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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传奇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4 14:38:49

河大合唱》经过八十年的战火与历史大潮的洗礼,已成为中国新音乐和中国现代文化的经典。数不清的人每年在全世界数不清的地方演唱和聆听,且不断地被其艺术魅力感动,为之而振奋。人们会好奇这部作品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多年来各种传说不胫而走,说法各异,包括普通听众、教师、专业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学者和爱好者们,大家其实都在期待着一个原本真实、考据精准、征引权威、线索完整的版本出现。

经过五年时间的业余学习与探寻,到了今天,在纪念这部作品诞生八十周年之际,我就来给大家以编年体的架构,分享这段可以称为传奇的历史吧:

1937年5月,初夏的上海远郊大场,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操场上正在进行一个歌咏大会和随后紧接的歌咏游行。作曲家冼星海和张曙正满头大汗,轮流站在桌子上面对上千名抗战青年,教唱当时最流行的救亡歌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闫述诗曲,1936年5月创作)。歌词作者光未然正好和读书会的朋友们一路踏着歌声,带着干粮远道从市区赶来参加。惊喜中,台上台下,他们三人初次相识在这样热血奔腾的场面,从此在群情激昂的抗战大上海结为了挚友。

第二天,诗人就应邀到星海家里倾心深谈,拜见了可亲可敬的黄妈妈。两个年轻人在国难当头的时代有着一样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冼星海当场就向光未然展示了他在写作中的《民族交响乐》初稿。他们马上开始了第一次的合作——《高尔基之歌》,光未然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好歌词,作曲家立刻谱曲。为了世界大同与和平的崇高理想,紧随其后,光未然与张曙也首次合作,谱写了著名的中国世界语协会会歌《在绿星旗下》。这一年,冼星海31岁,张曙27岁,光未然23岁。

1937年7月,北京“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光未然在上海和文艺界友人一起组织了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并被推举为团长。冼星海欣然参加坚决支持。

1937年8月20日,战地工作团成立后十几天,冼星海随当时上海抗战文化界成立的13个救亡演剧队之中的第二队自上海出发,到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等地进行文化抗战宣传演出。到达汉口后,又随戏剧家洪深的分队奔赴湖北黄石、安陆、随县、襄樊等地进行文艺歌咏救亡活动。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光未然作为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团长,和战友们一起战斗在上海美国新闻处难民救济的第一线。

1937年10月,光未然离开上海回到武汉,重新加入中共,筹办扬子江出版社,担任编辑,出版与抗战大局相关的书籍。救国会七君子和文化界人士常来此聚会。

1937年12月底,光未然接受上级派遣,重建1927年大革命时期牺牲和失散的鄂北共产党组织。路过湖北安陆时与冼星海再次相逢。应星海之邀,二人一同度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新年,并肩工作十几天,再度合作创作了抗战歌曲《戏剧抗战》和《拓荒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光未然事后回忆这段火热的战斗经历道:“他(冼星海)的语汇丰富,乐思泉涌,风格多样,自成异彩;而能不怕吵闹,俯在椅角上,箱盖上,坐在门槛上,随时随地可以写作,一气呵成。”

1938年4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连沦陷后的中国抗战正在经历最危险的关头。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敌的大局之下,光未然在武汉参加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担任三厅中共三人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冯乃超任特支书记,刘季平任组织委员),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三名公开的共产党员,负责帮助陈诚部长、周恩来副部长、郭沫若厅长改编重组和集训10个抗敌演剧队,并担任演剧队集训班的教务主任。这次,冼星海、张曙与光未然同在三厅六处洪深领导的戏剧科工作。好友再次聚首武昌,共事江城,三人在武昌昙华林三厅总部后楼宿舍同住一个房间,又是肩并肩同一战壕、朝夕相处的战友了。冼星海与光未然再度合作写歌,包括《赞美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保卫大武汉》等。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合作。

光未然回忆说:“星海、张曙忙于领导工人学生和一些艺术团队的歌咏运动,几乎每天在武汉三镇各处奔走,朝出晚归。我们常在夜间临睡前交换一些意见,有时彻夜长谈,谈到高兴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间敲墙板,才各自入睡。”

