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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传统的声音——记探索中国多声音乐之路的践行者樊祖荫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4 14:35:16

樊祖荫(1940.1—),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自上个世纪初王光祈提出“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是我们民族之声。……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①之誓言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理想奋斗不息。然而,在构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非常关键的传统多声音乐探究中,却一直少有人问津。上个世纪50年代,有志于这方面探索的学者,如黎英海等人提出了和声民族化以及民族音乐的多声问题。②其理论构建的主要成就,仍然是延续赵元任以来西方和声在中国应用的民族化方面,尽管这个路数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且不可忽视的,例如黎英海的《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等专著和论文。然而,严酷的事实是国内音乐学院仍然一直延续着斯波索宾等西方和声学的衣钵,和声民族化乃至探讨民族音乐的和声规律并没能引起更多认真的讨论,更遑论构建所谓民族和声体系并将其引进现有的教学中。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樊祖荫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始更为全面深入的探索。这里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刺头”们触发的行动

中国人对斯波索宾的狂热其实由来已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樊祖荫在这方面也算是佼佼者了,和声授课最多的时候,同时在五个院校任教。改革开放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和声教学,因教师不够,临时把他从作曲教研室调来充任。面对瞿小松、谭盾、陈怡、周龙等经历“文革”之后求知欲极强的首批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没有三两下功夫是对付不下来的。樊老师当然有办法!他除了严谨认真地对待例题,多做、仔细做,还偶尔在其中使点儿“坏”,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错误但实际上并不错的“鱼饵”埋伏在里面,引他们“上钩”,最后再一一点破。这更勾起了这帮学生求知的心理,增加了交流的机会,在“斗”中还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但在“治”住了这帮“刺头”之后,已然发现的问题是,斯波索宾的和声学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和声学,其中没有中国传统的音乐思维和中国多声音乐发展的逻辑从20世纪初叶引进了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以后,从来都是把西方现成的和声技术理论套用在民族旋律之上,还没有中国自身文化中长成的多声体系进入课堂。于是樊老师给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写了一个和声改革的建议书,并着手重新开始践行他早年已有的民族多声音乐研究构想。面对许多学者对中国有多声音乐表示的质疑,他索性制定了到民间去采风的系统计划。其实樊老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接触了民间多声音乐,本科四年级就写作了《广西多声部民歌规律初探》一文,但下决心全面系统且深入地探讨中国多声音乐,应该说此时是一个真正的启动。从那时起,可谓一发不可收拾,近四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

从书斋到田野

按樊老师的话讲“虽然那时(80年代初)我不是搞音乐学的,但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我就下决心去采风”。凡是听说有民间合唱的地方,他就一个人跑去,带着一个日本刚出来的索尼牌磁带录音机。当时连照相、摄像这些设备都没有,也不带介绍信,到处找各地音乐界的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直接深入到村寨。就这样,从1980年春节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前期,樊老师跑了四十多个民族。樊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虽然收集多声民歌的目标明确,却同时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与多声部民歌相关的历史、民俗活动等文化事项。当然,和许多民族音乐学家不同,樊老师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声音”——民间的多声音乐

1985年,樊老师在云南转了一大圈,寻得了许多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之后,又跑到四川想收集羌族的多声部民歌。但到了四川,他向当地研究羌族音乐的专家多方讨教,结果答案却都是:羌族没有多声音乐。这时候,他内心里就犯了嘀咕,他想:“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羌族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藏缅语各民族的族源大多与它有关,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等等都有多声音乐,为什么唯独羌族没有?”回到北京之后,他对要去四川阿坝州帮助民歌集成整理工作的学生布置任务,要注意在羌族民歌中是否存在有多声部民歌的迹象。两个月后,一位刚从阿坝州回来的广西进修生给他一盘磁带,问里面没洗干净的录音是否能算多声部民歌?他一听,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民间合唱,在问明了磁带录音的来源后,第二天急赴成都转松潘,找到了民歌收集人,又直奔位于千米之高、半山上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聚集地——小姓乡大耳边村。正是这羌族大迁徙中留下的没被汉化的遗民,他们众多独特的二声部重唱、合唱纠正了“羌族没有多声音乐”的说法。若不是樊老师的细致分析和执着,加上后来多次向中央电视台推荐,怕是这羌族的多声音乐不知还要再晚多久才能让外界知晓。

