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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

作者:边燕杰 杨洋 更新时间:2019/9/29 12:00:51

内容提要联系性视角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的学术贡献,而关系社会学则是该视角下中国主体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领域​‍‌‍​‍‌‍‌‍​‍​‍‌‍​‍‌‍​‍​‍‌‍​‍‌​‍​‍​‍‌‍​‍​‍​‍‌‍‌‍‌‍‌‍​‍‌‍​‍​​‍​‍​‍​‍​‍​‍​‍‌‍​‍‌‍​‍‌‍‌‍‌‍​。理论立场上,关系社会学既能概括中国本土知识特征,又能解释普遍性的人类社会交换行为,是根植于本土、通行于国际的中国学术流派​‍‌‍​‍‌‍‌‍​‍​‍‌‍​‍‌‍​‍​‍‌‍​‍‌​‍​‍​‍‌‍​‍​‍​‍‌‍‌‍‌‍‌‍​‍‌‍​‍​​‍​‍​‍​‍​‍​‍​‍‌‍​‍‌‍​‍‌‍‌‍‌‍​。方法论上,关系社会学坚持联系性和嵌入性的视角,站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国际学术前沿,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般方法论​‍‌‍​‍‌‍‌‍​‍​‍‌‍​‍‌‍​‍​‍‌‍​‍‌​‍​‍​‍‌‍​‍​‍​‍‌‍‌‍‌‍‌‍​‍‌‍​‍​​‍​‍​‍​‍​‍​‍​‍‌‍​‍‌‍​‍‌‍‌‍‌‍​。概念测量上,关系社会学经历了从移植西方,到本土创新,再到推向国际的发展过程。实证研究上,关系社会学注重关系现象的文化发掘,同时与西方社会资本的研究议题交叉,开始显现中西整合的趋势。推进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一个有效的实验场和前沿阵地。

 

关键词关系社会学本土知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9-0023-12

 

 

 

 

 

社会学是关于人类群体生活模式及其行为意义的社会科学。欧美社会学奠基人提出的基本理论视角是群体特征的差异性,从劳动分工、阶级阶层、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社区组织等差异性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所重视的是群体的结构边界和文化认同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制约。这一理论视角虽然推动了社会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它忽视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即社会联系性:无论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是人际联系性和群体联系性使得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简言之,没有联系性,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社会学。

 

本文的论点是,联系性和基于联系性概念所创立的关系社会学,一直是中国主体话语的社会学理论视角,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于国际社会学的一个根本学术贡献。社会学于1839年诞生于欧洲以来,特别是197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在美国兴起和走向世界之后,尽管西方社会学不乏社会关系的研究,不乏从联系性视角开展社会学研究,但在社会学发展史上,是中国社会学家先于西方学者倡导了联系性视角,也是中国社会学家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和推动了关系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提升其国际地位的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者树立文化自信,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梳理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追溯其渊源,论述其在21世纪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学术成果,总结相关中西学术对话,探讨关系社会学作为建构中国主体的话语体系的途径和意义。

 

一、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探索

 

研究人际联系性和群体联系性的核心学术概念是关系。当社会学于1903年传入中国时,主流社会学概念并不是关系,而是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严复将其老师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的缘故。[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群学肄言序”,第7页。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的有识之士从联系性视角分析中国、开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其中最有学术影响的是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主张社会学研究不能热衷于用中国的历史解说西方社会学理论,更不应该将英美通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套用于中国;相反地,应该从中国国情入手,以“社区研究”为核心议题讨论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为意义。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所谓 “社区”,在社会学领域指的是相互联系的人们所共同维持的生活共同体。因此,“社区”是我国社会学者重视联系性视角的最初学术探索。

 

这一探索的理论突破者和集大成者是吴文藻先生的爱徒费孝通。费孝通在吴文藻指导下完成了燕京大学的本科教育又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教育,于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在云南开展基层社会研究。他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突破了欧美社会学的非联系性理论视角,奠定了中国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石。此概念及其相关实证研究,也于1992年翻译为英文,获得了深远的国际学术影响。当然,在差序格局概念提出之前,美学者胡先缙于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学刊上发表了关于“面子”的论文,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们从胡先缙这篇论文开始,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梳理关系研究的五个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观点,即胡先缙的脸面逻辑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论、弗莱德的组织经纬论、杨庆堃的关系帮扶论。这些观点之所以进入我们的文献梳理范围,是因为每个理论均出自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均为关系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均获得了深远的国际学术影响。

 

1.胡先缙的脸面逻辑

 