1938年9月9日,光未然奉周恩来之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少校视察员”、三队特别党支部书记和总领队身份,率三厅重组的抗敌演剧三队的三十名年轻战友,从汉口江汉关出发,途径西安,开赴第二战区晋陕大峡谷,在黄河东岸的山川鼓动前线将士抗战。

1938年10月1日,冼星海和未婚妻钱韵玲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聘请和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盛邀,启程离开武汉,经八路军办事处安排,长途辗转,路过西安。

1938年10月7日,与光未然和演剧三队短暂会合。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

1938年10月25日,经过浴血奋战,包括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堪比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几乎打光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也重创了日本皇家空军。然而武汉终于在这一天陷落!尽管如此,武汉一战还是彻底击碎了日军闪电结束侵华战争、征服中国的梦想。国民政府再次长途西迁至重庆山城,中国抗战进入更加艰苦卓绝的僵持阶段。

1938年11月1日,冼星海在悲愤之中,“心里更觉难过!这样更增强我的抗战决心!”(冼星海日记)他在当天日记中的感受,就是当时所有中国热血青年的心情写照!这对战火伉俪再次启程从西安出发,冒着日军的枪炮硝烟,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钱韵玲平安到达延安,随后在鲁艺任教。

1938年11月1日,演剧三队从陕西东部宜川县的古渡口圪针滩东渡黄河。这是经过前一天12小时的徒步行军翻山越岭才到达的历史性地点。他们第一次从河西的高山之巅俯瞰黄河的壮美,第一次听到上游十里之外瀑布的雷鸣,隔山灌耳,第一次在渡过黄河时体会到船夫们与惊涛骇浪拼命搏战的豪壮气概。

渡河之后,演剧三队到达下游东南方向对岸的山西省吉县小船窝,全队休整待命,等候军车接应。这时光未然与青年音乐家、 “三队”音乐组长邬析零坐在黄河岸边详细探讨西洋音乐的清唱剧“康塔塔cantata”的概念以及其他合唱、对唱、轮唱等各种合唱曲式。

当天随军车沿七曲黄河(乾坤湾)而上,自远处遥看漫天升起的水雾,稍后到达了上游十里处的壶口。诗人此时近距离感触那摇动地壳的瀑布飞流,情不自禁地敞开胸怀向着翻腾怒吼的黄河巨龙,忘情地高喊出来:“啊,黄河!”

11月1日刚好是诗人光未然的25岁生日。这一天的几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被视为《黄河大合唱》歌词构思的最初和最原始的情感冲动之时。诗人在多年后回忆说:“这第一次渡过黄河的体验,对于我,对于演剧第三队的全体同志,都是终生难忘的。就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观赏壶口瀑布的感受,使我产生了创作《黄河》的冲动。”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光未然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愿望,开始进入了创作前期的准备阶段。

之后的演剧三队在黄河两岸,在山西的吕梁山游击区,在陕西宜县秋林镇,在山西吉县文城南村坡(被改名为克难城)阎锡山、朱德的二战区司令部和抗战中的陕西省政府驻地,以及12月初到达汾西县暖泉头的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防区辗转奔走。两个月的行军战斗,诗人不断地被所见所闻而激励和感动,心中的构思也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1939年1月底,天不遂人愿,光未然在山西汾西县勍香镇行军中坠马,左臂关节粉碎性骨折。这次坠马受伤,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冥冥中为光未然和冼星海分别在大河东西、前线与后方、今生不求再相见的烽火人生做了一个逆转,也为了一部传世作品的问世做好了铺垫。

因为战场前线完全没有医疗条件和救治的可能,抗战根据地决死二纵队和演剧三队联合发电报,以光未然领导的“三队”特别支部的机密代号“济生堂”名义请示延安的直线上级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李富春部长批准,演剧三队全体队员用担架护送光未然到延安治疗及全队休整集训,学习汇报。演剧三队受命从山西永和县的永和关西渡黄河,途经陕北延长县,村村相接,步行七百里到达延安。

