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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含的读者”看伊瑟尔接受美学中读者之局限

作者:张戴琛 更新时间:2019/9/27 8:28:16

关键词:伊瑟尔;接受美学;隐含的读者;局限

 

一、 读者美学地位探究:

 

从亚里士多德到伊瑟尔的现象学读者

 

在以往的文论或美学理论中,或多或少能够在文本阐释中找到接受者的踪迹。接受美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异军突起,与它从先前理论中吸取的关于读者和接受的相关研究密不可分。对过去的有关读者或接受者因素的理论或流派进行梳理,有助于当代研究者更好地辨识接受美学对过往理论的承接和发扬之处,以及其自身对于读者不同于以往的独特规定。

 

(一) 传统文学阐释规范下的读者

 

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创立,总是伴随着一系列对其理论溯源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净化”被当做审美接受的主要作用,这也就从审美反应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者的重要性。事实上,有关修辞学的研究大多都是针对读者或听众的反应。

 

更明确的有关接受者的阐述,则出现在现代。典型例子便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倡导的各色不同却又内核一致的一些观念。什克洛夫斯基对于“陌生化”和“策略”(device)的阐述很大程度上明确指出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关键在于运用一定的文学“策略”使得读者疏离于“自动化”的话语。所以,文学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受者对它的决定。雅各布森的“诗感”也同样如此,当语词脱离了交流、指称关系而使自身浮现在读者眼前时,读者便会察觉到语词本身的特性,“诗感”便诞生了。这一类论述集中讨论审美感知,同时也强调了阐释过程本身。蒂尼亚诺夫则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基础上,将形式主义嫁接到了文学史,他解释一个系统叫做“主因群”,文学史的辩证演进就是一个主因群对另一个的取代,被取代的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退入背景等待下一次新的重现出现。这对接受美学影响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对于文学特征的挖掘和重新发现,以及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潮,而这便关联到读者对于某些文学作品的阐释。

 

结构主义者穆卡洛夫斯基更进一步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念,他将文本作为一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功能主义结构系统”,对文本进行阐释的观察者则是社会聚合的产物。而波兰现象学家英伽登则认为文本是一个“图示化结构”,其中包含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将其“恰当地具体化”。与英伽登不同,穆卡洛夫斯基在接受者的角色上加上了社会学的维度,甚至他认为艺术品本身也是一件“社会的符号”,而这一切恰恰是英伽登极力避免的。同样,英伽登将文本视作意向性客体,对其进行现象学的描述时将其作为一个完整却不自足的客体。而穆卡洛夫斯基则认为艺术作品需要是一个“自足的”符号,因为它不被任何有目的活动所束缚,创作者将艺术作品当做完成作品的目的,而只有观察者才能不将艺术作品本身视作一件必须完成的目的,简而言之,只有观察者才能把握艺术作品。

 

伽达默尔在他的哲学阐释学中强调了理解的历史性以及个人视野和历史视野的交融。文学社会学则从文本的社会角度来阐释文学的效应。社会心理学家洛文达尔对“一战”前德国社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研究,奠定了文学心理学的地位。无论是从抽象的阐释学视角出发,还是借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切入,接受者的重要性都在审美经验研究中被凸显,个人的经验、历史境遇有时被作为理解的核心要素。

 

以上所谈到的理论家们往往是将读者的角色置于一个庞大的、抽象的接受者的范围内,其中也包括了观众、听众。并且在讨论接受者时,也是以文本或者说艺术作品本身作为参照,而读者的规定便由此自文本产生。各种理论的重心关注的仍然是艺术品是什么、为什么这一问题,而读者则是被当做作品的效应而被纳入理论范围。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接受美学在各种理论的影响下,将读者作为了单独的一维被置于意义产生的核心,这才出现了一个与以往的研究范式不同的新起点。

 

(二) 接受维度对读者的规定

 

接受美学及其在美国的战友,使读者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里将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统称为接受维度是由于两者在不同的领域——理论和实践——共同强调了读者维度在审美经验中的作用。虽然有这一共通点,两者却在实际理论操作中大相径庭:接受美学依然走着现象学、阐释学的传统哲学阐释的路子;而读者反应批评则继承了理查兹的新批评的方法,以及部分精神分析理论,更多地关注批评实践领域。

