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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外来词造字音译初探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4/12 13:23:11

一、清末民初外来词的基本类型及造字音译的含义

汉语史研究中,“清末民初”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1], 此期受到社会剧变的影响,新事物不断涌入,借用外来语言成为一种必需的手段,这也正如王国维所说:“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2]我们以能反映此期语言特色的经典著作和字词典作为语料来源,从中搜集并整理了“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词表”,在我们的统计范围内,此期西源外来词共有615个。从类型上来看,有关音译词的分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这里采取刁晏斌在《现代汉语史》中的分类,将音译外来词分为:“单纯音译、谐音音译、造字音译、音译意译结合、音译+义标”这五类[3]。在这615个音译词中,属于造字音译的共计63个,占总数的10.2%,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不算太多,但它颇具特色,而且对外来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造字音译”指的是“为了对应原词的音而兼表其所属的意义范围而另造新字”[3]251,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选取固有汉字而是另造新字,这主要是由汉语自身特点所决定。究其原因,汉字属于意音文字,它在表音的同时也兼具表义特性,尤其常用汉字更是如此。事实上,造字音译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例如“魔”,它出现在汉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外来文化的阶段,即佛教传入时期,“魔”源于梵语“Māra”,最开始“Māra”是借汉字“磨”来对译, 但“磨”是常用汉字,而且从石,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所以后南朝梁武帝另造新字“魔”,从鬼,明确了它的类属。这实际上就属于形意化的音译字,也就是“造字音译”。下面重点讨论这种音译方式。

二、清末民初造字音译的类别及特点

在我们的统计范围内,这63个造字音译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化学领域,此外还有单位词及其他类别,下面结合实例分别说明。

(一)化学术语与造字音译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化学元素不断被发现并被引介到中国,相对于普通词汇而言,它们本身具有抽象性和学术性,在对译时就更需要精确。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期已发现的元素有数十种,化学元素的名称作为一个系统大规模涌入,仅仅依靠旧词新义已经很难应对,所以造字音译这种手段应运而生。围绕化学术语的造字音译,先后出现了两种体系,我们分别进行说明。

1.罗存德《英华字典》与化学元素命名。

罗存德作为一名德国传教士,1848年来到中国,先后在香港、广州、日本等地传教行医。1866-1869年,他撰写了4卷本共2013页的《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并由香港“Dally Press”印刷出版。这部大型的双语字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对汉语、日语译词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抽旧绪,别出新诠,博采傍稽,合参互证”是对罗存德译词特色的精准概括。[4]139-146与当时的其他词典相比,罗存德并非一味求新,他创制的新词主要是对原有的汉字加以改造,这种改造根植于汉语本体,要么是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要么是对原有词义进行扩充。

具体说来,罗存德在《英华字典》第四册的序言当中专门探讨了化学元素的命名方式,他提到:“It now remains for us to explain the principle on which we have found some of the words used in chemistry.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element is ‘行’.All words combined with this radical are placed between the right and left division of the figure of the character.Acting upon this principle we have no difficulty in exhibitingin the simplest form the names of most of our elements.”(作者译:我们已经发现了化学中的一些术语,它们现在仍然可以作为一种规律存在。例如,英语中的“element”对应到汉语中即为“行”。根据这个规律,“行”可以分置到所有代表化学术语的汉字的左右两侧。据此进行操作,我们发现这个方法可以以最简便的形式来命名绝大多数的化学元素,而且是毫无困难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罗存德认为化学元素如果对应到汉语中,可以统一用“行”这个字来表示,因为“行”是“the first or constituent principle or part of anything”,即“首要的构成原则” (《英华字典》第713页)。用“行”来表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要素,显然是比附了中国人传统的“五行”观念,正是通过“行”这个字,罗存德开创了中国第一套元素译名。他主要以“会意”的方式来造字,绝大多数的元素名称都可以通过将某一汉字插入“行”中而轻易得到,例如:

氧(oxygenium)——(读音为yang)

炭(carbon)——(读音为tan)

氯(chlor)——(读音为luh)

碘(iodine)——(读音为lan)

