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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0/19 13:59:40

作者简介:

张明,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南京 210046)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S006)

现代性在不断展开与拓展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客观物质层面),表现为现代化张力不断凸显的动态过程。但是,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合理化过程不断硬化为工具理性与科层官僚制的统治,现代性的弊端逐步呈现出来并引发居于现代生活中的现代主体的深刻忧患。面对现代性的弊病,毛泽东从宏观的理论姿态与微观的具体策略等方面表达了忧患意识,并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实践,力图规避现代性的弊病,从而创造一种在社会主义框架之内展开的新型现代性方案。笔者认为,毛泽东面对现代性弊病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与革命性措施,从根基上而言是力图创造一种“革命的现代性”(Revolutionary Modernity),即变革西式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特定阶段走向自身反面的保守性特征,在实现革命与现代性的理论嫁接基础之上,以“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姿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并将其导向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革命时代的话,毛泽东为世界思想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革命现代性。”李松:《契合与歧异:毛泽东的鲁迅论——兼论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思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毛泽东以“不断革命”为中介的“革命的现代性”,致力于从两个维度完成对历史意识的超越: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立探索,并从思想观念上进行现代化的启蒙与革新,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现代性进步意识退化的弊端,对资本现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的理论姿态,从而展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探索性实践。

一、革命与现代性:一个“正-反-合”辩证历史图景

现代性从其产生之初就意味着一种进步的时间意识,它本质上为一种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欲望所主宰,而这种进步性正是通过与前现代的“断裂”加以凸显的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也就是说,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意义上,表征了一种巨大的革命意识,即以义无反顾之姿态表达对前现代彻底的割裂与革命。倘若要证明自身是现代的,必须要以最彻底、最极端的方式表现出对过去的革命之势,因为现代性在自身的话语逻辑结构中意味着最彻底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人从宗教神学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而且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脱离与解放。前者表现为理性精神的生长,而后者体现为工业主义的逻辑宗教解放所呈现的革命性意义昭然若揭,甚至在韦伯那里已然成为推进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动力机制;而工业主义的革命性意义不仅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无限征服,因为“工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正是经过了工业化的综合改造,社会才变成现代的了”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中,对工业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即促进生产力质的飞跃、社会关系的变革等作出详细阐释,正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描绘的那般。当然,现代性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革命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而且相当深刻的表现在现代性本身构成了革命的目标。

何谓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做出如下阐释:“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革命与叛乱、起义、造反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它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关于社会、历史、价值观念等在内的整体性、根本性变革,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因为它是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手段。“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同上,第221页。 正如亨廷顿所言,革命包含着复杂的系列过程,它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而且应当包含动员新的政治力量或集团以及最后新政治秩序的建立以及使之制度化的过程。所以,革命既不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高度传统化国家爆发,也不可能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它只能在那些曾经历过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并且政治现代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爆发。“革命”这一概念伴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逐步被赋予道义的优先性,从而置于道德的制高点。革命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基本法则,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应当在革命的手术台上接受检验从而决定取舍。在此意识形态背景下,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实现了逻辑的同构,即实现与前现代的决裂,因而建构一种现代性的方案构成了革命的根本目的。革命就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实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而服务的中介与手段。就“革命”话语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历史而言,同样体现了其与现代性之间相互融合的密切逻辑关系。中国传统话语资源库并没有作为现代性意义上革命话语的位置,这一单词主要是通过日语(kakumei)转译过来的[德]李博:《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151页。 。就中国当时接受革命的国际大背景而言,“革命”一词已然成为一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普遍意识,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对国人而言,似乎只有通过革命形式才能摆脱传统的耻辱,从而一举步入现代之途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4—165页。 。可见,在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谱系中,无论是在西语环境还是中国语境,革命都表征了一种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向往。这构成了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另一维度。

