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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之路——樊祖荫先生的音乐人生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4 14:35:41

不知不觉间,樊祖荫先生近八十高龄了。由于早年跟随先生学习,工作后有幸经常与他见面,先生又一如既往地始终活跃在音乐研究的前沿,经常有重量级的成果发表,因而我很难意识到樊老师已步入耄耋之年,而我也逐渐接近中年了。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似乎一直定格在2000年初次见到他时的样子。那时笔者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高一班,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周的下午,恭王府破旧的教室里忽然迎来了一位面色和蔼的中年人,主持课堂的老师介绍说,这是中国音乐学院前院长、著名专家樊祖荫教授,以后你们班和声就由樊老师亲自教了,一共两年。①当时同学们都以为听错了,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样重量级的专家肯教附中学生。当我得知自己小学时便会唱的儿歌《喂得猪儿肥油油》竟也出自樊老师之手,对先生更是肃然起敬。

那时他正在从事中国五声调式和声的研究,我们使用的教材也是他新出版的《传统大小调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因此有幸学习伊始即接触到五声性调式和声问题。樊老师的授课体系完整、内容新颖而又特别强调理论结合实践,避免从书本到书本。他常常一边弹着钢琴一边讲解同类和声进行的各种配法,其中还有他创作或编配的民歌,为大家的音乐思维打开了广阔天地。我那时刚从国乐演奏专业转来,完全不知和声为何物,在课堂上经常闹笑话,面对入学前已普遍学过《斯波索宾和声学》并弹奏完《车尔尼钢琴练习曲740》的同学们,学业压力巨大,几近绝望边缘。先生似乎察觉到我等差生的困境,却并不急于劝说,而是在课堂上以不经意的方式提到曾教过某位学生,从音乐白丁到考上中央音乐学院1977级仅用了三年时间,现已成为乐界著名作曲家,以此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勤奋钻研。

先生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横跨作曲技术理论与音乐学两大领域,是学界难得的“两栖”专家,堪称是我国民族多声部音乐理论的开创者、集大成者。进入大学学习及工作后,我与先生分属不同系部,先生在作曲系,为业内公认中国民族和声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所撰写的《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是这一领域最全面、系统的著作;而在音乐学领域,大家似乎又忘却了他的作曲身份,不约而同、“理所当然”地将先生视为德高望重的音乐学家。他所撰写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是填补这一领域空白的开创性著作。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也由先生主持并出版,他还曾被公推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

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饱含深情,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学术事业。生活中的他却低调谦和,宽以待人,似乎永远不着急,也永远不会发脾气。无论是学校领导前来咨询未来发展战略,还是工作人员组织项目评审,或是学生求教各类问题,先生每次都有求必应,在书房中笑呵呵地为来者沏上清茶,拿着似乎永不离手的香烟,在迷雾缭绕中娓娓道来,把脉建言。话语不多却往往切中要害,观点务实又有较大操作性。这不禁使我思索起先生经历了怎样的音乐人生。从我们就读中学时起,先生在我们的央求下讲述自己早年学习、行走音乐之路的经历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平实无华的文风,留得住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倾注的满腔的爱,一直激励着我,警醒自己走上朴素的学术道路。

1940年1月20日,樊祖荫先生出生在明代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的发源地——浙江省余姚县(市)。这里山川秀丽,文化底蕴深厚,先生家住余姚城北胜归闻家村,他自幼就深受家乡越剧、姚剧、江南丝竹、莲花落、浙东小调、田歌等民间音乐的熏陶。如果不是一次意外,或许他至今仍然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事情发生在1949年——这年冬天,刚刚解放的余姚下起了大雪。一天早晨起来,樊祖荫推开屋门发现天井里躺满了解放军,他赶快跑去告诉父母,又急忙转过身来说:“进来,快进来,住在我们家。”在十多天的交往中,他与解放军密切交往,产生了很深的感情。队伍在休息操练时经常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樊祖荫不经意间听过几遍,就可以背唱了。解放军战士发现他唱歌的劲头很大,便问他:“长大后想当音乐家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想!”或许是解放军的歌唱得太迷人了,队伍在开拔时,他竟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一直走了好几里才被父亲追回来。从此以后学习音乐成为他最大的梦想,并整日沉浸在其中,魂不守舍。