 

汉斯·罗伯特·姚斯是接受美学的开创者之一。姚斯对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理论界感到焦虑,在年轻时就雄心勃勃地想要创建一种联结文学美学文学与历史的新的文学史。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则成了他灵感的源泉。哲学阐释学认为没有任何阐释能够逃开自身的历史局限,而理解的历史性正是个人视野和历史视野沟通的关键。姚斯则将哲学阐释学的观点在文学史研究上加以发挥。他引入了“期待视界”这个概念,意指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根据环境、趣味、素养等形成的欣赏期待或欣赏水平。而阅读文本的过程,也就是文本的视野和读者的个人视野碰撞、妥协、交融的过程。文本与解释者之间互相提问,而在这样开放的问答逻辑之中,文本的意义便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可能性。

 

这也就是读者能够沟通文学中审美与历史两个维度的可能之所在。姚斯谈到:“其美学含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读者初次接受一部作品时会对照已读作品来检验它的美学价值。其明显的历史含义在于,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一代的接受链条中被维持和丰富。”[1]147文本借由读者获得了影响,而在文学史上,则是年代累计下来的历史影响又使新一代的读者在其基础上继续阅读,这就规定了文学史是作为效果史而存在。

 

姚斯不想仅止于此,他想让文学的效应落在读者的社会生活的实处。文学具有解放的作用,它能够对读者的现实生活产生作用。而姚斯对伦理和审美两方面各做了说明​‍‌‍​‍‌‍‌‍​‍​‍‌‍​‍‌‍​‍​‍‌‍​‍‌​‍​‍​‍‌‍​‍​‍​‍‌‍‌‍‌‍‌‍​‍‌‍​‍​​‍​‍​‍​‍​‍​‍​‍‌‍​‍‌‍​‍‌‍‌‍‌‍​。从伦理来看,文学能够挑战和更新读者旧有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从而“把人从一种生活实践造成的顺应、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1]179。而在审美方面,文学形式对读者期待视界造成的刺激和印象,则使得读者对待新感官、新的审美感受更加敏感。这才是姚斯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文学的效应从而到达真正的文学与历史的联结。在这之中读者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只用通过读者,文学才能真正获得其历史生命,效应才能在一代一代的阐释者中继承下来,文学才能真正对历史、社会现实产生影响。读者角色经姚斯的确定才在文学效应和文学史中真正获得其地位,不再沦为作品结构的附庸。

 

接受美学在美国的战友则与其大相径庭,读者反应批评无论是在理论渊源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不同于有德国哲学渊源的接受美学但却都将共同的箭头指向了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则更多地吸取自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的方法,其代表是斯坦利·E·费什,他将句子、阅读通通视为“事件”,而只有事件的发生才是有意义的,同样的事件在时间流中不会出现两次,所以不可能有两种相同的意义。

 

尽管费什认为不可能有两种相同的意义,他却想要探究一套统一的、具有普遍性的读者反应结构。而正是为了限制意义的无限增生,他引入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他认为:“如果操某种语言的人都具有某种他们每个人都已使其内在化了的规则体系,那么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必定是统一的。”[2]116这是从语言的角度限制读者随意阐释意义。同样,费什对语义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同一文化环境下的人所拥有的语义场不允许阐释太过越界。费什通过语言和语义的规定想让读者的阐释限制在一个确定的、可预料的却似乎有些僵化的范围之内。

 

费什对读者也作了和对语言、语义有些相似的假设。他的理想读者是“有知识的读者”,也就是“他已具有足够的阅读经验,使自己已经把文学话语的特性,包括从最具体的技巧(修辞手段等)文学的全部手段都内化了”[2]120。而这样的读者不等同于概念,也不同于现实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方便费什操控读者的反应以及文本的意义,却不能让他越雷池一步,这就使得读者反应理论往往流于空洞。

 

姚斯的读者是站在历史之中的读者,他(她)的作用是沟通审美与历史的裂缝,文学史能够在接受维度上通过文本对读者的效应与一般历史进行调和。而费什的读者则是具备充足语言能力(或者说母语使用者)和能够理解一切文学规范的完美读者,这样的读者则能在费什所设想的适当的时机作出适当的反应,从而能够为批评实践留下意义确定性和一定的余地。

 

