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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多样文化交往中的“共同价值”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1/8 15:22:30

2015 年9 月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 “共同价值”提出后,随即引发国内学术界一系列讨论和争辩。关于“共同价值”的论争主题集中于四个方面:其一,何为“共同价值”;其二;多样文化交往中是否存在“共同价值”;其三,认同“共同价值”是否意味着接受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其四,“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的关系。可见,将“共同价值”置于多样文化交往中来进行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时代,多样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种族、地域、国家的人们价值观的相互借鉴、碰撞乃至冲突。这需要我们从价值哲学维度来分析多样文化交往中的价值本质,特别是集中探讨不同文化中有无“共同价值”,“一般价值”和“特殊价值”的关系等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敢于承认不同文化中确实存在“共同价值”,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社会标榜的“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通过辨析和厘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并最终探寻出不同文化间“共同价值”的具体途径。因此,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寻求多样文化交往中的“共同价值”已然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一、多样文化交往中的“价值”本质

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每天都面对不同文化的选择与取舍问题,世界文化差异性使得人们永远行走在学习的路上。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在社会生活中深受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了解和选择文化。在对多样文化进行认知、判断与选择过程中,人们根据自身的“主体尺度”进行着文化“价值评价”。

哲学上讲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意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彰显的是外部客观世界的事物(客体)对于人(主体)的需要满足与否(意义)的关系。哲学的价值概念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是对各种特殊的价值现象的本质概括。单就交往中的多样文化而言,其对于不同种族、地域、国家的人们具有差异化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引领。在这个过程中,多样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评价”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评价”并不是一种完全主观随意的认知活动,而是同样具有客观性的实践过程。实践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客观物质活动,也是一种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将主观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过程,也是主体观念的现实化过程。”[2]29马克思指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它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3]190-191 文化价值评价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将自身对文化的主体观念现实化的过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客观需要或要求产生出反映价值关系的文化评价,同时又在实践过程中印证、修正和改变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诚如列宁所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4]314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文化进行价值评价的主体是具体的,可以是个人、群体或人类,而不同的主体在需要或要求方面往往存在着差异和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对同一种文化的价值评价也常常会产生差异抑或截然相反。但是,这并不说明不同主体对同一文化所作出的价值评价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纯粹是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主观评价。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一定是反映文化本质要求的或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这需要人们在多样文化交往中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因为文化价值评价作为人对自身的客观需要和要求的主观反映,会转化为实现主体文化价值的强大精神驱动力量。可以说,文化价值评价过程同样伴随着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即逐步形成人们关于文化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念体系。通常情况下,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是构成科学的文化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谈及的“文化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是有不同所指的。“文化价值观”体现的是人们面对同质或者异质文化时所持存的心理、观点和态度。而“核心价值观”一般是指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往往会直接影响该社会人们“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内容。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文化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结晶、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基因、人们的精神家园、国家的精神支撑。多样文化交往的实质是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交往,人们面对多样文化所作出的选择实质是价值观的选择。当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先进文化是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精神武器,越发重视各国多样文化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从价值哲学视角看,全球化背景下多样文化交往的本质是文化价值观的互动,反映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和灵魂核心,具有形而上的特点。

二、“共同价值”: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

当前,不同文化间交往、互动频繁,准确把握多样文化交往中的“绝对”与“相对”,这对于深刻理解作为全人类普遍共识的“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片面主张文化的特殊性,还是“文化绝对主义”过分强调文化的普遍性,二者都是对待文化的不科学态度和方法。在全球化时代多样文化交往过程中,人们面对自己民族文化与世界他国文化,既要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普遍性地方,又要重视自身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方面,这是文化选择的“辩证法”。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关系,既是文化这一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也是我们对待文化本身所应持存的科学的认识方法。习近平所提出的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指导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往互动的基本遵循,是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观系统。“共同价值”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解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建构国际价值观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共同价值”根植于世界历史的深厚土壤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5]169在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分工的共同作用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改变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全世界范围内的密切交往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168正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基础之上,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为人类在共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深厚土壤。在全球化历史背景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404

