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常见问题 | 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在线留言教师论文网是权威的教育教学论文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代写平台,欢迎咨询教育教学论文代写和毕业论文代写事宜!
您的位置: 教师论文网 ->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 文章内容

教师论文网导航

赞助商链接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0/19 14:00:23

竟辉,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天津 300350)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学术思想理论动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15AKS014)

中国新左派思潮是相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这个右派而言的,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纠偏和实践匡正。但与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追忆不同,人们对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认知和了解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算起不过二十余年。对学界而言,关于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研究也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唯物史观认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就此而言,有必要从现实成因和嬗变历程的视角,对中国新左派思潮进行前提性追问,以期更好地把握它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

一、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衍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并在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一度崛起。究其现实成因,国内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国际社会新左派运动的蓬勃兴起,构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得以生成的客观因素。另外,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观努力也为推动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接续发展提供了主观条件。

(一)社会的急剧变革直接推动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了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观念与价值,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遇到自己的追随者或反对者,新左派思潮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而又深刻的变革。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使国人财富集聚和国家财力增强;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涌现的贫富分化、腐败蔓延、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不公问题,凸显了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勉强算是一个社会财富由国家逐渐向社会扩散的过程,那么90年代及其后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俨然成为一个社会财富由国家急剧向个人集聚的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学自由主义对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失语,成为刺激反自由主义的左翼批判思潮崛起的思想诱因”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96页。 。此时的中国已步入一个利益与阶层严重分化的风险社会,而且这种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野投射到思想文化领域。

刚进入9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就出现倪端。孙立平指出,早在1994年的中国城乡居民总收入结构中,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13%,中间的1/5家庭占有总收入的14.35%,最低的1/5家庭占有总收入的4.27%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事实上,在整个90年代,中国居民基尼系数的走向自始至终呈现为上升趋势。参照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中国居民基尼系数1999年为0.397,已逼临0.4的国际警戒线;而2000年为0.409,已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贫富分化、贪污腐化、道德堕化、阶层固化、环境恶化的趋势,从新启蒙思想界分化出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并反思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当亲眼目睹自由主义者在腐败面前的集体失语、在权贵资本面前的殷勤暧昧,有人开始撰文批评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保守倾向。他们或借鉴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或汲取西方左翼批判理论资源,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批判中国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并基于自身“左”倾立场,为铲除市场弊病和消除社会不公设计解决方案。较早撰文批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当属留美新左翼学者甘阳、崔之元等人。90年代初期,他们陆续在《读书》《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文论,大加批判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90年代后期,汪晖、韩毓海、陈燕谷等本土人士,也相继刊文批判国内自由主义者以西方市场化、全球化、现代性等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建设的做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左派思潮可以视为是对这些知识分子思想观点的一种系统性、学理性的称呼。

(二)西方新左派运动间接促进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发展

西方新左派最初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共产党人为寻求替代等级制政党的新模式而率先使用“新左派”一词。《当代西方思潮词典》对“新左派”的定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激进派王淼洋、张华金主编:《当代西方思潮词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5页。 。在西方社会,新左派作为一场“运动的运动”,涵括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所有为基础性改变而作的斗争,其主体由先前的青年知识分子,迅速扩展至包括工人、农民、学者等在内的不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要求彻底解放的所有社会群体。面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剥削加深,欧美诸国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还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都产生双重的幻灭感。为了摆脱制度缺陷带来的价值困惑和思想苦恼,他们借此聚集起来以寻找新的理论出路,宣扬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还逐步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致力于建构一个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由此,新左派运动席卷欧美世界,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发展可谓影响甚深。

西方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滋生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认知,西方新左派运动一开始就将斗争焦点锁定于资本主义制度,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例如,文化与历史传统被隔绝、人性被物性所湮没和肢解、生活缺乏创造性等异化特质,不仅遮蔽了资本主义虚假自由民主的历史性,而且掩盖了工人阶级被剥削受奴役的现实性。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异化特质,进而争取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和黑人)的民主权利,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现象,西方新左派运动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于人类解放的普遍意义,并将社会主义视为“遍布世界的宣言”。比如,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佩里·安德森,就曾论证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也非常符合人们的欲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将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那将是一个以尊重人来取代尊重财产,以共有财富来取代贪得无厌的社会”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可以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是贯穿西方新左派运动全程的核心议题。另外,西方新左派运动对“参与民主制”的青睐、对“改良与暴力”革命手段的兼顾、对青年群体主体变革力量的肯定以及对本国殖民战争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动摇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根基。例如,美国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就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对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提出质疑与批评,认为“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美]阿里夫·德里克:《反历史的文化?寻找东亚认同的“西方”》,王宁译,《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正是受西方新左派运动中这些理论主张的影响,中国新左派人士从域外视角对关注弱势群体、扩大政治参与、反对全球化殖民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西方新左派运动都间接地促进着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发展。

