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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济视角下社会关系交换与微型金融发展基于 Grameen 和 SKS 的比较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53:17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相继出现了多家微型金融服务机构。但整体而言,与国外发展趋势相类似,微型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也呈现出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远未实现政策初衷。因此,在道德经济理论指引下深挖微型金融发展的内驱动力和成功内核,并从国际典型案例中探寻微型金融发展的一般经验,可为我国微型金融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一、文献综述

尽管道德经济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并引起广泛关注,但运用道德经济框架分析贫困群体经济行为,并用来解释微型金融发展实践则尚处于起步之中,相关文献也较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道德经济决定社会关系交换的行为方式和准则。

道德经济”的概念最早由历史学家汤普森于1971年提出,是指在市场购粮权利的对抗中,围绕“饥荒时期食物市场”的信念、惯例、习俗和感情。后来,美国学者斯科特试图用“道德经济”说明村庄中非经济手段(如互惠、深厚情感和庇护关系)的使用,既由经济现实和个人的经济理性所决定,同时也由村庄的文化和道德共识所决定。因此,周丹指出,“对农民道德经济的破坏于国家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侵犯生存底线的经济行为就是‘不义、无道’的行为”\[1\]。道德经济发展到当代,常被视为一种新的经济价值观。童小溪也认为,人是生活在由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所编织成的社区共同体内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全部都由狭隘的经济理性原则来说明。可见,道德经济强调贫困群体的“生存至上”以及“经济性”和“社会性”,认为贫困群体应该在与其所持有的确保生存权利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中被理解。

周荣华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交换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就是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过程。而道德经济中的信任感、义务感和感激心等非正式规范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关系交换中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准则,是确保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与团体得以统一的约束前提\[2\]。因此,作为合法经济行为的道德底线,道德经济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而出现在所有经济交易中,并界定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包括经济互动模式。

(二)道德经济能改变微型金融的发展。

道德经济认为,人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因而仅靠物质手段来维持生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交联系、娱乐以及自我道德价值感来使生活更有价值。Goodman认为,通过借贷、接受朋友和邻居的帮助,贫困群体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他们的情感、社会和文化需求\[3\]。因此,尽管人们一直相信,贫困群体都面临着信贷约束,并且资金短缺驱动了信贷需求。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道德价值和社会关系等因素也会影响和改变信贷需求和资金使用。Guerinetal提出,即使MFI采取小组联保贷款模式并制定信贷规则和监管机制,借款人经沟通和互动,建立共享互惠的规范与价值观后,还是会以他们认为合乎当地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的方式来使用贷款,而如果微型金融项目不能适应这些规范和习俗,潜在借款人就可能拒绝参与这样的项目\[4\]。Kar分析了社区借贷实践对微型金融融入的影响,发现跟制裁相关的借款规范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活动与人们对微型金融的需求和用途紧密相关\[5\]。

(三)社会关系交换是微型金融成功的内核。

社会关系承载着穷人家庭价值观念、社会信仰、信任和互惠方式、风俗习惯等,因而社会关系交换能够发挥合作信任、互惠交换、价值内化和动态团结的作用。遵循道德经济的社会关系交换对微型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MFI建立、扩大并加深与借款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微型金融融入项目所在地的生计策略,从而使微型金融项目被当地人所接纳。Haldar和Stiglitz认为,MFI通过精心设计的小组制度和灵活的信贷安排,可以更好地适应贫困群体的需求,增加贫困群体对MFI的信任;而每周或每月的例会,以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既可以强化客户的身份及其对机构的认同感,又能不断培育客户的规则意识\[6\]。同时,当MFI不断介入其他能影响到客户的市场且这些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时,客户在维护自身良好社会声誉和持续获得贷款的驱动下就会自觉保持高的贷款偿还率。Goodman基于扎根理论,历时18个月对印度Kumaonis的一家非政府微型金融组织所作的调研发现:Kumaonis的生计策略是通过与家人、朋友和邻居进行关系交换以获得物质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满足;当地的道德经济是社会关系交换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并确保交换的平衡\[3\]。于是,这家微型金融组织和其员工通过积极调整微型金融项目使其适应当地道德经济,从而加入这种社会关系交换并变成其中的一个节点,最终成功融入当地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MFI只注重发放和收回贷款,而忽视借款人的福利,也缺乏对借款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投资,就会使MFI与借款人间的社会关系交换出现断裂。Khandkeretal利用孟加拉1991~2011年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证实,MFI与借款人缺乏社会关系交换导致借款人对MFI信贷机制、偿还机制和保险机制不熟悉,或迫于社会压力而产生过度负债、多头借贷或“重叠会员”等不负责行为,最终落入债务陷阱\[7\]。

