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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信仰的张力——— 《万国公报》对儒家影响之探析

作者:文倩 更新时间:2019/9/27 14:37:56

作为近代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报纸,《万国公报》因其西学传播与政治评论,在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学界已经注意到,《万国公报》所传播的西学、介绍的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以及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在中国文教系统的近代转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万国公报》的动机其实是传播基督教。由于儒家被视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因此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对儒家传统进行了有目的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以西学为武器,借助西学的力量来动摇儒家的根基,同时试图使基督教依托于西学而被中国人所接受。这一策略涉及如何处理世俗知识与神圣信仰的关系问题。本文即聚焦于“知识与信仰的张力”这一关键问题,考察《万国公报》在西学传播教育改革宣传中对这一张力的处理,分析这种处理如何促使儒家教化体系在知识与制度两个层面走向知识与信仰的分途,使作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儒家传统因失去其重要的世俗依托而逐渐分崩离析。

 

 

一、以学攻教:用知识推翻儒家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大多发现自己面临着过去在其他地区不曾碰到过的困境。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到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借助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引发的仇视外,还有社会文化的阻碍,即在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中,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难以摆脱其“异端”身份,遭到中国人普遍冷漠、鄙夷的对待。面对强固的中国文化壁垒,传教士意识到直接宣讲基督教义难以归化中国人,转而以西方世俗知识,尤其是科学充当传播基督教的“盟友”。

 

首先,传播中国所需要的西学知识能引起中国士人的注意,扭转西方在士人眼中的“夷狄”形象,从而提高基督教在士人心中的地位。传教士们注意到,与基督教此前征服的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并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着优越地位,中国人也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感到自豪,对于其他文化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感到“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利用各种可能来扭转这种情况”Rev. W. A. P. Martin, “Secular Literature”,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230. 。这意味着必须首先证明基督教的优越性,才能引起士人的重视。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传教士们发现这正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优越所在,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展示在知识上指导中国人的能力,来证明自己在信仰上也具备指导中国人的资格:“我们必须通过展示我们在世俗事务中指导人们的能力,证明我们被任命来教导人们属灵的事物。”Ibid., p.230.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为了御虏送穷而萌发了对西学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为传教士提供机遇:“西方科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声誉,中国人虽然因为它是外来的、异于自己的而憎恨它,但他们仍然因为实际的力量而不得不承认其优越性。因此,许多上层阶级的人都渴望了解外国科学,而传教士与上层阶级所有的交往几乎都依赖于他们了解并有资格谈论西方科学”Rev. C.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177. 。因此,传教士们将西学尤其是科学视为上帝赐予教会“打开异教徒之门的一种手段”Ibid., p.174. 。

 

 

其次,科学拥有改变思想观念的力量,能为基督教的传播扫除障碍。一方面,传教士相信科学能消除中国社会的偶像崇拜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由此而来的艺术,将有效地根除异教徒的迷信,如果得到正确的控制和指导,将为基督教的普遍胜利铺平道路”Ibid., p.177. 。另一方面,儒家一直被大多数传教士视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们发现正是儒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观念、风俗甚至社会制度,“儒教在日常生活中超越于中国的国家及民众之上……儒教对中国人的态度、礼仪、风俗、观念、服饰、制度、语言等的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固定性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观察得到”林乐知给《教报》(Christian Advocate)编辑的信,1879年1月30日。转引自[美]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金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因此,要与儒家士人交流,并影响他们的心灵,就必须对“在中国的制度和中国人的性格层面表现出的儒家道德理念和精神施加影响”,同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林乐知:“Note Pad, 1879-1880”,手稿。转引自同上书,第52页。 。而科学不仅能在打破中国人原有的世界观和自然观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它所代表的实用知识更将动摇儒家的知识大厦。《万国公报》编辑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就预言:“中国人最后引以为豪的儒教和‘中庸的艺术’,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向强调实用至上的外国科学和新的思维方式屈服。”林乐知给Dr. E. H. Myers的信,1868年1月17日。转引自同上书,第72页。 他还相信,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科学理念将会触及他们整个制度的根基,“科学巧妙地在中国被阐明,将会是所向披靡和精彩的”林乐知给Dr. Edward W. Sehon的信,1866年12月7日。转引自同上书,第29页。 。