在广泛采风的基础上,樊祖荫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浙江畲族民歌的音乐特点》(1984)、《鼓楼、吃新、斗牛与侗族大歌》(1984)、《纳西族民间合唱》(1985)、《丰富多彩的毛难族民歌》(1985)、《广西仫佬族民歌的风格特点》(1985)、《傈僳族的多声部民歌》(1986)、《布依族、壮族多声部民歌之比较研究》(1987)……这些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当时音协领导的关注。吕骥同志特地把樊祖荫找去,说看了他好多这方面的文章,很好!接着指出:“我们中国是有多声音乐的,不仅少数民族有,汉族也有,三四十年代,沙梅同志就记录过汉江流域多声部的劳动号子!你可以继续深入挖掘,把祖国这一份珍贵遗产研究整理出来。”此后,樊祖荫又花了多年时间收集了以民间合唱为主的多声部音乐,积累了大量的音响材料并保存至今。他的研究也得到了学校许多老师的支持,董维松、耿生廉等教授都建议他对多声部民歌进行整体研究。

从书斋到田野的采风,是樊老师获得这一系列成就的关键。

“华丽转身”?——投身民族音乐集成

由于上述的工作和成就,1986年樊祖荫被邀请参加“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工作,从民歌《广西卷》起步,一直扩大到民歌、器乐、曲艺,担任了三个卷的全国编审,现在还在参与《澳门卷》的工作,几乎参加了《集成》编写的全过程。有人认为《集成》给樊老师一个机会,让其完成了从作曲技术理论朝传统音乐研究的“华丽转身”。如果了解樊老师的全部工作和其所思所想之后,就不会有这么简单的认识了。要说“转身”,早在樊老师系列文章发表时,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当时就有人认为樊祖荫开始搞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不搞作曲了。其实,樊老师寻找传统声音——中国多声音乐探索之初心未改,无论你把它叫成“作曲技术理论”还是“传统音乐”,或是“音乐形态学”……都一样。樊老师参与《集成》工作,除了尽到编审的职责(他因此而荣获“文艺集成、志书工作个人特殊贡献奖”)之外,也为他提供了在更广的层面上了解我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机会。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然以研究多声音乐为主,先后发表了《多声部民歌的采录、记谱与分类方法.》(1992)、《多声部民歌研究四十年》(1993),以及《富有艺术特色的苗族“摞垛”歌曲——学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有感》(1998)等。对樊老师而言,是否“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身”之后,樊老师不仅为“集成”做出贡献,也因“集成”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为日后承担教育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和全国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准备和创造了条件。

创作中国各民族民歌儿童钢琴曲

作为作曲家,樊祖荫的多声探索并不仅仅局限在收集整理以及理论归纳,而是直接用于他的创作。其中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儿童钢琴曲集——中国各民族民歌五十六首》和《小花鼓——中国民歌小曲六十一首》。樊老师创作这两部曲集旨在用具体作品阐释民族五声调式的实际运用。樊老师在1999年里,每天坚持创作,花费接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120首作品的写作。其中第一部曲集包含了中国56个民族民歌曲调,每个民族选取一首。樊老师的这一创作,还引起国际兄弟音乐院校的关注。其中,丹麦欧登塞音乐学院专门请樊老师去讲《儿童钢琴曲集——中国各民族民歌五十六首》,并将该曲集指定为该院学生必弹和比赛的曲目。作曲家黄虎威撰文评价这部曲集,称其:“绝大多数旋律的调式是五声调式或五声性调式。作曲家通过具体的写作,将多种多声写作手法与这些调式的音调很好地结合起来。”③樊老师对于民族多声音乐的研究,从采集、整理和研究,到两部民歌改编钢琴曲集的出版,通过实践,将理论落到了实处。

