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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君里影片中的现实主义特质

作者:俞 蕾 更新时间:2019/9/27 8:25:19

郑君里是我国电影史上风格显著的导演,在长期的影视生涯中,他多番尝试,先后完成从话剧到电影、从演员到导演、从实践到理论的“三突破”。多部现实题材电影的拍摄,使他成为现实主义风格影片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题材内容广泛、表现手段多样、表现技巧成熟、人物形象典型,渗透着他对历史、战争、人民和社会的诸多思考。童年时贫苦的家境出身、少年时艺术学院的专业学习、青年时所经历的战争以及新中国文艺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郑君里的影片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质。

同时,郑君里还善于对电影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拓展,运用戏剧式的叙事结构完整地展现现实主义世界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他将影片中人物的人生与命运放置到宏观的历史叙事与时代背景之中,给我们提供了八年抗战以及战后四年这两个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真实的历史图景。所以说,他的影片是具有现实主义特质的,是具有人民性的,是有历史厚重感与文化穿透力的。本文拟通过对郑君里影片创作脉络的梳理以及创作环境的分析,深入探讨郑君里影片中现实主义特质的表现方法与形象塑造,同时对其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特质的影片进行深入地解读。

一、郑君里影片形象分析

(一)历史叙述中的英雄主义神话

历史不仅记录过去,更能映射现实。历史影片由人创作,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主义色彩,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历史从不只是为自身的,历史总是有目的的。”[1]说它是有目的的,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历史自身总是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历史也是被当时的人民所写就的。郑君里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在讲述某段历史,更是为这段历史谋求一个在当代的价值。

影片《林则徐》讲述了晚清名臣林则徐,在面对列强外来侵略之际临危受命,赴广东参加主持禁烟,在此期间排除万难,完成虎门销烟的事迹,生动形象地塑造了民族英雄林则徐形象;影片《宋景诗》则讲述了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领导黑旗军与捻军、白莲教并肩战斗反抗繁重的捐税,攻打清军和外来侵略者的事迹,塑造了宋景诗一代农民革命军领袖的形象。郑君里之所以把目光投向距离其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其根源在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2]。因此,他的历史题材的影片旨在通过反映历史上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来称赞那时向旧的统治阶级及其脆弱的上层建筑作无畏斗争的新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力量。

电影传记《聂耳》讲述了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聂耳同志在政治和艺术方面成长的故事。郑君里曾这样总结《聂耳》的创作经验:“我们牢牢抓住了‘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一点。我们要在影片里表现一个人民觉醒起来,对民族敌人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反抗的革命的时代。”[3]因而《聂耳》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片,更是郑君里表现“全国人民的觉悟”的浓缩。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革命斗争进程中,聂耳同志完成了由音乐家向革命家的身份转变,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战士。

三部历史题材的影片是郑君里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成果,也逐渐成为我们认识“十七年”现实主义艺术宝贵的影像材料。郑君里是在和平语境里用镜头讲述革命英雄主义的神话,使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导演当年浓郁的革命激情和浪漫的政治情怀[4]。

(二)革命斗争中的堕落者

郑君里的影片不仅从历史视阈刻画英雄传奇人物,描写普通人民群众通过斗争战胜自己私欲投向伟大历史革命斗争实践的事迹,也描写在国难当头,一些热血青年在时代的洪流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中逐渐丧失自我、背离人民、脱离人民群众队伍,走向人民群众对立面的情况。《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主人公张忠良便是典型代表。

张忠良,作为一个淳朴正直的热血青年,本是妻子素芬的好丈夫、母亲的好儿子、儿子抗生的好爸爸。他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到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之中,积极为前线抗敌将士筹划物资,却不料重庆战场需要医疗救护队职员,紧要关头他离开了上海故土,来到了重庆,却穷困潦倒、苦苦找不到出路。在此之际,他投奔了在上海时认识的王丽珍。最终,他没能抵过美色的诱惑和金钱的腐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投靠大买办阶级,与他们一起豪取抢夺、压榨百姓、同流合污,成为资产阶级一份子。