 

基于对西方世俗知识力量的这种认识,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长期不懈地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大量西学《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十分广泛,其总体梳理可参见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科学知识为例。 。除此之外,《万国公报》还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倡导将西学纳入中国的教育和科举体系,其目的是以西学打破儒家对知识的垄断,动摇儒家的根基。《万国公报》刊登了大量文章批评科举制度、提倡教育改革、介绍西方教育制度与理念。与中国人相比《万国公报》也刊登了大量中国人人批评中国教育、科举制度的文章。本文的论述仅限于《万国公报》中传教士的批评文章,以突显他们与中国人批评的不同之处。 ,传教士的教育改革言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他们特别注重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儒家性格”,因此他们的批评侧重于揭示科举制度下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与技术性知识训练之间的矛盾,并通过凸显后者的实用价值来质疑前者的合法性地位;其二,在西方教育体系的参照下,传教士的批评与建议呈现出全新的视角,为中国士人反思传统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新思想背后的价值理念,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形成强烈冲击。

 

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科举制度对儒家正统地位的巩固作用。首先,科举将考试内容限定在承载孔孟之道的儒家经典,既确保了儒家对知识的垄断,还“能令人多学圣贤之道”。“盖圣贤之道,全著于四书六经之中,而场中命题又不外乎四书六经之外,故凡读书之士,自幼即专心于此……迨用力既深,豁然贯通。”狄考文:《振兴学校论·考试》,《万国公报》第655卷,1881年9月10日。 “四书五经,视为孔孟之道所寄托,考官之命题在于此,学生之记诵亦在于此​‍‌‍​‍‌‍‌‍​‍​‍‌‍​‍‌‍​‍​‍‌‍​‍‌​‍​‍​‍‌‍​‍​‍​‍‌‍‌‍‌‍‌‍​‍‌‍​‍​​‍​‍​‍​‍​‍​‍​‍‌‍​‍‌‍​‍‌‍‌‍‌‍​。”林乐知译、任保罗述:《续论中华政俗之性质》,《万国公报》第179册,1903年12月。 其次,科举将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扭结在一起,使儒学成为“利禄之途”,对时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朝廷以科目选士,士之不能八股不得科目,不得科目不得美官。虽有军功捐纳议叙诸路,目之为杂途,惟科目则为正途。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花之安:《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4卷,1879年9月6日。 科名之重使儒学拥有了近乎神圣的社会地位:“以八股取士,君相以此求,儒生以此应,父兄以此教,子弟以此期。”花之安:《自西徂东·智字第六·教化要言》,《万国公报》第730卷,1883年3月10日。 “朝廷待之以礼貌,乡党尊之以体面,名之所在,则人人争先恐后。”花之安:《续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7卷,1879年9月27日。 此外,科举对儒家正统地位的巩固还体现在对其他学问的排斥。由于儒学被视为惟一值得追求的学问,“士人舍科目则无以为学,欲学他学而苦无学之之地”花之安:《续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5卷,1879年9月13日。 。其它任何学问或被斥为异端,或被鄙为末技,学习儒学之外的其他知识甚至是可耻的堕落。“朝廷既悬八股为正鹄,则天下才智之士莫不挟此为进取之资,父诏其子,兄勉其弟,有不专心致志于是者则谓之暴弃,群相非笑之。”林乐知:《论西学设科》,《万国公报》第325卷,1875年2月27日。 如此一来,科举制度使士人牢牢束身于儒家名教之中。

 

