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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边疆史地著述的文献来源与特点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8/13 11:54:30

姚莹是一位典型的桐城派文人,同时也是近代最早一批“开眼看世界”并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在近代第一次边疆危机中,他敏锐地观察到重新发现中国边疆、放眼域外地理的重要性。作为桐城经世派的先驱,[1]他在传统学术框架的边缘地带发扬先贤史地之学以及桐城文人的文献编纂传统,① 其一生主要精力都倾注在边疆事业上,治边、研边、记边合一,留下了多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边疆史地佳作,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的视域范围从内地扩大转移到遥远边疆,并以其一人之识力同时关注了西北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域外地理。

 

 

姚莹边疆史地著作的成书,既受到其作为学者型官员的个人从政与亲历边疆的经历以及桐城派作家擅长为文叙事论理的写作技法等因素的影响,② 也与他对各类文献史料的悉心发掘和娴熟运用密切相关。

 

 

1 边疆史地“三部曲”的成书与刊刻

 

 

1.1 西北陆疆史地专论———《识小录》

 

 

《识小录》虽是姚莹晚年于蓬州任上始着手整理,后复委托鄱阳陈方海代为编校,实此书于三部中写作最早。嘉庆戊辰(1808) 姚莹初中进士,客两广总督百龄幕府。当时两广为沿海夷务最繁之区,姚莹在此目睹和接触了大量夷人夷事和域外情势,这成为姚莹撰述《识小录》的重要缘起。他在后来成书的《康輶纪行》中忆及这段经历时提到:“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2]1

 

 

《识小录》于道光十三年(1833) 编校成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 始行刊印。全书共八卷,其卷四为西北史地专论,有《内旗外旗之别》《喀尔喀内附始末》《卡伦形势》《新疆两路形势》等9 篇,为“姚莹研究边疆史地和敌情外事的第一部著作”。[3]

 

 

1.2 东南海疆史地专著———《东槎纪略》

 

 

《东槎纪略》系姚莹首次台湾任上所著。在姚莹一生不算复杂的履历上有过三度赴台经历,分别是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年(1819-1822)、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 和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838-1843),这在有清一代任职台湾的官员中实不多见。更重要的是他将在台之观察经历与治理方略行诸文字,汇为一编,撰成《东槎纪略》五卷。卷一主论民政军政,卷二、卷三主论噶玛兰地情、开发与治理,卷四议台湾兵事,卷五谈民变与平乱事,主题明确,体例清晰,从台湾的战略地位、历史地理到军政民情、治台方略靡所不究。

 

 

按其自序,《东槎纪略》单行本当最终编定于道光九年(1829), 又按吴序,当刻印于道光十二年(1832)。此后又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复堂全集》本及同治六年(1867)《中复堂全集》增补重刻本印行。此外,该著还有沈楙惠辑一卷本道光二十九年《昭代丛书》壬集本行世,[4]部分重要篇章则被收入丁曰健增辑、同治六年刊印的《治台必告录》中。如果说《识小录》关于边疆和域外史地的认识尚较浅显的话,《东槎纪略》已可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边疆史地专著。作为一部以台湾为叙事中心的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东槎纪略》“恰好是世人所称许的姚莹两大成就的结合”。[5]

 

 

1.3 西南陆疆史地与域外地理专著———《康輶纪行》

 

 

《康輶纪行》是姚莹因抗英保台获罪、贬官四川时期,两次奉使乍雅途中写就的有关西藏史地和域外地理的专著,也是姚莹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研究最多的一部边疆史地著作。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 十月至二十六年(1846) 二月历时一年又五个月间,姚莹两次“藏差”往返“冰山雪窖”万余里,“逐日杂记”沿途见闻。凡所经行程、途中崎岖艰险、地方道里远近、藏地风俗人情、康卫山川形势、语言制度及所访西洋情事、诸教源流皆详考博证,备录不遗,撰成《康輶纪行》这部旷世杰作。

 

 