20世纪40年代,胡先缙通过对面子(face)的语义分析,提出了脸面逻辑论。H.C.Hu,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46, no.1, 1944, pp.45~64.该理论指出,“面”和“脸”是面子概念的两大要素,也是人们获得社会声望、巩固及提升社会地位的两种准则。虽然“脸”和“面”指的都是身体上脸的部位,但其社会意义存在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涵义上的区别。“面子”代表中国人普遍重视的一种社会声望,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或者依靠精明的炫耀手段等方式不断积累;而“脸”是群体对个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肯定,代表了社会对于个人品行端正的信任程度。因此,一个人“没有面子”表明其未能赢得声誉,但说一个人“没有脸”则是对其道德品质的严重谴责。二是获取途径上的区别。“面子”必须靠外部社会环境获得,即面子是别人给的;而“脸”代表了维护社会道德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可以通过内在的自我约束获得,即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脸。三是量化程度上的区别。“面子”在量化上具有增减性,可以借出、争取、增加,并且有地位、有权力、有钱的人的面子往往也越大;但“脸”并没有量化上的属性,只存在有和没有的分别。

 

无论是“面”还是“脸”,都是在人际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离开社会关系就无所谓脸面了。丁华:《解析“面子”:一个社会学的视角》,《社会》2002年第10期。胡先缙的脸面逻辑论,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面子的概念,并将其介绍到西方学界,奠定了关系研究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就是学习和接受了胡先缙的脸面逻辑论之后,创立了戏剧理论。E.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1973.戈夫曼提出的“面子工夫”(face-work)的概念受胡先缙的直接影响。他指出,人际互动通常注重面子,即自我形象的维持;人们在不同场合会采用各种手段提高自我形象,在遇到难堪时也会努力维持自我形象。E. Goffman,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vol.18, no.3, 1955, pp.213~231.这正是脸面逻辑论中的“争面子”“要面子”“顾面子”等概念的含义所在。香港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何友晖进一步指出,鉴于面子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如此普遍和重要,应该将其放到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D.Y.F.Ho,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1, no.4, 1976, pp.867~884.

 

 

2.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

 

193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费孝通,虽然颇得欧美社会学关于群体分析之要,但也深谙其理论视角的片面性,即缺乏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本质的认知。由此,在他归国之后,于基层农村社会的研究中,从联系性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行为意义,从中西方社会比较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论​‍‌‍​‍‌‍‌‍​‍​‍‌‍​‍‌‍​‍​‍‌‍​‍‌​‍​‍​‍‌‍​‍​‍​‍‌‍‌‍‌‍‌‍​‍‌‍​‍​​‍​‍​‍​‍​‍​‍​‍‌‍​‍‌‍​‍‌‍‌‍‌‍​。费孝通以比喻的方式指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个人是其利益和价值的负载体,所以人与人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以群体规范和国家法律为个人的行为约束,就像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中国则是“差序格局”,个人就像石头丢进水中产生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这里的波纹和圈圈,指的就是人际关系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差序”的状态,用现代社会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解释,就是个人中心网络的交叉。费孝通用差序格局的概念试图解释,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行为并不是个人利益和价值的直接反映,而是在人际关系网络的约束、影响下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和网络,即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带有根本性的结构。

 

差序格局论是具有中国主体话语的开创性概念,其理论意义至今都是学者讨论的议题。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关系结构的差序性,一方面包含人们亲疏远近的横向的“差”,另一方面又包括相互联系的人们之间因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纵向等级化的“序”,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也相互转化,所以关系的亲疏远近和上下高低具有弹性。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另有学者用“亲亲”和“尊尊”来分别概括横向“差”与纵向“序”的行为逻辑并从古代婚丧礼仪的研究中获得了证明。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不过,差序格局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在当代中国的城乡社会,差序格局仍然发挥着持续的作用,成为资源获得、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利益诉求、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社区治理、贺雪峰:《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新市场理性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的内在行为逻辑而这一逻辑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结构的行为通则。苏力:《较真“差序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论

 

梁漱溟与费孝通一样,也认为中国人缺乏西方的团体式社会结构。他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伦理本位”论。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6~91页。所谓伦理本位,本质上是“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伦理本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上表现为财产的“相与为共”,共享程度视关系的亲疏厚薄依次递减,“凡在其伦理关系中者,都可有份”;法律上表现为基于义务观而非权利观,重人情、轻财物;在政治上表现为伦理组织“无边界无对抗”,“以孝治天下”,人人孝悌于其家庭,从而达到“天下太平”;在宗教上表现为通过家庭伦理填补宗教的作用。

 

伦理本位论的基本立论是,家庭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和立足点,中国人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互动和行为模式,就是按照家庭关系来调节的,即所谓的关系主义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伦理本位论的判断并未过时。例如,乡镇政府中的官员选举、晋升及办事,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第151~164页。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企业治理,储小平:《家族企业研究: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外来移民在工作与生活上的社会支持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5期。等,都需要依赖家族关系网络的运作才能完成。

 

4.弗莱德的组织经纬论

 

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是美国人类学家,曾于1947-1948年在滁县开展民族志考查,在其著作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中讨论了人际关系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M. Fried,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53.他提出了“组织经纬论”,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家庭和亲属关系,忽视了非亲属关系的作用。该理论认为,首先,中国人口众多,仅通过家庭、亲属关系串联起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需要借助非亲属关系的力量。其次,非亲属关系包括友情、感情、阶层三种关系类型,友情关系是平等的,阶层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感情关系则是为减少阶层差异而采取的制度化手段。最后,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家庭和亲属关系,而是非亲属关系,尤其是感情关系。它们的作用,在乡村体现在租种土地、农业生产、商品交换、宗族庆典、教育与再生产等方面,在城市体现在组织发展、就业、生意运作、寻求政府优待等方面,是组织、串联社会的“经纬”(fabric)。