因此,《万国公报》对传统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独尊儒学及其带来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其一,传统中国教育和考试在内容上“拘定学经书”:“非惟题目不外四书,且言不宗乎六经则斥为稗典,意不遵乎朱子则批以荒谬。上以何求,下以何应,致使家塾党庠,专用力于经书。”狄考文:《振兴学校论·考试》,《万国公报》第655卷,1881年9月10日。 其二,儒家的经典知识只是伦理道德,教育而言显然是不全面的:“夫中国学问所知之事理为何?不过仁、义、礼、智、孝、弟、忠、信耳,此外别无所学也。”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本意》,《万国公报》第653卷,1881年8月27日。 “夫经书只言道德,考试专取文章,此何足尽文学之蕴乎?”李佳白:《创设学校议》,《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 其三,儒家提供的经典教育与国家通过科举选拔治理人才的目的是不相符合的:“夫国家设科原以收有用之才,而士之应科亦以期为用于世,故历代科制不一,而究其设科之意则莫不期适于用。”林乐知:《论西学设科》,《万国公报》第325卷,1875年2月27日。 国家以科举抡才是为了选拔出胜任各种治理职能的官员,在三千年之大变局下,晚清社会需要的是大量掌握兵工、枪炮、船政、外交等专门性技术知识的人才,但这些新知识超出了儒家教育的范围,因此以儒学为标准培养和选拔出的人才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不能实现佐治安民的目标,空疏无用,此即“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万国公报》第704卷,1882年9月2日。

 

《万国公报》进一步强调了各种专门性技术知识使国家富强的实用价值:“尝见强盛之国,无不赖学问中之英才,别户分门,各专其业。或专化学,或专格物,或专天文,或专算法,或专创造机器以利农工,或专制作货物以通商贾。此其所以蒸蒸日进之故也。”狄考文:《振兴学校论·考试》,《万国公报》第655卷,1881年9月10日。 而中国教育独尊儒学“执一端以作全体”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本意》,《万国公报》第653卷,1881年8月27日。 ,只以培养体道的君子为最高目标,将各种专门性技术知识视为器用之学,斥为末技,对这些有益民生的实用知识的忽视和排斥,使农工商等各业得不到重视与发展,最终导致国家的贫弱。“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不容偏废。中国以艺贱之,全不讲求,无怪乎四民之业坠也。”花之安:《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4卷,1879年9月6日。

 

与之相应,《万国公报》的教育改革宣传主要是倡导以西学来扩展教育和考试内容。首先,各学校书院不必专课制义,应该采用“泰西之法”,“分设天文、地舆、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即同文馆、出洋局、轮船制造局而扩充之,俾各视其才力之所近,延师指授,有专营,无泛骛”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万国公报》第704卷,1882年9月2日。 。其次,在人才选拔上,国家应该“广开科甲之法,赅括一切学问,方足以资治理”李佳白:《探本穷源论》,《万国公报》第89册,1896年6月。 ,即考试应以天文、地舆、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等为内容,分门别类,“其技能出众者则授之出身,使之入仕”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万国公报》第704卷,1882年9月2日。 。此外,《万国公报》还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如《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泰西诸国校塾》《新学》《美国学校志》等,介绍了西方国家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内容十分详尽,包括不同的学校类型、学校数量、学生人数、教育目标、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聘用、经费来源、考试方法、毕业文凭、助学金制度、校舍修缮,等等。这些介绍既使中国士人了解到西方教育制度“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李善兰:《德国学校论略序》,《教会新报》第288卷,1874年5月30日。 的特点,又让朝野之士意识到西方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普通士人赞许西方教育制度“深得三代之遗风”孙中山:《上李傅相书》,《万国公报》第69册,1894年10月。 ,更关键的是,清廷大员亦在教育改革的奏章中承认“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刘坤一、张之洞:《遵议变通政治先拟兴学育才疏》,《万国公报》第152册,1901年9月。实为影响重大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第一折。 ,从而将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教育制度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参考​‍‌‍​‍‌‍‌‍​‍​‍‌‍​‍‌‍​‍​‍‌‍​‍‌​‍​‍​‍‌‍​‍​‍​‍‌‍‌‍‌‍‌‍​‍‌‍​‍​​‍​‍​‍​‍​‍​‍​‍‌‍​‍‌‍​‍‌‍‌‍‌‍​。

