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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鉴定那些事——千窑出一宝祭红釉瓷器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3 15:51:36

祭红釉瓷器,其表面通体为红色。因为釉质的原因烧成后的色调有所不同,便有了鲜红、醉红、宝石红、积红及霁红等名称。明末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在《历代名瓷图谱》中感叹到:“积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乃历代名瓷之首冠也,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图1)祭红釉属于氧化铜釉类的一种,釉中氧化铜的比例低于釉里红、豇豆红,而高于郎窑红、窑变红,调配成的釉料呈灰白色。相传古代为了使釉色便加美丽动人,最终能够达到“其色似初凝之鸡血”的鲜明效果,在配釉过程中还掺入了玛瑙、宝石、珊瑚、玉石等名贵的矿物。而在实际中,只要在釉料中适当加入一定比例的含石英类的材料,就可以提高成品釉面的光泽度。

铜红釉瓷器是历代瓷器中最难把控烧制的品种之一。冠有宋代“五大名窑”美名之一的钧窑,开启了将氧化铜加入釉料烧制瓷器的先河,烧制出的瓷器称为钧红或者窑变红。

在历经宋、元两代几百年的时间里,烧成的瓷器釉面却多显现出无光泽的“乳浊”感,红色部分也多为粉红色或根本不发红,其中釉面能达到正红色的瓷器,可谓凤毛麟角。因此也就有了“家有万贯,不如钧红一件”的名句。

钧窑开启了以铜入釉烧制瓷器的先河,而将铜红釉瓷器真正烧制完美的窑口,却是元代的景德镇窑。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窑,以氧化铜做为发色剂,烧出了以画面为主的釉里红瓷器品种,和器物表面通体表现为红色的祭红釉瓷器品种。

祭红釉瓷器的出现完全是元代景德镇窑工的智慧。当时所创新出的槎窑, 其特点是在炉内部可产生1200℃~ 1300℃的温度,为了不浪费寸土寸金的窑位,配釉师傅们充分利用这100℃的温差,配合不同金属矿物如钴、铜、铁元素的发色温度,创造性的在一窑内同时烧成了甜白、青花、釉里红、祭红、祭兰、紫金釉等多种釉色。

祭红釉能够正常发色的温度在1250℃左右,窑内最佳码放位置在“窝里”偏后的部分。而由于氧化铜有易挥发、不稳定、对温度变化敏感的特点,若在码窑时选位不佳、投柴烧窑时机不对,都会对铜红釉所需的气氛产生较大影响,导致釉色发生变化甚至失败,这也正是祭红釉乃至铜红釉难烧的主要原因。但也正是因此,才有“千窑一宝”之说。

由于祭红釉对温度表现敏感,所以在器型上多制作小件器物:圆器类有杯、碗、盘、碟、高足碗以及文房用品等;琢器类主要是各式瓶、罐类小件。最大者也仅约30厘米高的玉壶春瓶。好的祭红釉瓷器,釉色殷殷,如初凝之鲜血,夺目而不艳丽;釉质光润匀净、不流釉、不脱口、无开片、无棕眼黑斑,可谓色之极致。因祭红釉难烧,所以明、清两朝多为官窑器物,若财力不够,此窑位要用其它釉色品种代替。清代人在《景德镇陶歌》中专门论述其烧制之难:“官古窑成重祭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元代祭红釉瓷器相对比较少,造型多是小件盘、碗圆器类,造型与同时期的青花器风格相近,只是将同类器型施以品种瓷器,在出窑后又经过最严格的筛选,仅保留下了最优秀的品种。

