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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述评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8/13 11:51:45

1 引言

 

 

总分馆制始于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世界上较为成熟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在当前国家倡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机会均等、无差别服务的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经历十几年的探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表现为解决政府主导、通借通还、技术支撑、统一管理等问题;发展阶段表现为部分总分馆通过专业化改造,规模扩大、效益显著,并且以理论研究揭示客观规律等问题;成熟阶段表现为示范项目实践、法律政策解读、分馆的持久性与可持续性发展等。[1]尽管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涉及许多问题,但最终无不归结为政府主导、建设主体、管理单元三大要素,可以说,这三大要素决定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构建模式。国内总分馆建设虽然步履艰难,但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下,经过十多年发展形成各种独具特色的总分馆建设模式,并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稳定的发展。为全面了解国内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研究情况,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为数据源,高级检索条件为“篇名”,检索词为“总分馆”,选择模糊检索,截至2018 年9 月9 日,得到515 条题录信息。最早的文献为孔方恩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 年第六期发表的《都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制模式初探》一文,提出建设以总分馆制为标志的都市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性、可行性和需要解决的问题。[2] 相关研究文献在2008 年之前每年发文数量均少于10 篇,2008 年起发文数量增加至30 篇,2017 年发文数量最多为85 篇,这得益于《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颁布与实施。随着总分馆制发展模式的成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 的实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仍是学术界持续不断关注的研究热点。基于此,本文对2008-2018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法律法规和政策

 

 

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推进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公共图书馆法》和《意见》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政策支撑。针对公共图书馆立法必须解决的立法体制问题,于良芝等从“各自为政”到“总分馆式联合”的转变对公共图书馆立法提出的挑战以及法定建设主体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3]张凤鸣认为,明确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具有法律强制性和普遍性,以因地制宜为法定建设原则,实行相对集中的业务管理和统一的文献资源管理,并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总分馆发展方向和时代特色。[4]陈丽纳从《公共图书馆法》的视角,认为基层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应为县级人民政府,明确了总分馆管理机制、建设目标和职能分工。[5]总分馆制是推动图书馆服务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组织方式,而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些学者及时诠释与总分馆相关的法规政策,宣传推广总分馆的中央文件精神与《公共图书馆法》的知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的发展。

 

 

3 总分馆体系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突出服务均等、资源共享、全覆盖等理念,同时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由一个或多个建设主体构建“公共图书馆群”服务体系。总分馆运作形式为“总馆-中心馆-分馆(主题分馆) -亚分馆”四级服务体系,或“总馆-分馆”二级服务体系等。管理方式为总馆统筹协调安排,并与分馆通力合作,实行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互通、政策标准一致。[6]总分馆体系涵盖了总分馆制建设的关键要素、发展重点、总馆与分馆构成来源,以及总分馆体系的队伍构成、资源建设、服务提供、活动开展、流动服务、数字服务和政府保障等。县级图书馆是总分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好县级图书馆事业,构建布局合理、发展均衡、覆盖面广、全面开放的图书馆服务网络,是保障和维护好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罗志军等提出了提升基层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职业自觉、实施扁平化管理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兴办分馆、构建以县级图书馆为主体的多元化基层文化资源等江西省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实施路径。[7]周萍等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5个关键要素,提出如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构建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体系。[8]江晔提出在不打破现有行政体制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覆盖式”的方法,构建以城市中心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以区县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和农村图书馆(室) 为分馆的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9]罗雪明认为过度依赖总馆和政府主导推动是制约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持续降低服务成本、有效保障服务质量、业务协同等措施。[10] 张世颖等认为合理设置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并构建相应的总分馆服务体系,构建可采用“3-3 模式”,即设置3 类建设主体,并相应地建立3 类总分馆服务体系。[11] 蒋永福等提出“4-4 模式”,即设置四类建设主体,并相应的建立四套总分馆服务体系。[12]

 

 

总分馆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关键制约因素在于体制问题。公共图书馆现行的是分级财政基础上的多层管理体制和多元建设主体,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级政府建设并管理一个图书馆”的基本格局。而总分馆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探索如“网络覆盖式”的方法以及“3-3 模式”“4-4 模式”等方法开展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但是,以上这些看法均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总分馆建设必须打破行政条框分割,改变现有体制,以政府为主导的同时,探索新方法和路径完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如“双向嵌入”治理机制、[13]县级总分馆制扁平化管理模式等。

 

 

4 建设模式

 

 