伊瑟尔的读者被嵌在“隐含的读者”这一文本结构之中,他并未定义他的“读者”到底是什么,而是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效应置于“隐含的读者”这一结构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完成文本结构的角色而出现,例如文本中的“空白”引导读者用自身的经验和想象来填充,这基于英伽登的“未定性”“不定点”等现象学美学观念;另一方面,读者自身需要在文本中发挥结构性作用,在阅读时间流中将文本各视野联结起来,根据文本的“总体意义”修正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意象,达至文本所需的前后一致。而这些则来自于胡塞尔对于内在时间意识的描述。

 

伊瑟尔希望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和审美客体的生成过程,所以他的读者便相当活泼,不仅仅是作为文本结构的填补,更是作为一个具备各种阅读能力的抽象整体,读者被伊瑟尔视为文本意义和审美客体生成的核心。这与他的老师英伽登对待读者的态度大不一样。英伽登的“未定性”“不定点”等概念同样需要读者将其“具体化”,而他却将读者视为改变、破坏文本的凶手。在英伽登看来,他的意向性客体是文本,读者成了需要被“悬置”“排除”的其他;伊瑟尔的意向性客体是阅读行为本身,读者以及“文本-读者”的双向交流过程自然也被视为伊瑟尔的现象学阅读理论的构成要素。

 

伊瑟尔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似乎掌握了很大的权限。而这也正是他和姚斯不同的地方。伊瑟尔更多地论述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微观表现,而姚斯则将读者置于一个历史的、宏观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作出社会学方面的评判。而伊瑟尔的读者很明显,因为现象学的原因缺乏了姚斯的读者所具备的历史性的一面,从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非时间性的、抽象的阅读能力。从伊瑟尔对读者的论述来看,现象学的读者更多的时候是在发挥一种被设想的、应该得到发挥的效能,从而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添砖加瓦。而姚斯的读者虽然同样抽象,但却是更多地将读者放在历史阐释经验承续的文学史之链中来构建。

 

伊瑟尔对读者的规定和费什更相似。两者都是理想的产物,都和相似的一套阅读系统互为配合。但是伊瑟尔对意义的确定性的要求显然比费什宽松得多,他并非使用严格的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的系统来限制读者,而是将文本结构的规定抛给了读者,这便是从英伽登的“未定性”和“不定点”中吸取而来的,而伊瑟尔显然比他的老师更加大胆,将一部分权限交由读者来把控。

 

所以,这就使得伊瑟尔的读者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构建了一个非时间性的、具备规定效能的读者;另一方面,他又期待这样的读者能够发挥自身的想象以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和“不定点”,以达到意义的生成,而这便使得意义的确定性受到挑战。这种对文本意义的确定性的规定似乎在暗示“隐含的读者”这一结构并没有它表面上那样的稳固和自由。

 

二、 “隐含的读者”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新批评细读方法日益烦琐,学界想要摆脱细读的研究范式,找到一条新的路径。年轻的德国学者伊瑟尔和姚斯在这种期待中,创建了与以往的文本自足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本阐释范式,即偏重读者的接受理论。而“隐含的读者”,也是由伊瑟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成了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和其理论大厦的基石。

 

(一)“隐含的读者”背后的理论背景

 

伊瑟尔的“隐含的读者”是为了解决20世纪联邦德国发生的理论危机而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联邦德国文论界遭遇了重大的理论危机。从国际上来看,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影响的中东战争爆发、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濒临解体、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西德社会相对平静的政治环境被打破,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潮运动业已开始骚动。同时,联邦德国国内也因为经济衰退、环境污染、国内复仇主义情绪抬头等影响而引起社会骚动,再加上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思想在西欧各国广泛传播联邦德国也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反权威、反传统的学潮运动之中。

 

而此时的联邦德国理论界正面临尴尬的局面。20世纪60年代,哲学文艺潮流迅速变得具有“倾向性”,曾经一度远离现实的各类美学文学理论以及文艺批评不可能摆脱这股席卷欧洲的潮流。然而,与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非政治化”倾向相适应,曾在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联邦德国的“文体批评派”则偏重研究作品本身的形式与语言结构,而反对用一切文本之外的因素来诠释文本。这便使得文本与社会现实、历史环境脱离开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本批判派”的形式主义方法已使得它不再适应当时“政治化”的环境,联邦德国亟需在理论建设上形成巨大的转型,将哲学文艺理论从远离政治的单一自足状态中拖回历史和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每一个联邦德国的美学家、批评家都在思考:美学文艺学的未来方向在何方?

