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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而又消极的主体———阿多诺对主体的新理解及其启示

作者:魏琴 更新时间:2019/9/27 14:30:40

魏琴,湖北恩施人,哲学博士,(武汉 430074)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哲学系博士后。

 

 

 

 

 

 

 

 

 

 

 

 

 

 

 

主体问题是阿多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国内学界长期以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到阿多诺主体理论的一个关键点张一兵曾明确表示,阿多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并进一步达成人与自然间的“和解”。也有学者指出,阿多诺实质上是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之前,就发展出一种重要的“自由交往”的主客体关系思想。(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凌海衡:《从客体优先性走向主客体间的交往自由——重估阿多诺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8期。) 。阿多诺主体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对主体的与身俱来的矛盾特征的揭露。无论是《启蒙辩证法》对启蒙主体的诞生和毁灭的辩证解读,还是《否定辩证法》对主客体的中介关系的非同一性思考,主体的矛盾特征都得到不同维度的彰显。而对主体自身矛盾的彰显,不仅为解决近代主客体框架的理论难题开辟了全新的理论思路,而且超越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路径。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启蒙与主体的诞生

 

 

根据J.M.伯恩斯坦的考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启蒙”一章内容的极端化和普遍化,即黑格尔关于“信仰”与“纯粹识见”之辩证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在黑格尔看来,“信仰”表达的是对他者的“绝对信任”,而“纯粹识见”作为永恒的批判体现的是一种“怀疑”的情绪,即“怀疑的情绪就不是一种在他者之中寻求自我的情绪,而是寻求并将自身理解为从他者那里占有完全独立的情绪”[美]汤姆·休恩编:《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因此,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致认为,启蒙实质上就是不信任、怀疑以及独立的渴望的普遍认识论表达。但比黑格尔更为深入的是,他们认为这种不信仰、怀疑和想要独立的渴望背后是人对自然的恐惧、焦虑,启蒙主体的诞生正是来源于这种恐惧情绪,“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启蒙的目的,就是要将人塑造为一个自足自立的主体形象,消除人在面对自然时的恐惧。但《启蒙的辩证法》要提醒我们的是,主体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恐惧的真正消亡,恐惧始终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驱动着主体,“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同上,第11页。 。

 

《启蒙辩证法》对于“恐惧”的强调,实际上还与尼采有关。尼采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文本中多次谈到恐惧,称之为人类的“内在的野兽”,并认为“这种长远而古老的恐惧,最后变得精致,精神化和智力化了——目前,我想,它被命名为科学”[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在尼采看来,恐惧是人类最为原始和基本的情感,人类的道德和科学都是从它那里生长出来的。尼采认为,面对这种恐惧,古希腊人曾经就做出“抉择”,即选择“成为可笑的有理性的人”。有理性的人之所以可笑,在于“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它就是这样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从‘我’的概念中才产生出、派生出‘存在’的概念”[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页。

 

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主体的内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尽力去调和那些我们所面对的陌生之物,试图将它们变成属我之物,并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将它们理解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Adorno,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Christoph Ziermann ed., trans. by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107. 。主体及其内在性的产生,是外在性逼迫的一个结果,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单纯的外在性观念是恐惧的真正源泉。原始人由于亲人被害而产生的复仇心理,有时就是通过把谋害者接纳到自己的家庭中而得到平息。这正说明了族外血缘注入族内的事实,即内在性的产生”[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11页。 。内在性的产生,是主体被确立起来的基础。人类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渴望,实质上是对“安全”的一种渴望,或者说是对“恐惧”的一种逃遁。

 

 

因此,启蒙着力于对自然进行“祛魅”,将主体的烙印深深地打在自然之上。启蒙高扬科学和理性,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认识和了解自然。主体将自身的理性视为衡量自然的唯一尺度,使自然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可以度量、分类、算计的对象。启蒙之所以要驱逐神话,就在于“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同上,第11页。 。

 