全队驻扎在延安交际处所在地的西北旅社。光未然则住进二十里铺的延安边区医院(后更名为延安和平医院),由何穆医生负责、柯棣华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协助接骨疗伤。为了光未然的接骨手术,中共中央特地搬来仅有的发电机,而当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改用了油灯办公。

1939年2月26日,冼星海去边区医院看望老友光未然。俩人相见后,高兴与兴奋中开始讨论再次合作。光未然下决心把心中正在构思并逐渐成熟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直接写成一部大合唱歌词。

在此后的两周内,光未然用了连续五天在病床上口述了整四百行的“大合唱《黄河吟》”八段歌词,由队员胡志涛笔录成稿。

鸿篇巨制的大合唱歌词分为八个部分:

一、“合唱”《黄河船夫曲》;二、“男声独唱”《黄河颂》;三、“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四、“齐唱”《黄水谣》;五、“对唱”《河边对口曲》;六、“女声独唱”《黄河怨》;七、“轮唱”《保卫黄河》;八、“大合唱”《怒吼吧!黄河》。每段由诗朗诵式的说白连接,作品的全局结构和每一首歌曲的演唱形式都已经基本设计定型。每段合唱、独唱、对唱或轮唱,分别突出一群或单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艺术形象,既有强烈的时代象征,也有引人感动的象征性故事情节。各段落之间的逻辑连接极具戏剧性,构成了一部大型诗歌剧式的大合唱文学脚本。这在中国诗歌与音乐史上均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为作曲家的天才创作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为作品的展翅飞扬构筑了强大的跳板。

1939年3月11日晚,“三队”邀请了光未然和冼星海,两人分别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和南门外的鲁艺赶来,参加在西北旅社的一间宽大窑洞里举行的元宵节小型朗诵会。烛光中,光未然首先简短介绍了歌词的写作动机和意图,于是以自己独特的朗诵诗人风格,吟诵了刚刚完成的诗作,语气时而沉重,时而激昂,这篇历史上绝无仅有、带着深厚情感的全篇吟诵在《怒吼吧!黄河》的高潮中结束。全场静默了少许,窑洞中终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如此戏剧性的场景中,一直在凝神静听的冼星海此时从靠窗的角落里忽然站起来,一把抓住了这部命中注定要改写中国音乐史的、也是作曲家“渴望很久的”(亲历者田冲忆述星海语)大合唱歌词手稿。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来表达抑制不住的喜悦和感激,祝贺这诗与音乐的心灵契合。

此后的两周内,冼星海没有急于动笔。光未然、邬析零、 田冲等分别向他多次反复详细介绍在黄河和抗战前线的战斗体验。此时的作曲家在全神贯注地听,在如饥似渴地记,像海绵一样在吸收,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所有关于黄河和抗战前线的细节。

邬析零把自己在渡河时记下的船工号子的最原始和简单的几个音乐动机和节奏介绍给冼星海,星海把它们完美地融入到第一段《黄河船夫曲》壮丽激荡的乐章之中。

1939年3月26日,三月份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胜利告一段落。手上磨起了血泡的冼星海经过两周的准备,在日军空袭的间隙中,再次赶去西北旅社18号房间拜访光未然。两人交换意见之后,作曲家便回到山坡上“鲁艺”的窑洞宿舍,开始动笔谱曲。

冼星海的那间窑洞“朴素而明朗,土炕上架着木床,临窗的小书桌,也架在炕上”(光未然回忆)。夫人钱韵玲不辞辛劳地在一旁陪伴照顾起居,亲手为丈夫在土纸上画好简谱格子(应该是简谱的小节线——编者)。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简陋条件和歌咏队的音乐普及水准,冼星海选择采用简谱写作。他珍存的五线谱纸舍不得用,之前在西安和演剧三队巧遇邬析零时还慷慨地赠送了一部分给他。星海困了,韵玲就用黄豆炒糊的粉末冲“咖啡”为他提神;累了,她就拿几颗红枣煮水给他补气。凌晨,因为缺少木炭,小碳火盆微弱的火苗熄灭了,而作曲家的激情依然在严寒中燃烧。光未然买来的二斤白糖摆在桌边,星海偶尔抓一小把糖放入口中,便瞬间转化成美妙的乐句,再从笔尖流淌到谱纸上。他连续创作六天六夜,任窗前的油灯明灭,日转星移。