 

姚斯选择用“文学史悖论”作为突破口​‍‌‍​‍‌‍‌‍​‍​‍‌‍​‍‌‍​‍​‍‌‍​‍‌​‍​‍​‍‌‍​‍​‍​‍‌‍‌‍‌‍‌‍​‍‌‍​‍​​‍​‍​‍​‍​‍​‍​‍‌‍​‍‌‍​‍‌‍‌‍‌‍​。所谓“文学史悖论”,便是文学自身的历史演进规律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姚斯引马克思的问题:古希腊的艺术何以能在当代继续发挥巨大的艺术魅力?众多学者想要将文学美学文学与历史这两端有机地统一起来,姚斯也不例外,但是他接受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影响,选择的是引入读者接受的效应史,将读者阐释上带有的历史性的视野与文本本身的视野相碰撞、沟通、交流,文本通过读者的理解和“视界的改变”来获得自身的意义,文学的历史性也在理解的差异中展开。

 

而伊瑟尔与姚斯不同,他不像姚斯一样想解决文学与历史、文学美学之间的鸿沟,而是将视野转向了具体、微观的读者阅读活动。传统的阐释学并没有将重心置于读者上,而是将意义赋予作者和文本,重点探究一个“正确的”作者意图,或者将文本作为一个排除历史、作者、读者的整体来研究。伊瑟尔决定从这方面下手,将意义的生成过程赋予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双向活动,也就是阅读过程本身。此举便将读者从边缘拉入了意义生成的中心地位。正因为同样对读者角色的强调,姚斯和伊瑟尔被合称为“接受美学双壁”。而“隐含的读者”则是伊瑟尔阅读理论的根基所在,正是以“隐含的读者”为依托,文本和读者才得以在阅读活动中相遇、碰撞、沟通、调整,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所以伊瑟尔才得以打破传统阐释规范的桎梏,成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接受理论。

 

(二)“隐含的读者”的内涵

 

“隐含的读者”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注意,争论不断的同时,“隐含的读者”也被广泛引用甚至误用。而引起争论和广泛使用以至于误用的原因,便是其定义上使用了二重分身法。实际上,正是因为“隐含的读者”在实际使用的灵动性,才让伊瑟尔能够游刃有余地在文本和读者间架构联系。

 

“隐含的读者”自身包含两个部分,即“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和“作为结构活动的读者的角色”。“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是文本中的一切现象学结构。文本出现的各种观点组成视野,读者综合不同视野而由之观察整个文本世界的“优势点”,文本意义即在各个视野的“汇聚处”形成。读者能够在文本中与各种不同视野相遇并进行交流,并且能够根据文本提供的视野去组合意义。“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着重论述文本自身的结构。而文本意义的生成并不仅在于文本结构,还需要读者这一角色参与进文本,依靠想象来实现。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会依据文本的指令形成一系列心理意象,而这些心理意象在不断的句子前后意义修正中变换,由之出发的“优势点”也不断变换,最终所有的视野汇聚一处,文本意义生成,而这便是“作为结构活动的读者的角色”。

 

从“作为文本结构的读者的角色”来看,文本本身被伊瑟尔预设为一套引起读者阅读反应的指令。它的功能靠“剧目”和“策略”实现。剧目就是读者所熟悉的各种社会背景和规范,它将读者引向陌生又熟悉的环境,重新表现读者认为熟悉的环境,使得文本意义从陌生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策略”的出现,则是以对文本剧目的组织,使被凸显的因素和社会规范形成鲜明对比,这便是“突前-背景”关系。策略也组织视野的联合,文本中每一时段只能让一个视野成为主题,而其余主题则形成了该主题的背景,这就形成了“主题-背景”关系。文本的视野也在策略的组织下不断变换,文本的意义和审美客体逐渐成型。

 