 

总之,《万国公报》传播西学以及倡导将西学引入中国的教育、考试体系,正是要打破儒学在知识上的垄断地位。它强调专门性技术与科学的实用价值,这些有别于儒家传统道德修身之学的新知识的引入,带来了关于学问的新定义。在这种新定义中,儒学“只属学问之偏端,并非学问之全量”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本意》,《万国公报》第653卷,1881年8月27日。 ,其独尊的地位无疑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万国公报》凸显了儒家的道德伦理教育与经世目标的矛盾。在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时代主题下,儒学的道德教育无法满足应世之需要,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证明了西学的实用价值,“师夷长技”势在必行,然而引入西学又面临儒学内部道器之别、夷夏之防的排斥。如此一来,不仅儒学的功用价值受到质疑,其本身更有被视为国家富强之障碍的危险。

 

 

二、寓教于学:以知识孕育信仰

 

 

尽管传教士将西方世俗知识作为攻击儒家的武器,但他们对西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十分警惕。传教士内部对世俗知识与基督教之间的一致性本来就存在争议。比如,谢卫楼(Devello Zelolos Sheffield)曾提出,世俗性知识的教育不仅不能使人更接近基督,而且“受到简单的西方科学教育的人比异教徒更难接受福音”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 203.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也承认,“科学并不是宗教的一部分,也不是教会的特殊事务”Rev. C.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176. ,“没有人声称仅仅是知识教育本身就必然使人相信福音”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 240. 。他们更明白,在举起世俗性知识的武器来摧毁华人的思想信仰体系的同时,科学对基督教同样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

 

传教士意识到“科学是双刃剑,有利有弊……它伤害哪一边却完全取决于谁握着刀柄”。正因为“害怕看到不敬虔的人和异教徒第一个在中国使用这把剑”,他们选择自己来掌握主动权,“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为了真理和公义而自己动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武器落到别人手中呢?”Ibid., p. 240. 基于这种认识,在预见科学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必然席卷中国的情况下,传教士们更警惕这股对基督教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不能落入异教徒手中。“如果有责任心的基督徒不愿意控制和指导这一运动,它将由异教徒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的进步,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之手,并将被他们用作阻碍真理和正义进步的强大工具。科学要么是宗教的盟友,要么是她最危险的敌人。”Rev. C.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 177. 在这种充满现实危机感的考量下,为了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有利局面,传教士几乎不得不承担起西学传播的责任,并在科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努力“给它一个基督教的方向和影响”Ibid., p.177. 。

 

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西方的进程,但这种学习仅限于西技、西艺、西学的层面。中国人坚持将西学与西教区别开来的立场,对于西教的态度仍是冷漠与鄙夷的。林乐知曾感叹:“华人只重传教者之天文格致等学,而轻视传教者神理之学。”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第十论神理之学》,《万国公报》第362卷,1875年11月13日。 这些都促使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时,努力寻找科学与基督教的契合点,对二者的内在关联做出论证。

 