 

弗莱德毕竟是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某些文化要素的理解难免偏离实际。例如,他对中国人的感情关系的理解是偏颇的,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符,更接近中国话语中的人情关系。还有,他研究的滁县正处于抗日战争之后、建国之前比较动荡的时期,而他特别关注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许多行为模式可能是特定条件下的短暂表现。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弗莱德对于非亲属关系的研究,强调非亲属关系是中国社会组织的经纬,则是他基于实证发现的开创性论点,进入了国际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经典文献。F. Hsu, “Book Review: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9, no.4, 1954, pp.50~57.

 

5.杨庆堃的关系帮扶论

 

与弗莱德在华调查的同一时期,杨庆堃从美国学成毕业回到广州岭南大学任系主任,在学校附近的村落从事社区研究。孙庆忠:《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杨庆堃先生的学术人生》,《学术界》2012年第12期。此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政府制度政策、法律文件、报纸以及其他调查研究报告。基于多样化的资料,杨庆堃综合考察了宏观制度变迁下的微观村落社区,于1950年代在美国任教期间,他系统分析了家庭和亲属关系对家庭经济的帮扶功能,其著作于1959年以英文出版。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社会学已被取消,但他坚信社会学将在不久的未来得以恢复。

 

关系帮扶论与组织经纬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强调的是家庭和亲属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C.K.Yang,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首先,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发挥着生产、消费、教育宗教等功能。杨庆堃发现,在广州的农村地区,80%的家庭需求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的,而广州南部地区94%的工商业企业均属于家庭经济。其次,家庭功能的维持,靠的是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及宗族关系的综合保障,从而达到互相帮衬、扶弱济贫,并激励个体对家庭组织的忠诚和认同感。最后,亲属关系以家庭为核心,父系血缘关系为主干,在三代之内形成了俗称的“六亲”,超越了核心家庭关系。这不但使得家庭经济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主导形式,而且也促成家庭和亲属成为社会帮扶的主要力量。

 

以上这些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探索,其观察与分析的对象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社会,理论观点侧重于讨论与关系相关的已有概念、总结关系结构的基本特点、论述关系的类型及其在社区生活中的作用,为后续关系研究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使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迎来了恢复重建的春天,中国香港和美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华人社会学家为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边燕杰、杨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境外学者关于中国关系的研究陆续进入国内学者视野,并对国内的关系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里,我们论及的范围是若干具有学术影响的理论,理论提出者除了翟学伟之外,其他都是以英文形式发表论著的学者,其观点提出的时间顺序是:金耀基、黄国光、魏昂德、杨美惠、阎云翔、林南。

 

1.金耀基的关系建构论

 

金耀基于1960年代就读于美国匹斯堡大学,师从于杨庆堃先生,既受杨先生的学术影响,又在中国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他基于深入的文献研讨,以及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华人社区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一方面赞同伦理本位下儒家社会思想对中国人的关系取向和社会依附性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人在关系建构上的自主性,进而提出了关系建构论。金耀基认为,个体是关系建构的设计师,关系网是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网络的行为结果,其功能是将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调动社会资源,藉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达成目标。Y.C.King, “Kuan-Hsi and Network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Daedalus, vol.120, no.2, 1991, pp.63~84.

 

那么个人是如何建构关系的?金耀基区分了两种形式:一是“拉关系”“攀人情”,即不存在前定的关系或者关系比较疏远时,通过培养人情来建立或加强与他人的关系。二是关系的回避,即为了避免拉关系对个人造成的社会压力,有意识地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避免关系过分亲密。这两种关系行为倾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常见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尤为如此,但正是金耀基将其归纳总结,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形式推动学术研究的。理论上,金耀基把握了特殊主义文化与普遍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关系实践与现代化的冲突。他认为,关系的形成和作用可以来自正当的人情往来,但当公私利益碰撞和交织时,关系也可能存在“走后门”等不正当的形式。他的结论是,只有依靠市场理性主义的充分发挥,才可能在根本上转变关系实践的不正当性。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2.黄光国的人情权变论

 

黄光国是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是关系研究的理论整合和创新者。他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将以往关系研究中的“人情”“面子”“报”等核心概念加以整合,首次提出了关系互动的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人情权变论。K.K.Hu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2, no.4, 1987, pp.944~974.

