相反应该有助于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并且促进教育产品各方面的质量提高。

表面上看,至少由于作为精神产品发出方的公共领域权威机构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这一事实,精神产品与其政治原则的一致性并不难理解。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政治原则本身就需要各种精神产品的支撑,也就是相应的宣传、教育、引导、规范等。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目的和它的社会主义特性本来就是互为因果以及互为表里的,所以不应该、甚至也不允许把精神产品作为中性的和对象性的概念。如果不能够自觉并正确理解这些,就可能在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产出和运用方面疏离、甚至缺失了与相应政治原则的一致性,从而使其变成了一般的、甚至与社会主义特性相反的精神产品。比如,很多时候、尤其是媒体很喜欢用“共和国”来表示中国,殊不知“共和国”和“人民共和国”在国体和政体上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形式,既不能把前者当成后者的省略用法,更不能把两者混淆、等同和替代。

2.. 作为普遍概念的精神产品与具体的精神产品

如果相对物质产品来讲,作为普遍概念的精神产品当然可以不为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制约就能够存在或成立,然而就以“社会主义”作为普遍概念来讲,其精神产品不仅直接反映了相应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而且缺失这种反映功能的精神产品一般是不允许存在或成立的。比如,同样是游戏节目和交往方式,它们作为精神产品是不允许含有“黄、赌、毒”等不道德因素的,更不允许涉及暴恐、分裂、危害国家安全、反社会主义等敌对行为。在此意义上讲,具体的社会主义精神产品不仅应该符合它的普遍概念,而且要求能够适应普遍概念的总目的。

但是,作为原则和导向的普遍概念并不阻碍具体精神产品的内容设计和制作,相反,它可能、也应该有助于具体精神产品的创新,否则普遍概念就可能成为空洞无物的教条。比如,红色旅游就是旅游产业的重要创新内容和形式,但是,这种旅游形式是由于普遍概念、也就是“红色”才能够成为精神产品的,甚至才具有了相应概念的真实内容,否则也就只是一般的旅游。在这个意义上讲,普遍概念和具体产品之间具有导向和遵从的关系,然而从具体内容的设置和运作来讲,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和不变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否则不仅红色旅游难以创新各种生动鲜活的形式,“红色”所具有的普遍概念特性也很容易游离于旅游项目或功能之外。

普遍概念和具体产品的导向和遵从关系还可体现为某种体系内的总体与部分。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总体形态,而“富强、民主”等诸方面内容则是作为部分的具体精神产品。这里的体系特性在于,总体和部分的性质同属于一个价值观,而具体的内容方面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勾画出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当然,这个价值观的核心部分是否就由富强、民主等12 个方面构成以及它们的位置和表述是否恰当等问题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相反,这种同一属性原则下的调整变化和具体运用正是普遍概念和具体产品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

3.. 精神产品目的实现的近期性与长远性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近期性体现为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步骤相一致,而长远目的则是与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相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最基本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从理论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明确表示,由于当时有各种不科学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观点,所以才用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但是,实践上的问题不仅复杂得多,而且往往需要创新相应的理论才能解释得通,所以才会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以及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等理论。

但是,上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关系并不能机械地、或者说一一对应地用来代替精神产品目的的近期性和长远性,甚至具体阶段的性质确定并不总是分得清楚的。事实上,近期和长远并不仅仅是不同的时间概念,而且具体的精神产品也很难在运用的时候分清楚近期和长期的边界以及相应内容,所以这里的真实含义在于,近期性和长期性既是精神产品目标必然具有的任务针对,也是自觉设计精神产品所必须考虑的政策和策略。换句话说,在精神产品的具体运用中,近期性和长期性并不总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高度被认识的,人们更多关注的很可能是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因此,尽管正确的近期性是由总体或具体任务的阶段性决定的,甚至本身就是阶段性任务的具体内容,但也可能由于实用需求或价值而产生误解,从而影响或歪曲了长远性目标的指向和实现。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视知识,就在高等教育中设置了很多博士学位,攻读的形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在职读博士、各种“实践类”博士以及针对某种需要的“专项计划”博士等。这种做法开始也许是出于一种好意的误解,也就是短期性应急或权宜,然而从长远性来看,实践已经证明是极大的浪费,因为高学历并不表示整体质量和能力的提高,相反,批量生产的众多博士却造成了不必要的就业心理压力和知识贬值。

三、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消费特征

“消费”当然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将它挪用到这里,是为了比较方便地说明,精神产品的消费也就是其目的的实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特点是针对任何消费都具有的基本功能而言的,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消费特点是由产品的特定目的、内容以及产出方式决定的。换句话说,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消费特点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前述“产品的目的性”对共同或普遍的消费功能的特殊要求或制约,而这些消费特征所体现的,也正是产品目的能否实现的功能性因素和要求。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消费特征的说明也大致包括若干相应的基本关系,比如观念性和时效性、个体性和公共性、选择性和制约性等。事实上,注意这些关系及特点,就是要求遵从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产出和消费规律,也才可能从理论上根本批判和自觉抵制精神产品产出和消费中的庸俗社会学。