然而,对启蒙而言,知识和权力始终是一回事,对自然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对自然的统治。主体的诞生同时就意味着主体获得一种对自然的“权力”,“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同上,第6页。 。启蒙主体对待自然,如同独裁者对待臣民,从一开始就带有独断、暴力的性质。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实际上就是一种抉择,即在臣服自然和支配自然之中做一个抉择。要彻底地消除人对自然的恐惧,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再去臣服于自然,而是去统治和支配自然。人类只有对自然进行怀疑和否定,将自己从自然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地确证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主体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退场,自然日渐丧失了自身的力量,沦落为一个被理性所拷打的单纯对象。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充分地体现了启蒙主体的这一精神,自然已经不再是自身显现之物,而是需要主体对其立法。自然本身,则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物自体”。

 

可见,在启蒙主体的诞生之中,从一开始就夹杂着两股对立的力量: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原始恐惧,另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这两股力量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人类愈是对自然存在恐惧,愈想要将自身从自然之中抽离出来,在自身的主体性中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但人类愈是确信人拥有了这种内在独立性,愈会进一步将主体凌驾于自然之上,愈是遗忘自然,削弱自然本身的力量。因此,《启蒙辩证法》所刻画的主体,出于对自然的恐惧,走向了一种强烈地想要去支配和统治自然的过度心理防御。

 

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解,启蒙最初是消极意义上的启蒙,即摆脱恐惧意义上的启蒙。而启蒙运动所开启的启蒙,是积极意义上的启蒙。对于自然的征服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控制自然并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的需要王晓升:《启蒙的兴起与主体的衰弱》,《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2页。 。但他们想要强调的是,支配和统治自然的欲望实际上有更为深远的情感基础,而不仅仅直接来源于主体想要满足物质需要的欲望。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空前的满足,但人们想要控制和支配自然的欲望却不见减弱。如果不从根本上解除人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主体的支配欲望估计很难动摇。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主体的诞生实际上不仅源于对外部自然的恐惧,而且出于对自身内部自然的恐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两者之间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人同样是在控制内在自然中成为主体的。如果一个人受自然的力量来支配,按照启蒙的观念,那么人就走向了野蛮,只有控制自己自然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体。对于主体来说,人自身的内部自然亦是一种威胁,是需要征服的对象。人努力克服自身的自然而成为主体的时候,这个主体只能是一种“我思”样式的理性主体、先验主体、逻辑主体。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最终演变为绝对精神。

 

 

二、主体的毁灭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已经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不是充分地彰显了主体的成就和地位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这种基于“恐惧”情绪而建构起来的“支配型主体”,不仅无法真正地实现启蒙的理想,即使人变得“自足自立”,反而会适得其反地走向主体自身的毁灭。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自然并没有随着主体的诞生而真正地消亡,而是持续地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对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某种“强制”。从表面上看,主体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的衰败”。自然沦落为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客体,主体通过理性的方式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主体消除了自然中一切不可用理性度量的事物,祛除了自然界本身质的属性。“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同上,第32页。 但事情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因为人类在建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之时只是遗忘了背后的自然,进而以理性的方式去控制和支配它,但自然的力量并没有真正地随着我们的遗忘而消退,而是以某种强制的方式保持在主体自身中。因为“只有通过有意识、有计划地适应自然,那些体力匮乏的弱者才能把自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同上,第46页。 。主体为了控制和支配自然,首先必须得顺应自然。在这种顺应的过程中,主体及其理性变得非精神化了。自然实际上从未真正地退场,只是主体单方面地遗忘了它,它始终对想要认识和支配它的主体造成强制和压迫。“自然在思想的强制机制中反映出来,并保存下来。而思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自我遗忘了的自然,表现为强制机制,这是思想的必然结果。观念只是一件工具。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31页。 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强制机制主要体现在“工具理性”上,主体本来只是想借助“工具理性”去认识和支配自然,但“工具理性”的力量却日益增长,最终倒过头来奴役主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力量的增长,实际上并不单纯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提高,同时意味着人受到更多的强制和压抑,这两种力量始终在同步增长,而不是此消彼长。“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同上,第31页。 因此,人对自然的征服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成为一个“自足自立的主体”,反而加重了自然及其“第二自然”对人的奴役。“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存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和管理思想等同起来。”同上,第10页​‍‌‍​‍‌‍‌‍​‍​‍‌‍​‍‌‍​‍​‍‌‍​‍‌​‍​‍​‍‌‍​‍​‍​‍‌‍‌‍‌‍‌‍​‍‌‍​‍​​‍​‍​‍​‍​‍​‍​‍‌‍​‍‌‍​‍‌‍‌‍‌‍​。 阿多诺悲观地发现,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自然及其工具理性的强制之下,人的思维愈来愈退化为一架思想的机器,人的精神日益沦落为统治和自我统治的工具。

