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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劳动与妇女“革命”——以话剧文本《初升的太阳》为例

作者:曲常明 更新时间:2019/9/27 8:24:15

关键词:集体主义;妇女;劳动;《初升的太阳》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项目(B.16-0102-12-026)研究成果​‍‌‍​‍‌‍‌‍​‍​‍‌‍​‍‌‍​‍​‍‌‍​‍‌​‍​‍​‍‌‍​‍​‍​‍‌‍‌‍‌‍‌‍​‍‌‍​‍​​‍​‍​‍​‍​‍​‍​‍‌‍​‍‌‍​‍‌‍‌‍‌‍​。

 

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计划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发展工业成为重中之重。随着全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集体主义时期妇女运动的重要任务。为了配合和宣传“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1962年至1965年间,中国内地的话剧舞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各条战线的“斗争生活”在一批地区性和全国性汇演剧目、获奖作品中得到应有而及时的反映和再现[1]。1964年初,在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热潮。在这一热潮中,由中国作家协会牵头组成的中国作家慰问团于1964年3月4日到大庆油田进行慰问。而六幕话剧《出升的太阳》即创作于这一时期。“《初升的太阳》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党的领导干部、专业戏剧工作者和工农群众三结合创作的。”[2]剧组曾经三次进京汇报演出,先后在大庆油田、北京、山东等地演出两百多场,使得该剧享誉全国[3]。

 

《初升的太阳》与其它这一时期描绘妇女劳动火热场面的文艺创作一样,试图通过描写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性生产劳动的实际找到解放妇女的可能方案与可行路径。但是,该剧呈现的意义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现实层面上,大庆职工家属仅仅参与公共性劳动是不够的,劳动妇女仍旧停留在“男工女农”的性别化劳动分工的“落后”现状里,只有通过走向工业领域争取和男工同样的劳动权力,实现争取“平等”参与劳动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大庆职工家属也只是在集体主义时期,通过“闹革命”的政治化行动,同时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与认可,才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政治上的承认,但经济上的不平等现状仍旧存在,并没有解决,以至于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那么今天,通过对话剧《初升的太阳》的解读,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是重新追索性别平等现实操作路径的可能性问题,也是思考、想象妇女解放道路的起点在哪里的问题。

 

剧作家、著名话剧导演孙维世,1964年春天来到大庆油田安家落户。与其说主动要求来到大庆油田考察体验生活,不如说是多年来的艺术创作经验与知识分子的职责推动着她来到这里。孙维世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驱,母亲任锐同样是一位坚强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而周恩来总理则是她的养父。自幼的艺术启蒙,再加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七年的专业学习,为她以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孙维世回国后经历了解放战争,深入到中国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都为其日后创作话剧《初升的太阳》奠定了基础。1965年12月,在大庆油田生活了近两年的孙维世,与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合作,编导了歌颂大庆职工家属“闹革命”的多场话剧《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描述的是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她们来自于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不是一个人来,而是拖儿带女;她们有的来自于城市,有的来自于农村,但是都没有正式工作,而她们汇聚于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团聚,重新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下去。家庭,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中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但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之后,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实际上逐渐被整合进互助组,家庭不再是创造劳动价值的生产单位,而是再生产和消费单位。但在集体主义时期,城市/乡村、工厂/家庭的二元化区隔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也直接造成社会主义工作与党的妇女工作在二元化体制下对妇女问题认知的不同与差异。妇女问题被割据为城/乡、社会/家庭二元问题,特别是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带来的不一定是城市妇女的充分就业,也可能产生大批不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的家庭妇女,或者只从事工业辅助性生产劳动的家属工。而在农村,劳动妇女的公分普遍低于男性,也直接造成了农村妇女地位的不平等。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大批参加生产会战的职工汇聚于此,边生产边建设,直到1960年冬季来临之前,一批干打垒房屋建成,职工才逐渐搬离牛棚大车店,居住条件才有所改善。此后,大庆职工家属逐渐来此落户,《初升的太阳》的主角就是这些来到大庆油田安家的职工家属们。

 

全剧共分为六场。第一场第一幕发生在开往大庆油田的列车上,几位家属职工主角逐一登场。辛玉红,来自于农村的职工家属;林彩英,来自于南方城市的职工家属;罗书记,钻井大队总支书记。随着列车逐渐接近大庆油田,关于油田的生产建设成为车上旅客们谈论的主要话题。英雄王铁人是什么样?钻井是什么样?工业大城市又是什么样?在七嘴八舌的谈话中,戏剧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出来:郭彩英多次抱怨作为石油工人的丈夫长期离家,只知道生产劳动,而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之所以能主动从另一个城市来到大庆油田,是因为对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向往与憧憬:“办公有办公大楼,住的是福利大楼,买东西有百货大楼,到处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窗帘沙发,要啥有啥。街道上是柏油马路、街心花园、文化宫、剧场、电影院——爱人上完班,遛马路,看电影,爱干啥就干啥,那可比农村强得多!听说大庆人住的房子叫干打垒,比大楼还好呢!”[4]4-5而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的大庆油田,除了高高的井塔以外,就是无边的草原。家庭的温馨生活、日常享受与生产劳动的紧张繁忙、生活条件的艰苦恶劣这条隐含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成为戏剧呈现与力图解决的焦点问题。

 