1.. 关于消费的观念性和时效性

既然是精神产品,那么它最为突出的消费特征应该在于消费本身的观念性,也就是为着某种观念,主要以观念的形态,达到某种预期的观念效果。观念性消费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损耗,至少是不会有物质形态的损耗,因为观念是看不见的。当然,这也可能带来一个缺陷,就是消极消费,甚至假装消费,比如我们常讲的开会思想开小差或干私活儿以及阳奉阴违等行为。同时,由于观念是延续的,所以精神产品又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消费。当然,任何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都有时效性,但精神产品的时效性指的恰恰是它不会“过时”,因为不仅无论消极还是积极在此都是针对观念形态而言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产品的目的性决定了它从来就不可能是一次性消费的。换句话说,观念性和时效性是互为相关的,观念的存在形态预设了时效的功能,而时效的长短体现了观念内容的目的要求。

由此,精神产品的目的和内容不仅总是随着需要而调整的,叫做“与时俱进”,而且还可以成为“传统”,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这种时效性尤其是和其目的的近期性和长期性要求相一致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毛泽东思想虽然仍处于“指导思想”的系列或体系中,但这种指导作用的实际含义在于原则意义上的延续性。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并不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之列,但它提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基本框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延续。不仅如此,具有普遍意义的延续可以在具体的内容或方面跨越具体的时效限制,或者说使延续本身成为时效,比如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内容方面。

2.. 关于消费的个体性和公共性

个人和社会都可能占有物质产品,但是,任何消费者都无法把精神产品作为个人占有的私有财产,即便是社会也无法阻止其他社会(或群体、组织)以自己的方式、甚至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同一个精神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讲,精神产品消费的公共性不仅不与个体性相矛盾,而且必须经由具体的个人、或者说落实为个体的消费(学习、认知、认同、接受等)才是真实的和有效的。因此,至少是由于产品目的的自觉性,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在这方面的突出特点就是个体性与公共性的高度一致:一方面,产品具体的使用过程一般只能是个体性的,另一方面,这种个体性又是被产品的目的所制约的。比如,在前述的红色旅游活动中,其精神产品的意义和作用在个人的消费中很难说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完全没有目的的导向制约,漠视公共性的作用和影响,就难免出现各种庸俗的、甚至与“红色”的主题特性不相符合的消费方式和实际效果。

至少从价值导向的功能特性来讲,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消费的公共性当然包括非营利性,所以就存在消费代价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消费能够成立的绝对前提,就是经由消费本身使得产品的提供方获利,所以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并不根本否定这种获利,但却排斥自身与直接的物质性营利相联系,而注重预期目的的达到或实现。在此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精神产品“获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体消费者对于公共性的自觉认识,包括达成和保持个体性与公共性一致。比如,最能体现精神产品消费公共性的形态也许就是媒体,所以如果媒体对此缺乏自觉性,就很容易在最大的公共范围减损精神产品的社会主义特性和导向。

上述问题之所以重要却又普遍被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精神产品消费的个体性和公共性关系被精神产品的广告化形式特征所掩盖和解构了。一方面,广告以最具公共性的方式、甚至就作为公共性的功能特性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消费本身以广告化的方式,将其个体性变成非对象的合理性,或者以非对象的广告手段赋予个体性的消费以合理性。比如,有些主持人居然在节目结束时说“感谢你的陪伴”,其效果就是把对象性消费的公共性转变成个体的非对象性姿态;广告化的明星示范往往也助长了目空一切的自我膨胀,好像他们作为特殊的个体就代表了公众的选择导向和标准,从而诱使那些非明星的个体甘愿流于模仿明星的媚俗消费。

3.. 关于消费的选择性和制约性

一般说来,消费行为本身都是独立的,而这种独立性的保障则是选择性,也就是说,包括个人在内的各种消费主体都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消费以及消费的内容、对象、方式甚至代价。但是,相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来讲,这种看似独立的行为在精神产品却是一种双向选择,也就是制约中的选择。一方面,精神产品要对消费对象进行有条件的选择,也就是针对性,包括职业属性、文化水平、综合素质、政治倾向等因素,从而有针对地提供相应的产品;另一方面,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选择根据,主要在于产品设置和预期的目的,从而尽可能使具体消费的各种选择遵从或聚向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尊重产品自身作用的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但也必定要排斥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它必须对这种客观效果具有自觉的认识和能动的影响。

从实际运作来看,精神产品的消费由其选择性而形成了相应的消费对象,从而某些特定的精神产品甚至只能对特定的消费者起作用,或为他所消费。在此意义上讲,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不可转让的,因为任何转让如果发生就只能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但是,从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消费的制约性来讲,既定任务的完成或实现却必然要求突破这种不可转让性,从而使多样性选择以及相应的创新成为可能,包括在精神产品的提供和消费中发挥普及和提高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精神产品消费的可转让性与创新性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要求保证自主选择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过,做到这一点的困难也是明显的。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和实效在于如何使其真正成为受教育者的自觉选择,而不仅仅是教学手段上的花样翻新。同样,不同主题的精神产品所具有的选择性和制约性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对于纪念马克思这样的专题电视片来讲,最重要的是能够展示和说明马克思之所以伟大的根本道理所在,而不至于混同一般的名人传记和人文历史,更不能沦为事件流水账加上空洞无物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