(三)左翼分子的学术努力助推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完善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国内社会变革和西方新左派运动为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衍生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则成为推进中国新左派思潮持续发展的主观因素。正如列宁所言:“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所衍生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人们与之而来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这些矛盾与利益诉求的出现,迫使国内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新左派这一有着浓厚学术性质的团体,就是9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界分化的产物。这时,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主动担当起批判自由主义和消除社会不公的历史重任。他们凭借自身的学术努力,在不断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完善着中国新左派思潮。

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的中国新左派思潮,在与自由主义论战的过程中自然要有其代言人。严格来说,新左派思潮并不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国内学界对新左派阵营的划分也存有异议。更为重要的是,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之争,只有在不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便如此,官方也尚未对中国的左右派阵营予以准确的概念界定。这表明对新左派思潮代表人物的认定,既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威指示可以依据,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供参照。不过,就当前国内学界而言,通常认为崔之元、甘阳、汪晖、陈燕谷、韩毓海、韩德强、王绍光、张宏良等人是新左派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极为关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所涌现的社会不公、阶层分化、腐败丛生等问题,自诩为社会的卫道士、救世主、启蒙者,凭借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分子的特有良知对市场化改革的弊病展开批判,从而为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公正摇旗呐喊。无论是对国内社会矛盾的无畏揭示,还是与自由主义者的激烈辩论,他们都不满足于口头说教,而是更加注重通过学术影响力来传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理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借助报刊杂志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即使后来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他们也多是借助学术性色彩浓厚的期刊杂志和网络平台来传播其理论主张。从最初的《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等纸质媒介,到今天的“共识网”“乌有之乡”“民族复兴网”“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都闪现着新左派人士通过学术形式而阐释、宣扬价值理念的身影。就此而言,中国新左派思潮正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学术主张相对理论化、系统化的成果。正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推动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持续发展。

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嬗变历程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转轨所采取的市场化改革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从全球化背景观照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难以遮掩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等社会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难以改变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是围绕上述两个方面,中国新启蒙思想界再次分化,而其分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新左派思潮的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中国新左派思潮大致经历了三次嬗变历程。

(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兴起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受资本逻辑和市场驱动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建设在某些时段遵循了一条发展主义的路线。正是这种将发展效率、资本利润置于首位的实用主义,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社会不公问题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以严重破坏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使短期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它未能产生有利于环境优化、道德提升、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社会效益。对此,汪晖曾指出:“‘南方谈话’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与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28页。 在社会分化与社会危机面前,人们不得不为中国摆脱社会转型困境和解决市场化改革矛盾寻找新出路。这一时期,崔之元、甘阳等人对市场化改革路线的质疑和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批判,成为新左派思潮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甘阳、崔之元分别于1993年、1994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了《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和《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两篇文章。前文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大变迁,思考冷战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前景,并尝试通过分析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特点和民族传统文化固有特征,来否决中国市场化改革所遵循的西方现代性标准。甘阳认为,“如果不充分着眼于乡土中国种种世界独一无二的条件,硬性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去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分离、企业与社区的相对独立等等,其结果多半不是变落后为不落后,而是将‘落后的优势’变成‘无优势的落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3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为此,他提出以“中国现代性”替代“西方现代性”的计划,即让扎根于乡土中国的乡镇企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以确保中国社会的后发优势。后文则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视角,论证了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无须参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行性。崔之元通过列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股份合作制”“村民委员会选举”等事例,严厉批判了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制度拜物教”情结,并认为将美国公司制等同于“市场经济”、将西方多党制化约为“民主”的做法,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所以,他主张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摆脱国内自由主义者“制度拜物教”的思维定势,进而促使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制度创新能够得到国内外社会的认可和研究。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3卷,前揭书,第323—328页。 可以说,这一时期甘、崔等人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价值关切和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质疑批判,基本规制了日后新左派思潮的发展方向及其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主题。

