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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法价值体系调整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54: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现阶段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定位,并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法是对人的关怀的产物,法的价值有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意义。因此,为满足人的需要,调节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应探索法价值体系的调整,以满足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法价值体系调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人民的“需要”和社会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需要,是一种物质富裕和精神满足上的需要。“美好”是对于生活品质更高的要求。

有需要意味着有匮乏,而匮乏的原因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的“一穷二白”,而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不平衡降低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奋斗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的不充分,特别是部分区域和领域的发展仍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与相对发达的区域和领域相比就凸显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感受到美好生活的相对匮乏,所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们调节社会主要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十九大报告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说明揭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不变”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需要和社会供给的矛盾,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在这个阶段内需要层次向纵深化发展。解决人民需要和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发展仍然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2]96,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解决主要方面来入手解决主要矛盾,在不影响总体发展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各方面发展的平衡和薄弱环节发展的充分,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美好生活”。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1]。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法的价值决定了法治在调节社会主要矛盾中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是调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主要矛盾,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法具有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分配性价值,“法是国家分配社会财富的工具,是满足主体最重要的需要的‘参与者’,是社会财富形式上的来源,是保障主体生活的工具”[3],法的分配性价值的公平实现能够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区域发展不充分;

二是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产业发展不充分;

三是群体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体发展不充分;四是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

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区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时,可以综合运用经济法、社会法和民商法来调整,给不同区域的主体实质平等的经济地位,让不同区域的主体公平地参与到生产发展中。在解决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产业发展不充分时,可以通过财税法和社会法来调整,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发挥长处、补足短板,构建高效率的行业生产模式。在解决群体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体发展不充分时,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法和社会法来调节收入差距,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低收入群体也能吃得饱、穿得暖、活得有尊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和监察法以及党内法规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通过行政法来规范行政行为,让权力不再“任性”,提高民主政治程度和依法行政水平,缓解干群矛盾。在解决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时,环保法律法规是有力的武器,通过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使天更蓝、水更清。

价值研究是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法的价值在整个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法的价值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助长哪些值得期冀、希求的或美好的东西”[4]。自上而下来看,法体系中包含有三个层次,分别是法的价值、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的价值位于法体系的顶端位置,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正当性来自于法的价值,如果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违背了法的价值,那么它们将在应然层面失去效力。罗尔斯有一段很好的描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就像真理对于思想体系一样。一个理论无论它多么优美和简明,如果它是不真的,就必须被拒绝或修改;法律和制度也是同样,无论它们如何有效率和被很好地组织,只要非正义,它们就必须被改革或废除。”[5]因此,法的价值决定着法的品质,影响着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的发展和命运,立法者依据法的价值来开展立法活动,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过程中要贯彻法的价值观念,实现立法中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法的价值。法的价值也是人们评价法律的主要标准,法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影响着人们对于法的认识。法的价值还具有整合的功能,相对稳定的法的价值可以整合不同的法现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6],决定着法的形态、内容和品质。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历史时期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中的主要表现,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就必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调整,同时法价值体系也应根据国情的变化作出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并发挥法的价值以调节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二、新时代法价值体系结构调整的趋势

新时代法的价值体系调整应当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调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为追求,立足法的基本价值体系,挖掘法的基本价值之间的联系,并植根中华传统文化,凸显新时代特色。

法的基本价值是指法的最基础的共识性价值,“它们是那些已经被现代人类作为不证自明的正确准则而获得一致同意、被广泛接受的法律伦理目标”[7],法的基本价值兼具基础性、多元性和相对稳定性,当代中国法的基本价值包括但不限于正义、秩序、安全、公平、平等、自由、效率、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互相关联的法的基本价值共同构成了法的基本价值体系。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法的基本价值应在坚持维护其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做出一些顺序性结构调整。法的基本价值体系结构应以正义为核心,以秩序和安全为基础,以平等和公平为重点,以自由和效率为关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1.正义是法价值体系的核心。正义是法哲学永恒的话题,“法律源于正义就如同源于它的母亲一样”[8],“法律的目的就是实施正义”[9]。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法始终以追求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目的。一种法律必须维护和促进正义并且普遍有效,否则这种法律就是无意义的。只有当法律能够实现正义价值目标时,法才是有价值的”[10]。正义与其他法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法价值实现的目的也可看作是为了实现正义价值。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正义价值仍应是法的核心价值。一方面,正义是人民群众感到生活“美好”的一种心理感受。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正义是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公众心理感知,正义的实现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必要,“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11]91。另一方面,正义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应实现的法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个环节,在正义的实现中,社会资源将被更合理的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中蕴含着内涵丰富的正义观,贯穿于法的运行各个环节中。科学立法体现正义价值,“法律信仰有赖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众的立法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12]。严格执法弘扬社会正义,“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2]120。公正司法保障社会正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13]。全民守法提高社会正义感,“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2]135。强化法律监督确保正义实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2]128-129。总的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强调法治核心价值就是正义,实现正义的手段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具体来说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强化监督。

2.秩序和安全是法价值体系的基础。作为法的基本价值的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即法律通过形式上的秩序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化。法的正义价值有赖于秩序价值的实现,秩序价值的实现是正义价值实现的基础要求。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何种阶级秩序观的支持者,法律规范的秩序价值都主要体现在用维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秩序来维护阶级统治的秩序,法的秩序价值的实现有利于阶级统治的稳固。现代法治社会必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下,稳定与发展都很重要,“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与发展关系,统筹谋划部署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通过维护稳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做到稳定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14]。