尽管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交错的复杂关系,但随着现代性不断展开,二者之间也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走向相互对立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两方面导致的:一方面,现代性逻辑的展开在其特定阶段走向自身的反面,即启蒙理性精神在完成其特定历史任务之后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特殊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在其逻辑扩展过程中导致了革命理想的消却。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就是不断依赖科学的合理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性管理体系、制度等。这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以革命为特质的历史发展与前进的路径一般经历如下阶段:1.前革命的启蒙阶段,这主要是革命家的思想鼓动与灌输的过程,是革命理念的启蒙阶段;2.发动革命,从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这往往通过“打碎一切”的形式完成对旧制度的整体性摧毁;3.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创建阶段,这是在坍塌的旧制度基础上重建一个崭新的制度体系,即毛泽东所言的“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 的阶段;4.后革命时代革命理想激情退却背景下,如何实现革命理想的重建阶段。在第三阶段末与第四阶段初,伴随着制度化的建立,往往产生一个由新管理主义管理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和一个由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经济人才群体[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社会主体的革命激情已然被科层式的管理体制与客观物质性工业化过程所逐渐磨灭,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与管理体系中以自主或非自主方式进行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成为新社会运行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服从新的管理体系,而原先的革命理想激情在所谓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中必然消失殆尽。后革命时代理想激情退却的现实境况,表征了历史的循环与前革命时代的复现。因此,重新发动革命、重燃革命的激情与理想主义号召,构成了另一革命的新阶段与新形式。

倘若以动态历史的眼光把握革命与现代性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它展现出的不过是一幅“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即历史发展的初期革命与现代性合二为一,革命构成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现代性则组成革命的终极目标与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唯一准则。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这种原先合二为一的关系发生逆转与异化,革命与现代性开始分裂甚至走向自身的对立面。作为现代性客观维度的现代化,在其展开过程中彰显的合理化与科层化等趋势,严重消解了革命理想激情的表达,导致一种后革命氛围的发生。最后,革命领袖敏锐洞察这一异化形式,通过新的革命形式消解现代性的弊病,从而再次完成革命与现代性的“合题”工作。但这次的“合”与第一次的“正”之间仅仅是形式上的雷同,二者在本质层面有显著区别。作为“合题”的新形式在本质上是以一种革命的现代性方式完成对革命理性启蒙主义的重塑,因而构成一种更高层次的超越。

二、超越前现代意识:现代化的追求与现代性忧患的二元结构

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正-反-合”辩证关系及其现实展现形式,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历史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当然,毛泽东在此问题的理论思索与实践探寻,除受一般意义上现代性与革命之间的张力关系格局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性批判,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生发的具体历史情境也密不可分。面对西式现代性冲击及其在中国以殖民主义方式运演的基本路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指引下,为中国现代性道路重构了一种带有本民族特色的另类选择路径,即在社会主义的基座上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将这种建构奠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同时对西式现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忧患与警惕姿态,通过系列尝试与探索,力图规避西式现代性的弊病,从而真正建构出一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历史情境要求的另类现代性方案。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革命后民族国家的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那里集中爆发出来。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革命后的民族国家创制必然面临着新与旧、现实治理与理想设计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其前提,革命后如何实现民族国家制度的创建,构成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设,新社会必须建立在对旧有统治秩序全部打碎的基础上。依据上述经典,毛泽东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旧统治秩序的摧毁与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更多地是通过建立一整套系统化、理想化的制度体系,以解决始终困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所面临的革命后民族国家创制问题。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一揽子计划”,与动态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间距。换言之,求解社会主义发展困境的“一打纲领”,与实际所需要的“一步行动”之间,仍然具有不可一步逾越的距离。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现代性忧患的重要体现,即寄希望创造一个从根本上能够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新制度,但却以悲剧性的结果收场刘怀玉:《三思毛泽东——革命传统、革命后民族国家创制与后传统理想主义遗产》,《现代哲学2014年第3期。 。对此,法国哲学家列菲弗尔曾说,毛泽东在革命后的制度创制问题上不断陷入忧患的关键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实践,不是一种由固定结构决定的静态关系,而是根据不断变动的阶级关系和形势变化的需要提出来的,它没有固化的模式[法]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问题的本质在于,作为困扰晚年马克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求解现代性的制度性弊端的关键,主要不在于以先知的方式为未来社会创造出多少种所谓合乎必然性的理想蓝图,而在于通过现实的实践即政治治理术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毛泽东那里,要解决现代性制度困境,核心在于为未来社会创造出一整套的理想化制度或路径,诸如指引社会前进的“总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质性跃迁的“大跃进”和实现向理想社会状态过渡形式的“人民公社”。一旦现实政治的走向与其所预设的理想制度之间存在差别,或者是制度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存在任何变异,都会使他产生巨大的忧患与警惕,进而以“不断革命”的姿态来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换言之,在毛泽东那里,政治路线始终高于一切。然而,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主要不是从文本中进行抽象化的概念建构,而是应当着重研究以何种方式治理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发明问题[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为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对此,列宁很早就曾谈及。在他看来,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从经验出发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治理问题需要从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加以总结与思考,而不能单纯寄希望所谓先知式的整体性制度设计。当然,强调从现实治理层面求解现代性的制度弊端,并非意味着将现实治理与理想创制的绝对对立,而是应当实现二者的相得益彰,在理想制度的指引下推进现实治理,在现实治理的保障下夯实理想创制的基础。