现实生活的残酷、生产与生活的矛盾逐渐逼近刚刚来到大庆油田的职工家属们。第二场、第三场集中发生在几个家属的家庭空间之中。而家庭的布景则几乎一模一样:“郭德英的家。干打垒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像、模范工人和模范家属的奖状。屋子里收拾得干净整齐。”[4]8家属辛玉红和郭彩英一下火车就被接到了钻井家属生产队指导员郭德英(“过得硬”)的家中,而这个家庭空间也确实被铸造为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处理家属生产劳动、生活矛盾的最佳地点。这里一方面是由于大量职工家属的到来,存在着办公场地、住房紧张等在福利保障上的欠缺,另一方面与对塑造职工家属落后面貌的叙述有关。职工家属关心的仅仅是孩子照顾等家庭生活琐事,而到领导家中告状、说理成为理所当然的解决方式。职工家属铁蛋妈由于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家的孩子打了,所以她出面打了别人的孩子替自己的孩子出气。而打人的原因却是铁蛋妈不参加“革命”,即农业劳动——捡大粪引起来的。

 

这里的“革命”显然要区别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一系列革命运动,而是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拿下举世闻名大油田”的生产劳动话语,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话语的内涵不断变化,革命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土地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总体上指向了囊括生产生活的一切领域​‍‌‍​‍‌‍‌‍​‍​‍‌‍​‍‌‍​‍​‍‌‍​‍‌​‍​‍​‍‌‍​‍​‍​‍‌‍‌‍‌‍‌‍​‍‌‍​‍​​‍​‍​‍​‍​‍​‍​‍‌‍​‍‌‍​‍‌‍‌‍‌‍​。革命的中心任务尽管随着是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基本层面上离不开动员与依靠人民进行生产建设。因此,革命主体由“劳动的对象化”走向劳动主体的“革命化”。

 

那么,大庆家属“闹革命”指向的内容就是动员全体职工家属参加劳动。大庆石油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有其现实需要的一面:很长时间油田不能提供给职工家属正式的劳动岗位,也就是说不能给予职工家属城市劳动者的户口与身份。没有城市户口意味着难以在城市以职工的身份领取定额口粮,职工一人工资粮票是无法养活一家人。参加农业生产、从事生产自救是职工家属无法选择的必然之路。那么,如何做好动员职工家属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呢?想要动员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劳动就要继续打破旧的家庭观念、习俗的束缚。在话剧的第三场中就集中设置了这样两个场景:一个是职工家属辛玉红想参加生产劳动,但是却受到丈夫李师傅的百般阻挠;另外一个是职工家属李彩英不想参加生产劳动,但是他的丈夫却极力说服她参加生产劳动。

 

第三场中,“破旧的干打垒里,苇帘栩泥,把屋子隔成两间,各有板门通屋外。这是辛玉红和林彩英两家的临时住所。〔二道幕启〕。辛玉红从屋外收回刚洗好的衣服,折叠整理。林彩英半躺在床上编织毛衣。经过二十天对矿区建设方针的学习,她们都准备参加工农村的建设。”[4]17辛玉红心情高兴的原因是郭德英通过“诉苦根”等情感手段的运用,让她产生了一种新的主体情绪,能够自豪自主地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尽管她的丈夫李师傅认为她出去生产劳动影响家务料理,影响他安全生产。而钻井家属生产队指导员郭德英则劝说道:“我们家属就是要向你们职工学,我们也要闹革命呀!李师傅,你在生产上是个好样的,可不能在家属闹革命的事上,让人家看笑话呀。”“李师傅,你年纪轻,你是苦水里生甜水里长啊!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呀!要不是解放,哪有咱们建设工农村的份呀。你们职工觉悟高,要多支持我们哪。”[4]21通过以上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集体化时期工农业生产的紧张状态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会形成矛盾,而解决的方式就是做思想工作,铲除职工思想深处存在的旧社会轻视妇女的观点,建构男女平等观念,但这一矛盾本质上并没有解决。

 

在第五场中,“家属生产队收工了,家属们带着草帽,扛着锄头,举着流动红旗,愉快地唱着歌走进屋子。屋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4]31职工家属刚刚和建筑队职工进行了一次农田除草比赛,职工家属最终夺下了流动红旗,但是油田职工们并不认输。这里面,存在的不但是油田职工对职工家属劳动价值的不认可,根本层面上则反映农业生产地位低于工业生产的真实写照,那么职工家属如何缩小工农差距、超越男女劳动分工上的不平等呢?那就是职工家属参加矿区干打垒生产建设,和油田职工干一样的工作,而且干得还要比男职工好。最终,通过家长式领导干部王书记的认可才实现了职工家属顶起半边天:“你们知道大庆家属干的是啥吗?她们在创业呀!她们在创家属闹革命的大业;她们在创人人劳动、人人学习、人人工作、人人革命的大业;她们在创消灭三个差别的大业!”[4]48“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吧,我是打心眼里服了你们啦!家属不是包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家属顶住半边天啦。”[4]49

 

《初升的太阳》的历史意义在于,集体主义时期职工家属通过走劳动的“革命化”道路,开始走向社会舞台,开始在社会公共层面上被看见、被记录、被表彰。通过展现自身自发的革命力量,创造劳动妇女自己的路,为争取自身政治经济的独立地位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

 

[2]《人民戏剧》记者.创业人演创业戏——记话剧《初升的太阳》重新在京演出[J].1977(6):50-51.

 

[3]中国国家话剧院,编著.唯有赤子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59.

 

[4]孙维世.初升的太阳[C]//杨利民.大庆文艺精品丛书·喜剧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曲常明,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