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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描述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8/13 11:48:40

从理论创作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创造已由现代理性意义上的作品创作转变为非理性意义上的文本创作​‍‌‍​‍‌‍‌‍​‍​‍‌‍​‍‌‍​‍​‍‌‍​‍‌​‍​‍​‍‌‍​‍​‍​‍‌‍‌‍‌‍‌‍​‍‌‍​‍​​‍​‍​‍​‍​‍​‍​‍‌‍​‍‌‍​‍‌‍‌‍‌‍​。在后现代主义认同观中,文本并不是对作品的简单替换,它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文本创作也逐渐成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评论和研究的基石。

 

 

1 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观

 

 

“意识”这个词说明图书馆运动的中心是带有社会性质的人。人既是运动的组织者也是创作的源泉,在人与图书馆之间存在着等级制。而文本的出现促使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差异和流动中摧毁了中心论,进一步否定了图书馆学创造的中心意义,解构了图书馆学内部潜在的等级制。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随着语言符码的变化打破了文本自身的界限,不断向相关文本方向流动。因此,图书馆学传统的同一性创造氛围被打破,并把这种创作的位置让至于“互文性”这一词语概念,后现代图书馆学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文本描述话语空间,“那里,语言在循环,没有一种语言凌驾于另一种之上”。[1] 从后现代主义空间论来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描述话语空间就宛如一个游戏场域,与传统意义上的由人来实施阅读消费不同,文本使得阅读消费遵循着一种略显复杂的游戏规则,它注重人的参与,又要实现文本计划,在形式上打破了创作与阅读之间的界限。除了流通之外,文本不会出现话语描述之外的超现实意义,只有运用“查阅和阐述”,在语言描述之中经历、认知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图书馆学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文本,而且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观消解了图书馆精神价值的确定性,将话语描述视为一个正在生长着的过程,每次的话语描述都是一个瞬间表现,能够看到的只是过程。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发生,是因为后现代图书馆学本身就是差异的、不确定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这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影响着其凭借着其所然而转变为其自身的他者。由于后现代图书馆学被贯入持续发生的过程,图书馆学不断变化生存的同时,也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死亡片段来超越自身。尽管有时后现代图书馆学稍显黯然失色,但是它依然以其死亡的片段不断地判断着后来。由此可见,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在动力表现了一种更高秩序的存在要素。[2]持续是后现代图书馆学产生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后现代图书馆学差异性、不确定性的体现,这说明仅仅把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话语描述分成若干个单元是不确切的,须要切实把握住后现代图书馆学诸个契机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本质不能被确定,即使回溯追踪图书馆的起源也难以寻觅到支撑本质本位的根基,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本质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后现代图书馆根本就不能确定本质,那么后现代图书馆学在瞬间所形成的星丛就代表着联系、历史与创造,永恒性在星丛展示的面前彻底瓦解了,文本在后现代图书馆学语境中的产生与发挥,已经促使图书馆意义成为“永恒”的可能性。

 

 

2 后现代图书馆的文本理论

 

 

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观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话语语言描述的颠覆性解释。文本本身是一种语言化的事实描述,这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创作起点,但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语言描述又是怎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有力地阐述,其中表述最准确的当属德里达。德里达通过一系列的词汇来标注他的文本观:增补、播撒、踪迹、延异。增补表明后现代图书馆学语言沿用的是象征手法,语言的直接描绘是寓言式的,图书馆最初的形象很可能是增补的。播撒“表示的是不再还原到父亲的东西”,它“证实了无止境的替换”,[3] 播散抛开了后现代图书馆学与主体的联系,形成了多样化的语义效果,它把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还原成论断、意义效果的不可能性。踪迹指的是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是关涉其他符号的迹象。踪迹不是实际的在场,而是一种变化自身、分化自身的在场幻想,所以,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特征内不可能存在确定性,因为目前的存在是过去的延续和未来的判断条件。延异一词说明后现代图书馆学话语描述中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空间的差异性,符号的作用在空间的差异与时间的对应关系中表现出来。

 

 

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观阐释了图书馆意义的不确定性,对理性认同的真理观不再予以关注。后现代图书馆学对文本的实施导致规则和标准的完全丧失,一切皆处在变化状态中,意义的不确定也导致了后现代图书馆学中人的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动领域。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意义中,举止行为的结果只是一种提议,需要解释与争论。任何一种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意义都不是由概念来表述的,因为差异性,意义的表述是不确定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真正意义的目的就是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重构意义,这使得后现代图书馆学因意义的重构而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图书馆学融入后现代性元素,促使其学科的意义具有了果敢性,它能够主动拒绝权威的进入和权威的解决方案,并始终坚持将来自空间多维度的“噪音”并入一个频道内,使之成为多声道。后现代图书馆学具有了文本创造和接受的功能,极大地开拓了想象的空间,促使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意义尽可能地保持活力,通过文本创造的不断流动,避免一潭死水般的确定性的再出现。

 

 