文本的交流需要真实的读者来完成。这就需要在交流机制中引入一个召唤结构,使得读者能够被诱导至文本所需的方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空白”与“否定”。“空白标志着文本各部分间悬而未决的可联系性”[3]235,空白本身意味着联结的中断,这就为读者提供了填充和联结、综合文本的方向。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否定”。“否定”不仅否定了现存的社会规范,也否定了读者在阅读中所熟悉的主题和形式,这意味着否定也能产生空白。而否定本身也被视为文本意义实现的关键,正是因为它对于社会背景的揭露,才能使我们第一次看清曾经作为背景的社会规范和现实,以便产生新的认识。

 

正如伊瑟尔所说:“读者的角色只有引起读者的结构活动,才能算作彻底的完成。”[3]45原因在于,各种视野最后的汇合之处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述,只能通过读者的想象来获得。伊瑟尔此时转向了读者的能动活动。为了弥补单纯文本结构构成的功能主义范型的不足,他创建了一类阅读现象学。“游移视野”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伊瑟尔引证胡塞尔有关内在时间理论的论述:“每一原初的构成过程都被其后的延伸所激发,它构建并选择引起未来之物的种子,将之引向结果。”[3]132记忆在阅读过程中根据各个句子相关物进行前后修正补充,这正是胡塞尔所说的“延伸”。对过去记忆的延伸,以及对未来视野的期待,构成了游移视野。现在成为了过去与未来的转化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未来的期望和转化过去的记忆,阅读的连贯性便得以建立。而“被动综合”则将被拆解的各个视野在读者的前意识中综合起来,构成一系列心理意象。读者在虚构的文本中逐渐忘却主客体的差别,而心理意象的生成则提供了意义表述的载体。

 

文本提供引起读者想象活动的结构载体,通过游移视野和被动综合,读者阅读活动无意识中完成了阅读连贯性的构建,想象造成的心理意象则将文本和读者整合为一体。这便完成了“隐含的读者”的构建。伊瑟尔从文本和读者两个角度来建立一个现象学的阅读活动模型,正是想要打破传统的文本自足论,将意义给予“文本-读者”之间的双向活动这一过程。而他的现象学阅读模型的优势之一,便是避免了个体化的读者引起的阅读差异,又似乎悄悄地将读者这一角色落在了阅读活动中的实处,使其不致于过于抽象。

 

三、 从“隐含的读者”看读者角色之受限

 

“隐含的读者”是伊瑟尔用以掌握“文本-读者”之间双向交流过程的钥匙,他用此来规定文本的结构和读者的效能,以实现在文本和读者的阅读交流活动之间生成文本的意义和审美对象。这样看来,伊瑟尔的阅读理论确实贯彻了接受美学一贯的宗旨——将读者置于审美经验的核心地位。然而伊瑟尔在讨论意义生成之确定性时又对读者作了多重规定,这便使他对读者的论述显得有些暧昧不明。

 

(一)“隐含的读者”对读者的先在规定

 

作为文本结构的一部分,读者借助文本提供的优势点观察全局,在各色视野的汇聚处观察意义的诞生,而意义的诞生又不能借助于语词的直接输出,需借助于读者的想象活动生成的心理意象来体现自身,这便推进到了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结构行为​‍‌‍​‍‌‍‌‍​‍​‍‌‍​‍‌‍​‍​‍‌‍​‍‌​‍​‍​‍‌‍​‍​‍​‍‌‍‌‍‌‍‌‍​‍‌‍​‍​​‍​‍​‍​‍​‍​‍​‍‌‍​‍‌‍​‍‌‍‌‍‌‍​。游移视野和被动综合则描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能动性,文本整体的连贯性和意义以及审美对象的生成都交由读者来完成。

 

这样看来,读者似乎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伊瑟尔的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运用自身无意识的想象寻求到文本的意义。然而,伊瑟尔似乎更赞成一种自由主义范式的读者。如果否定需要发挥作用以颠覆现有的社会规范,那么读者所需要做的便是抛开自身现有的知识,虚心接受文本的改造,以获得最终意义。如果无法顺从文本的安排,“否定”便会再次出现以诱导读者往文本所“应是”的方向上引,以完成意义的生成。这在伊瑟尔看来是文本结构天经地义该做的工作。一个好的阅读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愿意说服自身观点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自身并没有持有种种信念,那么这一读者受到来自文本的颠覆和反问自身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被作为了一张白纸还给了他自身。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霍拉勃所说,伊瑟尔事先假定了读者的历史角色。能够感受到否定带来的颠覆的读者,一定是“一位有能力有文化的读者……这一读者必须迎合当时的社会规范”[4]382。而正是这一类能够“正确”完成文学任务的读者最不需要受到影响,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准备被改造了。在伊瑟尔的理论中,读者确实拥有着和文本合作的自由,但成为这一类读者的条件本身却被框定在特定的规范之内。交流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一个专制的文本和一个听话的读者之中。