 

黄光国认为,中国社会的人际互动有其独有的逻辑,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社会交换法则。中国社会可能存在的关系分为三类: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它们分别遵循相应的交换法则。情感性关系如家庭、亲朋好友等,是一种比较持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遵循需求法则;工具性关系是个体为了满足物质目标而与家庭外个体建立的纽带,遵循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介于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之间,具有一定的情感成分,但又不及情感性关系那样深厚,其运作遵循人情法则。所谓人情法则,是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中互相走访拜会,“礼尚往来”;二是在危机困难时刻施予援手,“做人情”。人情法则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报”的规范,施恩者做人情的主要动机是对受惠者回报的预期,这导致了混合性关系互动呈现你来我往、延绵不断的特点。

 

人情权变论将中国关系互动的本质视为一种权力博弈。这种权力博弈是在施恩者与请求者之间进行的。对于施恩者来说,首先判断与请求者的关系类型,然后遵循相应的互动准则,权衡成本与回报,做出是否给予人情的决定。对于请求者,则会通过面子工夫来影响可能的施恩者,使其施予恩惠,以便自己获利。虽然黄光国的研究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但是他认为,人情权变论可以用来解释大多数社会,尤其是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社会互动过程。

 

3.魏昂德的杂糅关系论

 

与上述关注日常互动行为的取向不同,魏昂德(Andrew Walder)讨论了在城市工厂这种单位制下的关系互动模式。单位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国家设立的一种新型的、多功能的组织综合体:在政治上对职工行使行政管理和思想统治;在经济上作为再分配经济的一个生产单位;在社会服务上对职工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全方位的服务。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单位制造成了职工对单位全方位的依赖,单位资源的分配主要掌握在领导手中,使得职工对单位的制度性依附转变为职工与领导之间的庇护依附(patron-client relations),魏昂德称之为“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其含义是:由国家倡导的对政治信仰的忠诚在实践中转变成为了对单位领导的个人忠诚;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职工中的积极分子通过与领导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以获取更多公私物资和福利设施等资源,由此产生了“工具性的特殊纽带”(instrumental particular-ties)。A.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1~27.

 

魏昂德提出的工具性的特殊纽带,是一种杂糅关系论。与黄光国的人情权变论一样,他指出了关系具有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点。但与黄光国不同的是,魏昂德的理论出发点不是社会交换论,而是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像很多经典社会学家一样,帕森斯认为,在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类的社会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在熟人为主体的传统乡村社会,以亲情和友情为基础的个人化纽带是特殊主义的,讲私人情义,不讲工具性交换;在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以角色互依和资源交换为基础的制度化纽带是普遍主义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规则公正条件下的工具性对等交换,不讲个人化的交情、友情、亲情。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在帕森斯的理论预设中,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是一对零和关系,从传统到现代此消彼长,并不存在二者的杂糅。可是,魏昂德关于中国城市单位制的研究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有企业,无论规模和设施,还是技术和管理,虽然正在走向现代化,但其过程中的主体,即干部和工人,并没有像帕森斯预言的那样丢弃特殊主义、强化普遍主义,而是将两个理论逻辑相悖的原则杂糅一体,变为工具性的特殊纽带。魏昂德正是通过这一理论观点的创新,并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成为了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

 

4.杨美惠的礼物交换论

 

既然关系互动如此普遍,那么关系行为具体是如何实践的呢?美国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从人类学的“礼物”概念出发,描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礼物交换的关系实践。M.M.H.Yang,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杨美惠将礼物交换称为“关系学”,其意义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层面,关系实践充斥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个体之间表现为靠关系获得稀缺商品、工作分配和调动、医疗服务、住房分配、政治提拔、乘车、更好的教育甚至享受娱乐活动等;在组织之间表现为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资源交换。在这些关系实践中,每个人都将自己置于关系网的中心,遵循关系运作的伦理、策略和礼仪,谨慎处理与谁建立关系、送什么礼、怎样送礼等问题。由此,人们一方面建构关系,同时也依赖于关系,这些关系实践的总和赋予了个体的“关系人格”。在宏观层面上,礼物交换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挑战了国家再分配经济中的权力力量和商品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涉及三种模式:再分配经济、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再分配经济由政府主导,按需分配,通过单位制、户籍制等制度安排形成对城市居民全方位的控制。商品经济随着市场制度的逐渐确立不断发展。礼物经济不同于国家和市场权力,通过礼物交换建构的关系网络,一方面构成了挑战国家制度权力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比纯粹的经济交换更富有人情意味。[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186页。

 

礼物交换论描绘的是“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城市社会​‍‌‍​‍‌‍‌‍​‍​‍‌‍​‍‌‍​‍​‍‌‍​‍‌​‍​‍​‍‌‍​‍​‍​‍‌‍‌‍‌‍‌‍​‍‌‍​‍​​‍​‍​‍​‍​‍​‍​‍‌‍​‍‌‍​‍‌‍‌‍‌‍​。所以,作者的实证分析聚焦于当时的关系实践形式,或多或少地带有匮乏经济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时代特征,有的学者根据1990年代中国城市经济的一些变化而断言,关系的作用将成为历史,因为代之而起的是市场理性主义,而不是非理性的关系交换。D.Guthrie,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54, 1998, pp. 254~282.但是,杨美惠坚信,关系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具有很强的韧性,在制度变迁造成某些领域关系下降的同时,还会在其他领域形成新的关系运作空间。M.M.H.Yang,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70, 2002, pp.459~476.在国际学界的中国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关系重要性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讨论,仍在继续。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于2018年推出了相关综述论文,总结了这一讨论的观点,Y.J.Bian, “The Preva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5, 2018, pp.597~621.Asia and Pacific Business Review也多次设立专栏讨论这个问题。G.Redding,“Social Capital in Service-Oriented Firms in the Asia Pacific,”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vol.24, 2018,p.137.