二是借款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有助于形成借款人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behavior)并为借款人创造新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微型金融的发展。微型金融中的亲社会行为是指借款人在社会关系交换中基于互惠原则,采取更为合作的行为,互帮互助并把贷款偿还激励和外部监督内化,从而保持较高的贷款偿还率。Yunus强调,采取小组贷款机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同行监督和社会惩罚来提高贷款偿还率,而是希望帮助小组成员建立社区意识,以道德准则和相互义务来塑造小组成员的共享观,通过互助互惠来帮助小组成员提高贷款项目成功概率从而改善其经济社会福利\[8\]。Haldar和Stiglitz认为,Grameen成功的内核在于:通过小组贷款机制为小组成员创造信息传递的介质,便于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经验和情感,有利于强化小组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培育小组成员诚信合作、互助互惠的社会规则意识,从而使他们在有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内化不还款的社会后果,并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考量下做出还款的决策\[6\]。Goodman也认为,小组成员在每周例会中,通过分享资金、社交娱乐、食物、情感支持和就业机会,以及共同解决贷款问题等形式进行社会关系交换,可以在成员之间创造更强的义务感,有利于成员进行良性的组内借贷,增加向机构借贷和偿还的意愿\[3\]。

二、典型案例:Grameen和SKS的比较

Grameen由Yunus于1976年在孟加拉国乔布拉村试验项目的基础上建立,先后经历了Grameen一代和Grameen二代两种模式,是率先实现社会扶贫和可持续发展双重底线的世界领先型MFI。SKS(全称SKSMicrofinance)则是由VikramAkula于1998年在印度创立。早期的SKS和Grameen的经营模式相同。20世纪晚期开始,SKS进行了大规模扩张,最终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因贷款偿还率急剧下降而在2010年爆发严重债务危机。比较Grameen和SKS不同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是否遵循道德经济理念下的社会关系交换对微型金融发展成败的影响。

(一)Grameen经验:践行道德经济,进行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交换。

作为道德经济的践行主体,Grameen始终坚守服务贫困群体的使命、根植于当地生计策略的经营理念,以及通过构建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交换机制,为借款人创造社会资本,以保障贫困群体能公平、公正地享受金融服务,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

1.始终坚守服务贫困群体的使命。道德经济是一种穷人经济,贯彻道德经济就要践行服务贫困群体的社会价值目标。Grameen在发给所有员工的培训手册中都明确指出,最贫困的群体应该在获取银行会员的资格中享受优先权。在第一代体系中,Grameen秉持“相信穷人是有能力的”,在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联保或连带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小组贷款将人口底层的50%的贫困群体包括在服务范围内。同时,为了帮助贫困群体克服因害怕没有固定收入来定期偿还贷款,以及由此可能面临的来自于同组其他成员的蔑视而不敢借贷的心理,第二代Grameen还推出让小组成员自担责任和借款人自定还款期限和额度的贷款模式,使更多最贫困群体加入到Grameen。在乞丐贷款中,乞丐会员还可以享受豁免规定,如贷款免息、借款人自己选择如何分期还款、不必参加小组、不要求存款等。正是以上坚持为贫困群体服务的理念和做法,Grameen得到了贫困群体广泛的信任和接纳。根据Grameen公布数据,截至2016年年底,Grameen拥有2568个支行、142087个中心、1370930个小组、8901610名会员(97%为女性会员),其中还包括77582名乞丐会员,覆盖了81395个村庄,约占孟加拉全国村庄总数的93.2%,累计贷款发放额超过了200亿美元。

2.始终秉持根植于借款人生计策略的经营理念。道德经济强调要在确保借款人生存权利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中理解借款人的真实需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微型金融遵循道德经济发展理念就要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尽可能根植于借款人生计策略,满足借款人的真实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Grameen成功的精髓就是其在经营过程中,坚持本地化经营或扎根经营(localorrooted)策略,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贫困群体的生计策略,从而更好地满足贫困群体的真实需求。如为了适应贫困群体流动性大的问题,Grameen允许贫困群体租用移动电话,通过收取话费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再如为了满足贫困群体有尊严的借贷需求并增强其反贫困的自信心,Grameen购买奶牛让贫困群体饲养,让贫困群体以合伙人的身份获得一部分饲养奶牛的收入。2001年,Grameen推出一个更加灵活简便、方便客户的个性化的产品体系。如进行贷款合并、建立不完全依赖捐助的基金、满足退休者需要的养老金计划、系列生命和自然灾害的保险政策等,还采取了多种方式将电力生产、信息技术、太阳能、互联网、纺织品渗透到借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极度贫困群体(乞丐中的残疾人、盲人、智障者及病弱的老人),Grameen还采取了无抵押、无利息、无严格的偿还期限和程序、借贷用途无限制、无小组压力的贷款模式。Grameen的这些措施能很好地考量贫困群体的现实状况和福利增长需求,使Grameen能融入到贫困群体的生计策略之中,受到贫困群体的真心喜欢和接纳。