高足碗又称净水碗或马上杯(俗称把儿杯),多在元代流行,后多为供奉用品。高足碗的原型为金属器,很适合游牧民族骑马饮酒之用。蒙古人在中原大地建立蒙元帝国之后开始用瓷器制作高足碗,其中青花器多见而红釉器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鲜红釉高足碗是故宫藏品中唯一带有刻“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的红釉瓷器,其高9.9、口径15.8、足径4.2厘米。碗口大于元朝标准器物(图4)。此件高足碗的生产,要由圆器作坊分别生产碗体和碗把部分。碗体部分要按照所需尺寸制作椭圆形的土质模具,乍看起来颇像人的头颅,所以又有“死人头”的称呼(图5)。先在辘辘车上拉胚,做好碗体的雏形,待碗坯凉晒至六七成干后,利坯师傅将碗坯扣在“死人头”上,左手不停的以逆时针方向转动,同时右手执木板不断地拍打碗胚的外侧,这一工序祭红釉而已。器物通体施祭红釉,仅圈足内部施透明二灰釉。成瓷后多不完美,发色不纯类似羊肝色,釉质也不肥润光亮,与同时期的青花祭蓝等名品无法相提并论。这一时期祭红并没有发展为主流产品,属于初创阶段。

明初洪武二年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有青花、釉里红及颜色釉瓷器品种,风格和质量与元代晚期接近,优质的产品少见。此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了永乐、宣德两朝是景德镇瓷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永宣时期形成了一官独大的局面。各类瓷器品种的艺术水平之高,可以说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其中传世至今的祭红釉瓷器可称得上件件精美,有“永乐红似鲜血,宣德色如宝石”的说法(图2、图3)。本世纪初,景德镇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院联合,对景德镇御窑厂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在遗址内发现大量的祭红釉残器,有的颜色发黑如牛血,有的施釉不匀,甚至有超过30厘米的刻云龙纹祭红釉梅瓶。证明当时为迎合皇帝的喜好,烧制了大量的祭红称为“拍死人头”(图6)。这一步骤目的有二:一是将碗坯中多余的水份赶走;二是将胎泥拍打的更加紧密、形状准确。碗胚拍好之后,有经验的利坯师傅只要向模具与坯胎之间的缝隙中吹一口气,二者就会自然分开,完成脱模。脱模后的碗胚用一种称为“蝴蝶刀”的铁制工具修整外侧及口沿,以达到要求的厚度和高度标准。碗把部分,类似于碗体的制作。先要制作一个空心圆柱体的模具,再将裁好尺寸的饼型胎泥放入模具内用手指反复按压,达到要求后进行晾晒和脱模。碗体和碗把全部晾晒完成后,再以专用的泥料将碗体与碗把进行连接。就这样,一个高足碗的素胎才制作完毕。至于施釉,要先在碗把内侧施透明釉,之后在刻好款的碗内施祭红釉,最后施外釉。全部完成后准备装匣备烧。

在高足碗入窑烧成后,则可与其它瓷器一起在昌江河岸边装船,经鄱阳湖过九江入长江进入京杭大运河,最终抵达北京。如今在博物馆中还可看到成化时期制作的祭红釉盘,但

与明早期相比,明中期祭红釉瓷器数量明显减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作祭红釉品种颇费工费时,在烧制过程中还难以掌控,即使是在生产过程中,对釉料的要求以及施釉方法,都不同于其它瓷器品种,甚至在装匣过程中,若手上有其它釉色的粉抹,在成瓷后都会留有痕迹。二是从成化时期开始,釉上彩瓷器品种如斗彩、三彩、五彩逐渐发展并成熟,抢占了祭红瓷器的市场,到明末,祭红釉技术几乎失传。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本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碎祭红磁盘边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的甚薄,不知是何原故,尔将此破磁发给年希尧去,着伊照此破磁釉水烧造,钦此。”雍正时期的颜色釉瓷器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产生,是在康熙一朝窑工们不懈地努力而取得的成果。康熙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清廷将御窑厂也设在景德镇。景德镇的窑工们在明代槎窑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大、更稳定、窑位更多、更好把控的新式窑炉,因像半个鸭蛋卧在地上,故称蛋型窑又称镇窑。由于温区更丰富更加适合颜色釉瓷器发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明末祭红釉几近失传的情况下再次成功烧出了祭红釉瓷器。与此同时,康熙时还创烧出了豇豆红、郎窑红瓷器品种,雍正时创造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窑变红瓷器。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清雍正官窑祭红釉玉壶春瓶,器物底部和口内施青白釉,底部有双蓝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排青花款(图7)。从两处施青白釉的地方可以看出胎泥的洁白和精细,而周身的祭红釉色才是亮点。全器釉色达到一致,鲜艳而娇嫩,且达到不脱口、不积釉的效果;又由于胎骨明显硬于明朝永宣时期,从而达到颜色透亮,无吸胎之感,玻璃质感极强,釉水薄厚适宜,中无杂质,是雍正时期祭红品种中的精品之作。但是,精品中也存在着一些瑕疵。以乾隆时期的祭红釉盘碗类器物为例,底部青白釉多不透澈而发干,青花款也多不发正蓝色,其根本原因是烧造祭红的窑位温度偏低,只适