《万国公报》为弥合科学与基督教采取的最主要方式是,基于自然神学的进路,将科学与基督教融合在一起,从而证明西学源于西教。“泰西之学,全在有耶稣道为之本。”花之安:《续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7卷,1879年 9月27日。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格物探原》、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天文地理》等长文就是这类作品中的典型。以《格物探原》为例,它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人体学等,但其中处处体现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与设计论证明。韦廉臣交代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使人从对宇宙万物的探究中发现创造、主宰一切的上帝:“但欲人知凡物内各有意义存焉,有意义,必有无量无限之主宰创造之、措置之,则上帝是也。”韦廉臣:《格物探原·论天地》,《教会新报》第220卷,1873年1月11日。 其具体方式是,首先揭示出万物内部以及万物之间存在着的恰如其分的配合与对应关系,即普遍存在的宇宙秩序,进而指出这种宇宙秩序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也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只能出自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比如,《格物探原》指出万物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而各种元素及其性质,与它们构成万物的法则都是由上帝预先创造、规定的:“天地万物皆以六十四元质配合而成,如金银铜铁养轻淡炭等,皆是元质,皆由微渺而造。微渺者何?取元质之一分之,而又分之,而再分之,以至于分之无可分,即所谓微渺者是……元质配合皆有不易之分量与不易之法妙,如减其分量而去之,不成一物,如增其分量而多之,成物后必有余者……微渺故非自然而有,乃有主宰居其先、立其意而为之,故万之前有一无始无终之上帝在焉……要之,各物有各物之能之性,彼此交济、牵引、推拒,以成宇宙之大观……彼六十二元质易置配合,以成宇宙万物,非上帝于其中易置配合之,亦岂能成一物哉?”韦廉臣:《格物探原·论元质》,《万国公报》第301卷,1874年9月5日。此文首次发表于《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第220卷时,标题为“格物探原”,而后在报纸中多处又作“格物探源”,今根据其后出版单行本之题名统一为“格物探原”。 在这种论述中,人对万物的科学探索即是对上帝的创造与主宰的认识。

 

《万国公报》还从各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证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基督教密切相关。比如,它将近代科学在基督教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国家有基督教作为根本:“旷观天下大局,学问之兴、贤才之多、甲兵之强,莫如从耶稣之国。天下之国众矣,而偏让从耶稣之国独兴,何哉?因有耶稣道为之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也。’”花之安:《续养贤能论》,《万国公报》第557卷,1879年 9月27日。 “泰西古昔救主未生以前,尚不知有格学也,迨救主降生之后,天道未及流传之处,问以格学亦茫乎若迷,久之而天道推行渐广,格学之研究始精。”林乐知:《格物致知序》,《万国公报》第13册,1890年3月。 此外,它还例举了一些信仰上帝的科学家,如培根、克白尔(今译开普勒)、德戛尔(今译笛卡儿)、培斯阁(今译帕斯卡尔)、奈端(今译牛顿),来说明“新学之创,肇于泰西,泰西之兴,本于圣教”,因为基督教“不但能令各国弃其误事诸神之旧俗,改而崇奉造物真主,悔过自新,更能扩人心思,启人智慧,以振兴格致诸学”丁韪良:《格物以造物为宗论》,《万国公报》第107册,1897年12月。 。由此,基督教不仅不与科学相冲突,还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万国公报》反复申说“天道与格学同条共贯”,不可“歧天道、格致为二”林乐知:《格物致知序》,《万国公报》第13册,1890年3月。 ,正是要使“徒艳泰西之器艺而弃其圣道”的中国士人意识到基督教才是西学的根源:“器艺叶也,圣道根也,器艺流也,圣道源也。无根则木必陨,无源则川不流,掇其糟粕而遗其精华,甚为惜之……因器艺而求其学问,因学问而求其至道,有不不然而兴者,未之有也。”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花先生自序》,《教会新报》第271卷,1874年1月24日​‍‌‍​‍‌‍‌‍​‍​‍‌‍​‍‌‍​‍​‍‌‍​‍‌​‍​‍​‍‌‍​‍​‍​‍‌‍‌‍‌‍‌‍​‍‌‍​‍​​‍​‍​‍​‍​‍​‍​‍‌‍​‍‌‍​‍‌‍‌‍‌‍​。 “若舍天道而学格致,犹采果实而遗其根,食乳浆而离其母,必不可得之数也。”林乐知:《格物致知序》,《万国公报》第13册,1890年3月。 通过这一弥合,传教士不仅希望“以格致为入道之基”同上。 ,将士人从科学知识引向基督教信仰,也试图消除科学可能对基督教造成的伤害。

