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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坛改革开放的坚定捍卫者和杰出领导人——在纪念李焕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4 14:38:31

国著名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音乐社会活动家、中国音协杰出领导人李焕之同志逝世已经18年了。今天,在隆重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适逢改革开放40年,作为他的晚辈和学生,不禁想起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后期,我与他交往的一些亲身经历和寻常旧事,多年来他给我的教诲,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作为一个歌剧史论研究者,我对焕之同志参与创作的民族歌剧经典《白毛女》满怀热爱和景仰之情。在延安那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焕之同志和他在延安鲁艺的同志们以“融合中西、海纳百川”艺术胸怀和敢为人先的独创精神,在中国歌舞剧、歌曲剧、正歌剧之外独辟蹊径,创造了民族歌剧这一全新样式,奉献出《白毛女》这部经典之作,为此后民族歌剧的发展繁荣开辟了广阔道路。首演七十多年来,其上演场次之多、传播范围之广、征服观众之巨,在中国歌剧史上首屈一指。时至今日,《白毛女》依然焕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并为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复兴发挥着经典示范作用。作为《白毛女》音乐创作团队成员之一,焕之同志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焕之同志毕生创作了大量各类体裁的优秀音乐作品,从《民主青年进行曲》到古琴弦歌合唱《苏武》、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男声合唱《秦王破阵乐》,从管弦乐曲《春节组曲》到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以及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作的管乐编配、为歌曲《东方红》《八月桂花遍地开》所作的合唱编配等。其中,《春节组曲》成为我国交响音乐的经典之一,而他编配的国歌管乐版本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标志而响彻整个世界。

焕之同志的指挥生涯始自延安时期指挥《黄河大合唱》和民族歌剧《白毛女》;解放后,他和王方亮指挥的“北京青年业余民歌合唱团”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中荣获金质一等奖。

焕之同志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社会活动家以及学养深厚、思想锐敏的音乐美学家和评论家,毕生发表过大量文论,其勇于探索、严于自我解剖的学术品格,尤其值得我等后辈学子由衷钦佩。在1985年举行的“音代会”上,焕之当选为中国音协主席,为中国音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到了1987年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与焕之同志始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与他共同经历过中国乐坛的若干风风雨雨,有几件亲历过的寻常旧事令我终身难忘、受益匪浅。

一是《当代中国丛书·音乐卷》的编写

198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当代中国丛书》上马,中国音协也成立《当代中国丛书·音乐卷》编辑部,时任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同志担任本书主编,我、王安国和梁茂春被提名为编辑部正、副主任。从那时起,为了《音乐卷》的编写,我们经常到他家里请示和汇报工作。在长达10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接触中,他给我的强烈印象是,精通编辑业务,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均有深刻认识和全面了解,尤其在如何科学而完整地运用历史辩证法俯瞰当代音乐史方面具有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的工作作风十分深入细腻,全书共六十余万字,一些难度高、问题复杂的章节他要反复修改多遍,每一遍修改稿都逐字逐句认真审读,并且无不留下他亲笔修改的墨迹;他对稿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表述和改动最为精妙,非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政治智慧和深厚笔力者绝难达此境界。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绝不模棱两可,从而使本书在总结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紧跟改革开放时代潮流,能够保持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而且每个章节定稿,焕之同志总在稿件最后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以示负责。

1990年之后,《当代中国丛书·音乐卷》的编写进入休眠状态。焕之同志仿佛也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从此也不再催促我们的编写进度。到了1996年,《当代中国丛书》总编辑部发出正式通知,恢复原先的主编负责制,于是焕之同志与编辑部所有作者均开足马力,迅速将全书定稿并经主编李焕之、常务副主编郭乃安审定签字后交付印刷,最后以《当代中国音乐之名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正式出版。

因此,焕之主编的《当代中国音乐》,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路线,是一本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信史”,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学术经历之一,我之开始涉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就得益于焕之同志主编的这本《当代中国音乐》。

二是“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劲松风范

1990年“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前夕,当时上海音协秘书长管荫深带着贺绿汀院长的两封信给我,其中一封是致大会的书面发言,另一封是给我个人的。贺老在给我的信中要我将这篇书面发言交给焕之,请他在大会上代为宣读。王安国教授当即将这个书面发言送到焕之同志家里。其实,那封书面发言并不长,但内容在当时音乐界总体氛围下,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我想,倔强的贺老给温和的焕之出了一个大难题:以焕之平素谦和作风,无论在大会上是否宣读这篇书面发言,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到了大会开幕式那天上午,在孙慎致开幕词和贺敬之同志讲话之后,轮到焕之讲话,只见他不动声色,缓缓从衣兜中取出贺老书面发言,只向大家说了一句:“现在我宣读贺绿汀同志的书面发言”,接着就以平和的语调,埋头、展纸、朗读——字字清晰,声声入耳。整个宣读过程也仅三五分钟时间,甫一读完,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荡气回肠的一刻,我在台下仰望端坐于主席台上面色庄重的焕之同志,不禁想起陈毅元帅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三是“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的深刻阐述

1990年7月,文化部在京召开“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焕之的精彩发言,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前沿,对当代音乐创作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精深阐发。他理直气壮地批评了某些人对于“新潮音乐”和流行歌曲的空泛批评和一概否定,提倡批评家多研究总谱,对作品要做具体的艺术分析,然后再作价值判断。随即对新时期音乐创作的现状以及一些音乐思潮、流派和作曲家的作品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有热情肯定,也有严肃批评,为开展专业化的有艺术深度的音乐评论树立了高格调的标杆。这些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和理论勇气的思想,至今读来依然如闻金戈铁马之声,凸现了焕之同志大义凛然、绝不苟且的学品和大海般宽广的艺术情怀。

征得焕之同志的同意,我根据他的这篇发言录音,整理出《关于当前音乐创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经他审定修改,与吴祖强教授另一篇发言一起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4期。刊物正式出版后,在音乐界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有一天,我和戴鹏海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与台湾作曲家许常惠先生正在闲谈时,吴祖强同志高举这一期《中国音乐学》兴冲冲走了进来,随口念出两句顺口溜:

欲知中国乐坛事,请看《中国音乐学》!

这个评价,不独是对《中国音乐学》编辑部的热情肯定,更是对焕之同志远见卓识和宽广艺术胸怀的高度赞誉。

在我看来,焕之同志担任中国音协主席和《当代中国音乐》主编的这几年,是我从他那里受教最多、锻炼最大、得益匪浅的几年,同时也是中国乐坛民主空气最为浓厚、学术思想最为活跃、音乐创作最为繁盛的黄金时期。由此完全可以说,焕之同志是中国乐坛改革开放的坚定捍卫者和杰出领导人。

焕之同志的驾鹤西归,使中国乐坛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和优秀的作曲家、理论家和指挥家,而我也失去了衷心景仰的老师和长辈。对于中国音乐界来说,因焕之的谢世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但他留给我们精神遗产,包括他的作品、文论以及他紧跟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坚定捍卫中国乐坛改革开放成果的大智大勇,非但令我辈终生受益,更是后代音乐家们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本文系根据笔者《谦谦君子 铮铮铁骨——痛悼焕之同志》一文增删、改写而成)

居其宏 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