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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权威与时间———布兰顿与麦克道威尔的塞拉斯解释之争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10/19 14:01:57

作者简介:郑辟瑞,(天津 300350)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与同时代其他著名哲学家不同,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生前的名声仅限于部分学院,去世后才逐渐获得关注。罗蒂认为,塞拉斯和奎因、维特根斯坦一道促成了分析哲学的转向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956], p.1. 。布兰顿则因其体系性与历史性而将塞拉斯称为堪与皮尔士比肩的、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R. Brandom, From Empiricism to Expressivism: Brandom Reads Sella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 。

长期以来,人们对塞拉斯的认识局限于其长文《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塞拉斯对经验主义基础论的批判是人们谈及最多的话题。近年来,塞拉斯生前发表的论文和讲座稿陆续整理出版,人们才发现塞拉斯的思想无论在论域和态度上都超出了人们过去的认识。塞拉斯不仅关注认识论,而且关注存在论、科学哲学伦理学,他是一位自觉的体系性哲学家;他不仅以批判哲学史中不同观点而获得哲学治疗,而且是一位建构性哲学家;即便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他也不仅是“所与的神话”的揭示者和治疗者,而且是在认识论、意义理论和思想理论等多方面上积极的理论建构者J. Rosenberg, Wilfrid Sellars: Fusing the Im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4. 。

人们开始关注塞拉斯思想的变化,但并未削弱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关注,相反,对塞拉斯整体思想及其变化的深入把握,加深了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理解。塞拉斯的继承者们,主要是所谓匹兹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尝试给予《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以整体的解释。有意思的是,尽管两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在最终立场上,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存在重要分歧。这一分歧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塞拉斯,尤其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不同解读上。

在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著名“导读”中,布兰顿指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但是塞拉斯从未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对于经验主义的态度是什么”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167. 。在他看来,尽管存在某些立场模糊的段落,“整篇文章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废除经验主义”Ibid., p.168. ,因而他给予塞拉斯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与此相反,麦克道威尔赋予塞拉斯一幅“经验主义的”面相:“塞拉斯或许意在从传统经验主义的残骸中挽救出一种非传统的经验主义,以便他能够向我们表明如何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J. McDowell,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Essays on Kant, Hegel, and Sella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1. 他们的争论焦点在于塞拉斯如何理解观察报告的认知地位。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塞拉斯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第III章,并在关键的第VIII章达到高潮。

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都认同塞拉斯的认识的规范概念:“要点在于,在将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状态刻画为知道的片段或者状态时,我们不是在给予那个片段或者状态以经验描述;我们是在将它置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置入辩护和能够辩护人们所说之物的逻辑空间之中。”(EPM, §36)依照惯例,塞拉斯的“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缩写为EPM,引文标注章节号。 他们的分歧在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界定。麦克道威尔依照塞拉斯的精神,将经验描述理解为“将事物置入自然的逻辑空间之中”J.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IV. 。如果借用此概念,我们可以将问题表达为“理由的逻辑空间”和“自然的逻辑空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问题在于,感知经验是否能够被置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

《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第VIII章的标题为“经验知识有一个基础吗?”,塞拉斯通过对经验主义基础论的批判,保留其合理的动机,同时避免其可能陷入所与的神话。因而,塞拉斯假定,如果基础论的动机是合理的,我们就应当承认存在着某个层次的知识,它是非推论的却具有终极的权威。假如推论保证了权威的传递,那么表达非推论知识的陈述其权威就并非来自其他陈述。按照传统的看法,所谓“观察报告”,比如“这是红的”,就是这类陈述。那么,基础论的问题就集中在观察报告的权威性来源问题。“这些陈述如果坦率地做出,就具有权威。不过它们不是推论表达。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权威呢?”(EPM,§32)