 

 

三、学是学,教归教:知识与信仰的分途

 

 

尽管《万国公报》通过各种方式证明科学与基督教的紧密联系,试图使基督教信仰依托于西学被中国士人所接受,然而知识与信仰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大部分中国士人只接受西学而拒斥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内在关联并不被他们所承认。

 

中国士人对《万国公报》传播西学背后的宗教动机显然十分清楚,即便深受《万国公报》影响的维新人士也不例外。梁启超早期评论《万国公报》时,曾认可其翻译和评论内容的价值,但批评其借传播知识而宣传基督教的做法,“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 。后来,他直接因《万国公报》的宣教立场而否认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价值:“其次则《万国公报》,亦出西人之手,凭教会之力,其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粱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湘学报》更直言不讳地挑明了传教士从事知识传播背后以基督教一统地球的野心:“夫彼教之用心,岂仅资见闻、备钩稽已哉?盖将通黄、白、黑、红之性情,掍儒、墨、佛、耶之指趣,储公理以治二十周之地球也。”唐才常:《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湘学报》第5册,1897年5月31日。 随着维新人士西学知识的增加,他们从学理上批驳了《万国公报》所宣扬的西学源于西教的论调。《湘学报》连载的《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一文便是显例。此文的目的在于“综泰西政学之大者,述其原本,与其治乱之由,兴衰之故,并辨其无关西教”,针对的正是将西学、西政归美西教的“谬说”,“如《格致探原》《物理推原》诸书,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且近日之西人代中国筹画者多为教士,英之傅兰雅、李提摩太,美之李佳白、林乐知,皆以慈心苦口,警醒愚蒙,然提倡宗风,不出郑志,种种谬说,归美教宗”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28册,1898年2月21日。 。文中指出,“学术萌芽,要皆在炎汉以前,耶稣未降之世”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29册,1898年3月3日。 ,因此西学的起源与基督教并无关系。文中还强调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存在冲突,因为“耶稣不谈物理,只知敬天以祈福,言天地万物为一全能主所造”,这与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大相凿柄”。而近代西方科学发达的原因,“全在君相之鼓舞,与教务并不相谋。说者或以为学源于教,谬矣”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31—32册,1898年3月22日至4月1日。 。随着西学传播的主体由传教士变为留学生与学堂学生,传教士们曾经担忧的情形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科学这把“双刃剑”被中国人举起,并对准了基督教。最终,科学不仅被认为与基督教无关,更成为中国人反击基督教的有力武器,《万国公报》孜孜弥合的知识与信仰在中国人这里被彻底分开并截然对立。

 

然而从儒家一方来看,在引入西学、改革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士人由于各种原因对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张力问题显然不够重视。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下,他们将知识与信仰截然分开,以为西学的引入仅涉及知识层面的扩充,甚至将之作为维护儒家价值信仰的手段,欲以形下之“西用”来拱卫形上之“中体”,然而其结果却是形下之“器”移易了形上之“道”。尽管中国士人拒绝了基督教,但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开始接受的西学至少在知识与制度两个层面上,对儒家教化体系造成了破坏。

 

就知识层面而言,中国士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引入西学时,其实质是将体与用、价值信仰与器物知识简单地割裂开来,他们以为这种割裂不仅不会伤害“中体”,还能有效地以“西用”来捍卫“中体”。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西学并非只限于“用”,它本身也是另一种价值的承载者,并且这种价值观念与“中体”是存在冲突的。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对西学各专门学科以及西方分科教育、专门教育等制度的长期大量介绍,使中国士人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尤其是1873年《万国公报》刊登的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一文,“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学校分科立学和学术分科,影响巨大。晚清很多学者正是通过阅读该著,才逐步了解并接受西方学校制度和分科观念的”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学术分科引入一种新的知识观念,即各种专门知识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知识训练无须服务于形而上之“道”,这与儒家正统中知识的目的在于体道成德的观念迥然有别。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了儒学向近代学术形态的转型,中国士人以西方的分科为标准,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审视与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经学从学问之宗的地位沦为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其原来作为“道”之载体所承担的价值信仰也被逐渐剥落,只剩下知识性的一面。