在初中求学时,祖荫有幸遇到了影响他人生道路的恩师——余姚中学一名普通而又优秀的音乐教师张斌。张斌很善于发现和培养音乐人才,樊祖荫进校不久,张斌老师即带领他参加校合唱队、民乐队,先后教他学二胡、小提琴、钢琴、乐理、视唱练耳和作曲,力求规范,从不马虎。在老师的辛勤教导下,他的进步很快。中学毕业后,张斌老师自己掏钱,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樊祖荫来到上海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樊祖荫以优秀的成绩被学校录取,正式进入“上音”附中学习作曲。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樊祖荫深知一个乡村孩子能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多么的不易。从1956年考入附中至1964年8月离沪赴京的八年中,他顾不得逛上海的繁华闹市,穿梭于教室、琴房、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贪婪地吸吮知识。樊祖荫先后跟随五位主课老师学习:附中阶段的陆钦欣先生;本科阶段的沙汉昆、陈铭志、王云阶、黎英海先生。在众多名家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樊祖荫后来主要从事五声性调式和声或中国民族多声部音乐的研究,而他起初的志向是当一位作曲家。早在就读“上音”附中期间他即公开发表了数十首以儿童歌曲为主的歌曲作品,被同学们称为“旋律作家”。其之所以将专业方向转为中国民族多声部音乐研究,实出于两次“说者有意,听者留心”的机缘。

第一件事,起因于他的歌曲创作。樊祖荫上附中时注重旋律写作而不重视和声,这种学习中的不平衡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在一次和声集体课上,陆钦欣先生委婉地说:“我们班的同学歌曲写得不错,写好旋律颇不容易,但音乐总不能都是单旋律的,即使写歌曲,也要能写出好的合唱、好的伴奏来,希望大家打好和声学的基础。”这件事对樊祖荫震撼很大。自此之后,他有意识地花更多时间来学习和声。至附中毕业时,他的和声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到了大学的后期阶段,他以和声为主课;进入教学岗位后,他担任作曲专业的和声教学工作,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和声学家。陆老师一席话彻底改变了他的音乐之路。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8年。那年9月,院长贺绿汀在开学典礼上以兴奋的神情告诉大家:“我刚从广西回来,那里有许多民间合唱,其中还有着很美的大二度音程,这是我们特有的音乐。”从此之后“大二度”始终萦绕在樊祖荫的心头,想探明“我们特有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1963年他在本科四年级时转到黎英海教授班,学年结束时他以广西民间合唱为研究对象,试写了《广西多声部民歌规律初探》一文。这篇论文在当时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具有开创意义,后来分成三篇分别发表在中国、中央、上海三家音乐学院的学报上。又经过26个年头,樊祖荫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大致摸清了我国各民族多声部民歌的“家底”,掌握了它的基本规律,写作出版了被吕骥先生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填补了学科空白”的专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专著出版后樊祖荫把第一本样书寄给了贺院长,作为学习成绩的汇报。贺绿汀的那次讲话,成为他毕生从事中国民间合唱研究的动力。

樊先生著述甚丰,涉及和声、多声部音乐、歌曲写作、少数民族民歌、音乐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仅出版的专著即有:《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传统大小调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儿童歌曲写作概论》《歌曲写作教程》《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民间歌曲卷》(合著)、《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合著),个人文集《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论稿》《音乐与人》《樊祖荫和声研究文集》以及《儿童钢琴小曲——中国各民族民歌56首》《小花鼓——民歌儿童钢琴小曲61首》等,另主编多部书稿及刊物。不过其主攻方向却集中在中国民族多声部音乐上,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一是对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二是对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总结与拓展。二者均与先生从事的和声研究教学有关。

1964年樊祖荫从上海音乐学院转学至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十年动乱”期间中国音乐学院并入中央“五七”艺大音乐学院(后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1977、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后的作曲系学生入学,这一班的学生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与音乐实践经验,特别是瞿小松提的问题令他深思:“中国的旋律该用什么样的和声?”“当代音乐作品中的和声有哪些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樊祖荫日常所思考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国高校和声课主要教授的是总结西方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大小调功能体系和声,既没有包括西方古典主义以前、浪漫主义以后的音乐实践,更没有与中国音乐的实践相结合。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开始着手制定向“传统和声学”两端扩展的计划——一方面下大力气摸清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样态、特点、规律,另一方面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五声调式和声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与西方现代音乐多种和声技法结合的可能。