第二,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与革命理想主义目的之间的矛盾,需要引入“不断革命”的理念以缝合二者的沟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中,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反拨及其“对偶性”存在,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质性差别,但社会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上。然而,社会主义在从理论向实践转移的过程中,却是生长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现实情境中。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发生。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并且他更多地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论早在《矛盾论》中就已经产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才真正被付诸现实实践。这一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与实践,在一些国外学者那里被直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在以“非正统性”方式将生产关系的变革置于优先地位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心。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仅有的几条关于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纲领性规定”,主要集中在《〈哥达纲领〉批判》,其中对社会主义的规定性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作出的,诸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在马克思的预设中,社会主义首先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自然不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再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更多关注。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境况,使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仍然将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作为整个工作的重心,尽管后来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毛泽东的深层理论思考中,“抓革命”从根本上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促生产”。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即发展现代化必须依靠专业化的科层官僚与管理体制,这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是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变质,更直接导致了危险的社会模式与价值趋向,诸如加大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价值分野、扩大城市与农村之间对立等。可以说,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主要担忧不仅是经济发展太慢,更是在经济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所面临的现代性弊端,即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正以一种蕴含消除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危险方式在进行[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前揭书,第93页。 。也就是说,原先用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在其展开过程中反而导致理想主义目标的退却。这一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困扰毛泽东晚年的核心问题。概括而言,他所采取的以整体规避现代性弊端的措施就是“不断革命”的理念,即不断运用革命的方式来整合作为手段的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分野,从而保证现代化能够在一种符合理想规定的价值框架内加以推进。

第三,革命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不断革命”理念,构成了毛泽东自我探索与毛泽东研究的“元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非将现代化视为评判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更多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公平的评判价值,但他们又将现代化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现代化的前提作用,与现代化并非是主要评价标准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存在着矛盾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式关系也被毛泽东所延续与继承,并成为毛泽东建国后不断求解上述矛盾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毛泽东坚信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面临其弊端与困境的拷问。例如,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官僚与资本主义“职业经理人”的区别何在;经济原则为衡量标准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何在;在经济原则主导下,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何在,等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发展生产力还是人民民主的追问,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追问,这种历史目的论预设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目的的统一’。”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工业化前提,另一方面又追求其预设的理想社会目标。从理想的理论模型而言,二者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二者的不断冲突与矛盾构成了毛泽东现代性忧患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解决上述现代性困境的途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时期确实是经济因素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开创了经济基础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应当采取新的形式,即超越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转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就的“主人翁意识”,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毛泽东始终相信社会主义具有克服现代性弊端的能力,这就是通过“不断革命”的理念加以实现的,具体表现在经济维度的革命,如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工业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等。在上述“不断革命”的实践形式中,毛泽东始终将群众运动视为释放现代性矛盾的重要手段。这种释放矛盾的做法,与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具有解决现代性矛盾的能力密切相关。问题是,上述矛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框架中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陷入更加无穷交错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毛泽东式的悖论循环”。换言之,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其进步性和科学合理性首先是建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维度(工业化和现代化),但高度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所生产的诸如“三大差别”的“副产品”,却与社会主义现代性设想的思路之间发生深刻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用革命的方式对现代性弊端的攻击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对现代化的威胁。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毛泽东的思想逻辑中,又构成了对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进步的威胁。这就是存在于毛泽东深层思想逻辑构架中的革命与现代性之间的二难困境,而这一矛盾从整体性意义上而言构成了影响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元问题”。