 

因此,在现代社会,主体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一种“中立的主体”,即所谓的理性主体、逻辑主体或先验主体,这是一种没有自身自然的主体。人已经不再能感受活生生的事物,完全退化为一个单纯的理性参照点,一种理性的原子式存在。启蒙制造了一个理性的神话,任何人如果不按照理性的方式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仿佛就会退回到史前时代。理性削平了主体的棱角,将其磨平为一架会思想和会计算的机器。阿多诺认为,在今天这个高度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中,大众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极大的退步,“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摸那些难及之物”同上,第29页。 。人愈来愈成为一种单纯的“类存在”。作为“被管理的对象”,人们的语言、感觉和思想都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安排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似乎根本摆脱不了服从的命运,完全不是启蒙所设想的那种“自足自立”的主体,而仅仅是被管理、被驯服、被安排的“类存在”。人不是变得更加强大了,而是变得更加虚弱了,更加没有能力反抗了。“今天,尽管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同上,第30页。

 

更为糟糕的是,启蒙主体不仅造成与外部自然的异化,而且造成人自身的内在分裂,即人与自身内部自然的异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看到近代理性的发展实际上对人的自然本能造成极大的压抑。“为了统治的缘故,主体主义必须统治和否定自身。为了避免失误——这是它提升自己的方式——它们贬低自己,并想要将自身消除。”Adorno,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 trans. by Willis Doming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15. 为了将人提升为一个理性主体、逻辑主体或先验主体,人必须先否定自己的内部自然。因此,阿多诺十分赞同本雅明对历史的理解,认为“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内卷的历史,换言之,是放弃自己的历史”[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45页。 。

 

《启蒙辩证法》通过“资产阶级的原型”奥德修斯这一人物形象,刻画了启蒙主体的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矛盾倾向。为了捍卫自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保护自己的财产,奥德修斯在回乡的途中表现出惊人的克制。他拒绝一切诱惑,放弃一切自我满足。他竭力抵制喀尔刻的魔法,不曾尝试过莲子的甘甜。尤其是在面对塞壬的歌声时,他干脆让人把自己紧紧地绑在桅杆之上,“他一边听着快乐的歌声,一边抗拒着它,如同竭力抗拒死亡一样”同上,第49页。 。奥德修斯这个理性的主体形象,表现出主体意识中的一种自我矛盾,既想要满足自然,又不得不控制自然。启蒙所确立的主体,始终是这样一种矛盾着的主体。

 

“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一句话,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44页。 阿多诺沮丧地发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然生命实际上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和压抑。在一个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被管理的社会”,人的内部自然已经完全沦为被管理和被驯服的对象。然而,人对自身内部自然的祛除,实际上是对人自身生命的一种极端剥夺,是对人获得“完整幸福”的一种否定。因此,正如阿多诺对奥德修斯的评价,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实际上乃是一种“苟活”。

 

在阿多诺看来,人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人如果否定自然,否定外部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内部自然,将理性视为一个统治我们的神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最终就会丧失意义,陷入与自然的冲突之中。启蒙主体企图通过理性去支配自然,却反过来为理性所支配,与启蒙的原初理想,即实现人的自足自立完全背道而驰。正如沃林所言:“主体必须记住的是,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用以对抗自然的所有暴力最终都将反过来残酷地对抗主体性自身。”[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3页。

 

 