先生首先从事的是中国多声部民歌的搜集与研究。自1980年以后,他运用各种机会赴各地、各民族进行调查学习。多声部民歌基本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交通不便的西南、中南山区。他跋山涉水,奔波于祖国边陲的丛林峡谷中。在这来回穿梭、历经险阻的几十年中,他先后在汉、壮、布依、傣、侗、仫佬、毛南、彝、哈尼、傈僳、纳西、拉祜、基诺、阿昌、羌、藏、景颇、白、怒、土家、苗、畲、瑶、佤、德昂、布朗、高山、蒙古、朝鲜、俄罗斯等三十个民族中发现或调查到多声部民歌。在收集到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后,先生日以继夜地做起案头工作:对每一首民歌进行记谱;整理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从对每个单一民族的歌种分析到对所有民族的多声部民歌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探寻、总结它们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修订版更名为《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关于“中国音乐落后”的论调就一直存在于乐坛,据说“中国音乐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音音乐。人类的音乐文化丰富多彩,不能用“先进、落后”评判,单音音乐也未必就不“先进”。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段中人们认为中国只有单音音乐,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事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侗族大歌等为人所知,但多属于个例,中国的音乐遗产中到底有多少复音音乐,这一点不得而知。该著以46万字的篇幅、体系化的样态表明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不仅是广泛存在的音乐事实,而且有着自身鲜明、不同于西方多声部音乐的特点和规律。应当说,多声部音乐思维不仅存在于民歌,也存在于传统器乐、歌舞、曲艺、戏曲音乐中。只有对各类多声部音乐集中进行“打捞”,中国复音音乐的家底才会真正显现出来,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才能被世人认识。2014年,先生以七十四岁高龄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带领课题组进行攻关。该项目成果共计5编80万字,集中论述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总体特征、音乐思维与各类音乐传统体裁中的多声部形态。该课题目前已结项,最终成果定名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将于近期出版。

五声性调式和声是先生“传统和声学”扩展的另一端。自西方和声传入中国后,在三度叠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声如何与中国五声性旋律相结合,如何克服二者风格上的矛盾,就一直成为众多中国音乐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努力解决的问题。樊先生承担的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其特点一是集大成,即根据音乐创作实践的发展及自身对于五声调式及和声的理解,吸收已有成果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使之系统化,建立起了五声调式和声的体系,是迄今为止该领域论述最全面、系统的著作。二是作者对于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和声特点的总结极有特色。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建设的主流是西方和声“中国化”,同时也应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和声音程与多音和音特点,二者结合方能在新音乐创作中走出一条适应中国的道路。三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先生总结五声性调式和声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主要建立在对过去近百年和声中国化实践的梳理上。为了配合五声调式和声研究,他还特意写作了百余首运用不同和声手法的民歌钢琴小曲,将之作为《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部分谱例。《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与《传统大小调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则是这一研究转化而来的教材,可直接供教学创作使用。