依照布兰顿的解释,塞拉斯对观察报告的理解是一种“两层说明”(twoply account):“我的主张是,他(塞拉斯)将它们视为两类可区别开来的能力的产物:可靠地在行为上辨别不同类型刺激的能力,与在给予和要求理由的游戏中占据一个位置的能力。”R. Brandom, From Empiricism to Expressivism: Brandom Reads Sellars, p.100. 布兰顿将对感知判断的这个两因素说明理解为一种康德式策略的版本,即接受性与自发性的合作Ibid., p.103. ,我们可以大致将它们标识为“觉识”(sentience)和“智识”(sapience)Ibid., p.101. 。

第一种能力是人和鹦鹉共有的,一只鹦鹉也可以被训练得在面对一个红色事物时发出声音“这是红的”。布兰顿承认这种辨别能力是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第二种能力将真正拥有观察知识的人区别于做出单纯可靠反应的事物,所谓“在给予和要求理由的游戏中占据一个位置”,意味着观察者对事物在场的概念回应可以扮演推论中的前提和结论的角色,它在推论关系网中占据了一个节点。根据这种两层说明,布兰顿主张观察报告只在发生上是非推论的,即它并非以推论的方式而引发,而是在对不同刺激做出不同反应中产生的,但它在构造上必然是推论的,因为它之所以是知识,只在于它可以用作推论的前提和结论。基于此,经验充其量只是观察报告的原因,而非理由。

对于两种能力的关系,布兰顿诉诸语言共同体,在他看来,塞拉斯的观点是:“某人的语声是否具有认可一个主张,并且因而运用一个概念的意义,这个问题关系到它如何为语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看待。自我承诺——在认可的维度中占据一个位置——的规范地位是一种社会地位。”Ibid., p.113. 区别鹦鹉发出的语声和成人的话语,这最终在于同伴的承认。

基于此,布兰顿批评了塞拉斯在第VIII章中的认识论的内在主义。《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第VIII章包括7节(即§§32-38),这一章在该文中具有特殊地位。从整体上来看,该文包括两大主题,即认识论与心灵哲学这里提到的第VIII章§§32-38节是认识论部分的总结性部分,从而为向心灵哲学的过渡奠定基础。与其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分涉及的论题非常深广,论述却又简约浓缩,仿佛塞拉斯预设了读者已经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因此,对这些章节的阐释本身引发巨大争论。更重要的是,对本章的解释总是构成对塞拉斯整体思想的解释,乃至在认识论基本议题的争论的起源与最终锚地,如何给予它一种融贯的解释,同时意味着如何给出一门在认知权威的起源问题上合理的认识论。

关于观察报告的认知权威,塞拉斯通过对两重障碍的克服来刻画:1.构成观察报告的权威的是如下事实,“一个人能够从某人做出这一报告这一事实推论出一个绿东西的在场”(EPM,§35)。这是外在主义者也可以接受的,可以通过受到训练的鹦鹉发声“这是绿的”,推论出在它面前有一个绿色的东西,只要鹦鹉是可靠的,尽管我们自己并未看见这个绿色的东西。2.一个报告要称得上是知识表达,就不仅要具有权威,而且“这一权威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为某人(这个报告是他的报告)所承认”(EPM,§35)。塞拉斯已经意识到,这才是一个险峻而难以攀越的障碍,关于本章的争论正聚焦于此。

关于上述第二个障碍,需要做出两点说明;1.塞拉斯在辩护问题上没有采纳外在主义立场,是因为他担心会取消认知的规范性维度,从而陷入普莱斯(Price)所批评的“温度计观点”,即我们无法区别出认知主体和温度计在对刺激的不同反应上的根本差异。2.观察报告的认知权威需要预设报告者关于标准条件的知识,即“为了一个报告‘这是绿的’‘表达观察知识’,不仅它必须是在标准条件下一个绿东西的在场的一个症候或者符号,而且感知者必须知道,‘这是绿的’的诸标记是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对于视觉感知来说是标准的——下绿东西在场的症候”(EPM,§35)。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推论:

1.S说出“这是绿的”,这是在标准条件下绿东西在场的症候;

2.S说出“这是绿的”,并且S知道这是标准条件:

3.所以,绿东西在场。

基于此,塞拉斯提出一种可能的无穷后退困境:

1.关于特殊事实的观察知识,比如这是绿的,预设了关于普遍事实“X是Y的可靠症候”的知识;

2.关于普遍事实“X是Y的可靠症候”的知识预设了在先的观察知识;

3.如此以至于无穷。

这正是布兰顿对塞拉斯的批评所在。在他看来,如果塞拉斯认可一种“改良了的外在主义”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160, 注释15. ,他是可以规避上述无穷后退的困境的。布兰顿所谓的“改良了的外在主义”就是他认可的一种可靠主义的外在主义。他对可靠主义认识论的认可在于如下主张:“至少在某些情况中,真信念能够算作真正的知识,即便辩护条件并未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候选认知者不能够产生恰当的辩护),如果信念来自某些能力的实施,这些能力在它们实际上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是真信念可靠的产生者。”R.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7. 根据这种可靠主义的立场,报告者对自我权威的承认并非观察报告作为知识的必要条件。与此相应,布兰顿反对麦克道威尔对理由的逻辑空间的个体化,而主张此空间具有本质上社会的阐明,可靠性“恰恰事关社会阐明的推论”R. Brandom,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Articulation of the Space of Reasons”,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5, 1995, p.905. 。布兰顿指出,塞拉斯指明的无穷后退的困境在于他对观察报告的权威提出过高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可靠主义的提议,通过在给予和要求理由的游戏中指派不同角色来避免这一困境。这一策略就是将知识的归派者(attributor)和报告者区别开来,观察报告的权威固然需要对权威的承认,但不必是甚至必然不是报告者本人的承认。报告者琼斯说“这是绿的”,它要被判定为是观察报告,从而具有认知权威性,这并不需要琼斯本人承认此报告的权威,需要的是有人通过可靠性推论而将观察知识规派给琼斯。这样,上述无穷后退的困境就消除了。

和布兰顿一样,麦克道威尔也接受塞拉斯对传统经验主义的批评。塞拉斯说:“所与神话所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如下观念:存在着,确切地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于具体事态的结构,(a)每一事实都不但能被非推论地认识到情况如此,而且并不预设任何其他关于具体事态或者普遍真理的知识;(b)属于这一结构的关于事实的非推论知识构成关于世界的一切事实主张——具体的和普遍的——之最终诉诸的法庭。”(EPM,§32)对一种不仅非推论而且无预设的基础信念的诉诸是经验主义基础论的基本主张,这会导致无穷后退。但与布兰顿不同,麦克道威尔坚持对塞拉斯的“经验主义的”解释,认为塞拉斯并未放弃经验作为非推论知识的来源,相反,“根据我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阅读,对于塞拉斯在那篇文章中的目的来说,核心在于讲清楚一种经验构想……根据这种构想,在不陷入他所尝试揭示的所与神话之中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切地将经验设想为保障着感知信念”J. McDowell, Perception as a Capacity for Knowledge,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23.。

麦克道威尔认为,当布兰顿批评塞拉斯在§§33-37中因为坚持认识论的内在主义而陷入困境时,他误读了塞拉斯,他将自己的两层说明强加给塞拉斯。事实上,塞拉斯已经明确注意到,如果观察报告的权威依赖于推论,那么,它就丧失了基础论给予它的特殊地位。塞拉斯也认为,这里并没有推论,尽管有着预设,这所说的正是塞拉斯所谓的第二个依赖维度。“如果有一个逻辑维度,在其中其他经验命题依赖于观察报告,也有另一个逻辑维度,在其中,后者依赖于前者。”(EPM,§38)