3.始终遵循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交换,为借款人创造积极的社会资本。道德经济要求社会关系交换双方的行为是等质、对等及互利的。此种社会关系交换将使交换双方形成更长久的互动,人们对彼此互换能力的信任也逐渐增强,从而使信任和相互义务感成为关系交换的特征,积极的社会资本也由此形成。

Grameen非常重视与借款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Grameen“相信穷人总会偿还贷款”,认为借贷应该是建立在借款者的信誉上而不需要“毫无意义的纸上合约”。Grameen成立之初,为了使不认识字、很少自由出门又存在“遮蔽”规矩的妇女能接受Grameen,男性信贷员常常要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或靠中间人传递信息,或隔着竹墙和架子,尽可能随和地与妇女们拉家常,以此建立与潜在借款人的联系。为了和这些妇女们变得熟稔,信贷员还常常骑上自行车走村串户,发糖给孩子们、教他们做作业,或被借款人邀请至家里交流,被称为“自行车上的银行家”;而每位新加入Grameen的会员(经常是家庭的主要成员,如丈夫)都必须参加一个为期7天的培训项目和入会仪式,以帮助新成员熟悉Grameen的企业文化,增强归属意识。同时,Grameen还制定了差异化还款政策,并对那些因为自然灾害、疾病,或者商业失败等“真正不能偿还”的违约者不予追究。通过这些措施,Grameen与借款人之间建立起真诚的乡情关系,使外部监督和还款激励内化。

Grameen积极为借款人构建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交换机制。孟加拉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一次严重的龙卷风或洪灾就足以使当地居民耕地、牲畜和财产丧失殆尽。因此,相互依赖、彼此帮助、团结奋进就是孟加拉贫困群体的道德经济。为此,Grameen以“纪律、团结、勇气和努力工作”为基本原则,制定了借款人一致达成并自觉遵循的“十六条村约”。“要使家庭富足”、“耕种季节,尽可能地多播种”等村约鼓励借款人勤奋、节俭,追求更加富足的生活。“如果我们得知在任何中心出现违反纪律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会到那儿去帮助恢复纪律”、“我们随时准备互相帮助。一人遇难,大家相助”、“我们会集体承担较大的投资,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等村约则将“公平、集体行动和互惠”等理念深深地融入到贫困群体的内心。此外,Grameen还通过建立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借款人在各自的营生中互惠互助取得成功。如在第二代模式中,Grameen明确小组和中心会员要担负起扶持乞丐会员的社会责任,并鼓励普通会员协助识别村里极度贫困的群体并帮助他们增加收入来源。Grameen的这些措施使得借款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道德自律和信贷纪律,变得更加注重合作,并认为按时偿还贷款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或道义责任。因此,在第二代Grameen体系中,虽然小组联保贷款转化为自担责任的个人贷款,但贷款偿还率并没有明显变化。

(二)SKS教训:舍弃道德经济,通过社会惩罚方式进行社会关系交换。

20世纪晚期,伴随着微型金融行业的非理性繁荣,SKS也开始舍弃Grameen遵循的道德经济理念和重视社会关系交换的做法,转向践行纯理性经济理念。因为仅仅将贫困群体视为理性经济人,不考虑贫困群体的情感、社会和精神需求,导致SKS失去贫困群体的信赖和接纳,并导致贫困群体的反亲社会行为和消极社会资本的产生,最终发生债务危机。

1.以盈利为经营宗旨,失去贫困群体的信赖和接纳。SKS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价值追求,与当时贫困群体追求的“共同利益、共同善”的道德经济相排斥,严重撼动了贫困群体的信任基础。2003年,SKS初涉商业化经营。此时,SKS的贷款规模虽然增长但贷款收益却一直为负。2005年开始,SKS大规模引入商业性资金。如2007年从美国红杉资本为主导的私募基金处共获得1670万美元投资,2008年又获得美国私募Sandstoun750万美元的投资。从2005年到2009年,SKS的商业性投资占比从30%上升为72%。利润驱动的经营策略是为股东负责和尽快超越其他MFI以最大化市场份额,SKS逐渐定位于更富裕群体。截至危机发生前,SKS在安得拉邦的平均客户贷款余额达到6.5万卢布,是全国平均水平7700卢布的8.5倍。同时,SKS的平均利率为26%,也远超过贫困群体的负债能力。因此,尽管SKS宣称他们的宗旨是帮助贫困群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贫困群体生活状况并未因借贷明显改善,甚至出现“越借越穷”的强烈反差,从而失去贫困群体的信赖和支持。