张忠良这个人物形象是典型的,它摆脱了前期电影界普遍出现的“席勒式”人物。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电影角色应当是透过角色本身可以观察到角色生活的典型环境。纵然“左翼”电影主张“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面前”,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毕竟它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开端,其现实主义理论与实际拍摄经验都不足,人物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陷入单一、苍白、缺乏血肉的境地,人物话语成为影片主旨的传递者。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理论实践,再加上郑君里等一批电影创作者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感同身受,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精神又有了更加精准的把握,最终创作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电影佳作,塑造出了打动人心的人物形象。

(三)残酷底层社会的小市民形象

描绘市井生活以及塑造小市民形象是中国电影史中经常用来表现主题的方式之一。20世纪五十年代革命战争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满怀期盼,但战后经济一片萧条,满目疮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底层市民支离破碎的心已无法再次承受打击。然而这些市民阶级由于处于社会的底层,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政治权利,于是只能被时代的洪流残酷地抛弃,成为历史的边缘人群,成为时代的“默剧人”。郑君里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明白,正是这些底层百姓才是历史的推动者,他们才是中国广阔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于是他拿起笔,开始编剧,撰写剧本,并成功拍摄了一大批表现底层人民生活的代表作,一系列典型的小市民形象的刻画正是他娴熟电影手法的表现。

电影想要在短短的一百多分钟里拥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表现主题,拥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特色,则不可避免地需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虽然布局场面十分壮阔,但也是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为主线,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聚散离合来表现战争带给普通人生活的巨大冲击。家庭是由一个个性格各异的独立的人组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就是因为它成功地在战时环境中塑造出了诸如张忠良、素芬、婆婆、王丽珍、庞浩公等人物形象。我们仔细观看影片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是单一性格特征,而是既具有家庭生活环境中的传统伦理特征同时又具有战时特征,二者缺一不可。张忠良原是母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恪守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男人形象,但是战争无情地爆发了,战争激发了每一个中华儿女从诞生之日起就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在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刻,张忠良像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所推崇的英雄一样选择了前者,积极投身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中去。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矛盾冲突使张忠良成功地完成角色的转变,也预示着张家接下来命运的转变。妻子素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农村妇女从封建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传统美德,相夫教子、侍奉公婆、任劳任怨,甚至不惜为补贴家用,牺牲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到富太太家里做佣人,任人差遣​‍‌‍​‍‌‍‌‍​‍​‍‌‍​‍‌‍​‍​‍‌‍​‍‌​‍​‍​‍‌‍​‍​‍​‍‌‍‌‍‌‍‌‍​‍‌‍​‍​​‍​‍​‍​‍​‍​‍​‍‌‍​‍‌‍​‍‌‍‌‍‌‍​。郑君里戏剧性地将张忠良与素芬的见面安排在王丽珍的家里,使影片的矛盾冲突达到高潮,也使一直以来支撑素芬活下去的信念坍塌了。素芬决然更是必然地留下了一封血书之后跳进了黄浦江中。因为千百年来我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以男人、家庭为生活中心,一旦这个中心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只有毁灭自己一条出路。

《乌鸦与麻雀》中,肖老板是一个市俗气息十足的小商人的典型。他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一面,但他也有关爱邻里、仗义负责的一面,然而市民阶层与生俱来的强烈发财欲,使他最终倾家荡产;华洁之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不问政治,与世无争,但严酷的现实教育他不得不发生思想变化;孔有文是一个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人物形象,属于自己的屋子在被官僚豪取抢夺之后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其他人物如肖太太的泼辣、华太太的怯弱、小阿妹的善良,性格迥异。这些人物形象在艺术表现上的真实性与典型性在于,不是简单地呈现“好人”与“坏人”脸谱,而是深入各个人物的生活经历及其心态感情,揭示出了市井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5]。

二、郑君里影片的艺术特色

(一)戏剧性的叙事结构

郑君里丰富的戏剧表演实践使郑君里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采取了典型的戏剧式叙事结构。叙事线索清晰、矛盾突出且明显、广大的群众接受基础等都是戏剧式叙事结构的突出特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我们在电影创作中必须考虑电影接受度等问题。要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处理“抗战”这样一个跨越近十年时间的巨大历史事件对导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选择叙事结构对整部电影的表现至关重要。对古典艺术的熟悉和对戏剧理论的深刻把握让郑君里选择了经典的戏剧式叙事结构。