1860年,已知的元素共有63种,《英华字典》收录元素名称达到50个,其中使用“行”造字的元素则有21个。

不过,该法虽然开创了化学元素命名的新天地,但是并未推广开来,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由“行”字法造出来的元素名称,笔画繁复,形态很臃肿,所以不易识记与书写。化学元素是从西方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的新兴名词,对于这种外来概念应采取简便的方式才有助于其融入汉语。其次,使用“行”来比附中国的“五行”,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汉化”的因素,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行”已经不足以阐释西语中的“element”这个概念,例如合信《博物新编》第一章:“西人考究五类之元质,为数五十有六,五行原不足以尽之。”[5]54可见,这种造字方式虽然可以为化学元素进行较为系统的定名,但却缺乏科学的依据。再加之罗存德《英华字典》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反倒是在日本两次重印出版,以上种种原因均导致罗存德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影响力也有限。

2.傅兰雅、徐寿《化学鉴原》与元素命名。

在翻译方面,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是19世纪来华西方人士中贡献最大的。他在中国共生活了35年,曾先后在北京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并与中国科学家徐寿合译了《化学鉴原》,于1871年出版。该书大量创制化学元素的新名并广为流传,傅兰雅也因此被时人称为“今之仓颉”。

傅兰雅在发表于1880年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当时西方人普遍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①,针对这个观点,傅兰雅提出:“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①事实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认为汉语有翻译西方概念的能力。傅兰雅针对化学元素名目的翻译摸索出了一套成体系、规范化的方式,即“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本音,如镁、鉮、矽②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①他还明确指出“一字”原则:所有原质、多无华名,自必设立新者、而以一字为主、或按其形性大意而命之、或按西字要声而译之③。他所创造的新词创制方法对于化学元素的定名具有重要意义。据我们统计,这样的新造字可分为两类,在数量上具有差异,下面就结合这些新造字具体说明。

首先,采取“平常字外加偏旁”方式的相对较多。该类基本都属于形声字,利用添加义符表示化学上的分类。譬如添加“金”字旁表示的是“金属”类,如“钙”“锆”“镓”“镁”等;加“石”字旁的表示的是“固态非金属”类,如“砷”“碳”“硅”等;添加“气”字头的表示的是“气体”,如“氧”“氦”“氩”等。值得一提的是,使用气字旁的新字并非傅兰雅所译,在《化学鉴原》中仍写作“养气”“轻气”,而“氧”“氦”等新造字是在益智书会1899年公布的《协定化学名目》中首次出现的,在1912年则成了教育部所规定的“部定字”。

其次,“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方式的数量较少,这些字均在古汉语中已经出现,但有的字使用频率较低,甚至久已不用,因而具备“灌注新义”的条件。例如“铒”,《玉篇》释为“钩”,它是古代一种钩形饰物,此物由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该字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而“铒”代表的元素“erbium”,它的后缀“-ium”在元素命名中大多表“金属”,而除去后缀音译过来就类似于汉语中的“er”,所以给“铒”添加新义用于表示元素名,还是合情合理的。与之类似的还有“钌”(以金属装饰器物,如“钌辔”)、“镉”(古代炊器,三心空足,同“鬲”)等。

从这两种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傅兰雅造新字的方式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不管是哪一类,都有一定的理据性,较成体系,所以这也是他的元素译名能够留存至今的原因。