根据布兰顿的两层说明,塞拉斯的观察报告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可靠地在行为上辨别不同类型刺激的能力的结果,而使其不同于单纯回应的是它被置入到推论阐明实践中。据此,当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第III章引入“经验”概念时,他关心的是如何从单纯回应,或者说自然的逻辑空间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而在麦克道威尔看来,塞拉斯对经验的解释始终保持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他关心的根本不是观察报告如何被引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可见,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核心任务上,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已经存在根本分歧。布兰顿认为,塞拉斯是在多个层次给出一种对观察的两层说明。如果说可靠的辨别回应倾向是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之外的活动,或者至多是进入语言的步骤,那么在推论阐明实践中占据位置的能力是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从语言到语言的步骤。这一说明使得布兰顿必然面对两种能力的关系问题,因而也需要面对“人们如何被引导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对于麦克道威尔所阐释的塞拉斯则并不存在,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根据塞拉斯的看法,将我们区别于非理性动物的理性能力也必然在事物在感知中被给予我们去知的活动中起作用”J. McDowell,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Essays on Kant, Hegel, and Sellars, p.257. 。这样,《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关心的不是接受性和自发性的关系。既然自发性已然在接受性中起作用,它关心的是如何从观察报告出发,揭示出经验在知识的地位。“他已经开始将经验解释为一种内在片段,后者能够在我们对经验知识的理解中出现,而不使我们陷入所与的神话。”Ibid., p.226. 这也是塞拉斯将为“说经验包含命题断言”而做出辩护视为他的“一个主要目的”(EPM,§16)的缘故。

为了反驳布兰顿,同时又保持观察报告作为非推论知识的可能性,麦克道威尔不断诉诸塞拉斯上述的第二个“依赖维度”。但有意思的是,如果不陷入外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就不得不承认,观察报告不仅预设了可靠的认知过程,而且预设了报告者对可靠性的辨识。问题在于,这如何不是一种可靠性推论呢?麦克道威尔认为,塞拉斯的观点是,“她的保障相信事物是绿的,是她能够看见它是。她必须能够主张的可靠性是她能够具有这些经验的一个条件,在这些经验中,她看见事物是绿的;正是这样一些经验保障她相信,并且说事物是绿的”J. McDowell, Perception as a Capacity for Knowledge,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 。换言之,感知经验如果运作良好,它就能为相关的主张提供完备的保障。既然此保障是完备的,那么可能的可靠性推论就是多余的,“是感知状态本身保障人们处于信念之中,此信念因为具有这一保障而算作可知的”Ibid., p.33. 。只有在比如环境的正常性受到质疑,因而不适合性对于认知主体本人来说成为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相关的可靠性推论才被提上日程。“与此相反,一般情况下,光照条件可能在不可探知的情况下是不适合的,这一单纯的事实并未给主体呈现一种可能性,她需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她能够主张通过看就知道事物的颜色之前。”Ibid., p.49. 换言之,环境的不适合作为一种可能性要对于经验主张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前提是它也必须为认知主体本人所意识到,并且被纳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对于塞拉斯思想,尤其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不同阐释做一小结。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到底要做什么”存在分歧。布兰顿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对观察做出一种两层说明,同时达至最终排除经验主义的目标。麦克道威尔则坚持,它表明塞拉斯只是批判传统的经验主义,他实际上尝试建立一门改良的经验主义,正是这一目标引导塞拉斯去寻求对感知经验的一种特殊说明。

根据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理论目标的不同说明,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对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界限以及如何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有不同看法。布兰顿的两层说明包含了作为接受性的、可靠地在行为上辨别不同类型刺激的能力和作为自发性的推论能力,所以说明两种能力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布兰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具体而言,作为可靠地在行为上辨别不同类型刺激的能力的结果的观察报告如何被置入推论维度中,从而被纳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成为题中之义。而对麦克道威尔来说,如何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根本不成为问题,讨论的起点就已经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麦克道威尔强调,塞拉斯所考虑的知识已经是与语言和自我意识相关的理性行为,作为接受性的感知经验已经渗透了理性的自发性。