张忠良本人和妻子素芬、年迈的母亲的亲身经历是贯穿《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自始至终的两条关键的时间线索。张忠良在城市大后方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素芬和婆婆还有儿子抗生在农村沦陷区相依为命,受尽苦难。除了两条主线的设置勾勒了影片的基本框架之外,电影情节要想更加完整则少不了多条辅线的设置。郑君里拥有深厚的戏剧基本理论功底,他通过借鉴我国古典评书艺术中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使时间和空间这两条互相平行的线索得以同时展开。原配妻子素芬、张忠良以及现任妻子王丽珍三人在家中同一时间的见面使影片达到高潮,而这又是西方戏剧理论“三一律”的成功实践。观众在紧张而又张弛有序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对影片的接受。

(二)细节之处显真实

斯坦利·梭罗门曾在《电影的观念》一书中强调细节在电影中的重要作用:“口头的故事发展成为书面的故事之后,对细节的注意有所增加,但是根本比不上那怕是最马虎的影片,因为影片中人物总离不开具体的细节。”[6]

对细节的出色描写是郑君里影片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在《乌鸦与麻雀》中,影片一开始就通过报纸上出顶房屋广告的特写镜头,把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战争、房子紧张、经济萧条交代清楚。接着导演又通过楼上、楼中、楼下三户房客的住房条件,巧妙地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差距。其次,细节描写能够表现人物心理。例如在《聂耳》中,聂耳、郑雷电等四人深夜在白区里写好革命口号之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手挽着手一起回家。这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郑君里通过这样的细节拍摄,成功地凸显了红色革命年代里以聂耳为代表的一大群革命青年的革命热情,在电影中加入了革命性的理想和浪漫主义因素,更有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三)反讽艺术与喜剧精神

讽刺是我国文学艺术家经常用来表现人物、塑造形象的手法之一。鲁迅先生曾指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7]。在刻画《乌鸦与麻雀》中的主人公侯义伯时,影片一开始从正面描写他的第一印象:一丝不苟、严肃正经。然而事实却是他以权谋私、私下里与官僚资产阶级勾结串通大发国难财。他包养于小瑛,然而一见到貌美如花的华太太,便当即、立刻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首先是以谄媚的姿态不断地制造机会接近,又乘华先生被捕入狱之际使出欺骗手段,目的是想要霸占华太太。而当他恬不知耻地对单纯的华太太说出“我是真心爱你的”时,真是丑恶到了极点。这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喜剧的著名论断:“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8]侯义伯虚伪的面具终于在影片的最后被无情地揭穿,他所代表的国民党旧社会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正是由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乌鸦与麻雀》才能摆脱简单、低级、故意使人娱乐发笑的喜剧层面,从而上升成为一种较为高级的、包含乐观主义的同时而又不失喜剧精神的历史观。

郑君里在电影中运用了辛辣而尖锐的讽刺手法,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与此同时,小市民阶级蕴藏的自私自利和投机取巧的心理,也在影片中得到了批判。与辛辣而尖锐的手法不同,对小市民阶层的讽刺则更多地包含了浓郁的善意和同情,增强了剧本的喜剧色彩,也带来了关于生活品味的思考[9]。

三、结语

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成长于动乱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郑君里,以其具有现实主义特质的影片向观众传达着关于动荡社会与现实人生的思考。他无意形成自己的影片风格,但战争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使他自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的电影作品吸取了戏剧理论的精髓,同时又结合当时战争的时代背景,在宏观叙事之中表现动荡年代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成为中国第二代著名的导演之一。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3.

[2]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109.

[3]郑君里.画外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80.

[4]储双月.时代视阈中的历史叙事——郑君里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探析[J].当代电影,2005(2):44-49.

[5]少舟.论中国四十年代电影的现实主义品格[J].电影艺术,1995(6):35-41.

[6]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齐宇,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385.

[7]鲁迅.什么是“讽刺”?[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23.

[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4.

[9]钱态.论《乌鸦与麻雀》的现实性与喜剧精神[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3):153-155.

作者简介:俞蕾,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