三、无畏而又消极的主体:阿多诺的重建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显然对启蒙及其主体思想持批判的态度。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完全持一种“反启蒙”立场,或者说像某些后现代思想家那样想要彻底消解主体的功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被马丁·杰誉为“经典文章”的《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明确表示:“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主体意识。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级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是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0页。 对于启蒙及其主体,阿多诺的处理方式显然是“扬弃”,而不是“否定”。在他看来,我们“对主体的需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向我们揭示出,启蒙所确立的那种“支配型主体”,表面上看虽然十分强大,实质上却无比虚弱。因为这种主体诞生于对自然的恐惧,人在自然及其“第二自然”的强制中被深深地物化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虽然更多的是批判,但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重新去建构一个更为健康的主体形象,一直是他努力的一个目标​‍‌‍​‍‌‍‌‍​‍​‍‌‍​‍‌‍​‍​‍‌‍​‍‌​‍​‍​‍‌‍​‍​‍​‍‌‍‌‍‌‍‌‍​‍‌‍​‍​​‍​‍​‍​‍​‍​‍​‍‌‍​‍‌‍​‍‌‍‌‍‌‍​。在这点上,笔者不赞成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评价,即消极地将阿多诺刻画为一种单纯的否定形象,即马丁·杰所说的“乐于破坏传统的自我却又不提供详细设计的替代模式,这一遗漏后来使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如哈贝马斯颇为烦恼”[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在其批判中,阿多诺实际上已开始自己的建构工作。只不过他最终所建构的这样一个主体形象,跟晚期海德格尔的人的形象颇为类似,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中心主义色彩。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多诺对传统主体形象的主体中心主义、等级制色彩的批判,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主体”完全不能及的。

 

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他也不赞同海德格尔之类思想家所主张的,在主客观分化之前设置一个存在的王国”[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胡湘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阿多诺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明确地认为,实际上在原始人那里,人与自然并不是完全像我们后人所假想的那样和谐地统一的,而是充满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在这样一幅人与自然的关系图景中,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主观和客体会暂时或永恒地处于愉快的原始统一状态,这样的图景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然而,有时候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设想,不过,在今天只是个谎言。”《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209页。 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不在于退回到启蒙之前的主客未分状态,而在于直面启蒙主体的问题和弊端。

 

阿多诺认为,启蒙及其近代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片面地将“主体”拔高为“第一原则”,即笛卡尔所说的“阿基米德点”,同时将自然以及相关的客体降低为“第二性”之物。在这样一种虚幻的“第一哲学”中,人幻想自己已经完全认识和把握了自然。在阿多诺看来,必须去质疑这种“第一哲学”的合法性,因为它实际上是被抽象出来的,是观念论的产物。启蒙主体处理自然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同一性思维”,即“主观性建立了客观性的法则”Adorno,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 p.13. 。在这样一种主体面前,自然必定会呈现出衰败的模样。

 

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对这种“同一性主体”进行质疑,“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天性上一开始也就是一种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成为主体却不是客体性的一部分意义”[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第181页。 。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更是强调“不管我们怎样给主体下定义,实存的东西是不能从主体那里变出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213页。 。与启蒙及其近代认识论将主体视为“第一原则”截然不同的是,客体在阿多诺这里被赋予一种“优先性”。他强调,自然作为客体并不像近代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堆混乱的“感觉材料”,主体之所以将其视为“感觉材料”,实际上正是由于主体已经先行没收了客体中的具体存在。即使这样,感觉材料依然指涉一种主体不能完全在自身中所支配的“极限值”。

 

阿多诺所赋予客体的“优先性”只是一种辩证的优先性,而不是“第一哲学”意义上的绝对优先性。他承认,“在某一意义上主体是比客体更基本的东西,离开意识也就无从知道客体”同上,第213页。 。主体和客体始终是相互中介的,那种认为一个人若想要真正地获得客体,他的主体性首先必须被消除或悬置的想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阿多诺这里所说的客体的“辩证的优先性”。在阿多诺的辩证法眼光中,那种不掺杂任何主体的“纯客体”,实际上只是抽象主体的直接反映,“只有抽象才能使他物跟自身一样”同上,第214页。 。他虽然想将客体从主体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强调客体与主体之间的非同一性,但并不赞成两者完全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在他那里,主体与客体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交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亲密的区分”。

 

