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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在苏联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5/14 14:39:12

本文作者是俄籍华裔作曲家、俄罗斯功勋艺术家、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左贞观先生。他是第一位海外研究冼星海及作品的音乐家,其研究成果曾先后于1989年、2005年发表在《人民音乐》上。这篇文章在原有的史料上,又增加了更多的有关《黄河大合唱》的相关史实和资料,使我们对于星海在最后的生命岁月中的生活与创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谨向左贞观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编者

39年《黄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公演后过了整整80年,有关这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已经写得很多了。时至今日,每次演出这个作品仍然会给听众极大的震撼,爱国情绪的高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早就成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伟大的作品,作者用音乐形式记载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黄河大合唱》成了时代的光荣史诗。

冼星海的生平与创作同苏联有着紧密的关系,作曲家在世的40年里的最后岁月里,有差不多4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所以他的主要作品《黄河大合唱》自然而然同苏联有了很深的渊源。

先是1939年春天,4月13日它首演于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由邬祈零指导)引起巨大反响。然后5月11日晚“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本人指挥百余人的鲁艺合唱团,在二十余人的中西混合乐队伴奏下,又一次成功地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当时在场的毛主席马上就给与极高的评价。冼星海的学生李焕之对此有详细的回忆。

1939年,苏联摄影记者罗曼·卡尔门同记者代表团一行来中国访问,在延安认识了冼星海,并听到冼星海亲自给他演唱的大合唱的片段。卡尔门(1906—1978)是一位苏联著名的战地记者,曾在西班牙、中国和东南亚工作,后来在卫国战争中拍摄了众多的纪录片,他在苏联电影界有极高的声誉,被称为纪录片经典大师。他多次荣获列宁、斯大林国家奖金,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1938年在武汉沦陷前他来到中国,去了武汉、重庆、贵州、延安、新疆等地。在中国,他拍摄的纪录片《战斗中的中国》报导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许多场面。回到苏联后,他出版了《在中国的一年》这本书(苏联作家出版社1941年版)。书中叙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在日军不断轰炸下的苦难生活、军队战士的英勇作战和战胜敌人的信心。书中也写到他多次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见面,并采访了他们。这本书对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有非常的意义,附有不少有趣的照片。可惜我没能查到该书在中国有翻译出版。

书中卡尔门描述了在延安时去鲁迅艺术学院参观的情景:“在学院里到处都能听到歌声,经常学员们是唱着歌去前线作战的。学校共有学员三百多人,但经常会有二百多学员去八路军队伍做宣传工作,在这同时他们还会收集当地的民歌。学校在缺乏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文学系和音乐系的学生会学习世界文学艺术史、音乐文化史、中国古代艺术、和声、作曲和配器。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创作出中国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作品。他们同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一样,也要在田地里耕种,为自己生产粮食,生活上完全自我供给。

“在一个窑洞里我们听到一个弦乐器的声音。我们悄悄地走进去,看到一位小伙子坐在床上演奏着放在腿上的有两根弦的乐器,是非常美妙的民歌曲调。有趣的是他背后的墙上挂满了西方作曲家的肖像: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柴科夫斯基。让我们惊讶的是一个用罐头盒子、两根弦和一个用竹竿做成弓的简陋的乐器,却能奏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晚上我们同鲁艺的师生们坐在残存的孔庙前,在月光下聊天。年轻的作曲家向隅坐着搂着快要当妈妈的妻子,她叫唐荣枚。以前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

“想不想听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她说。

她用清脆的女高音唱了一首“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译意)。这样,一场即兴的音乐会就在月光下的废墟旁开始了。周围都是古代的建筑、石雕和浮雕。这是许多年前中国古代匠人创作的艺术。现在,20世纪,中国的共产党在这里创立了艺术学院。

“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冼星海为我们演唱了一首歌唱黄河的歌曲。他的深厚歌声在寂静的夜晚特别感动人心。黄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就是他唱的歌词:

“啊,黄河!你伟大坚强,你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坐在我身旁的小徐,是长征的参加者,是乐观的小伙子,骑兵、狙击手、抒情诗的作者。过几天,他就要上前线了。他对我说:在远方的您的国土上也有学习小提琴的、诗的、画画的、唱歌的。请您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战斗,我们的歌曲。就这样,我们手握着手,默默地看着星空,想着遥远的国土。”

这完全可能是首次在国外提到的《黄河大合唱》。详细研究过冼星海的生平的人,可以在他的《创作杂记》上看到:“我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1940年夏天在延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英文报纸报导了我的《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生在《国际文学》和1940年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名为《在中国的一年》的文章(在苏联,文学作品在新书出版前,都会先在厚厚的文学杂志上先刊登——作者注),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是因为这样就满足……我听了之后,自己自问惭愧……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血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需求的量。”

星海在1940年来到苏联后交往了很多苏联作曲家朋友,屡次参加作曲家协会的作品讨论会的活动。在这种讨论会上和在同苏联作曲家亲密交往中,他都会把《黄河大合唱》介绍给他们。1988年,我在哈萨克斯坦探寻冼星海足迹,收集他的生前资料时,见到40年代初在哈萨克作曲家协会担任理事的叶尔扎科维奇教授,当我问他知道冼星海吗,他犹豫了一下:“是叫黄训的吗”?接着说:“他给我介绍过他写的《黄河大合唱》。”(黄训——冼星海当时在哈萨克斯坦用的笔名——作者注)

在他1940年到了莫斯科后,苏联当局在征求从中国来的共产党代表团人员有什么生活要求时,冼星海提出了三个要求:1.在苏联演奏他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2.把《黄河大合唱》拍成电影;3.见到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这都说明冼星海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深知其意义和分量。但他的这几个愿望都没能实现。在《创作杂记》中我们看到,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为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和《黄河大合唱》做了配器,完成了总谱。但当年夏天卫国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就是有了总谱,这两个作品还是演不了的,因为在配器上有很多的问题。客观的原因在于冼星海对管弦乐队不熟悉,配器法也是自学的。他从来没听过自己写的管弦乐作品的音响,以至于后来为了演奏这两个作品都出现了问题。

1990年,我与哈萨克音乐家们一同组织了一次纪念冼星海的活动。当时哈萨克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了作曲家的《第一交响乐》《满江红》和《黄河钢琴协奏曲》。由周巍峙、瞿维、冼妮娜、黄翔鹏、盛礼洪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音乐会。这次演奏的《第一交响乐》是由瞿维先生在冼星海于苏联完成的总谱基础上修整的。据他当时说,冼星海的自己配器的《第一交响乐》是无法演的,首先在配器上和曲式上有很多问题,原作有一个半小时之长。瞿维先生把音乐减缩到45分钟,重新配了器,整个作品可以说是重新写的,但保存了冼星海的作品的主题和主要的思路。中国国内听过《第一交响乐》的人,大概就是瞿维先生这个版本。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黄河大合唱》上。也是主要是配器问题,所以作品前前后后出现了四个版本(也有五个版本的说法),这四个版本都被列入了《冼星海全集》。第一版,即“延安始创版”,原作是冼星海用简谱写成,今天我们且不说。我们主要要谈的是《黄河大合唱》第二版本,也就是所谓的“莫斯科版本”。

李焕之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冼星海在延安时就有打算将来要把《黄河大合唱》编写成规模宏伟的交响性的大合唱。所以作曲家1941年到了莫斯科,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马上动手给《黄河大合唱》编写了五线谱版本。他在延安简谱手稿版本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加工、修订和扩大配器规模,给作品加了一个序曲。冼星海在“莫斯科版本”的总谱里采用了三管编制的交响乐队,终曲的末段甚至采用6只圆号、12 只小号和12只长号参加演奏。从作曲的角度来看编制大并不是问题,但存在不少其他问题。