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被卷入普遍联系和交往洪流当中,“地球村”“世界公民”已经变得名副其实。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困扰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惩治跨国犯罪、预防重大传染性疾病、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彼此依存,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协同行动,共同治理。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关切和普遍共识。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普遍呼吁要以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达成普遍共识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

(二)“共同价值”表达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活动,为满足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今时代,“共同价值”回应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对全人类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的真实反映和客观表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概括。这些价值理念绝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整体,系统表达了全人类的利益诉求和美好追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人类生存的安全保障。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侵蚀人类的文明成果,践踏人类的生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早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没有发展就没有人类生存的物质保证。人类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摆脱贫困和匮乏,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公平和正义是和平与发展的伦理保障。没有公平和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更不可能有发展。国际社会必须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保证任何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享有独立平等的地位。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制定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民主和自由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实现民主和自由创造了安全和物质基础,而公平和正义则为其提供了制度和秩序保证。可以说,“共同价值”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全面表达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三)“共同价值” 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状况各有差异。因此,“共同价值”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这是因为“全球化所引发的价值冲突已经否定了用单一价值替代共同价值的可能。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冲突已经给人类以充分的启示。世界不可能是单一文明、单一价值的结果”。[6]“共同价值”坚持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旨在塑造一个既满足各国自身发展需要又能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一个尊重文化多样性、反对单一文化霸权的国际新秩序,形成一个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列宁曾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7]182“共同价值”为应对和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科学引导和正确方向。“共同价值”有利于全面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合理有序发展,共同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共同价值”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源泉,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认同、接受的价值理念,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和推动“共同价值”的同时,在国内则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进行文化建设、价值观培育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二者统一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体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共同价值”,比较完整地彰显和体现了“共同价值”。对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人类共同价值,充分继承了人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价值成果。”[8] 另一方面,“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延伸与升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表达,是对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普世价值” 的内生性回应。可以说,“共同价值”是中国政府在国际范围内主动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表达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寻求“共同价值”不等于接受西方“普世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积极寻求多样文化交往中的“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接受西方国家标榜的“普遍主义”“普世价值”。伴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热衷于推广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理念,并将其标榜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意义,宣称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在时空上绝对永恒地存在。实际上,“普世价值”“普遍主义”概念遮蔽了价值与真理的复杂关系,背离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基本哲学原理,并导致了社会文化交往中“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根本对立,最终陷入了哲学价值困境而难以自拔。一般而言,真理具有唯一性和一元性,而价值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是多元的、具体的、特殊的。作为价值主体的现实中的人,既有普遍的、共通的一面,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自身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完全无视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特殊价值”,这显然体现出文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虚伪本质。从历史维度看,早在20 世纪80年代,美国就开始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和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冷战结束后,美国新保守势力抬头,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推广到全球,试图通过“民主化” 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2008 年,奥巴马上台后,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同时,作为传统“商品、资本输出”的补充,美国更加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人权高于主权”和“民主人权输出”,打着“文明”的幌子,以加快民主进程、促进他国人权实现为借口,赤裸裸地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推行“普世价值”“普遍主义”的实质,是争夺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霸权的表现,是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中国无疑是西方国家推销“普世价值”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既有轨道,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苏东剧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此,我们要在充分肯定人类文明进步优秀成果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并达成有效“共同价值”。与此同时,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认清其虚伪本质,筑牢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防线。[9]

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共同价值”同西方的“普世价值”截然不同,具有本质区别。从倡导主体来看,“共同价值”的倡导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普世价值”的倡导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内在特征来看,“共同价值”具有包容开放的特点。“共同价值”认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都应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认同、接受的价值。每个国家都应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在“共同价值”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由于各国家、各地区和各民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在“共同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可能会存在差异。在这点上,“共同价值”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主张各国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和具体路径。与之相反,“普世价值”具有强制性和单一性的特点,认为只存在资本主义这一种价值形态,不允许、不承认、不接受其他的价值形态,主张资本主义世界化、全球化。从实践目的来看,“共同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参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建构,在平等协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将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呈现出来,引领世界各国走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康庄大道,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稳定与发展。与之相对,“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攻击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企图实现整个世界的西方化,其目的就是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以文化殖民为目的的西方“普世价值”非但无益于达成多样文化间的“共同价值”,反而会破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多样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而“共同价值”正是整合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的金钥匙。寻求多样文化“共同价值”,“绝不仅是为了哲学本身,而是为了社会实践,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的切身利益的根本性问题”。[10] 2014 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1]262中国作为“共同价值”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坚决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正面回应。“这种回应不是出于抵制西方价值的民族主义情感,也不是出于对普世价值论的先入之见,而是出于中国数千年政治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内生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经验的高度凝结”,[12]也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四、积极寻求多样文化“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