基于其客体优先的主客体辩证法,阿多诺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全新的主体图景。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将其描述为“主体无畏地消极,完全信赖自身的经验”同上,第218页。译文有改动。 。这里所说的“无畏地消极”,可以说是对启蒙主体的一个直接回应。首先是“无畏”,即主体要消除对客体的恐惧情绪,更加自信、坦然,因为一个过于焦虑和恐惧的主体无疑会适得其反地陷入更为封闭的自我防御中,不敢与客体亲近。其次是“消极”,阿多诺想要削弱主体的基础主义、建构主义色彩,防止主体对客体施予同一的暴力。在《辩证法导论》这一讲座稿中,阿多诺还颇具现象学味道地将辩证法描述为一种朝向事物自身的运动,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放弃自身、毫无保留地朝向事物自身”Adorno,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p.55. 的过程。他憧憬一种“长久的、不带逼迫的凝视”的主体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by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30. ,一种“不带暴力的沉思”的主体Adorno, Minimal Moral, trans. by E.F.N.Jephcott, London: Verso, 2005, p.89. 。

 

颇为吊诡的是,阿多诺提醒我们,“主体愈是相信自己具有客观存在,则愈不是主体;而愈是不相信自己具有客观存在,则愈是主体”《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221页。译文有改动。 。他指出,近代认识论所确立的“我思主体”和“先验主体”,实际上仅仅是以客观事物的形式而存在,即以合理性、合规律性的方式而存在,它所蕴含的是客观事物对主体的强制,以及主体对客观性的机械反映和接受。近代所高扬的那种建构型、支配型主体实际上已被无意识地禁锢于自身之中,受到客观性的奴役和强迫,如同“一头困在外壳里的披甲兽”。因此,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一书导言中明确提出,要“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体性的谬见”。在他看来,主体只有批判地看透自身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即清醒地意识到主体性自身的被中介性质,才有可能从物化的僵局中摆脱出来​‍‌‍​‍‌‍‌‍​‍​‍‌‍​‍‌‍​‍​‍‌‍​‍‌​‍​‍​‍‌‍​‍​‍​‍‌‍‌‍‌‍‌‍​‍‌‍​‍​​‍​‍​‍​‍​‍​‍​‍‌‍​‍‌‍​‍‌‍‌‍‌‍​。主体只有承认自身对客体的依赖,才有可能真正地与客体“和解”,并超越客体对主体的强制。阿多诺最后与他的批判对象海德格尔发生了某种惊人的契合:为了真正地成为一个主体,主体首先需要去进行某种“去主体化”的努力。

 

 

四、阿多诺的启示

 

 

在20世纪对主体的批判浪潮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尤其是阿多诺对主体之“无畏而又消极”的重新勾勒,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

 