领衔《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2006年12月底,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成功申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招标课题《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30),这是自教育部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十余年来所设立的首个音乐类课题。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以及多年来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取得累累硕果的樊祖荫,理所当然是课题的领衔人。樊老师带领了乌兰杰、伍国栋、刘桂腾、杨民康、赵塔里木、杨玉成、张天彤、张应华、徐天祥等一大批民族音乐学家开展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也有幸成为他所物色负责音乐教育传承板块的人选。很显然,这个课题已经不局限在音乐形态方面,而是涉及到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开发的方方面面。整个课题包含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资源现状、教育传承与开发、变迁与问题、资源保护与对策等。经过5年时间的艰苦努力,课题终于完成。专家评议组在结项评审报告中给予了课题很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的科学性、系统性强,运用了学科综合与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含量高”,是“集成后该领域最全面、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寻找、保护中国各民族的“声音”仍然是该项目的主题。樊老师在总序中写道:“……至于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更是丰富多彩。很多民族地区都有‘歌海’或‘歌舞的海洋’之称,而且在壮、侗、苗、畲、瑶、羌、藏、蒙古、高山等29个民族之中,至今还在广泛流传着被称为‘多声部音乐源头’的民间合唱和重唱,像侗族大歌、蒙古族的‘呼麦’和‘潮尔道’、高山族的《祈祷小米收歌》等多声部民歌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④

“再田野”——从“两会一节”到“源生坊”

其实,在樊老师这个课题背后,是当年中国音乐学院首创的“两会一节”系列学术行动。“两会一节”,即“全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研讨会”“全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与“北京传统音乐节”。正是基于对课题重要性的认识,我邀请樊老师担任了“全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研讨会”与“北京传统音乐节”中少数民族音乐展演板块“八面来风奏弦歌”主持人。记得2008年12月5日在京民大厦召开的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内蒙的民族音乐学家李科沁夫教授激动地说:“中国音乐学院终于成为中国56个民族的音乐学院了。”可以说,是课题推动了“两会一节”开展,也可以说是“两会一节”深化了课题的研究。中国音乐学院也由此获得少数民族地区音乐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资格(每年招收少数民族地区博士5名,硕士20名)。其间,樊老师的作用与分量可想而知。

当然,樊老师初心未改,借助“两会一节”的平台以及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多次发现少数民族中多声音乐的瑰宝并推荐给我采纳到音乐节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晓津的“源生坊”。“源生坊”是刘晓津在继承田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精神建立起来,以“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歌舞的抢救与传承,面向社会公众推动民族传统音乐歌舞的演出与研究”为宗旨的公益性机构。在观看了刘晓津提交上来的录像资料之后,我们当即决定让“源生坊”上了第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少数民族音乐专场,并由樊老师担任音乐会主持,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樊老师说:“我最看重源生坊扶持的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有两点,一是他们的训练保留了原来传统的东西;二是他们的传承人不离开村寨”。吸引樊老师的当然还包括了源生坊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原生态多声音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彝族“海菜腔”。受到在北京传统音乐节上演出成功的鼓舞,刘晓津于2015年在昆明创办起了“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并邀请樊老师和我前往参加音乐节的盛会。首届“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由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发起,联合昆明剧院以及昆明5所高校共同举办。以期促进民间乡土艺术交流和向社会公众传播,促进民间乡土艺术的保护与研究。樊老师在第一届艺术节上说:“‘源生坊’探索在本土上将非遗项目传承和保护下来,这是一个进步,也是发展下来的一个基础。我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加,但是还很不够。应积极探索政府、地方和民间三位一体的传承模式,加强顶层文化设计,真正做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⑤赴“源生坊”参加活动是樊老师带领我们的“再田野”,正如刘晓津对随我前往参加艺术节做田野的魏育鲲说:“源生坊”前面其实并没有路,田丰老师……的方式失败以后,想探索民间艺术的保护方法,至于在乡村搞传承,保护乡村文化等想法的形成则是个过程。……”魏育鲲对此深有体会:“加入‘源生坊’的民间艺人们获得了参加去美国、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各种演出及活动的机会,获取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普遍认为,看见想都没想过的世界是非常可贵的人生经历,而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则是他们想把这些技艺传承下去的一种动力。……然而,看到介入保护所产生作用的同时,观察其中产生的问题与困境可能更为重要。”⑥“再田野”探讨的是知识阶层“介入”之后的非遗生态,更深入探讨传统“声音”背后的变化成因与保护对策是“再田野”的特殊意义和使命。