 

5.阎云翔的礼物流动论

 

美国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同样以礼物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乡村的社会互动实践。基于对曾经生活过7年的黑龙江下岬村的民族志考察,阎云翔提出礼物流动论,总结乡村社会关系互动的特点,并挑战了以往礼物研究中的互惠规则。[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礼物流动论可以归纳如下。首先,礼物具有工具性和表达性的双重特点。从工具性上看,礼物的流动支配了个人的目的性行动及其态度,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体系”;从表达性上看,礼物的流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关系网络的基本方式。其次,礼物交换的实践挑战了以往礼物研究中的互惠原则。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遵循四种原则:一是普遍性的互惠原则,二是维护现存社会地位等级体系的原则,三是延续相互置礼的历史传统的原则,四是回礼的价值微量增加原则。这些原则相互交错,有时候甚至彼此冲突,但是村民之间是循规蹈矩、礼尚往来、轻车熟路的,说明互惠礼物交换已经根植于文化根基之中。最后,礼物交换体系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在下岬村,礼物交换的仪式和场合随着制度变迁产生了新的形式(例如计划生育制度施行后兴起的在流产与绝育时送礼的风俗),礼物的内容随着商品化的推进逐渐从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过渡到以金钱和商品为主。

 

与城市相比,礼物流动论所描述的乡村社会的关系互动有两点独特之处:一是关系互动的动态连续性。礼物流动论将礼物交换视为连续的过程,并凸显了社会地位不平等导致的不对称交换,突破了以往静态的、对称的研究视角。潘泽泉:《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原则与社会网络〉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二是关系的表达性。无论是魏昂德还是杨美惠,都强调关系互动的工具性特征,即关系对获取资源的重要性。尽管杨美惠也发现了乡村社会的礼物经济更具人情化特点,但她主要是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指出关系学中的计谋性、世俗性和政治化更符合男性的特质,而乡村社会中的人情伦理更符合女性化特征。[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288页。阎云翔对下岬村的研究表明,正是关系的表达性赋予了日常交往的意义,礼物交换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两性来说都是如此。

 

6.翟学伟的三位一体论

 

很多国内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引入了关系视角。这种视角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交织在一起,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江海学刊》2011年第2、3期。时有区分,时有混同。与众不同的是,翟学伟长期聚焦于关系研究领域,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他认为,“人际关系”概念在西方仅表示一种研究范围,没有确切含义。而对中国的“关系”研究,他认为必须寻求本土化的概念,表现本土特色的人际关系,由此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论。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所谓“三位”,即人缘、人情和人伦。人缘指“命中注定”,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人情指包含血缘关系及其扩展的人际交换行为,来源于中国的家族制度。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外在形式是“礼”,内在形式是“仁”,来自儒家的伦理思想。继而,人情是核心,决定人际关系是什么;人伦为关系提供一套制度化的原则和规范,决定怎么样;人缘将关系限定在一个总体框架中,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这三者彼此包含,又各自发挥作用,构成三位一体的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

 

翟学伟的三位一体论是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关系的又一代表。这种研究取向的适用性较广,目前在理论上已从社会学领域拓展到本土管理研究领域,梁觉、李福荔:《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进路》,《管理学报》2010年第5期。在实证上从社会人际互动拓展至企业-顾客关系互动、卫海英、骆紫薇:《中国的服务企业如何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中小企业成长等方面。翟学伟:《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7.林南的非对称交换论

 

如果说上述的关系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本土取向,那么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的非对称交换论,则突破了关系的区域性和文化特殊性。N. Lin,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1, pp.153~166.他认为,关系并不是某些时期(例如杨美惠所讨论的文革结束后的时期)或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例如再分配体制)所独有的,它在其他时期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都存在。就是说,关系原则和关系实践是普遍性的,而不是文化和制度特殊性的。

 

那么,如何理解关系的普遍性?林南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中总结出的关系本质:一是达成工具性目标的手段,二是基于情感来维系,三是与网络密切相关,将关系定义为持续的、以情感为基础的工具性纽带,实现人情与社会声誉的非对称交换。然后,林南讨论了两种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具有即时性、非连续性,交换双方具有对等性,其目的是交易资源,力图实现最大化利益;而社会交换是长期的、持续的,交换双方可以是不对等的,交易的内容是难以量化的人情,这对于人情接收者来说得到了好处,而对人情给予者来说则获得了社会声誉。因此,关系的工具性导向、情感基础、非对称交换、社会声誉积累都符合社会交换的普遍性特征。中国的“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关系在中国历史、政治、经济中都非常普遍且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关系研究的推进,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化、体系化,从以往的概念分析为主逐渐转向理论框架的构建;在研究视野上更加开阔,从以本土分析为主逐渐发展为跨国界和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为关系社会学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关系社会学的创立与研究