来新夏先生称:“清代中期,学界颇多留心边疆史地,但注重西北者较多,其能全面研究西北、西南者,当推姚莹”。[6] 而最能直接反映姚莹“全面研究西北、西南”著作的莫过于《识小录》及《康輶纪行》。《康輶纪行》是一部日记体著作,初稿撰成于姚莹奉使西藏归来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后姚莹辞官归里,重加缮写,邀同里方宗诚参与校订,叶棠绘制所附地图并跋,订为十六卷单独刻印,此后又编入《中复堂全集》本刊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桐城沦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之地,原书藏版被毁。同治六年(1867),其子姚濬昌在安福县署整理重刻。

 

 

2 姚莹边疆史地著作的文献来源

 

 

姚莹史地著作注重对史料的遴选以及对史实的考证求索,同时不拘篇幅保存了大量有关边疆治理和域外史地的第一手资料,因而颇具史实与文献价值。细考之可见,其边疆史地著作的文献来源类型多样,既有官修史志典章、政府文书档案,也有个人诗赋文集、私人往来书信乃至踏雪卧冰、访诸野老的实地考察资料。

 

 

2.1 地志舆图类史地文献

 

 

姚莹虽为博闻广见之传统桐城派文人,但受多年仕宦经历影响,每到一地必十分关注并勤加搜集地方史乘与地志舆图。这从其史地著作时常征引前人论著,特别是各类方志资料,蒐集各家、博采众长、论析考辨中可以显见。一些方志资料是姚莹公署案头必备,一些则在差旅途中随身携带不时览阅。这些志书是姚莹考察边疆风俗民情与山川情势的最初依据,也是其思考治理对策与书写心得的基本史料及考订对象。

 

 

具体而言,姚莹边疆史地著作频繁引述或介绍的史地文献多达数十种,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为地理总志、方志和舆图,如《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太平寰宇记》《四川通志》《卫藏图识》《西藏志》《八旗通志》《台湾府志》《诸罗县志》《凤山县志》等;其二为正史地理志和列传,如《尚书·禹贡》、新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明史·乌斯藏传》等;其三为水文山川类专志,有《水经注》《水道提纲》等;其四为私家志书及行记,如《益州记》《大唐西域记》《藏炉总记》《徐霞客游记》《西域闻见录》《北征纪行》《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蛤仔难纪略》等;其五为域外地理图籍,包括多种海外地图文献,既有历代中国学者所著之《佛国记》《真腊风土记》《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也有来华西方传教士所著之《万国图志》《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等。

 

 

2.2 会典通志类典章文献

 

 

典章文献是了解边疆政治、经济制度与民族、宗教状况的基本工具书,当代政书对于处理边疆事务、改进边疆治理更有直接的指导和参考功用。姚莹在边疆史地著作中有效利用了清中叶以来编修的几部重要典章文献。

 

 

(1)《清会典》。清代共修过五部会典,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合称《五朝会典》,距姚莹关注边疆事务时代最近的一部是《嘉庆会典》,辑录于嘉庆六年(1801),告成于二十三年(1818),由大学士托津、曹振镛任总裁。

 

 

(2)《《清朝通志》。乾隆年间嵇璜、刘墉等奉敕撰《续通志》,是为十通之一,书中纪传自唐初至元末止,二十略自五代至明末止。随后又撰《皇朝通志》,所载典章制度自清初至乾隆五十年止。在写作《康輶纪行》的过程中,如卷一《乍雅两呼图克图缘起》,姚莹除援引《四川通志》《卫藏图识》等介绍康卫及乍雅地理外,还大量征引参酌了《清会典》《清朝通志》等史料,对两藏僧相争的宗教背景及西藏地方政治源流作了详细交代。这既有助于处理双方纠纷时做到胸有权衡、有理有据,也有意识地摘录保存了一批涉藏制度史料及相关制度在藏区实施状况的案例记录。

 

 

2.3 奏议公牍类文书文献

 

 