演出的日子迫近,光未然每天早晨委派邬析零、田冲到鲁艺的冼星海窑洞小心探问。两个年轻人有时甚至还忍不住踩过早春的冰河夜访,不敢打扰老师的写作,就蹲在窗前静候。星海对两位学生最亲切的招待,往往就是直接在桌前邀请他们试唱。大部分歌曲,如《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都是一气呵成。《黄河颂》和《黄河怨》两段独唱的谱曲最艰难,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比较多。尤其是《黄河颂》,初稿由邬析零、田冲带回“三队”试唱,光未然和大家提出修改意见。没想到冼星海在第二天就撕掉重写出全新一稿,《黄河颂》是彻底重写到第三稿,直到光未然和战友们完全满意方才罢休!

诗人回忆说:“像这个大合唱包括的八首歌曲的各种曲式,如哪一首用独唱或齐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原是我凭着外行人主观设想提供参考,当时星海同志也完全迁就。他的创造的才能,可以突破各种局限,可以克服各种困难。”甚至遇到《怒吼吧!黄河》中的歌词“但是”,星海也毫无顾忌地把它们天衣无缝地融进博大壮美的合唱之中。

1939年3月31日,经过六个日夜的激情与天才的冶炼,“大合唱《黄河吟》”的简谱稿完成。

4月1日起,“三队”开始排练。紧接其后不到的一周时间,冼星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加紧谱写伴奏音乐。他天才地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和音乐语言,将几把小提琴和二胡,加上口琴和中国锣鼓、钹、竹板,木鱼等传统打击乐器,都巧妙地结构在伴奏音乐之中,赶出了全部乐队伴奏谱。也就是说,一部完整的、可以演唱的作品和全部伴奏在4月5日写完了!其间邬析零代表“三队”给星海送去两斤猪肉,还有核桃和白糖,慰问为“三队”赶写合唱,几乎把精力燃烧殆尽、已经累病了的作曲家。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延安,这是何等的战友情谊啊!

4月6日,冼星海不顾已经达到极限的疲劳,清早六点起身,一身大汗地从鲁艺爬山赶到南城内的西北旅社,开始整天辅导“三队”演唱《黄河吟》。排练之余,他在18号房间再次与光未然长谈。关于这次长谈的内容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两个挚友此刻一定是在交流创作完成后的欣喜和体会吧。

关于作品的名称,我想专门用这一小段文字来讨论。我们从所有冼星海日记的记载看到,在两人深谈过后,有可能促成了诗人与作曲家将作品更名的决定。我们可以按照冼星海日记的逻辑推断出一种可能:光未然在4月6日这天与冼星海的长谈过后,经过仔细和慎重的考虑,接受了作曲家和“三队”战友们的建议,在4月6日至7日之间,将作品更名为《黄河大合唱》。比起《黄河吟》,后者更加响亮明确,也更有气势和冲击力!

4月8日,冼星海终于可以安下心来起草一篇重要的创作笔记《我怎样写〈黄河〉》。他在这篇短文中赞美和肯定了歌词,同时介绍了自己对歌词的理解、对音乐的创作构想、创作意图和形式表现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笔记中,作曲家开始正式使用《黄河》(而不是《黄河吟》)给作品命名了。冼星海在笔记中写道:

“《黄河》的创作,虽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它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果。《黄河》的歌词虽略嫌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有直接配合现阶段的需要,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到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

这就是八十年前,作曲家冼星海对歌词真实的评价。他看到了中国大量救亡歌曲因为艺术上不够扎实而短命的现实,同时也信心十足地预见到自己崭新的作品《黄河大合唱》长久传唱的未来。

《黄河大合唱》是中国新音乐的代表作,是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和西洋作曲技法完美结合的典范。它具备宏大的民族音乐史诗的规模和制式、独特的诗剧结构、完整多样的合唱形式、丰富独创的音乐语汇与艺术风格以及典型的诗歌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个性而全面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一场历史危难中的伟大与坚强不屈。在千万曲抗战音乐作品中,甚至一直到战后几十年和平时期的华语合唱作品的创作和演出中都鲜有比肩者。她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合唱艺术经典。