 

1.关系社会学的提出

 

任何一门分支学科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关系社会学的创立,乃至成为中国主体话语的一个研究领域,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储备,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如果说上述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探索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推进为关系社会学打好了理论基础,那么2000年以后,关系研究的学术体系和国际影响也逐渐成型。

 

学术体系的形成需要多个“关键少数”。在关系研究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先后组织和建立了关系研究团队,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个关系研究的学术“根据地”。以西安交大团队来说,目前已出版《关系社会学丛书》4册,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0余篇,组织承办“关系社会学”大型国际研讨会,做出了特色学术贡献。边燕杰、杨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就国际影响力看,自2000年以后,关系研究在两个议题上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一是制度转型下的关系变迁,讨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制度的转型,关系在社会发展、政企关系、市场交易、工作获得、法律秩序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发挥作用及变迁趋势。T.Gold, D.Guthrie and D. Wank,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二是关系研究与西方社会学自1970年代兴起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在视角、方法和概念上的平行,使得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本成为中西方社会学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翟学伟:《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009年,本文的第一作者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关系社会学”,论文于2010年发表,论述了其时代意义、学科地位和国际影响。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关系社会学不仅是一套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也是探索与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研究方法论,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论的探索及其国际化推进,构成了建立关系社会学的时代意义。而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现实及其变动的学术工具,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新突破口,开展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阶梯和渠道。因此,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不应该仅仅为中国的学术界所承认和应用,同样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2.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模型

 

中国是一个关系主义、关系导向的社会,这是近代以来社会思想家的基本判断,也是关系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已有的关系研究显示了三种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型。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Y.J.Bian,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pp.275~295.

 

第一种模型将关系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家族亲情伦理和义务的社会延伸。符合这一模型的理论包括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论、弗莱德的组织经纬论、杨庆堃的关系帮扶轮、金耀基的关系建构论等。该理论将血缘、姻缘基础上的家庭关系,亲密朋友等构成的类家庭(pseudo-family)关系视为社会互动的基础。在关系互动中,遵循伦理规范、履行义务会给个人赢得“面子”,积累社会声望,进而有助于目标达成。

 

第二种模型将关系的本质定义为特殊主义的工具性纽带,以魏昂德的杂糅关系论为代表,还包括黄光国的人情权变论、杨美惠的礼物交换论。该模型同第一种模型都认可关系的“特殊主义”,即关系的情感化、私人化特征,但该模型强调的是在特殊性基础上关系的工具性导向,即建立私人关系的目的在于获取资源等收益。因此,关系互动的基础并不在于对社会伦理和义务规范的履行程度,而在于资源掌握和交换的能力。这样一来,关系的建构可以突破家庭和类家庭的限制,发生在任何需要资源交换的场域。

 

第三种模型将关系的本质定义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由林南提出。该模型与第二种模型都重视关系在情感基础和资源交换的双重特征,但它们对关系的定位有不同的判断。第二种模型认为资源交换是目标,关系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第三种模型则视关系的建构和维持本身为终极目的。因此,只要能够维持和延续非对称的社会交换,亲属、类亲属乃至非亲属都可以成为建构关系的基础。该理论模型下的关系范围最为广泛,关系类型最为多样,关系功能最为发散。

 

这三种理论模型对关系的测量及实证研究提供了不同启发。例如,在关系的类型上,是侧重亲属、类亲属还是非亲属关系?在关系的功能上,偏重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还是二者皆有?在关系的运作逻辑上,是遵循社会伦理和义务规范,还是礼物交换,抑或是人情资源交换?但无论采用哪种取向,关系是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是熟亲信为一体的社会纽带,这是理解关系的基础,也是关系研究的立足点。Y.J.Bian, “Guanxi,” in Jens Becker and Milan Zafirovski,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312~314.

 

3.关系社会学的概念测量和实证研究

 

一个学术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模型的指导,也依赖测量体系和实证研究的推进。2000年以后,受西方学界,尤其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学派的影响和启发,关系的概念测量和实证研究突飞猛进,经历了从借鉴西方,到本土创新,再到走向国际化的发展过程。

 

最早对关系网络的系统性测量是“讨论网”提名法。该方法将1985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重要问题讨论网”翻译成中文,应用于1986年在天津进行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中,主要测量被访者与哪些关系人讨论重要问题,以反映人们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阮丹青、周路、[美]布劳、[美]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该题器可以得到被访者关系网的规模(关系人的数量)、密度(关系人之间的联系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网络中成员之间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的共性与差异程度,例如年龄、性别、职业和政治面貌等方面)。

 

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特点要求关系测量须反映本土特征,“春节拜年网”提名法就是本土测量创新的代表。该方法由本文第一作者提出,首次应用于1998年在天津、武汉、上海和深圳四个城市进行的调查中,主要测量人们拜年对象的规模、职业和单位状况,可以反映出人们所能摄取的关系资源。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年第2期。拜年人数越多,拜年对象的职业地位越高,职业类型越丰富,则所蕴含的关系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有利于地位的获得。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关系的测量体系不仅要体现本土化,还应该走向国际化。“餐饮网”测量是首个从中国本土推向世界的关系测量题器,由本文第一作者在1998年的调查中提出,并在2017年国际社会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中得以在全世界推广应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十分发达,常常喜欢请客聚餐;在西方,“宴会”(banquets)也是非常重要的聚会场合。因此,“餐饮网”测量的就是人们的饮食社交网络,反映人们通过请客吃饭建构和维持关系网络的能力。Y.J.Bian,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n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pp.275~295.