“总结”——《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

樊老师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传统的多声音乐,直到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算是对此前的工作与研究经历作出了总结。内容不但囊括了“四大集成”的现有成果,还收集了传统音乐传统多声部音乐相关的著述两百余种,从民歌扩展到戏曲、器乐和说唱。有学者称:“现在学坛上出现了一种唯民族音乐学为尊,言必称西化的学术思潮,而樊祖荫多年来一直坚持音乐形态研究,中国学者有责任,也必须要大张旗鼓地研究自己传统的音乐体系,不然,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就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⑦樊老师秉持着这样的“义务”,从50年代末开始,抱定责任,确定了研究方向。那时候,刚刚十七八岁的他,听到贺绿汀院长在开学典礼上讲:“我刚从广西回来,广西有非常好听的民间合唱,那里面有中国特有大二度。”在黎英海先生的鼓舞下,他一直记着那句:“应该研究民间合唱!”为这一个目标,他已经整整追求了一个甲子!

寻找传统的声音

“寻找传统的声音”可以说是樊老师探寻中国多声音乐毕生的事业。中国音乐的发展当然可以借鉴别人的声音来发展,例如百年来新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但谁又能说不需要寻找自己传统的声音,乃至继承和发展自己传统的声音?除了樊老师的多声音乐,中国音乐学院有着这样一个找寻自己传统声音的群体,如沈洽的音腔论、李西安的民族曲式、董维松的戏曲音乐结构、何昌林的敦煌谱研究、杜亚雄的中国乐理、刘德海的琵琶……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更不用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乃至全国各兄弟院校老师们对传统音乐教育的追求和贡献。

直到现在,樊老师仍然在问:“中国音乐”到底是什么?“传统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站在今天众多成果之上,回望半世纪以来民族音乐的几次大规模探讨,或许向着真相我们又近了一些,但是离真正揭开谜底的日子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路上还会有许多如樊老师这样的仁人志士,浸淫在各自的领域,他们已经行动。中国的多声音乐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广采风”,从“西有中无”到“不相与共”,樊老师以自己躬耕田野一个甲子换来了中国传统多声音乐的发展,其间贡献、意义难以斗量,正如桑桐先生所言:“他是五声性调式和声的集大成者!”但樊老师依然在寻找,他没有断言却有誓言。正如黎英海先生在为樊老师《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所作序言中的一句话:“世界上只要还有‘民族’存在,就必然有个‘民族性’的问题,音乐也不能例外。……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力求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中华民族神韵的高水平作品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再创辉煌,为人类文化做出新贡献!”⑧

①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华书局1926年。

②还有方暨申、郑小瑛,郑伯农、金文达等人也撰文探讨过民族音乐的多声问题。参见樊祖荫《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③黄虎威《56首小曲56朵小花——评介樊祖荫的〈儿童钢琴小曲〉》[J],《人民音乐》2001年第8期,第54—55页。

④樊祖荫《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这是樊祖荫在第一届艺术节大会上作的发言,我在大会上的发言题目是《非遗保护的四种生态与三个阶段》,http://www.yuanshengfang.net/nd.jsp?id=409

⑥魏育鲲《知识阶层对民间音乐保护“介入”的作用与问题:从“传习馆”到“源生坊”》讲稿。

⑦马学文《探讨中国传统多声思维与形态特征的一次盛会——“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5年第9期,第43—44页。

⑧樊祖荫《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

谢嘉幸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