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表现形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化的民族性并没有因为全球化时代到来而被削弱。当今世界文化是由具有特殊性的各个民族文化所组成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彩缤纷的有机统一体。世界文化不是众多民族文化的简单叠拼,而是在各种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渐凝练、积淀而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这些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体现着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共同财富。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各族人民俨然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反恐问题、疾病问题等等,都需要集思广益来共同解决。全世界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人类在多样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去努力寻求具有普遍“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

一是面对异质的多样文化,树立科学的文化态

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渊源,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充分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寻求“共同价值”的重要前提。“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正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文化也只有在开放和共享中才更具魅力。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蕴含着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某一个现代文化的普及和代替其他文化的过程,而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中,不同的文化体实际上都进行了新的包容性的多重认同重构。”[13]43在文化交往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又要防止文化自卑心理和狭隘的民族至上主义。“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14] 在传播自己优秀文化的同时,应以平和而客观的态度、以宽广而包容的胸怀去面对、学习和借鉴各国文化。多样文化因异而求同,求同而存异。只有承认和尊重多样文化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寻求“共同价值”。

二是扩大经济交流,促进互利共赢。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的补充与延伸,经济交流为文化交流提供强大动力。实践表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往往会带动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贸通道,更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更是成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波斯文化等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结晶,是研究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多样文化交流互鉴的史料宝库。2013年9 月和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创造了巨大机遇,也为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经济交流使合作双方形成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伙伴关系,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文化交往的“共同价值”。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发展,追求公平正义,捍卫民主自由。

三是建立文化对话机制,搭建文化交往平台。

全球化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文化全球化需要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建立稳定高效的对话机制和交往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常往来。”自2003 年中法互办文化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美国、印度、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合作举办文化节、文化周和文化年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彼此间的沟通与了解,也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文化对话机制的建立、文化交往平台的搭建,必须建立在科学、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 的重要补充,文化“软实力” “软外交”在当今国际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世界各国越发重视本国语言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以中国为例,伴随着“汉语热”“中国热”持续升温,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架起了中外语言文化沟通理解的桥梁。据统计,自2004 年第一所孔子学院———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创办至今,全球已有500 余所孔子学院和1000 个中小学孔子课堂,遍布126 个国家,累计注册学员345 万人。有61 个国家和欧盟已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汉语学习者已达1 亿,比10 年前增长3.. 3 倍。实践证明,孔子学院不仅是语言教学的重要平台,也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寻求彼此“共同价值”的重要载体。四是注重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跨国文化合作。

电影电视剧、动漫等文化产品已经成为各国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形式,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早已风靡全球,不仅收获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有效地传播了本国文化价值理念。我国应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2016 年8 月,以大宋文化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再现了北宋时期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富华甲天下”的繁荣景象,激发了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进一步推动跨国文化合作。2008 年,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以熊猫为主角的美国电影《功夫熊猫》风靡全球,堪称动漫业跨国合作的经典之作。2015 年,中国与13 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合拍立项作品创造了82 部的历史之最,多部华语电影也在西方国家相继上映。文化行业之间的跨国合作有效整合了不同的文化资源,以崭新的视角将各种新的文化元素推向全世界,增进了各国人民对多样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五是在全球治理中推进“共同价值” 的实现。

多样文化交往中的“共同价值”,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形式,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和现实需要。世界各国人民面临共同的时代困惑和发展难题,需要全球治理的协同化参与和机制化运作,每一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应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各国要同心协力、化危机为生机,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打造分享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2016 年9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致认为,面对难民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诸多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世界各国必须联动互信,通力合作,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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