由于后现代图书馆学继承了意义的不完整性,处于后现代图书馆中,认同成为了需要破解的难题。如果说现代理性社会建构认同并形成普遍的可认同形式,那么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认同难题则主要表现在不清楚要去认同什么,这是因为在后现代图书馆学里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认同对象,或者因对认同对象不信任而不予认同。这种状况的不认同,或者说因不认同引发的焦虑或混乱,构成了后现代图书馆学核心主题,而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结构和语言形式,几乎被这种焦虑或混乱所控制,变成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风格。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游戏里,规则在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筹划如何将游戏过程缩短,这就意味着:放弃永久性的承若,不选择固定化的运作方式,不再承若对任何事的权威予以忠诚,把时间的空间流动变成持续的现在。后现代图书馆学已经不是在构建一个认同,而是在变换一个认同。

 

 

后现代图书馆学在文本的描述状态中体现了一种被称为“坎普”的文本描述风格。“坎普”作为一种新的精神感受力,具备纯粹的审美方式。它拒绝成为理论性陈述表达,唯美、纨绔、感性,还带有一种故弄玄虚的严肃,实际上它是大众精神的一种基本样态。“坎普”对现代理性的反抗,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来临的标志之一。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关注大众立场的同时,也极为关注非理性道德的深层意义,这是后现代图书馆学在使用价值观上拉平一切的“坎普”式的方法论。在文本创作中,图书馆学体现后现代性是为了回避阐释而追求某种文本创作策略,从而能够简化图书馆学创作内容,拒绝对内容的过度解释,制止深度阐释。正如桑塔格所说的那样:“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4] 桑塔格所指的“艺术色情学”,不是从性角度理解的色情艺术,而是针对艺术作品避免说教式内容阐述,进行真正价值意义上的感性分析,通过悉心观察,感受、体验艺术这是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观透明状态的自然表现。

 

 

后现代主义关于话语评判的思想认识极大地影响着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理论,进而影响了后现代图书馆学话语分析和话语批评的特征走向​‍‌‍​‍‌‍‌‍​‍​‍‌‍​‍‌‍​‍​‍‌‍​‍‌​‍​‍​‍‌‍​‍​‍​‍‌‍‌‍‌‍‌‍​‍‌‍​‍​​‍​‍​‍​‍​‍​‍​‍‌‍​‍‌‍​‍‌‍‌‍‌‍​。后现代图书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体的权威被解构,主体被置于平等的地位上,成为一个寻常角色。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思维在于解构即是为了建构。在理性思维中,主体以一个发号施令的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社会融入问题使主体在这个社会层面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终端者。那么在后现代思潮中,因重构的原因,主体则会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进入图书馆的运作之中,并积极、深入地参与运作的整个过程。主体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描述中地位的正确设置,是后现代主义文本观的必然结果,正是在主体重构这一过程中,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现出了一种它所反对的整体性。

 

 

3 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阅读观

 

 

后现代图书馆学认为,图书的出版与图书成为作品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因为写书的人和品读作品的人在文本描述的权力与话语批评接受的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争执。一本大多人不去读的书,说明写书人文本描述权力的失败,而阅读又是话语评判接受权力的彰显和表现文本描述权力的成功。真正的阅读在于忘却一切作者,使读书成为无作者之行为,只有这样,与作者文本描述的痛苦经历相比,阅读才是轻松与快乐的。后现代图书馆学主张阅读是忽略读者的阅读,对阅读最大的威胁在于读者自身,读者的个性、张扬以及矜持都是阻碍阅读的因素。布朗肖认为,阅读要“无知”而不是“知”,经历由巨大的“无知”赋予细小的“知”,通过毫无察觉的先知来获取、接受事先无预测的天赋。作者并不在乎书本上自己的姓名,而是关注无名意义的在场,以那种恭敬的、可互换的、细微的目光消抹一切姓名。这是因为,每当阅读作品时,作品似乎从来没有被读过,只有在多元化的阅读空间里才能实施对作品的影响,每次都是第一次,每次都是唯一的一次,[5]这也许就是作者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作者地位的提高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审美自主或审美自治是定义现代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话语批评中,自主和自治是被消解的,它们被审美民主所取代。由“无知”到“知”就是一个审美过程,包括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内的任何一个后现代主义化的文化成果不再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工具,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它的存在,并可以对其发表评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现代图书馆学的问题不仅是主体间的问题,还是语言文本的问题。后现代图书馆学语言文本自身的解构机制已经成为一种多义性的生产创造行为,一种符码的建构总是会导致它的反向—符码的解构。为此,符码化往往与超量符码化和解释符码化的力量交织、渗透在一起。[6]而且,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符码解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符码的历史意义处于一个生成的过程中。

 

 