总分馆是指由同一个或多个建设主体出资,形成一个图书馆群,从群中遴选出权威、实力雄厚的图书馆作为总馆,其他为分馆,实现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具体实践中,可生成多元化的建设与服务模式。金武刚等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划分为“多元投入、协同管理”松散型,“多级投入、集中管理”集约型,“单一投入、统一管理”统一型等3 种建设模式。[14] 周萍等在以上3 种建设模式的基础上,又延伸出多层投入、合作管理作为第四种总分馆运作模式,并从地区政策、管理主体、建设主体、建设机制、服务方式5个方面分析了以上四类型模式的共性与个性。[15] 裴陆按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将我国现行的总分馆模式划分为合作共建(行业协调)、联合建设(政府指导)、一体化管理(政府主导)、自主建设(跨界合作) 4 种模式。[16] 刘洋针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管理模式,从服务技术、服务保障等方面设计评价体系,针对分析结果,建议图书馆从构筑文献服务资源体系、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加大技术支持等三方面进行改进。[17]

 

 

赵刚认为中西部地区县域总分馆分为“直管模式”“外包模式”及“联合模式”3 种建设模式,并阐明了政府重视及资金保障是中西部地区县域总分馆制建设的关键,也是总分馆制建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18] 马岩等提出合作制总分馆模式、联合制总分馆模式和协同制总分馆模式。[19]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分馆模式研究在大量实践基础上逐渐成型,并被广泛推广,不同的模式应用的范围不尽相同,整体上呈现出模式多元化的态势,可供不同区域、层次、类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选择。此外,还出现了对总分馆管理模式的服务效果进行审视和评价的研究,这种针对总分馆实施效果的评价,有利于总分馆建设与服务的良性发展。

 

 

5 资源建设

 

 

资源建设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前提与基础,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配置是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新时代的公共图书馆非常重视馆藏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即注重馆外资源的捕获、选择、吸收,也着重于馆内外资源优化整合,同时,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如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专业资源等的收藏与利用,并在总分馆制下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主题分馆,丰富总分馆的建设内容。屠淑敏以杭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中的专业主题分馆建设为例,指出其建设关键因素包括主题确定、馆址选择、多方合作、馆藏体系构建以及服务方式设计等。[20]

 

 

总分馆模式下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是实现图书馆普遍均等服务的重要途径。王天亮从区域自身条件、普遍均等服务范围、经费来源和政府支持等方面探索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路径,以期促进总分馆建设合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21]张竞元以嘉兴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对文献资源产权的解决方案为案例,从总分馆模式、分级财政体制下的资金支持体系等方面分析形成方案的成因,并对相关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产权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比较​‍‌‍​‍‌‍‌‍​‍​‍‌‍​‍‌‍​‍​‍‌‍​‍‌​‍​‍​‍‌‍​‍​‍​‍‌‍‌‍‌‍‌‍​‍‌‍​‍​​‍​‍​‍​‍​‍​‍​‍‌‍​‍‌‍​‍‌‍‌‍‌‍​。[22] 麦旭辉认为,在总分馆模式下图书馆应当遵循系统性、动态性、均衡性等原则,根据文献资源建设工作每个阶段的特点制定质量控制的目标和任务,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实施全过程的控制。[23]

 

 

数据整合也是资源共建共享的范畴。大数据时代,身处总分馆体系下的公共图书馆应通过大数据应用平台,科学、合理、全面地揭示中心馆/ 总馆和分馆的运营数据,满足读者个性化服务与领导决策层进行决策咨询的需要。孙振东认为,大数据应用平台构建策略须按照核心系统确定、数据边界界定、数据采集清洗与整合、大数据应用平台搭建等步骤进行,并以可视化方式通过大数据统一发布平台将各项数据推送到图书馆各类信息终端上。[24] 资源共建共享与总分馆建设模式息息相关,包括财政支出、建设主体、产权归属等,但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研究比较少见。

 

 

6 成功案例分析

 

 

6.1 苏州模式

 

 

苏州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始于2005 年,实行全委托下的统一管理模式。苏州图书馆作为总馆,负责分馆建设,包括图书馆管理系统、图书编目、著录、上架、定期调配图书、委派管理人员、业务辅导等。各区(市)、街道(乡镇) 政府负责提供分管场地、装修、设备、物业等经费,并委托总馆管理,每年支付一定费用。总馆和分馆之间实行统一的管理与服务。总馆统一进行资源的采编与调配,与分馆有统一的计算机业务管理系统、技术标准、数字资源建设标准、评估标准、服务标准、读者活动、借书证一卡通(通借通还) 等,这种总分馆模式称为苏州模式。[25]