4月9日,冼星海再次赶到“三队”,下午辅导排练《黄河大合唱》(这是冼星海日记中首次正式使用书名号,完整地为作品命名)。邬析零、田冲二人请老师吃饭。

4月10日,光未然到鲁艺作报告,中午请冼星海夫妇和张庚、陈锦清吃饭。

4月11日,冼星海继续指导“三队”练习《黄河大合唱》。

4月12日,冼星海参加“三队”和鲁艺联合举行《黄河大合唱》及《生产运动大合唱》的排练和预演音乐会。李凌、李焕之、李鹰航、向隅、梁寒光、汪鹏等鲁艺教师都在排练乐队伴奏。

1939年4月13日,上午冼星海继续指导演剧三队练习,晚7点在陕北工学大礼堂举行“三队”结束延安整训,准备开赴前线的告别音乐会(“三队”是所有奔赴全国抗战前线的10个抗敌演剧队中唯一有机会来到延安的队伍),上半场是冼星海的新作《生产运动大合唱》(后改名为《生产大合唱》)首演,由鲁艺师生演唱。下半场就是《黄河大合唱》首演,由邬析零指挥,田冲独唱《黄河颂》,李鹰航三弦伴奏,蒋旨睱独唱《黄河怨》,史鉴、刘晨暄对唱《河边对口曲》,说白由胡丹沸担任。25岁的光未然身披黑色斗篷,遮住负伤的左臂,在舞台的一束聚光灯下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三队”全体队员24人合唱,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二十多人的乐队伴奏。冼星海“利用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乐器,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等一起来,压轴之作《怒吼吧!黄河》演唱临近结束时候,那阵阵震撼人心的军号和大鼓声,何等地突出并强化了歌曲的内容,使人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原文摘自光未然回忆)。毛泽东、刘少奇等多位中共中央领导出席观看。座无虚席的陕北工学大礼堂有上千听众,冼星海在台下监督护航。

冼星海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当晚同时演出了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运动大合唱》,博得全场欢迎)!”

这次《黄河大合唱》首演还有一层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诗人和作曲家、这对世纪艺术伙伴第一次同场参加自己此生最成功作品的演出。

1939年4月16日,光未然下午到鲁艺见到冼星海,专门在李鹰航三弦伴奏之下再次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后诗人请星海夫妇在延安抗大合作社吃面。晚上在“生产运动总结晚会”上,演剧三队第二次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同时还演唱了光未然和田冲合作词曲的《黄花曲》。气氛热烈的晚会到午夜12点才散。这是光未然和冼星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同场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1939年4月18日,冼星海上午为鲁艺专修科教学讲授《黄河大合唱》的指挥方法。

1939年4月25日,冼星海晚上再次指挥六十人练习《黄河大合唱》。

1939年4月26日,忙碌一天的冼星海在晚上指挥《黄河大合唱》的练习,歌咏队增加到八十多人。

1939年4月28日,冼星海上午再次教唱《黄河大合唱》,为后面一场历史性的演出做准备。

1939年4月29日,历史上第一版《黄河大合唱》延安油印版完工面世,冼星海得到10册。

1939年5月1日,在延安的南门外举行两万人的纪念大会,毛泽东、王明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会上由党校合唱队演出了《保卫黄河》,这是首演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演出。

1939年5月5日、7日、10日(鲁艺成立周年纪念),在日军轰炸的间隙里,在会议和其他工作的夹缝中,冼星海继续加紧排练。

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纪念日这天晚上,冼星海身穿灰色上衣和短裤,脚踏草鞋,挥动有力的双臂指挥鲁艺师生百余人的合唱队和二十多人的乐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激情!作曲家为了丰富乐队伴奏,把所有延安能找到的乐器都用上了,三、四把小提琴和二胡、笛子、吉他,加上口琴和中国锣鼓、钹、竹板,木鱼等传统打击乐器,甚至还用“鲁艺”梁寒光设计、用煤油桶当共鸣箱的低音二胡来充实乐队的低音区。灵感频发的冼星海发现鲁艺音乐教师李焕之日常用的大号搪瓷茶缸有发挥的可能,便让他把一大把吃饭用的金属勺子放进去,在乐曲中表现黄河波涛时,看到指挥手势就拼命摇,发出“哗哗”的脆响。《黄河大合唱》演出获得空前成功。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王明、康生等再度出席并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盛赞。