基于此,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对上述无穷后退的困境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将上述困境简化为自我权威性与同时性的不相容性。一方面,观察报告的权威是认知主体自我承认的,是他自己归派给观察报告的;另一方面,这一归派行为应当与报告行为同时发生,事后的归派行为的权威性应当来自它归派给权威性的报告行为本身,为了避免两者的循环论证,它们只能同时发生。这就导致报告的权威只能是推论的结果,从而陷入无穷后退。现在,布兰顿的策略是放弃自我权威性,观察报告的权威性不必由报告者本人所承认,报告者与归派者不必甚至不能是同一人,其著名例子就是鸡性别分辨者R.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pp.102-106. 。麦克道威尔则试图保留自我权威性,从而保留塞拉斯的内在主义认识论。为了避免内在主义认识论所可能陷入的无穷后退的困境,麦克道威尔强调观察报告的非推论性,它的权威性并不来自可靠性推论,而是来自经验本身。如果借用布兰顿的概念框架,可以说麦克道威尔并不需要报告者与归派者的区别,因而也不会陷入无穷后退的困境。

但是,布兰顿与麦克道威尔的策略都有其困难,他们都不能说明“我们首先如何能够被引导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麦克道威尔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这个问题,布兰顿则将此问题最终诉诸语言共同体。“一个人必须如何擅于分辨使用语词的恰当前因后果,以便算作把握了它所表达的概念?塞拉斯并未在EPM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某人的语声是否具有认可一个主张,并且因而运用一个概念的意义,这个问题关系到它如何为语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看待。自我承诺——在认可的维度中占据一个位置——的规范地位是一个社会地位。”R. Brandom, From Empiricism to Expressivism: Brandom Reads Sellars, p.113. 继承罗蒂的思路,布兰顿主张,一个人要算作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因而承担责任,这并不在于此人具有的自然属性,而在于语言共同体对他的承认。

然而,布兰顿的策略并不能区别人的语言和鹦鹉的语声,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语言的步骤可以和语言-进入的步骤一样通过训练而达成。更重要的是,观察报告的权威不能通过外在的归派行为而被赋予。正如库克拉所说:“现在,使得某物的权威地位有意义,这不是和使得比如它的经验属性有意义同样类型的筹划。某物是有权威的,仅当它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对它的权威主体做出主张。更进一步说,为了它真正具有约束力,或者做出一个主张,它的权威必须是合法的。既然这样的‘权威’不会事实上约束我们,就不会有实在的却非法的权威;至多可能是这样的东西,它会是强制性的力量,但对我们并未做出规范性主张。这样,承认权威与至少隐含地承认这一权威已经是合法的,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承认权威就是承认它对我们做出的主张。”R. Kukla, “Myth, Memory and Misrecognition in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1, 2000, p.165. 权威与对权威的承认必然处于一种奇特的相互关系中,单纯分配给报告者与归派者以不同的社会地位,并不能解决如上的无穷后退问题,对此,塞拉斯本人是有明确意识的。

为解决此无穷后退问题,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37提出关键的解决方案:1.S现在知道“这是绿的”预设了S现在知道,说出“这是绿的”是标准条件下绿东西在场的可靠标志;2.上述陈述要求S现在能够引证在先的特殊事实;3.但这只需要S“现在知道,因而回忆,这些特殊事实过去的确成立”(EPM,§37)。这里,事实成立和知道事实成立是同时的,而非前后相继。

在1963年增加的注释中,塞拉斯特别说明:“我的思想是,人们能够具有直接的(非推论的)知识,关于过去的事实,对此事实,人们并未或者甚至(正如在所设想的情况下)不能在它在场的当时概念化。”(EPM,§37)这样,无穷后退的问题就消失了。

奇怪的是,在这些重要章节中,塞拉斯总是仅仅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却未加论证,这给了人们极大的诠释空间。如果我们以解题的方式来梳理这些章节的内容就可以看到,问题的产生基于塞拉斯坚持的内在主义立场,即观察报告的“这一权威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为某人(这个报告是他的报告)所承认”(EPM,§35)。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S“现在知道,因而回忆,这些特殊事实过去的确成立”(EPM,§37)。这样,回忆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来源的地位,这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索萨在其名文《所与的神话学》中批评到:“我们之后对之前观察反应的通达是一种回忆的施行。但是看起来和感知一样,回忆自身要求某种对其可靠性的元意识,当过去在它现在那样的情况下施行时。如果说,与感知的施行相关存在着无穷后退问题,那么看起来与回忆的施行也存在着一种同样令人困恼的无穷后退问题。”E. Sosa, “Mythology of the Given”, 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14, 1997, p.281. 也就是说,回忆对过去观察的可靠性的意识依赖于过去观察本身的可靠性意识。而这会陷入无穷后退,无论是对于感知还是回忆,都存在着具体事实知识和普遍可靠性知识的相互依赖,从而导致无穷后退。