 

更进一步的是,伊瑟尔的现象学模型让其很难参与到读者角色的历史讨论之中。霍拉勃说道:“本文的永恒形式,阅读和相互作用与其历史内容的分离,蹈袭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图式。伊瑟尔的系统祖述康德、胡塞尔。他也和康德、胡塞尔一样,无法把范畴本身当做历史思考的产物。”[4]385伊瑟尔需要让他的现象学读者模型排除偏见和个性差异,诡异的是,他却事先设定读者自身的历史条件,假定其能够“正确”地完成文本任务。同时,为了应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艺界社会反叛的大潮,伊瑟尔需要用“空白”和“否定”完成对社会规范的颠覆,关切社会的文本需要的是同样关切社会并能对其批判作出反应的读者。然而现象学读者模型本身是一个假定的、先在的结构,与任何具体的、历史的读者不同。这便让伊瑟尔理论中的对现实的关切往往流于空洞,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抗往往便消解在现象学对历史和经验的架空之中。

 

(二) 读者角色受限所致意义生成困境

 

读者在伊瑟尔的理论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读者的结构行为被认为和文本结构一同构建起“隐含的读者”,处于阅读活动过程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读者并不似伊瑟尔接受理论表面上那样自由。读者需要摆脱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否则无法与文本结构一同建构文本意义。并且,扮演读者这一角色需要特定的能力和修养以及对社会规范的关切。这些都显示了伊瑟尔所谓的消除了个性差异的读者,其实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中立和客观。

 

从伊瑟尔辩证的理论来看,阅读现象学反而从另一面强调了读者的能动性对于构建文本意义的作用。阅读现象学极大抬高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地位,文本本身则成了读者自身心灵世界的另一重复制,文本意义借由读者的参与通过想象的方式释放出来。而在另一处,伊瑟尔显然并未给予读者如此的自由。从另一层面上来说,文本意义存在于文本给定的各视野的“汇聚处”,“读者的角色是把他(她)置于一个‘预先构成’的行动中,并‘把不同视野纳入逐渐发展的模式中’”[4]387。在另一个相仿的论述中,读者的能力和历史背景不仅事先被伊瑟尔设定好,而且还需要完成文本给定的“任务”。伊瑟尔运用英伽登关于现象学美学的“未定性”和“不定点”来描述文本结构中的“空白”和“否定”。读者需要掌握各种“空白”背后联系的可能性和“潜能”,正确地被“诱导”至文本所规定的方向。因此,读者的阐释“必须严格地削减‘主观’因素”[4]387。伊瑟尔明确指出:读者需要随着空白的引导而将文本各部分既定安排活跃起来,互相转化。这就暗示了实际上掌握意义的是文本,而非读者。

 

伊瑟尔想要将文本意义赋予“文本-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并没有处理好文本和读者的关系。在文本结构方面,他采用英伽登的观点,将意义赋予文本中的既定安排和控制文本交流的空白机制;而在读者结构化行为方面,伊瑟尔依据胡塞尔对于内在时间意识的描述,放大读者的权能,使其整合文本、生成形象,以此产生审美客体和文本意义,而文本则不知不觉中成了读者心灵的产物。但是胡塞尔和英伽登流着现象学两股不同的血液,伊瑟尔难以将意义生成的关键赋予交流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的论述范围中,将意义交由文本、读者各自独立的双方处理。这似乎与“隐含的读者”这一概念原初的目的相悖。但是伊瑟尔貌似更偏向英伽登的立场。于是乎,“隐含的读者”似乎更多地回到了文本结构的一端,而对于构成其另一端的读者则成了文本结构的依附。例如在描述《汤姆·琼斯》时,读者所能做的只是去探索主角的形象,如汤姆·琼斯的体重身高如何,他的眼睛是蓝是黑等闲杂琐事。而一旦涉及有关文本意义的产生,读者便发现他只能在否定的作用下层层后退,因为文本信息不允许丝毫的“偏离”。在伊瑟尔的严格控制下,读者被文本所设的交流机制严格控制,而只能在一些鸡零狗碎的地方有所发挥。正如萨特所说:“所有事情都由读者来做,然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由作品做好了。”[5]