合祭红而不适合青白釉及青花的发色,由此祭红釉瓷器底部发色达到正常发色的甚少,这也是鉴定这一时期祭红釉瓷器的特点之一。从清初康熙时期到清末宣统时期,历代都有烧制祭红釉瓷器品种,从传世器物看,高品质的逐渐减少。在后期,由于众多原因,大量存在质量问题的祭红釉瓷器进入了宫廷。其中多数釉色干而不透润、色淡而不红、盘碗边处脱口无红,甚至还有出现串烟火舔的现象,此类的盘、碗或整体釉色发黑,或在器物周身出现半边红半边黑的现象。

脱口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烧制时祭红釉无法承受过高的窑温,而被火焰带走而形成的。串烟又称吸烟,是因为窑内还原时空气中的氧氛不足,升温过程中造成的浓烟未能及时排出窑外而侵入了釉面,使得底釉呈现米黄色而非青灰色,青花款发黑而不蓝,祭红釉昏暗无光,红色不透且带黑。火舔现象是因为投柴过程中火力过猛,坯胎在匣钵内的迎火面无法承受,而形成了半黑半红效果。2017年12月,在北京新保利大厦展出了一件业内通称为“蛇皮绿”的玉壶春瓶,年代为清乾隆,外表为墨绿色,并带有类似蛇皮的网状开片,非常少见(图8)。若探究其根本,实为祭红釉瓷器在还原阶段窑内没有达到还原气氛的标准,而完全停留在了氧化阶段,结果出现了如此的效果。祭红釉原本没有开片或类似蛇皮的网状,出现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在烧窑过程发生了问题,在出窑后虽然有重大瑕疵,但作为一个新的稀有品种,依然贡献给了宫廷。明代祭红釉传世的器物非常少,却多为精品,清代各时期的传世品非常多,但精品相对不多。明清两朝调配祭红釉的基础配方大致相同,但由于生产所用的窑型不同、胎泥的硬度不同,从而釉面反映出不同的效果。明代祭红釉显得贴骨而吸胎,釉肥而润,光泽深沉。清代祭红釉则亮丽而飘逸,釉薄而清澈,玻璃光感强烈。

明清时期,因祭红釉对温度变化敏感而难以把控,所以只烧造了30厘米以内的小件器物。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

期,临时大总统曹馄在景德镇定烧过一批以中南海办公地“延庆楼”为号的瓷器,其中包括两件高70、口径17、底径23厘米的祭红釉观音瓶。器物外表施祭红釉,口内施白釉,发色属中上等,整体无瑕疵,底部为仿康熙时期典型的台痕圈足,圈足中心单框内书“延庆楼制”四字篆书款(图9、图10)。2003年,景德镇的一位把桩师胡家旺师傅曾品鉴此器。对于从小学徒出身、如今担任把桩师的他,在见到此件器物之后赞叹不已。毕竟如今使用镇窑是很难烧制出或根本不能烧制如此大件的祭红品种,更无法想象在民国时期能够烧出如此大的祭红立件,实乃旷古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