第一,矛盾是主体的一个特征。这个矛盾特征表现为:人越是认为自己是主体,就越不是主体;只有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主体的时候,人才是主体。为什么会这样?阿多诺认为,这源于人是在对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恐惧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是外在性决定的,是对自然的恐惧的内在化,而不是人自身内在地决定的。出于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恐惧,以及对自然的征服而在现代社会所确立起来的主体,只是逻辑主体、先验主体。这是根据控制自然的外在需要而确立起来的主体,是反主体的主体。人只有认识到这个主体不是真正的主体,才能摆脱这种物化的主体形式,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按照阿多诺的分析,现代人都是在控制自然的管理体系中确立起来的主体,实际上只是这个社会中被控制的客体,但人却错误地把自己作为客体的地位看作是主体。只有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主体,反抗这个作为客体的主体,人才能真正成为主体。在这里,主体既要作为客体而存在,又要反对自己作为客体的地位。阿多诺用奥德修斯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主体的这种矛盾特征。奥德修斯看到女人们在夜深人静溜到求婚者那里的时候,怒火中烧,但强压住自己的怒火。据此,阿多诺总结说,“主体还依然是分裂的,还依然通过按耐住自己的内心,使自己向前看,通过否定自己的当下状态,使自己的内心受到‘惩罚’,迫使自己与内在或外在的自然相对抗”[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第67页。 。这就是说,主体一方面要与自然对抗,但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主体处于一种矛盾状况中,这种矛盾状况是主体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主体要克制自己,让自己成为客体,但主体在这里又痛苦又无奈。正是这种痛苦和无奈才使主体有可能摆脱这种客体地位,成为主体。没有奥德修斯的那种痛苦和无奈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常常处于痛苦和无奈的地位。比如,现代社会存在一种赶时髦的状况,而时尚是无法摆脱的,甚至反抗时尚的做法也是时尚的,比如牛仔裤[法]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33—134页。 。如果我们就是随大流,且这种随大流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那也具有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是被社会中介的,实际上是客体性。如果一个人虽然无法避免地随了大流,但他内心是痛苦的,那么这种内心痛苦的人起码产生了一种主体意识。如果他果断地反抗这种时尚,那么才成为真正的主体。意识到主体内在的矛盾是主体意识的开始。因此,阿多诺认为,去主体化的人才能成为主体。人征服自身的自然,成为主体,但人还要去这种主体化,让自己与自然和解。人是不是可以不控制自己的自然呢?那么,人就成为了野兽。人控制自己的自然,但又感到这种控制是痛苦的。这时,人才成为真正的主体。阿多诺对主体的矛盾性的理解,在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在究竟如何理解主体的问题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启蒙运动及其近代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样式,即我思主体、先验主体、逻辑主体等,最终被证明不仅不会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反而会加剧人的物化。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哲学家们对主体进行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宣称“主体的黄昏”已经到来,一些甚至提出“主体已死”的口号。比如,在结构主义者们看来,人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因素,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由,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把人唤作主体,在我们的社会,把人唤作主体不过是欺骗人的意识形态,人没有任何主体地位[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卷,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3—308页。 。阿多诺虽然不是结构主义者,但他接受了韦伯的思路,强调人在合理化的社会体系中,已经变成管理体系中的一个角色,失去了主体性,成为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客体。但阿多诺又超出这点,指出人作为客体所具有的痛苦。霍耐特在把阿多诺和福柯进行比较的时候就指出,福柯与阿多诺之间存在差别:福柯虽然看到了理性的控制,尤其是对人的身体的控制,但由于他深受结构主义影响,所以在他那里人并没有表现出痛苦;而在阿多诺那里,却充满了对这种痛苦的描述。这是因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在他那里人不是主体;而在阿多诺那里,人是主体,人在被控制和被压抑中,感到压抑和痛苦[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79页。 。虽然阿多诺强调人是主体,但他所理解的主体不是存在主义所理解的主体。在萨特那里,人是主体,人可以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而自由选择。萨特由于受到现象学的影响,确立了一种先验的主体。阿多诺同样反对这种自主选择的先验主体,他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人首先必须要生存。人在自然中生存,必须做一些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制约的结果。但在这种制约中,人会感到痛苦,并努力摆脱这种制约​‍‌‍​‍‌‍‌‍​‍​‍‌‍​‍‌‍​‍​‍‌‍​‍‌​‍​‍​‍‌‍​‍​‍​‍‌‍‌‍‌‍‌‍​‍‌‍​‍​​‍​‍​‍​‍​‍​‍​‍‌‍​‍‌‍​‍‌‍‌‍‌‍​。正是在摆脱制约的行动中,人成为主体。而萨特的先验主体,只能满足于内心的自我选择。阿多诺对于主体的理解,既不同于结构主义,也不同于人道主义,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海德格尔虽然也反思主客体模式,但还是在现象学的思路上去理解的,阿多诺完全不赞同这种立场。

 

第三,阿多诺对主体的这种理解,对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思考主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往,我们只是从主体征服客体的意义上去理解主客体关系,仍然拘泥于近代哲学的基本框架中,其存在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而阿多诺对主体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主客体框架中,主体是痛苦的,是要努力摆脱这个框架的。阿多诺既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制约的必然性,也强调人超出这种制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于,主体意识到自身的矛盾,因此他要在去主体化中确立主体地位。在这里,他一方面承认主客体框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框架所潜在的问题,并从主体内在矛盾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主客体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我们必须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