这是作曲家第一次亲自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正式演出。这场光彩四射的演出被永远地载入史册。

1939年5月12日,冼星海和鲁艺的合唱队乐队又专门为党校和马列学院加演一场。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过程是一段传奇,是一场烽火硝烟里的命运的安排,它让两位心灵高度契合的艺术青年,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战火中,经历了多次合作写歌的历练之后,最后一次在延安重逢、联手,也就此成就了他们两人此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创作。

4月底5月初,毛泽东主席把“三队”全体队员请过去,耐心细致地面对面谈话和指导,派遣演剧三队整装开拔,再赴第二战区前线。光未然带伤随队到达山西宜川秋林镇附近的张李村,当时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与正副队长徐世津、王负图一起研究建立民资革命艺术学院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

之后,诗人惜别战友由队友胡志涛陪同转往成都治伤,并带走《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本,托胡志涛专程送到重庆,于同年8月在重庆生活书店首次出版。

当时年轻的文艺战士谁也不会想到,谁也不会在意,他们继续义无反顾地在不同的战场上投入生命去战斗。自此两位亲密无间的战友就在战火中不期永别,再也无缘相见了。遗憾的是,他们此生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当时冼星海33岁,光未然25岁。

后 记

这篇故事虽然名字叫“传奇”,但实际上不敢有半点虚构。这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写给热爱《黄河大合唱》的朋友们的。我细心查阅过所有能找到的原始资料,经过筛选汇集,按日期排列如上,也可以说就是年谱。大家可以从这里,通过我几年来在清晨和深夜挤出的点滴业余时间,或在机场、或在地铁里做出的分析、总结和整理,得到这个尽可能精准和全面的历史过程概要。我将来也可能继续展开和续写。

这里还有历史上好几个“第一次”值得写出来:1939年5月光未然和演剧三队第一次把歌谱带出了延安,他们第一次在延安以外的地方宜川县演出《黄河大合唱》;光未然委派胡志涛将歌谱从成都送到重庆生活书店友人处,1939年8月由重庆生活书店第一次出版发行了铅印本;1940年2月冼星海第一次在延安指挥当时最大规模的500人演出《黄河大合唱》;同年5月他把乐谱第一次带到了苏联,第一次用钢琴演奏;并在1941年春在莫斯科重新改写加工成宏大的交响合唱版(作品第7号);1942年光未然率领缅甸华侨战工队第一次在海外、在上缅甸的重镇曼德勒举行了连续三天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1946年刘良模第一次把乐谱带到了美国,翻译出版并在美国组织演唱。

关于《黄河大合唱》创作和初期演唱的历史,以首演指挥邬析零的文章最为全面和详细。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历史片段以及细节脉络,还隐藏散见于词曲作者和其他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之中。而这些文字的绝大部分,都在我母亲黄叶绿生前编辑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收录了。如今,所有亲历者都已先后过世。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她在1999出书之前的几年间抢救历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些确切而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深深地感谢她!如今能在她曾经辛勤工作过多年的《人民音乐》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我想,对她和我以及全家来说也是最大的欣慰吧!