2.脱离借款人生计策略的经营理念导致借款人的反亲社会行为。机械复制Grameen的联保贷款模式,大规模扩张及全球化发展战略使得SKS的信贷机制脱离贫困群体生计策略并最终导致借款人的反亲社会行为(anti-socialbehavior)。与Grameen的本地化经营战略不一样,SKS在微型金融行业“共同目标”或“蓝图”的激励下,采取标准化产品和流水线作业以及工厂风格的培训模式而实现大规模扩张,试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正规机构。这种机械的、不管具体社会环境的大规模扩张导致SKS的联保贷款模式失去灵活性,根本无法满足当地贫困群体的真实需求。而定期小组会议、中心会议,以及有助于与客户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员工拜访制度等做法也逐渐流于形式甚至被舍弃。据统计,在发生危机前四年里,SKS的年均增长率达80%;2005~2009年,SKS的客户和信贷员的比例从235:1上升到488:1。不仅如此,对信贷员的培训周期也大大缩短,甚至出现“还在培训中的信贷员正在培训下一批信贷员”。而且,SKS利用其垄断地位,严格依赖标准的联保贷款来保证贷款偿还,既不对贫困群体的还款能力进行评估,也不开发适当的产品来满足他们的真实需求,甚至把从其他机构借款作为合格客户的一个证据,完全把还款责任推给借款人。SKS的这些做法使得贫困群体认为SKS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福利,他们与SKS之间的关系只是纯商业交易的借-贷关系,因而发生反亲社会行为。如重叠借贷、过度负债或有能力还款而故意延期或不还款;小组较富裕成员挤占其他成员的贷款资金,小组成员间甚至为争取有限的贷款额而相互算计或排斥。

3.采取社会惩罚的方式进行社会关系交换,导致消极社会资本的产生。当个体不能有效控制利己动机时,惩罚不仅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反倒可能降低群体内部的合作动机并最终导致消极社会资本的产生。SKS认为借款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能理性计算偿还贷款的经济收益而做出还款的明智选择,因而试图仅仅通过连带责任和社会惩罚来保障贷款偿还率。如不邀请那些不能偿还贷款的人参与村庄的一些庆祝仪式、公开由小组或社区成员批评违约者、不能偿还贷款的人没有联保贷款机会等,这些行为给借款人带来巨大心理压力,也将小组和社区卷入到贷款偿还中并恶化了邻里之间的社会关系,导致消极社会资本的产生。同时,为降低成本,SKS不再对乡村进行考核,而是选择其他公司已经选择的乡村开展业务;对小组成员的贷前培训、贷后的每周追踪等风险控制流程也都尽可能省略,这些因素导致借款人并没有形成强烈的社区意识和良好的社会规则,因此在借款人并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社会惩罚无法起到相应作用。在危机爆发之前,SKS的贷款违约率达到90%,SKS随后采取了对违约借款人进行骚扰或收取过高费用等非道德的收债措施。一些收入水平低和偿还能力弱的借款人不堪重负,纷纷示威抗议。最终,17位借款人因害怕SKS采取暴力手段收债而选择自杀,从而引爆债务危机。

三、结论与启示

微型金融仍然是最具创新性和最有前景的发展工具。但为什么有的微型金融发展成功,有的微型金融却遭受失败?为什么同样是小组贷款模式,Grameen成为世界领先型MFI,而SKS却爆发债务危机?立足于道德经济理论,从社会关系交换视角解释微型金融发展的不同实践,廓清微型金融的成功内核,得到以下结论:(1)道德经济能改变微型金融的发展。贫困群体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需要通过社会关系交换来满足其生活、情感、社会和文化需求,且其社会关系交换的行为方式和准则受道德经济约束。(2)遵循道德经济的社会关系交换,为借款人创造积极的社会资本是微型金融成功的内核。MFI建立、扩大并加深与客户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微型金融融入项目所在地的生计策略,从而使微型金融项目能得到当地贫困群体的接纳和使用;而借款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有助于形成借款人的亲社会行为并为借款人创造新的社会资本。(3)Grameen的成功在于践行道德经济并进行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交换;而SKS发生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舍弃道德经济并通过社会惩罚方式进行社会关系交换。

Grameen和SKS的不同实践对我国微型金融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一是微型金融的发展要充分尊重借款人所在地的道德经济,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政府、MFI应重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贫困群体的社会文化差异,充分发挥信贷员的桥梁作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的信贷政策,使微型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贫困群体的生计策略和真实需求。二是要充分发挥微型金融创造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借款人所在地的道德经济。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微型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要与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推动乡村风气和信用环境的改善,构建文明健康和谐向上的农村社会风尚,不断提升贫困地区道德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微型金融的发展应更多借助和谐的社会关系交换而谨慎使用社会惩罚。微型金融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商业组织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融入“在地化力量”而与农户形成更和谐的社会关系。要在与这些机构组织的合作互动中,与农户生成一种密切的信息沟通和共生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从而降低信贷风险并减少各类社会惩罚方式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