先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为中国民族多声部音乐,但范围亦涉及音乐教育、“非遗”保护等领域,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特约编审等职,在各类非遗、音乐教育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其不少文章也成为这方面的代表文献。这些虽属他学术研究的延伸,却是中国音乐家尤其是每一个中国传统音乐学者都无法避开、对于“中国音乐何处去”问题的回答。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源于西方,在过去的百年中这一音乐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然而由于历史局限,高校民族音乐课程常常处于边缘地位。各音乐院校仅基础音乐课程一类,如基本乐科的乐理、视唱练耳,“四大件”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以及几乎人人必修/选修的钢琴等,学生所学内容至少80%以上都是西方音乐。而当前学校音乐教育已成为音乐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更是专业音乐创作的主要来源地。面对这一现状,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的樊先生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音乐教育的文章,呼吁推进音乐教育改革,并于1991至1996年间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尽管先生是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首批毕业生及教师,但颇让我感到诧异的是,1980年在讨论中央、中国两院再次“分院”时,他并不赞同中国音乐学院当时复院。其缘由他业已公开发表文章阐明:“学校音乐教育需要有一整套体系性的、规范化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案和教材,而现在没有,且在短时期之内也不可能拿出来,……如果届时拿不出总结中国音乐规律的教材,依然沿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那么就达不到单独建立中国音乐学院的目的。因此,有人建议先在中央音乐学院之内或以中国音乐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中国音乐研究部,组织有志之士,集中力量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同时招收少量研究生进行课题研究,并通过教学实验逐渐将研究成果编撰成为教材,待教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条件准备得较为充分之时,再正式建立中国音乐学院。”②应当说,当时这是一种看似反对复院、实质上同样积极赞同复院的建议,只是目光更加长远。而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先生当时的担忧并不无道理。他自1964年开始长期执教于中央、中国两院,当1991年学校需要他的时候,他又毅然接过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重担。

关于如何将中国音乐学院与其他高等音乐学府区分开来,樊祖荫亲自起草了《中国音乐学院“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国音乐学院教学改革方案》等文件,着重提出加强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科研要求,力主编撰中国传统音乐必读文献与必听曲目,师生必修一门传统乐器(如古琴等),“今后,全院所有专业都应该毫无例外地将相关的传统音乐作为自己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对象”等。这些规划方案提出的设想和目标,有的已部分实施,有的在他卸任之后有所中断,但他仍持之以恒地为民族音乐教育事业奔走呼吁。或许因为他担任过行政工作的院长,同时在作曲与音乐学两大领域工作,又有撰写中国音乐理论体系著作/教材的实践,因而他的建言往往不同于一般满怀激情却难以实现的理想,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其中除和当时若干志士一道反思近百年中国音乐教育之得失,提倡母语音乐教育、双语音乐教育多元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材,争取提高传统音乐音乐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等之外,我以为先生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中另值得珍视的建言有两条:

一是主张中西方两种音乐体系的教材“宜分成两条线进行,然后再通过比较异同,则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不很赞成以往在这方面的某些所谓‘结合’的做法,即在欧洲音乐理论的框架之内,掺入一点中国音乐的理论或例子。这样做,动机虽好,但其实际效果却往往是把中国音乐纳入到欧洲音乐的体系中去了。”③

二是认为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关键是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设就会沦为空谈,无法操作落地。“迄今为止,欧洲音乐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音乐教育中占有主要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未能对中国音乐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未能对中国音乐的体系加以归纳和总结”④。尽管20世纪中国音乐理论家们投身于本民族音乐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离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宏伟目标尚远。樊先生除此前身体力行,完成研究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与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体系化著作外,近年来发表了《对中国传统音乐做整体性研究的思考》等文,建议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体系性的“条”“块”研究。“块”指各区域/民族的传统音乐研究,“条”指“将整个中国传统音乐按照乐学、律学、史学、美学、文献学、考古学、乐谱学、乐种学、琴学、旋律学与作曲技术理论、传播学、表演、教育宗教音乐、仪式音乐、宫廷音乐及文人音乐等分支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宏大研究计划(早年于会泳倡议过民族音乐的“纵向、横向”研究,可惜未及系统开展),如果完成将大大加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乃至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建设。为此他在古稀之年专门致信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希望设立系列课题对中国传统音乐作体系性的基础研究。该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陆续规划了一系列重要选题,由音乐学各领域的专家主持,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我曾多次去过先生家,面对他永远都开着电脑写作打字的场景,我向他请教多年来工作与学术上的心得。先生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人这一辈子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无论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把它做好!”诚哉斯言,做好当下,为中国音乐尽一分绵薄之力,其实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赤子之心永恒!

① 先生认为附中建设对于高校音乐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因而他提出并动员有经验的大学教师至附中授课,并亲自带头实行。

② 樊祖荫《回顾与思考——谈中国音乐学院的传统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7年第4期,第7—8页。

③ 樊祖荫《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音乐研究》1996年第4期,第23页。

④ 樊祖荫《中华文化母语与专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1996年第2期,第24页。

徐天祥 中国音乐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