姚莹于地方治理向有心得,对地方官吏的职责使命也有着清晰把握。他既勤于政务、善理纷争,又十分注意在处置或协理政务过程中观察思考,用心总结,撰写了大量涉及边疆治理、海防建设、抚夷之策的奏议公文及往来书信,为主政者及后来者提供参考和鉴戒​‍‌‍​‍‌‍‌‍​‍​‍‌‍​‍‌‍​‍​‍‌‍​‍‌​‍​‍​‍‌‍​‍​‍​‍‌‍‌‍‌‍‌‍​‍‌‍​‍​​‍​‍​‍​‍​‍​‍​‍‌‍​‍‌‍​‍‌‍‌‍‌‍​。此类文献多被他系统收录在相关文集中,其最具特点的一部当属《东槎纪略》。

 

 

《东槎纪略》五卷25 篇,其中16 篇专门论述治台保台方略,即卷一《复建凤山县城》《改设台北营制》《改配台北班兵》《筹给艋胛营兵米》《筹议商运台谷》《筹建鹿耳门炮台》《埔里社纪略》,卷二《筹议噶玛兰定制》, 卷四《台湾班兵议》(上、下)、《复笛楼师言台湾兵事书》《复笛楼师台湾兵事第二书》《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与鹿春如论料匠事》等。此外,首尾两篇《平定许、杨二逆》《陈周全案纪事》,虽为平乱纪事,实亦攸关地方稳定与治理。此类文字收录集中,既彰显了姚莹对提倡经世之学的高度热忱,又展现了其“不为詹詹小言”、所论诸事“切实详备,凿凿可见之施行”[2]527 的远见卓识。姚莹曾反复强调一个合格的守令要做到“审其势而察其机”,反对那种“或习近闾阎而闇于制度,或锐意兴革而昧于事情,逐末者忘本,务名者乖实,言之娓娓而无所用”[2]528 的庸吏。而他初次赴台短短三年时间即形成了上述对台湾形势全面把握及全台方略周详赞画的深刻见地,可见其从政之积极有为。故姚莹因《东槎纪略》中提出的众多施政方略与具体建议得以在十几年后获道光皇帝赞许“熟悉情形,才守兼优”[7]并再授台湾兵备道当非偶然,而此后其政见与治术在鸦片战争抗英保台中一一收到了成功实践更属必然。此亦正见姚氏选择保存这类文献于治世之有益。

 

 

2.4 口述史料与官府档案

 

 

在姚莹看来,但凡有用于世的文字皆当辑录保存。即便编纂个人文集,他也毫不吝啬笔墨篇章为使其深感危机重重的清朝边疆治理与研究主题专篇载录他人著述以资旁参。其《识小录》卷四“西北史地”九篇采自口述史料,而《东槎纪略》卷二《筹议噶玛兰定制》一篇录自官府档案,两者皆充分体现了姚莹善待史料的文献留存意识。

 

 

嘉庆十六年(1811),姚莹在两广总督松筠幕府做事。松筠曾两任伊犁将军,前后居西北塞外近20年,熟谙西北史地,著有《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等,详载西域疆域地制。姚莹对边疆史地和域外地理的兴趣或是源自这一时期与松筠的交往。施立业先生在梳理姚莹此段经历后即明确认为“《识小录》中有关西北史地者均曾咨询松筠或经其审核”。[8] 从文本分析来看,姚莹于《内旗外旗之别》开篇即清楚无误地提到与松筠的往来,当时松筠“以与惜抱先生有旧,颇相接待”。[7] 论及西北地志,姚莹认为其时官私载记已不下30 多种,其中大部分都是“各记所闻,或考诸传志,互有异同”,惟松筠所著两种最为详确。经对比诸书,发现“间有不合者”,于是“从容以请,公又为剖其是非”。[9]99 除了篇首的交代,姚莹在《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形势》《西藏》诸篇中也都多次提及松筠;数十年后,姚莹还曾在《康輶纪行》卷十六“夷酋颠林绘图进呈说”条中追忆松筠。以上均可见松筠对于姚莹此后专注留心边情及中外交往之事影响至深。而姚莹也不没故人之谊,原原本本将当初请益松筠所得之言悉加整理,载于个人集中,确为西北史地研究留下了一笔珍贵史料。

 

 