(二)度量衡单位与造字音译

体现度量衡单位的新造字非常具有典型性,下面一并进行分析。

“呎”“吋”“哩”“唡”“呏”这五个新造字均表示计量单位,“呎”即“英尺”,“吋”即“英寸”,“哩”即“英里”,“唡”是重量单位“盎司(ounce)”的新造字,而“呏”是容积单位“加仑(gallon)”的新造字。这五个字中,前三个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后两个是国人自造词,虽然来源不同,但日本人的自造汉字也依据的是汉语造词规律,因而具有相通性,这里一并来说。这五个字的读音与它们右侧的声旁相同或相近,左侧均添加了“口”字旁。当时的译者使用“口字旁”来表义,这其实属于一种特殊的造字音译的方式。《说文》:“口,人之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但是,“呎、吋”等从“口”之字与饮食并不相关,所以这里“口字旁”的表意与《说文》并不相同。事实上,添加“口字旁”来造字可能最早出现于东汉佛经翻译时期。宋代郭忠恕曾说:“钵啰护噜之文,内典加口而弹舌”④, 对于佛经中的“弹舌”,他这样解释道:“佛经真言弹舌者多非本字,皆取声近者从口以识之。”④我们从中可以推断,佛经中添加“口字旁”的新字当属于音译字,例如译经中常见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咩吽”等,它们的语音与字右侧的发音近似,但是为了标明外来身份,所以添加了“口字旁”构成新的音译字。佛教中有大量的真言咒语,这都促使这种音译字的不断发展。举例来说,“哩”顾野王《玉篇·口部》释为:“哩,出《陀罗尼》。”“陀罗尼”在佛经中类似于长咒语,“哩”在“陀罗尼”中很多用,并且在后世其他的音译词中也多次出现,例如译经中常见的“阿密哩多”(Am?傳Vta,即甘露)、“底哩三昧耶”(Trisamaya,“底哩”即梵语中的“三”)等。严格来说,“哩”在佛经中早已出现,所以它并非是为了对译“英里”而新造的音译字,但“哩”是利用添加“口字旁”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规律。

这种新造音译字(即添加“口字旁”表义)的方式一直沿用下来,在清末民初也有所体现,而且在创制的过程中还添加了译者的主观心理。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但同时也打碎了当时封建的清王朝自尊为“天朝上国”的美梦,这种社会的变革投射到对外来语言的引介上,就可能出现几种倾向,一方面,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经世派人士,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积极引介西方的新兴概念和科学技术,而另一方面,人们对外来事物却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例如,书写国家名称时,一般都要加“兽”字旁或者“口”字旁表示“非我族类”这样的心理[6]。方维规曾说过:“……根据通常的观点,这里的‘口’指的是动物的而不是人的嘴巴。在这样一种造词结构下,它很明显地涵括了人们所流露或暗示的印象,其特定的情感价值。”[7]104以英国为例,它在鸦片战争中侵占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城市,并且还迫使香港被割让出去并成为其殖民地,这让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所以中国人对英国抱着一种本能的排斥的心态,因而“英吉利”(England,英国)被改译成“咭唎”。与之类似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名称均以加口字旁的方式进行了对译,例如“美利坚”(America,美国)被译为“咪唎坚”⑤,“法兰西”(France,法国)被译作“咈哂”⑥,“荷兰”被译为“嗬”⑦,还有的外国人名也遵循了这个规律,例如出现了“喳啵啷”“啵啷哑哩”⑧等名称 。事实上,以上国名、人名所涉及的许多用字都是在古汉语中从未出现过的,但是通过添加口字旁间接反映一种来自异族、异类的造字心理还是较为普遍的。

同样的,“尺、寸、里、两、升”是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它们所表示的单位大小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当外来文明传入之后,基于一种积极进步的考虑势必要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翻译,但是国人对西方文明又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所以在中国固有单位的基础上添加“口字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而又微妙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造字在后来均发展出了其他音译形式,从它们的变化也能看出其来源的不同,来自日语的“呎”“吋”“哩”采取的是由音译缩略语素“英”作为偏语素,后面添加汉语原有单位“尺、里”构成音义结合的新词,如“英尺”“英里”等;汉语自造的“唡”“呏”则采取了单纯音译的形式,如“盎司”“加仑”等。

(三)其他新造字

其他新造字的数量不多,还有“啤”“镑”等,它们都是利用形声法而造的新字,我们试举几个典型词例进行分析:

【啤】

“啤”源于英语“beer”。我们知道,“beer”在当时还有其他翻译形式,如“比耳、比耳酒、麦酒”等,从“比耳、比而酒”发展到“啤酒”,其实体现了汉语音译外来词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外来语素的产生及再构词。具体来说,“比耳”是beer的单纯音译形式,从外形来看,人们难以了解它的含义,为了表义明确,可以在音译形式后添加义标,构成“比耳酒”。而“啤”则是为了对译beer而造出的新字,其左面“口字旁”表义标,右面声旁表音,由于它是汉语新出现的字形,具有浓郁的外来色彩,让人一看便知其源于国外。而且,与“比耳酒”相比,“啤酒”更符合汉语以双音节为主的特点,因而该词也取代了其他形式,并一直留存到了今天。

虽然“啤酒”这一名称早已有之,但纵观19-20世纪多部双语词典,仍有将beer译作麦酒、大麦酒、苦酒的例子,可见该词仍未达到人所共知的程度。直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啤”才逐渐参与构词,例如1926年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乡间每‘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蕃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这里出现了“黑啤”一词,由于它在同时期的文献中仅出现1次,所以很难说此句中的黑啤究竟是词还是“黑色的啤酒”的缩略形式,但是可以看出,“啤”已具备作为语素参与构词的条件。后世随着该词使用频率的提高,“啤”也逐渐由无义音节向语素转化,当其又与其他语素构成新词时,实际就完成了语素化的过程。在今天,“啤”也成了汉语中典型的外来语素,由其也构成了众多词语,如“黑啤、扎啤、干啤、淡啤、冰啤、生啤、听啤、罐啤、散啤、青啤、燕啤”等。

【泵】

“泵”字明代既已出现,最早有明确的注释当出自清钮琇的笔记体小说《觚剩》中的“粤觚”一节,文中提到“粤中语少正音,书多俗字……其字之随俗撰出者,如水之矶激为‘泵’,音聘。”可见,“泵”最初是个会意字,从石、从水。后来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又出现了“大浪泵”一词,他对“泵”的语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字典音聘,土音蚌。”可见由于受到方音的影响,“泵”的语音很可能转化为了“bèng”。清末民初,它开始作为英语“pump”的翻译形式而存在。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泵并非是新造字,但由于其发音特点,再加之它在近代汉语中较为少用,这些原因都促使其成为pump的音译用字。有意思的是,泵经常出现在现代的字谜当中,如“当谜面是‘泵’时,打一四字成语”,由于“泵”是上“石”下“水”的结构,隐含着水的高度下降了,水下之石就会露出来的含义,谜底便是“水落石出”,而这恰与“泵”的功用相一致。

另外,我们再简述几例:

“镑”:它是英语“pound”的音译新造字,“镑”右边声旁表音,而左面的“钅”旁在汉语中往往与金属货币相关,这也提示了“pound”是一种货币单位。

“”:它对应的是英语中的“rhea”,该词音译过来为“鶆”(即美洲鸵),其中“鶆”这一字形在上古时期既已出现,指的是一种鹰,“”则直到清末民初才出现。

三、结语

本文对清末民初颇具特色的造字音译词做了分析,它们虽然数量较少,但具有特殊性,通过对它们的探讨,可以明确汉字在对译外来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得到规律性的认知。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还会进一步对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的其他类型进行考察,从而了解它们传入并融合到汉语词汇系统的全部过程。

【 注 释 】

①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二章“论译书之法”。

②“矽”是“硅”的旧名,这是一个形声字,现在港台地区仍保留“矽”的译法。

③傅兰雅《化学鉴原》第一卷第29节《华字命名》中《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小序》。

④参见郭忠恕《佩觿》卷上。

⑤林则徐所撰写《信及录》便有“咪唎坚夷吐哪禀复呈义律收烟字据由”一文。

⑥见于“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第四百七十六。

⑦梁章钜撰写《浪迹丛谈》卷六。

⑧梁廷枏所作《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五。

【 参 考 文 献 】

[1]刁晏斌.试论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J].励耘学刊(语言卷),2008(2).

[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96).

[3]刁晏斌.现代汉语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4]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M].笠间书院,1994.

[5]合信.博物新编[M].上海墨海书馆,1855.

[6]齐廉允.“大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的错位——中国传统外交观考察[J].英才高职论坛,2005(2).

[7]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晚清译词从“夷人”到“外国人”的转换[C]//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