(二)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突起阶段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更加凸显。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通过分析当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指认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中国这样的情形却极为少见。尽管缩小收入差异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所努力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收入分配状况在持续恶化。”郑永年:《保卫社会(全新修订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不公正、不公平问题,再次刺激了新左派人士的敏感神经。他们认为,正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这些问题,当前国内社会的弊病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西方病”“市场病”,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超越资本逻辑、纠正市场机制和促进社会公正。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贯倡导的西方现代性理念不以为然,对其抽象的自由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观点进行更为猛烈的批驳。在这一时期,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交锋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这次思想论争成为继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又一重要文化景观。

最先挑起此次论争的是新左派。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是此次论争的导火索。在文中,汪晖以左翼批判理论反思西方现代性和中国市场化改革,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转型不仅导致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而且把中国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他进一步揭示被市场经济所掩盖的现代社会不平等关系及其权力结构,要求人们冲破对市场能够保障个人自由权利、限制国家权力扩张的迷思和幻想。“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掩盖了中国的市场形成与国家改革计划的关系,创造了作为一种自然范畴的‘市场’概念,却丧失了分析市场关系内部的那些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是社会腐败的主要根源,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基本前提。”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要想根除权力腐败与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摆脱由资本和市场支配一切的市场社会。为了深化对自由主义激进市场化改革的批判, 2001年,汪晖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发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面对新左派人士的自由主义批判,国内自由主义者纷纷撰文予以回应,例如朱学勤的《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汪丁丁的《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这期间,新左派人士(如汪晖、韩毓海、王彬彬、陈燕谷、旷新年)与自由主义者(如朱学勤、徐友渔、汪丁丁、刘军宁、李慎明、盛洪)以《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等杂志为理论阵地,展开一场跨世纪的思想争论。马德普指出,由于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在基本立场、价值观念、政治主张、国情研判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别,“二者的争论构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政治争论的中心,也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一系列重大论战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延续。”马德普主编:《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正是缘于此次思想争论,中国新左派思潮异军突起。

(三)新世纪以来是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分化、转化阶段

进入新世纪,虽然像20世纪90年代那种新左派思潮与自由主义激烈论争的场面不复存在,但两者之间的交锋并未就此落幕,而是蔓延至今。在市场化改革既定国家政策的宏观背景下,相对自由主义而言,新左派思潮并未取得话语优势,其辐射面多存在于底层民众。不过,新左派思潮对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的强调,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原有思想资源和政治遗产的挖掘,为其革新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源。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科技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提高的现实,新左派思潮能否在坚持自身批判立场和革命叙事的同时,始终维持以往与自由主义论争的风采?以“北京共识”的提出和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热议为界标,中国新左派思潮进入明显的分化和转化阶段。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内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奇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世人瞩目。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新左派思潮的纯粹意识形态批判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为了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的需要和重塑社会卫道士的角色,新左派思潮唯有不断调整理论主张和实践策略,才能在与自由主义的争锋中扩大民众基础。其实,中国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派别,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分化的趋势。比如,甘阳倾向于将中国新左派理解为“自由左派”,特别强调中国新左派是90年代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指出“中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保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前揭书,第212—213页。 。但是,甘阳对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这一理论定位,并没有得到其他新左派人士的认同。如作为新左派旗帜性人物的汪晖,就不赞成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来概括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分歧,而且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时至今日,中国新左派阵营内部仍在分化,但这种分化并没有触及或改变新左派思潮固有的左倾批判立场。明确地说,新左派思潮发生转化是近些年的事情。随着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热议,国内新左派人士一反过去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判,转而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盛赞“中国模式”。更有新左派人士围绕“中国模式”著书立说,俨然成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例如,王绍光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汪晖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归结于中国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对部分新左派人士主动拥抱改革开放、讴歌“中国模式”的反转态度,许纪霖称之为中国新左派人物的“集体右转”,即全面拥抱国家,主张国家主义。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45.html,2011-07-05。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们党和政府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加强和完善,未来中国的新左派思潮势必会迎来更加深刻的转化。

三、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

新左派思潮基于反资本主义的平民主义立场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明显属于无产阶级左翼思想流派。新左派思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就表现出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双重面目。尤其是在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上,新左派人士以心系国家命运、关怀弱势群体为政治取向,围绕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对外时刻保持着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颠覆的警惕性,对内竭力痛斥国内自由主义者亲近资本主义、忽视底层民众利益的西化语态。这种反思与批判展现了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政治涵义。