罗森博格则借助于库克拉的分析对索萨提出批评:“库克拉提醒我们注意到,在塞拉斯自己的启示下,既然琼斯并非然后有能力满足所需的内在主义限制,这些行为就不可能真正在它们发生时就是感知或者回忆。她得出结论说,塞拉斯同时承诺接受关于这样的知识样式的两个不相容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库克拉自己的策略是提出一种关于‘构造的误认’和‘构造的误忆’——能够为过去的经验事实建构新的规范事实和新的规范立场的概念行为——的神话学。根据这一说明,塞拉斯关于感知和回忆把握的认知权威的发生的故事就不被视为真正的或者准真正的历史,而毋宁说是反省的神话,塞拉斯用来‘杀死’所与的神话的几个神话之一。”J. Rosenberg, Wilfrid Sellars: Fusing the Images, pp.261-262. 库克拉几乎唯一地强调了神话叙事在塞拉斯著作,尤其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神话的功能在于通过讲述关于权威起源的故事使此权威合法化,那么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正是通过讲述所与的神话、领带商约翰的神话和琼斯的神话而使认知权威合法化,其中,“构造的误认”或者“构造的误忆”是关键环节。

库克拉-罗森博格的解释揭示出塞拉斯对事实的双重性的基本理解:一个观察报告可以同时是自然事实和规范事实,同时处于自然的逻辑空间和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因而享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库克拉对塞拉斯“神话”的阐释揭示出两种叙事以及与此相关的两种时间。笔者认为,这两种时间的交织对感知经验的认知权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库克拉的两种叙事分别是:第一种叙事是真正的向前看的历史,它说明如何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的自然进程;第二种叙事则是反省的神话,“同时,如果我们从我们在理由空间中的立场来讲述关于权威的起源的故事,我们的被引进这一空间就总是表明要先于任何我们尝试设置在这一引进的开端的时刻。当我们解释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借助于我们已经犯过的不同错误,承认不同的事实和过去类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总是反省地将我们自己理解为已经在这一空间中。换句话说,一旦我们是知者,我们就必然总是记得我们自己已经是理由空间的成员,倘若我们是使用我们的回忆来解释我们的认知地位”R. Kukla, “Myth, Memory and Misrecognition in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01, 2000, pp.182-183. 。在这个规范意义上,回忆先于并且优先于感知,回忆以“误认”的方式构造了感知的规范性地位。

事实上,塞拉斯本人也保留两种时间性。在上述以记忆为核心的神话叙事之后,塞拉斯保留了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的自然历时过程(EPM,§37)。这可以借用布兰顿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对《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37的阐释中,布兰顿举例说明。比如,一个孩子四岁时学会在看到火时做出可靠的发声回应“火”,但当时,此语声和鹦鹉受到训练后学会的发声并无区别。直到孩子成长到六岁,能够承诺断言并为之负责时,他才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他才能够认识到他四岁时曾看到火,“重要的差别不在于回应的倾向,而在于认可的能力”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p.161.。更进一步,六岁孩子的规范性地位最终是由社会赋予的,这正是布兰顿对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社会阐明所要揭示的。然而,这里与塞拉斯本来的意图存在差异。事实上,塞拉斯主张的并不是孩子六岁时事后赋予他四岁时的断言以权威,相反,他的回忆表明的是其四岁时的主张已经具有权威,两种时间的交织是必要的。在回忆中,自然历史意义上的在先自然事实才获得其规范性地位,从而被引导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