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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京口鲍氏三姐妹文学地位获得成因

作者: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8/22 11:59:38

关键词:镇江京口 鲍氏三姐妹 女性文学 地域 家族

 

京口鲍家之兰、之蕙、之芬三姝是南朝著名诗人鲍照的第四十代子孙,其作品在康熙年间的文坛上颇负盛名,与其母陈蕊珠有《课选楼合稿》传世。三人都以诗歌名,其诗风幽娴贞静,温柔敦厚,获得了当时如袁枚、王文治等不少名士的称赞。成为当时闺阁文学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这般如此强劲的女性创作力量的形成必有其特定的原因,参考法国美学家泰纳提出的对西方美学史探讨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影响重大的“三因素说”,即文艺的创作与发展趋向是由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外在力量所决定的。中国并无种族区别,但历史上却不乏如京口鲍氏这般非常注重家族文脉传承的名门望族,故而分析这些家族内成员文学地位获得的原因,就必须要考虑到家族传承、环境和时代的影响。简单概括,即可分为外在影响(自然环境以及人文时代环境)和内在影响(家族传承)两部分进行讨论。宇文所安在《南方周末》的访谈里更是直接地反对了由少数伟大作家串联构成的文学史,他认为“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1]出于对一个和现代读者有着不可回避的历史隔阂的作家形象的构建,只有从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影响的切入口进行辩证分析,方能获得时空四维的完整性。

 

一.内在家族传承

 

鲍家三姐妹出身镇江京口鲍氏名门。京口鲍氏一支由新安鲍氏仲珍公起迁润并延续至今,一门风雅,底蕴深厚,以诗书传家,继承先祖照公之遗志。至清代康熙年间,鲍皋作为“京口三诗人”之一风头大盛,虽举博学鸿词科不就,但其诗作丰富,在创作一途上颇具天分,现有《海门初集》传世。此诗集相传是由鲍皋夫人陈蕊珠编校,蕊珠亦是清朝著名女诗人,八岁时便随父亲开始读书,极善诗文,后因鲍皋长期客居在外,不能亲课子女,便由陈蕊珠对两子(之钟、之镛)三女进行启蒙,常亲作诗文示范以指教,这使得鲍家三姐妹在文学上的起步非常扎实。《起云阁诗抄》的序言中直接点出这一对因果关系:“徵君夫妇皆能诗,故其子女多工诗。”[2]鲍之蕙自己也在收录于《清娱阁吟稿》中的《曹墨琴女史书扇聊见赠率成四绝报谢》中写到:“文武传家母教多”[3],可见家族文化的传承对女性作家的创作成长可以说是影响巨大,母亲在文学一途所获得的成就亦鼓舞着她们在当时那种对女性相对宽松的时代背景下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不仅如此,家族一脉相承的诗文风格也会在父母传教、耳濡目染之中融入血液之中,成为这些女性作家字里行间洋溢开来的独特精神气质,鲍家三姐妹的创作也同样深受鲍家传统文风的影响。

 

鲍家的风格形成可从宋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说起。鲍照诗风承袭建安风骨,俊逸豪放而慷慨奇绝,后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概括道:“俊逸鲍参军”,故后世学者论及鲍照之诗风时常以“俊逸”二字称之,“俊”在《说文解字》中被解为“材千人也”,段玉裁注曰:“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其诗也确如钟嵘所评“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用语清新而又精巧,才华可见一斑;“逸”在诗文中多指一种“逸气”,奔放畅达而全无滞涩。而在对于鲍皋的评价中,沈德潜称之为“京口三逸”之一,王豫则认为他在“三逸”之中“以才气胜”,鲍氏门内相似的诗歌风格也展现出他们对于传承的重视。

 

“俊逸之气”在鲍氏姐妹的作品中亦能得到体现。如之蕙为和之芬《咏梅四首》所作的《梅骨》:“九疑仙子冠群芳,玉骨珊珊拗雪霜。谁信一寒能入髓,果然竟体总含香。瘦如白鹤凌云健,傲比黄花冒雨凉。自是君身有高格,漫将皮相说龙翔。”[4]此篇上阙用女性特有的柔婉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梅花冰清玉洁、仙气盎然的美好模样,“仙子”一喻衬着“雪霜”与“含香”显得格外精巧;下阙却是笔锋一转,诗风走向奔放舒张,反映出女性作家对“瘦傲”之“高格”的向往绝不输于男性。可以说,三姐妹之诗皆有不输男儿的开阔远见与女儿家独有的柔情细密的心思,王文治评《清娱阁吟稿》道:“情深意练,骨重神清,诗学之深近时所罕,深稳中时露佳句,古体安章顿句俱有成法,近时名家所难。”评之兰《起云阁吟稿》则曰:“细读诸作卓然成家……近日士大夫以诗名家者亦罕能臻此,能无叹服?”[5]

 