《筹议噶玛兰定制》也是一篇非姚莹本人撰著而被收入姚氏集中的公文档案。道光二年(1822),姚莹在噶玛兰通判任上因别案遭劾去职内渡,次年适同里旧交方传穟调任台湾,复渡台入其幕参赞政务一年有余。方传穟和时任闽浙总督赵慎畛就台湾治理、兵防与开发事务多有征询姚莹意见,此后一些重要治台决策如商运台米定额制度、台北营制改设方案、台湾兵营治理办法等均在姚莹直接参与下相继出台。这段时间姚莹无官在身,加之此前对台湾大略已有较深入调查,得以撰写系列政略文章,后大都编入《东槎纪略》。特别是在姚莹倾注心力的噶玛兰开发问题上,因他在任上去职,许多筹备已久的事务未及施行。恰方传穟署台湾府,吕志恒补噶玛兰通判,在赵慎畛的直接过问下,要求新入籍的噶玛兰各项地方制度尽速筹议,“往竣其事”。[2]567 由此在厅府之间产生了大量公文,所谓“志恒条列应造册者十事,议行及停罢者二十事,传穟覆核,上之院司,悉如所议奏咨”。至此,“兰制始定”。[2]567 姚莹对这批关涉噶玛兰赋税田亩核定、城垣衙署建造、仓谷储备、设隘防守等制度性条款的往来公文极为重视,逐条加附“志恒议曰”“传穟复核曰”等提示语,备载照录,独立成卷。事实上,在噶玛兰定制的筹议过程中,姚莹正在方传穟幕中,且因他熟稔兰地事务,必预事其中,协助参定。噶玛兰定制的形成,姚莹的个人贡献自不可忽视。姚莹在文集中还如此长篇累牍摘录有关公文档案,足见其对于保存边疆开发与地方治理文献“俾后来者考镜”[2]567 的真挚情怀。这些文献亦实实在在成为今人观察清代边疆经理、研究台湾垦政及宜兰地方史不可或缺的核心史料。

 

 

2.5 实地调查与实证史料

 

 

姚莹一生履历与边疆关联密切,三次渡海赴台、两次奉使入藏,加之对边疆史地的独特情怀,为他提供了在文献之外切身体验边疆、开展实地考察的良机。实地考察形成的调查资料也成为其史地著作的重要文献来源。这在《东槎纪略》与《康輶纪行》两书中表现最为明显。

 

 

姚莹在台期间,既对台湾作为东南屏障、“海外要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刻而独到的宏观认识,也对台湾岛内的民族民情、地方社会、兵防要隘、地形地貌及交通线路等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其《噶玛兰原始》《噶玛兰入籍》,重点梳理了台湾东北之宜兰县的早期开发进程,特别是关于原住民与汉人在生存空间争夺中引发的汉番冲突、漳泉粤三籍械斗等历史场景的回顾与分析,成为地方官吏及清廷决策的重要依归;《西势社番》《东势社番》记录了噶玛兰西势二十社、东势十六社原住民的开化历史及番社名称、方位、人口、首领及有关制度情形;《沿边各隘》《施八坑》则记沿山设隘及隘地之制;《噶玛兰台异记》论及姚莹在台组织台风救灾活动并引申出姚氏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噶玛兰厉坛祭文》则体现了姚莹在推动噶玛兰地方各族群和解和睦方面所做的努力,其中对台湾当时四大族群漳、泉、粤及生熟番社历史渊源的观察有着重要的人类学与社会史研究价值。同时,姚莹在史地领域的兴趣专长则充分体现在《台北道里记》的“雅洁”叙事中,19 世纪上半叶台湾北路的城镇风貌、自然景观、人口分布、道路交通被勾勒串连于一线,浓缩在一编。

 

 

如果说《东槎纪略》对台湾史地的观察有着较强地方治理色彩的话,那么《康輶纪行》则可谓姚莹带着明确考察目的撰著而成的一部川藏及域外风土“考察报告”。鸦片战争的失败令姚莹深感国人“不勤远略……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2]358 鉴于此,他以为国为民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肩负起考察边务夷情、徐筹制夷之策的重任,一面记录西藏途中的所见所感,一面“就藏人访西事”,[2]1 所获极丰。