严良堃曾说过,1945年秋,“二战”结束后,苏联曾准备演奏这个版本的《黄河大合唱》,当时冼星海已经病痛缠身,完全力不从心,对一些配器效果、和声效果无法仔细地推敲,因此有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例如,弦乐的拨弦安排到第七把位,到了贴近琴码的地方,效果是不够好,所以没能演。

1949年,又出现了一次“莫斯科版本”的演出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将在7月成立,为此要演出《黄河大合唱》。据李焕之的回忆:

“恰好在这个时候,冼星海在苏联时期所创作的大量作品中的一部分送回中国,其中就有冼星海在1941年于莫斯科重新配器修订的《黄河大合唱》巨型版本。……它的乐队编制非常庞大,而且演奏难度也是当时我们乐队的水平难于胜任的,那就只有先暂时放一下吧!

1951年7月组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团准备出国到东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友谊与和平联欢节,出国的阵容相当庞大,有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另有小型民族乐队,还有合唱队、舞蹈队、杂技队、歌剧班。演出的节目也丰富多彩,大型作品有《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还有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我的身份是指挥,在管弦乐队中还邀请上海交响乐团的三位管乐演奏名家:他们是陈传熙(双簧管)、韩中杰(长笛)和秦鹏章(单簧管、琵琶)。当然,参加这次艺术团出国的名家还有不少。另外,任虹同志是位热心家,他设法把冼星海的苏联版本《黄河大合唱》制版印刷了二百本带出去,那可是洋洋大观的“交响大合唱”。(200本!?这里肯定有误。要是上面一段李焕之的回忆中说他看到的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是一本“巨型总谱”,想1951年当时要印200份这样的总谱有何等难!而且有这样的必要吗?——作者注)。在合唱方面,当时参加演唱的有不少是合唱队以外的演员,所以基本上是按照延安的最初版本。当时演出的乐队总谱后来都不在我手上,所以也记不清了。

出国的第一站是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为的是请“苏联老大哥”来审听、看并指教。《黄河大合唱》是首次在莫斯科演出,我任指挥。其他的大节目:歌剧《白毛女》、管弦乐合奏《中国狂想曲》(黄源澧指挥)、《红绸舞》等都是首次在莫斯科与苏联观众见面。莫斯科之后就是东柏林及东德的几个大城市, 然后经历了一年时间几乎走遍了东欧各国及大城市。因一部份演员先行回国, 所以《黄河大合唱》到后来就不再演出了。”

首次真正的、正规的、有艺术水准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或许说被搬上舞台的是在1955年10月30日莫斯科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厅的这一场音乐会。这一天是冼星海逝世整整10周年的纪念日。

为了演出这场音乐会,苏联政府给与了极大的重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大合唱的全部合唱、独唱和朗诵词被翻译成了俄文,在音乐会上全部用俄文演唱,翻译过来词还得能配得上旋律。指挥用的总谱是在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基础上,请了苏联音乐家尼·鲍乌艾尔(Н·Бауэр)全部重新配器的。演出的团体是当时最优秀的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和共和国国家合唱团,演出由斯塔谢维奇指挥。

在10月30日的音乐会节目单上独唱演员全是苏联歌唱家,朗诵也是苏联的著名戏剧演员,节目单上唯一的中国名字是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在最近同她联络时,她说在1955年的这场音乐会上她没有参加演出,她参加过演出的是1956年由李德伦先生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的那一场。当时在场的黄晓和先生对我说,1955年那一场音乐会他记得很清楚,郭淑珍并没有参加演出。这两位中国音乐家当时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黄晓和先生说,他当时才20岁,那场音乐会在那么好的音乐厅里,他听到了世界水平的乐团和和合唱团,并演奏了来自祖国的音乐作品,是可以想象给他印象有多深,是如何使他震撼。在《苏联音乐》杂志(1956年1期)有关这场音乐会有一个短短的报导,上面说:“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遗憾的是《黄河大合唱》缺少了其中的一段,没有演出。”大概说的就是郭老师应当表演的《黄河怨》。为什么郭淑珍老师没有参加这次演出,这个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相信这场音乐会配器者鲍乌艾尔肯定认识到,他要做的配器版本最重要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第二个任务是要做成专业的、乐队合唱能够演奏的版本。他还做了一个很合理的处理,就是把“莫斯科版本”里的《序曲》取消掉了,直接从《黄河船夫曲》开始。以后的几个《黄河大合唱》版本都没有再用过序曲。不管怎么样,应当说,“莫斯科版本”有了两个版本。而鲍乌艾尔的版本,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莫斯科第二版本”。至于鲍乌艾尔在他的这个版本有没有对以后的几个版本产生影响,这都需要学者和专家来研究。在中国国内的资料中有关其他版本,谈到的都是在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基础上修整的。那么,那些版本有没有参考过“莫斯科二版”呢?有关这问题我们知道的不多。至今为止,鲍乌艾尔配器的《黄河大合唱》的总谱、分谱、俄文的合唱分谱都完好地保留在莫斯科爱乐协会的图书馆里。