当然,鲍家历来重视的母教传统不仅使得自己的子弟才学兼备、诗文兼长,亦对我们现代提高母教素养、弘扬优秀家风有着重要启示。《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的作者郑诗亮在成书之后曾感叹:“这些家族的家风,总的来说,要点有二,一曰知廉耻,一曰读诗书。前者关乎伦理教育,后者则涉及文化教育两者相结合,便构成了家族成员为人处世的根基。”优秀的母教可以兼容伦理与文化教育这应当成为极其重视家风建设的当代中国可以借鉴的重要宝藏。

 

二.外在环境影响

 

(一)自然环境。镇江虽位于长江三角洲西段,但全市的地貌形态仍以丘陵山地为主,面积占比一半之多,而平原与水面总占比仅约三分之一。四面环山的整体形态使此地必然有些闭塞,但却极其利于文脉独立的、一以贯之的传承,这也是京口鲍氏家风能够代代相传而不偏移的重要原因。

 

庄绰在《鸡肋篇》中提出,“人性类其土风”,这在历史实践中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学界对于南北文风的差异也已近述尽矣,但镇江独特的地貌依然使其文风拥有独特之处。清姚元之作《三秀斋诗抄序》曰:“余尝往来京口览山川之奇秀,宜其生斯土者,人多瑰异。”[6]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等著名山峰林立,加上长江与运河在此处的交汇,使得镇江的民风刚柔并济而恰宜,与儒学有着极其类似的特征。《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段玉裁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可见儒在行为性情层面具有温和温柔、曲直相融的特点,融合到诗作中,便呈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鲍之蕙族侄鲍桂星在拜读过她的作品后评论为:“律细而神超,辞文而旨远,漻乎其清也,蔼乎其和也,庄庄乎其雅正也,温柔敦厚导源于三百篇而奄有有六代三唐之胜,岂独寻常闺秀所不逮……”在《清娱阁吟稿》后的评跋中鲍之钟也写到:“从性情中流露,而书卷之气盎然,深得诗人温柔敦厚之遗。”[7]可见鲍氏三姐妹的诗文风格与镇江不同于江南其他地方的特殊地貌是极为相符的。

 

(二)人文环境。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观点,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样受到来自经济基础的根本制约性。京口鲍氏三姐妹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层面取得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当时镇江区域经济情况。镇江位处江南富庶之地,而江南经济快速发展开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当时北方战乱频繁,大量北方的劳动人民与手工业者纷纷选择向战乱较少、社会较为稳定的江南迁徙,为江南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同时带去了不少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江南经济自此开始快速发展。《宋书》卷五十四中这样描绘到:“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8]经济的发展对于教育的繁荣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腾飞的江南私学兴起,本土文人名士不断出现,而至唐朝安史之乱时,北方不少文化精英又大量南迁,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对南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大江南的范围缩小并具体着眼于镇江一地,虽多山但同时水网密布,水上交通极为发达,极大地方便了往来货物运输,这些条件对镇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为当时高门贵族中的女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使得她们有余力和闲暇来进行文学创作,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使得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更为宽松和包容,与前代女性相比自由许多,可以接受教育出版作品,甚至向男性文人拜师学习,这一现象在当时的鲍家也是尤为典型的,比如鲍之钟在为《清娱阁吟稿》所作的序中开篇第一句便说:“《清娱阁吟稿》予仲妹茝香作也,妹幼聪慧善吟咏,卷帙纷披杂罗于妆台奁具间,俨然弟子员也。”[9]

 

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当时的女性文学创作进入高潮时期,女性文化圈开始出现,这一点在三姐妹的诗集中有着较详细的体现,如之蕙的《赠闺秀王玳梁》(玳梁后有和诗)、《和秋亭春日寄怀元韵》、《答秋亭谢赠碧桃花原韵》,之兰的《残雪喜晴书寄闺友》、《遇汪桐君女史宅即赠》,之芬的《赠骆佩香》等等,另外三姐妹之间也有不少唱和诗作。鲍之芬在《赠骆佩香》中放出豪言:“六代繁华古帝畿,而今灵秀属兰闺”[10],同时代大家袁枚更是招收随园女弟子三十余名,清代社会文化环境对女性作家的友好程度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作家们将私人的情感体验和女性共同的命运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使诗作拥有性别特色的美感,在文坛上和男性诗人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京口鲍氏一支至今仍在镇江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递着他们带有镇江地域特色的家风家学和文化态度,因此,对之兰、之蕙、之芬三姐妹文学地位获得成因的探讨不仅能够明确镇江地域文化风格,使镇江更具文化向心力,还有利于当代中国吸收并推广优良家风的传承经验,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寅.“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专访宇文所安[N].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第D28版

 

[2][3][4][5][6][7][9][10]戴燮元.京江鲍氏三女史诗钞合刻[M].清光绪八年(1808)嘉禾刻本.

 

[8]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