 

 

在《康輶纪行》中姚莹强调自己的考察活动与史地撰述目的非常明确,“非徒广见闻而已”。如,他虽已参阅多部前人所著西藏文献,仍不厌其烦详载入藏途中所经道路山川、藏俗民情、气候物产等细节,因他认为史书记载内容具有时代性,故“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2]1 又如《旧唐书·吐蕃传》记蕃地风俗“其人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贵人处于大毡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对此他指出:“唐时至今千余年,俗亦不尽尔矣”,[2]244 结合自己的亲身闻历修正了人们的固有认识。对于他素来关注的俄罗斯、英吉利诸外夷之远近,在此次考察途中也获取了全新认识。如“西藏外部落”条中,他得知“廓尔喀在后藏正南聂拉木及济咙界外,其东北为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三部,皆为廓尔喀所并。其南即东印度也,今为英吉利所据”​‍‌‍​‍‌‍‌‍​‍​‍‌‍​‍‌‍​‍​‍‌‍​‍‌​‍​‍​‍‌‍​‍​‍​‍‌‍‌‍‌‍‌‍​‍‌‍​‍​​‍​‍​‍​‍​‍​‍​‍‌‍​‍‌‍​‍‌‍‌‍‌‍​。[2]103 姚莹就此注意到英国早已占据整个印度并有觊觎西藏之野心,这是此前清朝知识界一直未能廓清的迷雾。即便是在姚莹深为叹服的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中,亦误以为“廓尔喀界西藏及东印度,摄两强敌之间,……近日英夷西与俄罗斯构兵争达达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俄罗斯得之,则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血战。雍正五年,俄罗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务鲁木,以其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国学剌麻,当即与廓尔喀相近”,[10] 其中的地理认识和诸国方位颇显混乱。姚莹根据自己的调查咨访辨证了魏源记载之误,后来他的考订成果还为魏源修订《海国图志》时所采纳。同时,姚莹认为对于外夷形势,在参酌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的同时还应重视海外舆图的使用,故其《康輶纪行》末卷专载各类域外地图并附以图说,真可谓“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4]358

 

 

3 姚莹边疆史地著作的史料运用特点

 

 

前揭姚莹边疆史地著作史料来源数种,可谓纷繁复杂、类型多样。从姚氏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进一步发掘,姚莹之所以能够有效驾驭来源如此广泛、体裁异常芜杂的众多材料,在于他处理史料时坚持了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3.1 综合运用各种文献以达“详考博证”“言皆征实”的著述效果

 

 

乾嘉时期是传统地理考据的全盛时期,姚莹的史地撰述也吸纳了乾嘉考据学研究方法的有益成分,善用多种文献学手段开展地理考证。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地志舆图类文献和典章制度类文献的取舍运用上,如他在《康輶纪行》一书中对西藏地理的考述。

 

 

在该书中姚莹征引前人及当时志书数十种。对这些文献,姚莹不轻言尽信,也无随意征引有利史料,而是秉持博览详考的原则,综合运用版本、校勘、辨伪等手段,“辨其真中之伪,而得其伪中之真”,[2]248通过悉心考订再加驳正或采用。细览全书会发现姚莹奉使西藏其实是一段崎岖备至、辛苦遍尝的旅程,不过为求深入了解西藏情形和沿途风物,做到言必有征,尽管姚莹自谓“顾行笥少书,惟携图说数种,未能博证”,[2]1 但从其所著征引来看,姚莹前往西藏的行箧中至少携有《四川通志》《西藏赋》等多部川藏地志及关涉藏俗藏制之官书文献。这其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 由马少云、盛梅溪所纂《卫藏图识》颇为姚氏所重,全书引述达70 余次之多。该书原是为进藏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清军而编的一部藏地指南读物,其最大特点是以图为主,随图记程,详录山川、风土、民情、轶事等西藏社会各个方面,史料价值及记载可信度颇高。[11] 但对其中讹误,姚莹则根据自己的博识与见闻毫不迟疑加以考辨。此外对域外地理的辨讹也同样极为用心。正是因为姚氏史地著作坚守了“言皆征实”[2]521 的基本原则,故“其所记风土人情、山川形势,实有以证海国诸书之虚实,而救其罅漏者”。[2]522