 

就制度层面而言,《万国公报》的教育改革宣传,对中国学校与科举制度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不仅从舆论上为中国教育改革推波助澜,还在实际中成为早期清廷建立新式教育改革旧教育制度的重要参考参见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孙邦华:《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传教士也认为科举制度的顺利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有《万国公报》的功劳季理斐译、范祎述:《广学会年会报告记》,《万国公报》第206册,1906年3月。 。其中,科举制度的停废对儒家尤为意义重大。作为儒家制度化的核心,科举制度通过将儒家的信仰、知识和权力扭结起来,一方面巩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促成儒学知识与价值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对其他知识形成强大的排斥力量参见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正由于这种排斥力量,科举制度被传教士视作引入西学、兴办学堂的最大障碍。但内忧外患的危机使朝野上下对新式教育的成果怀有迫切的期待,于是,在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科举制度最终被停废。更重要的是,学堂学生毕业给予实官奖励的规定,使得西学知识取代儒学成为通向权力的新的“利禄之途”。至此,中国官方主导的儒家教化体系开始逐渐崩溃,儒家失去其制度依托,成为“游魂”:“儒家思想被迫从各个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与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思想传播中心不是教会组织而是各级的公私学校,而中国传统的教育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成一体​‍‌‍​‍‌‍‌‍​‍​‍‌‍​‍‌‍​‍​‍‌‍​‍‌​‍​‍​‍‌‍​‍​‍​‍‌‍‌‍‌‍‌‍​‍‌‍​‍​​‍​‍​‍​‍​‍​‍​‍‌‍​‍‌‍​‍‌‍‌‍‌‍​。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的信号,其事尚在辛亥革命之前。”余英时:《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综上观之,中国士人拒绝了基督教而接受了西学,期待“政变,学变,教不变”,更欲以西学来实现保国保教的目标,结果是西学从知识与制度两个层面对儒家教化体系造成瓦解。这一结局反映了中国士人忽视知识与信仰之间相互依存的一面,将知识与信仰进行简单割裂的普遍观念。康有为便是其显例。在康有为的设想中,要实现保教保国,一方面需要建立孔教会,保留儒学的价值信仰,巩固民族认同,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教育制度,用新知识来增强国力,他认为这两方面并不矛盾。这种将知识与信仰分开的设想,与《万国公报》一直宣传的西方“学堂与教堂并行不悖”的教化体系非常一致日本学者森纪子亦指出,康有为将建立国教和发展科学同时树立为支柱的意向,正是模仿了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中将科学与宗教配套的做法。(参见[日]森纪子:《中国的近代化与孔教运动——孔教运动再思》,《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然而,对于作为知识与信仰综合体的儒家教化体系来说,知识与信仰的分途意味着儒家之“道”失去了其知识与制度的世俗载体。这样一个孤悬的“道”既难以显现自身,更失去了与生活世界的紧密关联,儒学原来作为全面安顿人间秩序的教化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知识与信仰的关系是宗教的核心问题之一,二者既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冲突。基督教传统向来注重处理希腊与希伯来的关系问题,因此传教士们对世俗知识与神圣信仰之间的张力并不陌生。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其传教策略中自觉而主动地借用了这种张力,他们通过《万国公报》传播西学来动摇儒家的信仰体系,同时宣传西学源于西教来弥合科学与基督教。中国士人在引入西学、改革教育的过程中,对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张力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将知识与信仰简单地割裂开来,在拒斥基督教的同时,也使儒家的教化体系失去依托而走向衰落。可以说,基督教与儒家在近代中国都呈现出知识与信仰的分途,学归学,教归教。世俗知识这把双刃剑对双方都亮出了它的利刃,这正呈现出知识与信仰之间张力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