 

这些关系测量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关系的建构有助于地位获得(包括求职、收入、工作流动、再就业、创业等方面)、社会支持(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组织运作、公民社会(包括政治参与、信任)等方面。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江海学刊》2011年第2、3期​‍‌‍​‍‌‍‌‍​‍​‍‌‍​‍‌‍​‍​‍‌‍​‍‌​‍​‍​‍‌‍​‍​‍​‍‌‍‌‍‌‍‌‍​‍‌‍​‍​​‍​‍​‍​‍​‍​‍​‍‌‍​‍‌‍​‍‌‍‌‍‌‍​。而对地位获得的深入讨论,产生了专门测量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关系建构与效应的指标体系。求职与创业是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两种主要形式,因此求职网和创业网测量应运而生。

 

求职网即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所动用的关系网络状况,最早由本文第一作者应用于1988年在天津进行的求职调查,并逐渐推广到目前的大型抽样调查中,例如2003年开启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9年开启的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12年开启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求职网主要的测量指标包括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关系、所求助的关系人的数量、关系人与求职者的关系类型、关系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关系人所提供的帮助类型等。实证研究发现,求职过程中的关系网使用普遍存在,可以为求职者提供信息资源(例如就业信息、单位或雇主情况、指导申请和提供建议等)和人情资源(例如帮助推荐、打招呼、安排会面甚至直接提供工作等),助其成功。边燕杰、张文宏、程诚:《求职过程中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2012年第3期。

 

创业网测量的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所动用的关系网络状况,在产生时间上晚于求职网,目前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均得到了应用。创业网测量的指标包括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关系、关系人与创业者的关系类型、关系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所提供的帮助等。研究发现,创业是一个网络现象,边燕杰、张磊:《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普遍寻求网络的支持,以获得融资和项目、提升经营绩效。王文彬、赵延东:《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

 

四、关系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对话

 

1.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关系社会学

 

方法论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取向。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是地位结构观,将社会结构视为社会位置或者社会行动者属性特征的分布模式;二是网络结构观,将社会结构视为社会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模式。前者属于实在主义方法论,以静态的视角看待社会现实,强调个体、群体、组织等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文化价值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归属,以及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和控制等;而后者则属于关系主义方法论,以动态的视角理解社会互动,重视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性、嵌入性,行动者关系网络的纽带、结构和嵌入资源及其效应。M.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no.2,1997,pp.281~317.

 

关系社会学遵循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对关系的理解包含两层含义。Y.J.Bian, Guanxi: How China Work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9, pp.239~251.第一层含义是将关系视为影响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基于家庭、亲属和类亲属的关系,以及通过人情、面子和礼物交换等途径建构的关系,在城市可以获取稀缺商品和服务、得到好的工作、获得庇护,在农村可以扶贫济困、互相帮扶、赢得社会声望。第二层含义是将关系视为构成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伦理本位”下的差序格局;关系互动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城市单位制度下的亚文化,是礼物经济的运作逻辑

 

2.关系研究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对话

 

同样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关系研究与社会网络分析存在诸多共性:关系研究中的行动者,包括个人、群体、组织等,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被视为一个个的纽结(node);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被视为纽带(tie);多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人们在关系网中受到各种伦理规范的约束,而联系紧密或松散的网络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构约束(network constraint)。

 

早在21世纪初,社会网络分析国际组织(INSNA)创始人之一的韦尔曼(Barry Wellman)及其合作者就提出了“网络关系”研究,倡导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研究关系,将关系取向的中国社会理解为网络取向的社会。B.Wellman, W.H.Chen and W.Z.Dong, “Networking Guanxi,” in Tom Gold, Doug Guthrie and David Wank, 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21~242.此后,中国的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求职网、创业网等题器逐步发展,测量与分析了关系的类型(家人、亲属、类亲属还是相识)、关系的强度(熟亲信)、关系的连接性(直接联系、通过中间人介绍)、关系嵌入的资源(信息、人情)等。这些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识别关系如何影响转型中国背景下的社会行为模式。Y.J.Bian, “The Prevalence and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35, 2018, pp.597~621.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特(Ronald Burt)及其同事提出的“关键事件联系人”提名法,讨论了中西方关系网络及其作用机制的共性与差异,是社会网络与关系研究对话的最新成果。R.S.Burt and K. Burzynska, “Chines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13, no.2, 2017, pp.221~260.该方法测量企业家在创立企业及经营过程的“关键事件”中所求助的关系人网络及其效果,分析发现:第一,关系是具有高度互信的、相对独立于网络结构影响的纽带。这种纽带在中西方社会都存在,但在中国非常普遍(大约2/3),而在西方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足1/10)。这是首次从数据分析出发对关系的定义。第二,中国企业家关系网建构的特点是强关系持续贯穿创业过程。强关系呈现高度的熟亲信特征,无论网络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第三,中国企业家的关系网兼具“结构洞”与网络闭合的双重特点。一方面,网络中的大部分成员相互熟知,高度互信;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关系人占据跨越网络边界的“结构洞”,为创业者提供异质性资源,助其成功。