三、超越资本现代性意识:共产主义与现代性重构的历史基座

毛泽东“不断革命”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此问题表达过相关理论思考,但并未以系统化理论化方式加以集中呈现。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乃至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走向共产主义,构成了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一动态的历史发展性实质上就是“不断革命”理念的彰显。以比较系统化的方式提出“不断革命”理论是在建国之后,就目前相关材料的披露看,最初是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1月31日通过的《工作方法论六十条(草案)》集中阐释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的革命,因此,他提出革命要不断向前推进,而此时继续革命的对象就在于发动技术上的伟大革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9—351页。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之所以以技术革命作为不断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如前所分析的那样,通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一直存在的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落后的现实境况之间张力关系所决定的一种“落后的忧患”。他曾多次谈及这个问题,例如,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曾提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同上,第89页。

当然,从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理念的具体历史情境而言,他当时更侧重于推进经济技术层面的变革,这与后来“不断革命”理论内涵的变化存在明显区别。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所推动的从经济技术层面的不断革命,才催生了后来不断革命理念的变化,即现代化的推进所带来的现代性弊病,促使毛泽东用“不断革命”的方式来消解。而此时的“不断革命”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经济技术革命,而是通过思想政治层面的革命来重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以整合现实治理与理想创制、革命手段与理性目标之间的价值分野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不断革命”理论尽管在形式上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许多学者据此将毛泽东的上述理论直接溯源于托氏,诸如韦政通就曾将“不断革命”视为毛泽东晚年“文革”的理论基础,并将其归根于托氏的“不断革命论”韦政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108—109页。 ,但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质性差别。毛泽东本人在1月28日的讲话中就不赞成将他提出的“不断革命”雷同于托氏。托氏的“不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就是,民主革命需要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不断革命[俄]列夫·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第224页。 。很明显,这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并且毛泽东后来将“不断革命”视为求解现代性弊端手段的尝试也是托氏“不断革命”理论所没有的。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从根基上具有透视共产主义与重构现代性的双重理论规定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不断革命”构成毛泽东透视共产主义并指引理想走向的重要中介与手段。在毛泽东理论构架中存在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从总体性的理论规定而言从属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设想——“马恩设想”,即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性方案而存在的未来社会理想蓝图,主要包括生产资料的纯粹公有制、经济运行方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以及分配方式的纯粹按劳分配,并且毛泽东结合中国历史传统与革命战争的经验对此作出突破性发展,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辅之以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理念等。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观中,始终存在着价值与目标的紧张张力关系,即求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价值导向与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之间的冲动。换言之,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究竟如何形塑毛泽东现实实践的价值导向,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理论预设,更多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随着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顺利解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发展导向,其最终实现已经蕴含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在西方一些学者那里成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线性进步主义的把柄所在,尤其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进步”中心之环的操作路径,更是受到西方学界的责难与批评。本雅明甚至提出,对进步概念的理解必须首先将其置于灾难的基础上,进步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意味着灾难化的开始。汪行福:《超越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灾难学视角及其意义》,《复旦学报》2012年第2期。