 

在读者自身需要有所发挥的场合,读者的作用也被伊瑟尔设了红线。他谈到:“每一个别的形象都是在过去形象的背景上浮现的,而过去的形象在总体的连续性中已有确定位置,在其建立之时,其隐含意义已被开发。这样,时间轴基本上以总体意义为前提来安排,让每一想象均退入过去,使之得到必要的修正,以顺次产生新的想象​‍‌‍​‍‌‍‌‍​‍​‍‌‍​‍‌‍​‍​‍‌‍​‍‌​‍​‍​‍‌‍​‍​‍​‍‌‍‌‍‌‍‌‍​‍‌‍​‍​​‍​‍​‍​‍​‍​‍​‍‌‍​‍‌‍​‍‌‍‌‍‌‍​。”[3]179每一个读者创造的个别形象需要以作品的“总体意义”为依归,并不断前后修正差异以形成一个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

 

事实上,作品本身也许并不要求读者需要将各种有差异的、丰富的形象整合成一个为“总体意义”服务的样本。现代艺术在此有特别的发言权。现代主义文本中,形象之间往往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形象本身并非与文本的“总体意义”相协调,有些作品甚至敌视固定的、单一的“总体意义”。例如《尤利西斯》,为了避免让作品成为传统阐释规范的受害者,乔伊斯刻意让视角频繁变换,叙述行为本身成为了叙述的对象,人物观点和形象都模糊不清。

 

有趣的是,伊瑟尔的交流理论本来是更多地立足于现代艺术,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用《尤利西斯》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艺术’的问世,标志着将文本指涉性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潜在’意义的阐释阶段的结束。”[3]17他更偏爱现代主义的作品,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是,文本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白,有待于读者的填充和完善。然而,当读者被要求将文本的主题和形象全部塞入预定好的“总体意义”并阐明作品时,“作品的‘开放性’却成了某种将被逐渐消除掉的东西”[6]。读者的自由的想象活动也由此从属于文本结构的“总体意义”之中,而作为意义生成的载体的形象自然也就从属于文本结构,而意义也就被牢牢把握在文本手中。

 

伊瑟尔将自身的理论成果构筑在现象学理论之上,无论是从英伽登的“不定点”“未定性”处引申的“空白”理论,还是借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的游移视野和被动综合,都体现出了伊瑟尔想要将阅读过程纳入一个不受历史、个人经验差异影响的现象学模型中。伊瑟尔重视“文本-读者”的双向互动过程,但却将别具特色的个人差异抽空,导致阅读过程这一本应极具私人性质的领域被高度抽象化。而读者的功能也依附于文本结构,成为文本阐释自身的工具。所以,“隐含的读者”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将意义的生成赋予“文本-读者”的双向互动过程,而是在遵从文本结构命令的前提下,将伊瑟尔设想的读者功能纳入了文本结构这一功能主义范型之中。对于确定性感到棘手,是接受维度的通病。无论是姚斯、伊瑟尔还是费什,都害怕文本意义由于读者的随意阐释而失控,所以要么从文本,要么从外部现实下手,以此来限制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权限。姚斯认为问答逻辑永远不能脱离外部现实,而伊瑟尔则将读者置于文本结构的控制之下。不过很显然,伊瑟尔还是成功地做到了概念的一分为二,“隐含的读者”就是在对阅读过程进行现象学描述和整合。它既包含在了文本结构层面,也在描述阅读现象学的过程中,成功地将读者的能动性落在了意义生成的实处。但它终究未能成功弥合文本-读者之间的裂缝,反而在分而论之时通过削弱读者的作用将其进一步扩大,最后走向的是文本对意义的独断专行。

 

 

 

参考文献:

 

[1]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C]//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费什.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C]//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 读者反应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霍桂桓,李宝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6.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1.

 

 

 

 

 

作者简介:张戴琛,西南大学含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