 

3.关系与社会资本的对话

 

社会网络是传递资源的载体。这些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在西方一般被称为社会资本。N.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9~41.资源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资源的传递和获取会受关系的纽带、网络的结构的影响。就纽带来说,关系有强弱之分。强关系倾向于将大量相似的个体联系在一起,他们互动频繁,传递的资源比较重复,但也保证了资源的可靠性;弱关系可以联通不太熟悉的个体,传递更丰富的异质性信息等资源。M.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 no.6, 1973, pp.1360~1380.就结构来说,网络有开放与封闭之别。封闭性的网络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互信度高,维持规范和义务;而开放性的网络中,成员之间联系松散,存在大量的结构空白,即“结构洞”,因而占据洞位置的个体可以沟通互不相识的个体与群体,享有信息与控制优势。R.S.Burt, Structural Hole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5.

 

西方的社会资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经济领域主要关注市场制度下竞争优势的来源。西方市场制度完善,资源的获取可以依靠市场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是建立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弱关系网络所传递的异质性信息,以及沟通互不相连的个体或群体、占据“结构洞”等,确保竞争优势。R.S.Burt, M. Kilduff and S. Tasselli,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n Network advanta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64, 2013, pp.537~547.政治领域的研究关注公民社会的建构,社会资本的作用表现为通过参与公共团体和协会组织,推进民主社会建设。R.D.Putnam,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pp.4~20.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一个过程,这导致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很大,并且资源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获得。因此,关系的强纽带、强义务性保证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M.Boisot and J.Child,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1, no.4, 1996, pp.600~628.并且通过人情交换可以获取稀缺的资源,补充正式制度的不足。K.R.Xin and J.L.Pearce,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9, no.6, 1996, pp.1641~1658.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信任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实证分析发现,熟人信任和亲友信任都对提升政府信任有正向的影响,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而人们在重要节日中建构的强关系圈有利于获取非正式支持,加快灾后重建。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中西方在社会资本获取上的差异与其关系建构和网络结构的差异有关​‍‌‍​‍‌‍‌‍​‍​‍‌‍​‍‌‍​‍​‍‌‍​‍‌​‍​‍​‍‌‍​‍​‍​‍‌‍‌‍‌‍‌‍​‍‌‍​‍​​‍​‍​‍​‍​‍​‍​‍‌‍​‍‌‍​‍‌‍‌‍‌‍​。就关系纽带来说,西方的特征是强度上较弱、功能上较单一、义务上较浅;而中国则是强关系主导、功能复用、义务性强。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就网络结构而言,在西方人们可以参与多种组织、团体、协会,自由流动于不同的群体,网络结构比较开放。而中国人的网络建构呈现出差序性的“圈子”结构,圈子内部是“自己人”,基于血缘、姻亲、亲朋好友等强关系构成;圈子外部是“外人”,熟亲信程度都很低,并且圈子与圈子之间缺乏联系。罗家德:《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2012年第9期。因此,西方社会资本的获取更多依靠弱关系、结构洞,而中国关系资源的获得则是靠强关系、封闭圈。

 

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与社会资本是完全对立的。在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求职研究中,关系与社会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趋势。有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和中国在文化、政治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求职的2/3到3/4都是通过社会网络渠道获得的;这些社会网络渠道在美国被称为社会资本,在中国则属于关系。N. DiTomaso and Y.J.Bia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in the Us and China: Social Capital and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14, no.1, 2018, pp.5~36.

 

五、结束语:中国主体话语的社会学

 

联系性视角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的学术贡献,而关系社会学则是该视角下中国主体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领域。理论立场上,关系社会学既能概括中国本土知识特征,又能解释普遍性的人类社会交换行为,是根植于本土、通行于国际的中国学术流派。方法论上,关系社会学坚持联系性和嵌入性的视角,站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国际学术前沿,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般方法论。概念测量上,关系社会学经历了从移植西方,到本土创新,再到推向国际的发展过程。实证研究上,关系社会学注重关系现象的文化发掘,同时与西方社会资本的研究议题交叉,开始显现中西整合的趋势。推进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一个有效的实验场和前沿阵地。

 

当前,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随之提高。中国主体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要与世界其他文化相互沟通,使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关系社会学需要推进本土知识的提炼,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承担时代重任。

 

作者单位: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杨洋,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