对此,毛泽东也以隐性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对苏联那种强调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就能保证共产主义到来的线性进步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明确将共产主义的未来目标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相互挂钩,强调在发展物质性前提的同时,仍然要注重对思想政治的不断改造与社会政治行动的不断推进,即以“不断革命”的理念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并在不断变动的实践活动中导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这也是毛泽东晚年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仍然不断发动革命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他在发动“文革”之初就曾考虑的那样,文化大革命需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9页。 。迈斯纳曾将毛泽东通过“不断革命”手段实现、维护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做法,视为毛泽东主义区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色所在,因为毛泽东从未相信单纯依靠生产力的进步便可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反复强调,只有自觉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完善共产主义社会或组织的萌芽,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在化,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前揭书,第104页。

另一方面,“革命乌托邦理想”与“客观历史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红旗变色”的强烈忧患,需要借助“不断革命”的手段加以消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面临的是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共产主义理想图景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历史局限性凸显的巨大矛盾性,促使毛泽东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式以实现上述距离的弥补。有学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框架中,存在着革命现代化相互矛盾的两极,并且晚年毛泽东因为系列因素的综合制约,使得革命倾向压倒现代化倾向,成为支配晚年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主流话语何云峰:《革命化与现代化: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问题是革命与现代化其实在毛泽东那里并非一开始就是相互矛盾与对立的两极,而是处于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中。

革命对现代化前提的扫清以及现代化对革命理想的物质基础性奠基作用,二者之间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系列革命运动不仅不是对现代化逻辑的压倒,反而是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以革命的方式为现代化的合理性推进提供保障。后来伴随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在此进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的“铁笼”效应与革命理想消逝等现代性弊端不断呈现,引起毛泽东的深刻忧患后,“不断革命”的理念才不断呈现并取得强势话语地位。加拿大学者周杰荣指出,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甚至在特定阶段呈现出的紧张对立关系)是理解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关键模型,一方面,毛泽东赶超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很大程度是基于中国近现代积贫积弱现实生存情境所形成的;另一方面,他所期冀的理想社会蓝图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避免西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的弊端,寄希望建立一个消除剥削、压迫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在毛泽东的深层逻辑构架中,革命与现代化的两极并非是处于全然排他性(mutually exclusive)的关系格局中,而是通过建构一种“革命的现代化”(r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极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 。魏斐德也认为,在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与意志之间的深刻矛盾,本质上就是作为“官僚政治的规范化”的历史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意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直接形塑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进展,甚至最后以“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碎一切的极端主义形式而结尾。[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概言之,从现代性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现代性本身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蕴,革命与现代性之间保持了紧密的张力关系。毛泽东以革命的姿态直面中国现代性问题,运用“革命的现代性”统筹中国现代性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的主词是现代性,其以彻底的革命性方式为中国现代性的当代建构构筑了坚实基础,例如以工业化与现代化为基座、以现代性的制度建构为支撑、以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性启蒙为保障等。上述关于现代性建构的多维视角,从根基上有利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将毛泽东刻意装扮为反现代性的前现代草根浪漫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基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基座来重构中国现代性,超越了历史发展的终结论与循环论,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无论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求索的艰难历史出发——学习西方现代性却始终面临挨打的窘境,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维度而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都需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基座来加以推进,区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性与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中国现代性方案之间存在的质性差别。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积极探寻驾驭资本逻辑的路径,不仅是毛泽东“革命现代性”艰辛求索的理论主题,而且是当前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是由一个个开放性的问题所组成的。例如,如何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上,完成对前现代意识的进一步批判与超越;如何使这种批判性超越得以从物质层面上升到思想深层次结构层面,对前现代意识展开革命性批判;如何在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寻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恰当张力关系?即一方面使革命的批判性维度不至于无限扩展并成为否定现代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又确保不因现代性的制度化建构所产生的惰性,成为压制革命意识的藩篱。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存在的,需要结合现实不断变动的实践展开持续、审慎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