我在这里仅仅做了原始资料的搬运、总结和集合。在所有手里掌握的前辈亲历者留下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把这些珍宝用一根时间的丝线依次串联起来,争取所有的时间节点尽可能准确无误,描述尽可能精细,内容尽可能全面。比如光未然和冼星海初次见面时“满头大汗”的教歌场面以及首演时的听众人数“上千人”,包括冼星海作曲时寒夜断火的细节,都是由亲历者光未然、钱韵玲和赵寻各自的回忆文字所记录,而绝非杜撰。我的讲述采用了以日期分段的格式。进一步说,根据这条时间的主线和众多有关细节(包括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蛛丝马迹),我们还谨慎做出了个别符合逻辑的推理与判断,而避免做出主观的结论。文中特别征引了少量词曲作者的有关原文。一切以原始资料为第一,忠实而全面地提供给读者参考。

需要说明的还有,本篇故事的前几个段落(1938年9月9日之前),是《黄河大合唱》创作全过程的序曲,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段历史,我就收进了两位词曲作者的相识和多次合作创作歌曲的经历,也就是完成这部中国音乐史上的伟大作品的前期积累和铺垫吧。

我的表弟黄平与我同时开始了这一项工作,研究得比我更深更广。他曾利用14天自驾游,探寻了《黄河大合唱》构思创作过程中所有重要历史地点。他的游记体长篇散文更是比我率先完稿,非常值得一读。他多次帮助我查阅有关资料、核准多处细节。在此,特别向他致敬致谢!

2015年,在写完这篇文章初稿的当晚,我观看了中央电视台9频道的两部出色的历史纪录片《731》和《南侨机工》,它们分别从两个全然不同的侧面记录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在两部影片当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难忘的1939。那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1939年,杀人魔鬼石井四郎中将指挥下的日军731生化部队,开始在中国战场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和苏联、蒙古的军民!也是在1939年的除夕,80名南洋华侨青年毅然报名参军,这是三千多名海外华侨志愿回国参战的第一批,他们告别家人,在这一天离开了新加坡港开赴中国战场!也正是在1939年春天,《黄河大合唱》的壮美歌声,承载着全中国、全世界华人抗击日寇侵略的不屈不饶的精神,飞越延河,被唱遍全中国的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黄河大合唱》更是被唱遍了全球。日出日落,歌声漫天。

让我们记住所有这一切吧,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牺牲的前辈,也为了我们成长中的孩子,牢记历史上亡国的惨痛和胜利的辉煌。

注释及资料索引

本文根据十几篇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日记整理,这些文章中除了张光年(光未然)所著《张光年文集》《光未然脱险记》和冼星海的《冼星海全集》,以及刘可兴教授编辑的《光未然研究资料》外,其他重要文章均来自张光年夫人黄叶绿主编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它们都是到目前为止查考《黄河大合唱》创作历史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另外的资料来源,取自李丹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一书以及最近的采访笔记。希望未来还可能发现其他文章资料能够补充进来。

参考文献

[1]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收录于刘可兴编《光未然研究资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 冼星海《冼星海日记》,收录于《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3] 田冲《时代的颂歌》,收录于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4] 邬析零《〈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和首演》,收录于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5] 张光年《光未然脱险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6] 钱韵玲1975年11月口述,陈莲执笔《忆星海》,收录于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7] 李凌《关于黄河大合唱的一些深刻印象》,收录于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8] 李焕之《我与黄河的不解之缘》,收录于黄叶绿编《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9] 张光年《冼星海回忆录》,收录于《张光年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采访向延生研究院(鲁艺乐队队长向隅之子)的2015年8月26日笔记。

[11] 刘可兴《光未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收录于刘可兴编《光未然研究资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2] 赵寻《赵寻口述》,收录于李丹阳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黄叶绿(1924—2013),原名黄腾蕙。1946年云南大学外语系肄业,在李公朴先生协助下赴北京与光未然结婚,随后在华北大学艺术系学习工作。50年代曾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1976年调至《人民音乐》杂志工作至1997年退休。1999年编辑出版《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一书,为《黄河大合唱》的研究与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赵寻(1920—2010),原名赵辛生。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1936年参加光未然(张光年)组织的进步组织“大光读书社”,和“拓荒剧团”,投身街头戏剧救亡运动。1939年参加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演剧三队,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首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抗敌演剧第三队副队长、华北大学剧作组组长等职。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后历任文化部文研院研究员,文化部艺术期刊领导组组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视协常务副主席,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中国剧协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副主席,中国剧协第五、六、七届顾问等职。

赵寻是政协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安东 光未然次子,工业产品设计师,西北民族大学《黄

河大合唱》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