安全指一种没有危险、没有恐惧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主观上的感受,又是客观上的安全环境。安全既包括国家的安全,也包括社会的、个人的安全,个人的安全有赖于国家、社会安全的实现。安全价值的基础是秩序价值,安全价值的实现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有效的社会秩序。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安全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就谈不上美好。安全也是发展的保障,朝不保夕的社会很难高效发展。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关系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问题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凸显了出来。“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15]320,安全也是法所追求的正义的一部分体现。

秩序和安全都是法的基本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位于基础的地位,其中安全价值的实现需要以秩序价值的实现为前提。一个有序的、安全的社会环境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所必需的外部条件。

3.平等和公平是法价值体系的重点。平等是实现正义价值所必需的基本价值。“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15]268,平等可以作为衡量社会正义的一种尺度。法律是实现平等的必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是一种基本价值表述,也是实现正义的手段。现代法治社会中,平等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的基本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平等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公民的人格尊严平等,二是公民享有平等发展的资格,三是公民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的待遇。因此,平等价值的实现有利于破除发展不平衡的桎梏,使公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平等反对特权,但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平等允许合理的正当的差别。实质的平等要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和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平等价值的实现有助于解决不平衡的发展的问题,解决群体发展矛盾、干群矛盾等,并通过合理的正当的差别刺激社会发展。

“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康有为《大同书》),公平就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相亲相爱、“我为人人”的“大同”状态。一方面,法的公平价值的实现,既是平等价值的进一步发展,“天下为公”又有利于优化社会分工、节约社会资源,公平的社会环境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另一方面,公平也是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和社会价值追求,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心理认同度。但公平不是完全去差异化,“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2]206,公平价值的作用是将相对不平衡调节至相对平衡。

平等价值是实现正义价值的必要,是法价值体系中的重点,公平价值是在平等价值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平等和公平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法的平等价值和公平价值的实现。

4.自由和效率是法价值体系的关键。自由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正义价值实现所必需的价值。“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6],法律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描述的是主体的自由,而义务则划定了自由的范围。自由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正当且必要的需求。它既是人类作为自然主体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意识区别,也是人类作为社会主体享有和实现其他社会价值的前提条件,“我不说自由意志就是道德。但自由意志是一切道德,一切人格的生死关键和必备条件”[17]。一个美好的社会中,人民必然是享受着广泛的自由的,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等,社会自由程度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把尺子。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含着对自由的追求,实现法的自由价值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美好感受。“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2]533,没有秩序价值的实现就没有广泛的自由。自由价值的实现同样需要平等价值,没有法律上确定和保障的平等的主体地位,必然会造成阶级间的压迫和剥削,也就谈不上广泛主体的自由了。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1]462,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高效率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效率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即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从而使资源配置最大化、最优化。高效率的发展既包括发展的高速度,也包括发展的高质量,两者不可偏废。作为法的价值的效率,是追求公平合理的分配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这种效益既包含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包含法律的运行所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因此,法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化程度,促进社会各行业的全面发展,调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应在兼顾效率公平的基础上考虑到矛盾主要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时,应在保证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公平。

自由和效率是法价值体系的关键,自由和效率价值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发展,发展是调节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法的价值体系中应关注关键价值的实现。

5.人的全面发展是法价值体系的终极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75,我国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一切发展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为了造福于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8],所以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之一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法是对人的关怀的产物,来源于人并要服务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法的应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法的人权价值所需要追求的终极价值,人权包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两方面的含义,人的全面发展是在保证生存权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发展权,是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和高度发达。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质上的终极追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人既是广义的人民群众,也包含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个体。

三、新时代法价值体系调整应吸收和考量的因素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法治的论述,可总结为“统筹布局的战略观、治国理政的方略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党法统一的政治观、人民为本的主体观、宪法至上的权威观、全面推进的系统观、良法善治的治理观、于法有据的改革观、依法治权的监督观、民族复兴的强国观、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19],这十二个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情的法治全面规划和整体判断,也是我们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价值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于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观的价值。所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价值体系中也应当考量追求家庭和睦、国家和谐的价值,发扬良好家风。

2.应吸收和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关系就是道德法律的关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2]116,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一个方面。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法治的“初心”和“使命”,就在于回应社会的价值需求。“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2]134。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简称《规划》)指出,要“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制度保障”[20]。《规划》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因素考量融入法治的具体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体系体现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3.应考量社会发展所催生的新的价值要素。新时代是发展的时代,社会的新发展必将催生出新的价值要素。新时代社会发展所催生的价值要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向着更高要求发展的。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幸福是温饱之上所追求的价值,应当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要素,也应当为新时代法价值体系调整所考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幸福感、获得感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2]40。幸福是基于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之上的主观感受,法价值体系中的正义、秩序、安全、自由、效率等都与幸福感息息相关,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要求法价值体系的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社会重要追求和党的奋斗目标,其在新时代法价值体系调整中就应当被认真考量,新时代的法秩序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幸福需要是法学界必须探索的重要课题。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1],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发展仍然是调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而创新则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法治为其保驾护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法律保护力度。因此,新时代法价值体系调整应充分考量保护创新的价值。

4.应充分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丰富的价值观念。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随着全世界全方位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将愈发紧密。紧密的联系固然为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便利,但也将问题带给了世界各国,如气候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为世界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身处于“地球村”之中的中国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键在于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1]3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共同发展的价值观念需要在法秩序中贯彻保障实现,特别是运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保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此,新时代法价值体系调整中也应当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价值观念。

四、结语

法的价值是法对国家、社会、公民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与法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法的价值的实现既有利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为调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法的价值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法的价值的调整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法的基本价值,构建以正义为核心,以秩序和安全为基础,以平等和公平为重点,以自由和效率为关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法的基本价值体系,注重这些基本价值之间互相促进、兼顾协调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同时,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体系还要立足于国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的价值体系中的作用,注意考量新时代社会发展所催生的新的价值要素,最终推进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实现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