 

 

3.2 不拘旧俗、不存成见,尽力保存“于斯世有益”之文,以裨“文献之徵”

 

 

姚莹身处时代大变革之际,在传统沿革地理注重对政区沿革、水道变迁的考证及地名、山川、名胜的记载等内容框架之外,也进行了可贵的学术探索。特别表现在史料选择上的不拘旧制、大胆创新,例如他以较长篇幅辑录保存“松筠西北史地九篇”等口述史料和“筹议噶玛兰定制”等档案资料,为他的史地著作注入了鲜活材料。这也是姚氏边疆史地研究在历史编纂学层面所作的尝试和突破。

 

 

姚氏《识小录》八卷,泛论学术源流,旁及经史子集四部,皆求于时事有用。“西北史地”九篇在全书体例中稍显突兀却不害经世致用、御辱图强的主旨,且见姚氏保存文献之功。首先,其对松筠本人边疆著作《绥服纪略图诗》《新疆识略》的整理而言,有补苴史料缺失、比勘史实讹误的参考价值;其次,就西北史地学而言,姚莹虽无专研西北边疆之作,但所录诸篇概论新疆、蒙古、西藏的民族、地理、宗教、风俗,详述中俄边界沿革与走向、边防哨卡设置与驻军以及俄罗斯、廓尔喀域情,称得上是一卷近代中俄关系研究的先导性文献。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姚莹的大胆之举做到了“博而不杂”。吴孟复先生即认为:“其中言旗制,言形势,言通商,言兵额,言财赋,言漕运,皆兵农之要务,其详于西北地理及宗教关系,亦由当时事势使然;其论述历史人物与记载时人行事,亦皆有关时政,意取借鉴……惟其博洽多闻,详审得失,然后心胸开阔,识见高远”。[9] 3-4 姚氏《识小录》一出,即引起当时专研西北史地的学人群体的关注,何秋涛在纂辑《朔方备乘》时就曾将姚著涉及中俄关系的内容部分辑入其书。[12]

 

 

3.3 提倡“以所亲历考证所闻”,[13] 通过“亲履其地”“勤求访问”,以实地调查纠史书之谬,以亲身见闻补史乘之缺

 

 

清代考据学的鼻祖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重视实证博学的学术思想,引领推动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其考据成果不仅坚持考辨文字音韵以通经学、归纳古书通例的研究方法[14] 和“以经证经”“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15]还高度重视验诸实证,将所见所闻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治学理念。然延至乾嘉学人并及道咸诸家,反而多遁入典籍,闇于搜讨群书,遍考诸籍,实证精神渐失。尤其治边疆史地者,既具博学宏识又能亲历其地者少之又少。

 

 

史地文献是文史诸学科中最具应用价值的一类史料,这是近代经世思潮在边疆史地领域最先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史地文献撰著价值与水平的高低同撰者的见识及实地调查考察的效果息息相关。张承宗曾指出:“姚莹治学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16]相比于同时期一些缺乏实践经历的边疆史地研究名家来说,姚莹算得上是当时最具田野调查精神、重视实证研究的一位学者。前述《东槎纪略》《康輶纪行》诸篇多为姚莹在东南孤屿、西南岩疆的土地上深入史料记载的现场“访诸耆老”“考诸案牍,咨询旧吏”再核诸文献的产物。

 

 

正是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各类史料在姚莹笔下化繁为简、剔粗取精,最终融为一编,从而实现了其边疆史地著作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经世价值三者皆备的著述效果。

 

 

[注释]

 

 

① 参见(清) 朱书《游历记》、(清) 姚鼐《新修江宁府志》、许结《〈桐旧集〉与桐城诗学》,程章灿《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 年版、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文献》2011 年第3 期.

 

 

② 参见章永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黄山书社200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