 

 

苏州图书馆建立起既遵循总分馆客观规律,又与苏州实际相结合的总分馆制度,使苏州的总分馆成功进入政府主导,实现了苏州总分馆的科学规划,保障了苏州总分馆的可持续发展。[26] 陈晓玲等提出了“苏州图书馆—社区分馆”模式,认为通过制度设计,从体制上寻找总分馆体系“合适的管理层级”和“合适的管理单位”是破解“体制悖论”的关键所在。[27]

 

 

6.2 杭州模式

 

 

杭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最初是基于一证通体系的联盟性质的总分馆服务形式。梁亮等认为,“中心馆—总分馆”在“大杭州”范围内构建了有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让公众最大程度、最为便捷地享有“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性。[28] 叶艳萍以桐庐县总分馆制建设为例,重点突出区(县) 级图书馆在杭州地区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体制上保证图书馆体系发展的良好环境。[29]

 

 

6.3 其他案例

 

 

嘉兴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为“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乡镇分馆建设模式。李超平认为,嘉兴模式形成以总分馆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跨系统的图书馆服务联盟两个体系,其特点为“三级投入,一级管理”,管办分离而非财政投入模式。[30] 田碧提出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模式,鼓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注重统一管理,为经济服务并形成特色,重视品牌连锁效应。[31] 吴蛟鹏介绍了温州“城市书房”的建设起因、过程、成效和特点,将“城市书房”模式与嘉兴模式、杭州模式进行比较,提出“城市书房”的进一步发展建议,为城市总分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说是“第三总分馆模式”。[32]张启林认为,温州市图书馆通过采用集中管理、馆际联盟、协议合作、街道及社区协助4 种模式建设总分馆,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33]

 

 

7 结论

 

 

7.1 研究文献的分布比较合理

 

 

检索得到的515 条题录信息,资源类型包括期刊(391 条)、报纸(96 条)、硕士论文(7 条)、国内会议(21 条)、学术辑刊(2 条)。以期刊论文为主,学科领域多为图书情报,研究机构以公共图书馆为主,集中于案例介绍与推广。如东莞图书馆(17 条)、哈尔滨市图书馆(11 条)、嘉兴市图书馆与苏州图书馆(各9 条),说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以实践应用为主,公共图书馆馆员参与研究较多,同时也有一批图书情报专家如李国新、郑建明、蒋永福等加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研究领域,从高层次理论角度引领实践创新,使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7.2 研究文献较为全面

 

 

总分馆制实践性较强,新闻报道性文献较多,如中国文化报有44 条相关报道,其中针对嘉兴模式、苏州模式、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模式、温州“城市书屋”、深圳模式等都进行了及时报道,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理论研究。这是一种实践引领理论的研究,案例分析多为对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经验、教训、问题、对策等内容的剖析。此外,尽管期刊论文数量不尽人意,但是,2018 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论坛》《情报资料工作》等刊物的征稿启事均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列为研究重点,将持续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研究提供可靠的平台。

 

 

7.3 学术研究与法律政策相互促进

 

 

2007 年5 月,文化部在天津召开图书馆延伸服务经验交流会,随后,在制订《公共图书馆“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开展“《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等课题研究中,均专门设置了与总分馆建设相关的子课题,形成了《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研究———全覆盖目标下的选择》等研究成果,并将“总分馆”写进了《公共图书馆法》的建议条款中。[34] 2008 年4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高层论坛”形成的《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共识》,宣传了总分馆建设的思路、技术和方法。在此背景下,李国新、于良芝、高波等图书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对总分馆建设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介绍个案,而是从总分馆建设的系统性出发,界定总分馆概念,比较分析各种模式,从不同角度探索总分馆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途径。一方面,学术研究推动了相关总分馆建设法律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针对政策法规解读又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7.4 研究缺乏活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

 

 

总体上,总分馆研究由最初的总分馆必然选择、定位、立法、模式比较,发展到总分馆体系建设、中西部地区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基层图书馆分馆与专业主题分馆建设、法规政策解读等研究,其间又跨界到文化馆、博物馆的总分馆研究。这些研究以宏观为主,缺失难点、疑点的研究,需要围绕着总分馆实践展开一些注重细节的精准性研究,如资金持续投入(PPP 模式、众筹、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等)、评价与绩效、新技术运用、总分馆可持续发展的配套措施等,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细化、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邱冠华.新世纪以来国内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回顾与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 (4):18-31.

 

 

[2] 孔方恩.都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制模式初探[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 (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