一方面,新左派思潮总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来审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借助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方式来寻求解决之道,因而能够得到上至领导层、下至普通百姓的同情甚至认可。比如,国内有些人尤其是新左派人士就曾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衍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担忧我们所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最终把中国引领到资本主义的邪路。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前揭书,第15—37页。 对于国人的这种认识误区,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予以了澄清。他指出:“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另一方面,新左派思潮固有的理论偏差表明,其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终归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况且,新左派思潮在理论创新和发展上的短视,使其必然会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一面。

从理论根源上追溯,中西新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但与西方新左派不同,由于独特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文化积淀,中国新左派思潮除借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外,更多是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学理支撑。这表明中国新左派思潮既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也同马克思主义存在内在张力。就前者而言,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尤为呼吁我们党和政府既要切实维护底层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又要努力根除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出现的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倾向,体现并表达了一种对人民群众利益、国家改革命运、社会发展前途的担忧和焦虑。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国人而言,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市场化转轨的压力,新左派思潮的这种担忧和焦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后者而言,新左派思潮对我们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所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策略表现出极为不满的态度,也对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合谋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深感厌恶。所以,在批判和纠正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偏差方面,新左派思潮扮演了一个匡扶社会正义、拯救人民于水火的角色。因而,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微妙的“离合关系”。

目前,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合作的最大可能在于政治、民生和党建领域。无论是新左派思潮还是主流意识形态,至少在理论主张上都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作为根本遵循。尤其是在政权诉求方面,通观其演变历程,新左派思潮至今从未有过与主流意识形态争权夺利的想法,顶多是保持民间姿态,要求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实施。在这点,新左派思潮与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和要求走西化道路的自由主义有明显区别。具体来说,新左派思潮同主流意识形态一样,都强调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比,新左派思潮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巩固、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意愿似乎更为强烈。因为新左派思潮将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唯一标准,认为公有制既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加强和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鉴于此,新左派人士竭力反对国内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全面市场化、彻底私有化来弱化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做法。为了避免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新左派思潮开出的药方是:“在经济上,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与管理;在政治上,可以实行人民监督与干部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自利性的同时,注重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韩德强:《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影响改革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何误导改革》,《探索》2006年第2期。 可见,在坚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二致。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前高压反腐态势基本形成、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初显、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渐趋收紧的情形下,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改善民生、加强党建等方面将有更多的对话机会和合作空间。

然而,在官方和民间的话语表达上,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也有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吻合甚至对立之处,主要表现在新左派思潮在对待某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市场机制问题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有较大的认知分歧。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同,新左派思潮或一味纠缠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如排斥商品经济),或一贯偏重于从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如强调阶级斗争)中汲取理论资源,并主张以这些在特定条件、特殊时期所得出的某一论断和思想来指导今日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囿于这种理论固化的思维定势,有些新左派人士强烈反对主流意识形态鼓励私有制经济发展、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淡化阶级斗争观念等一切以市场导向进行改革的做法。汪晖就曾指出,正是受主流意识形态现行“市场理论”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前揭书,第312页。 尤其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在面对贫富差距、腐败滋生、国有资产流失等社会不公现象而表现得束手无策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之发出质疑的声音。比如,少数新左派人士以此为据,认为邓小平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为特权统治阶级寻找生存依据”,进而要求用“新民主主义论”取代邓小平理论。张木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实施这么多年来,“经济上已经回归‘新民主主义论’,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但政治上没有回归‘新民主主义论’,所以还不如新民主主义。两极分化直逼拉美,腐败制度化已见端倪,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所以,真理是朴素的,中国需要的民主,用不着向西方叩拜,回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去。”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页。

不过,总体来看,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主要分歧还是在经济领域。新左派思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采取了一条实用主义的发展路线,其对市场化改革方向默许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逐渐合流的趋势。这一认识既表明了新左派思潮与中国自由主义在经济主张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表征了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在发展经济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诚如汪晖所言,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私有化进程,不仅导致国有企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且将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生产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换言之,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或实施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诉求,在实现中国经济建设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接轨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使中国成为附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社会。所以,汪晖指出,“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相比,当代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已经基本不具有前者的那种反现代性倾向”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前揭书,第12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左派思潮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丧失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功能,并且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削弱和民族资本受到盘剥的现实窘况的存在,无疑也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应有的批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