在后现代社会的运转中,依托非理性的公共空间性对图书馆学的文本描述被确定为一种以理解为基础的接受,进而在反思过程中形成思维走势。“是否清晰阅读”完全可以成为阅读行为的一种判断,由于后现代图书馆学对文本观的再建构以及对图书馆运行行为的认识改变,阅读已经被认知为一种主动的行为,“理解”这个词语由于后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改变应该在阅读精神中退场了。在理性批判内容中,阅读仅为线性的被动式活动,阅读是受限制的,传统的批判趋势完全可以忽略它。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思考中,只有阅读在移动、变化时,所读之内容才能够展现自身。巴特利通过阐释“语言”与“言语”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区别了“阅读”与“阅读者”。阅读是一种语言表达行为,是一种言语生成过程,随着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阅读产生了层次性,出现了空间多维、甚至相对混乱的形式。它摆脱了单义的约束,形成了复合的、层次性的意义,阅读的最高境界就是寻找一种意义,一种促使阅读更为有效的意义。阅读所得到的这些意义,并不是由阅读者决定的,也就是说意义并不来自于阅读主体,意义实际上是由阅读过程中已经存在的那些观念所决定的。具体来说,阅读的意义是由若干个观点形成的系统所决定的,即系统的标志所决定。同时,阅读的意义不断涌现、变化、翻新,新旧意义错杂交融,形成不断流动、运转的意义流。因为,阅读思想中观念的产生与存在是多元的,各类观念在阅读的过程中起伏跳动,彼此相驳又彼此交融,也正是观点体系的这种变化与流动,使得阅读的最终意义这一理性神话被打破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这种阅读观实际上是对尼采“上帝之死”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巴特利也曾经阐释需要借助结构高于个人的原则来否定作者。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则是通过深化或者变化阅读意义来否定主体的特权,同时认定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游戏规则。此外,读者也没有在阅读意义的产生中获得特殊的权力,读者的阅读行为和作者创作作品一样,是按照各类已建构的规则进行的。巴特利式的阅读曾使得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复杂的体系中呈现出流光四溢的流动过程,阅读中所谓的“已经开始”“已经结束”等阶段性口号已经被消解。符码的描述充分说明后现代图书馆学宛如一部理论作品,其形成是符码交互汇集的表现,即庞大的文化体系网上的一个结合点。由此,随着巴特利式的阅读符码的出现,后现代图书馆学可以宣布主体的死亡。主体死了,随之会产生文本,而且这种文本的产生应是随着阅读行为的发生才可能发现的文本。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本是作为对话语批评的召唤而出现的,解释一个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意义,并非要赋予后现代图书馆学一个规定的含义,而是要判断此学之所以是此学的原因。这样的解释不需要意义的存在,而是一种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呈现,呈现的是此学的复数性。这种解释的关键在于,后现代图书馆学以复数的状态出现,其意义也就是多元化的,那么在运行中这种复数状态有没有限制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没有被追问过,也给不出任何限制,也由此可以看出,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本身具有多样性的意义,这也说明后现代图书馆学多文本的要求是无限制的,文本自身没有中心、没有结构。因为后现代性的原因,文本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空间内被解构了。后现代图书馆学解构文本有两个步骤:一是坚持读懂文本、理解文本,立足于文本的客观实际和详细复述,追寻文本的本源;二是表示追问本源的不可能,以语言游戏的方式观察和对待文本。追寻本源与语言游戏方式之间构成了反讽关系。这里还需关注的是,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再建构,因此后现代图书馆学解构文本并不是随意地解构和颠覆,而是在重视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揭示看似恰如其分的形而上学观点,开展双重话语描述,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双重写作”或“双重科学”。解构并非全是消极的,解构的目的在于在某些边缘的空间领域寻找真理存在的意义,这也意味着后现代图书馆学意义的生成过程不是对意义的放弃,而是对权威的反抗,对新的意义的展望与追求。

 

 

4 结语

 

 

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模式的变化实际上是对理性传统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彻底性的反思和颠覆性的深化。在这种反思和深化中,后现代图书馆学对文本的认识是因消解而深化了,后现代图书馆学把现实社会中的经验教训解构与重构在其认识论中,后现代图书馆学既是一种理论反思形式,也是一种实践理论形式。后现代主义形式下的理论思维,已经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现实体验结合在一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图书馆学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还原,理论向理性传统的价值观还原,但是这种还原是建设性的。这种还原在后现代图书馆学文本创造中表现了一种对抗性,在理论形成上没有实现体系化,而是在对抗着体系化。在神似悖源离经的后现代观念的前提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每一个具有背叛色彩的观念都被铁锤般的思考了一番,这实际上不是为了压碎谁,而是为了历练理论​‍‌‍​‍‌‍‌‍​‍​‍‌‍​‍‌‍​‍​‍‌‍​‍‌​‍​‍​‍‌‍​‍​‍​‍‌‍‌‍‌‍‌‍​‍‌‍​‍​​‍​‍​‍​‍​‍​‍​‍‌‍​‍‌‍​‍‌‍‌‍‌‍​。现实中的前现代及现代图书馆学的若干理论观念都没有经受住这种铁锤般的考验,这并不遗憾,而是要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事物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法) 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M].王岳川,尚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4.

 

 

[2] Adorno T W.Aesthetic Theory [M].New York:Routledge&Kegan Paul,198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