1955年莫斯科这场对《黄河大合唱》意义重大的音乐会在中国国内很少被提到。在采访严良堃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了“冼星海逝世10周年”纪念音乐会,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乐队伴奏,该团合唱团用俄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1956年那一场演出《黄河大合唱》的音乐会有李德伦、严良堃和郭淑珍参加演出,报导的也就更多了。

有关1956年莫斯科演奏《黄河大合唱》,在《李德伦传》(280页)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1957年5月28日(误写成1957年,应当是1956年——作者注)李德伦在莫斯科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了中国作品《黄河大合唱》及钢琴协奏曲的音乐会。音乐会的前半场是钢琴协奏曲,下半场便是《黄河大合唱》,全部翻译成俄文演唱。李德伦在苏联曾听过《黄河大合唱》,是由俄罗斯国家合唱团担任合唱和演奏,乐队则用的是冼星海在苏联学习时写的原谱。因为他不擅长乐队配器,乐谱不符合乐队使用特点,有些段落因为声音太响,根本听不到人声,曾请一位俄国人帕维尔调整过,但是还是不行,还必须减轻。老师阿诺索夫对李德伦说:“你赶紧自己动手吧。”……好在声乐部分由严良堃练的,进行得比较顺利……担任女高音独唱的是郭淑珍,好在郭淑珍基本功好,在所有独唱、重唱中,她完成最出色……经过努力,这场音乐会开得很成功。”他基本上也没有谈到1955年的这场音乐会,虽然那一场音乐会他也在场。

有关1956年那场在莫斯科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严良堃回忆说:“那时我在苏联学习,莫斯科也上演了《黄河》,请我担任艺术顾问。那次参加演出的是苏联的乐队、合唱队,用俄文来演唱。苏联人唱中国歌很有意思,他们唱“黄河”时,把“黄”的母音分成两个音节,唱成“胡一昂”河。在国外听到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唱我们中国的作品,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原来总是我们学唱外国的、外文的作品,现在听到苏联“老大哥”演唱他们的“外国作品”我们的《黄河》,觉得非常自豪。这次演出由我负责合唱和独唱的排练,李德伦负责乐队排练,演出的执行指挥是李德伦。独唱部分的处理是由我来设计的:那次的《黄河怨》由郭淑珍来演唱,她唱中文,合唱团唱俄文。”可见,这场演出的版本用的也是1955年演出的“莫斯科第二版本”

在莫斯科的两次《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推动了苏联研究外国音乐的专家、音乐学家施奈尔松撰写了一本有关冼星海的书《冼星海》。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这本书时,手中存有相当多的资料,包括作品的谱子。书中有不少五线谱例。除了冼星海的生平与创作外,详细介绍了《黄河大合唱》和《第一交响乐》。这两个作品的每个乐章都有解说。作者给予冼星海极高的评价,他说:“冼星海是中国音乐文化的新音乐的奠基人和最有影响的人物。”

在莫斯科两次演出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黄河大合唱》的版本。我们所知道的还有李焕之的版本,或叫“进城版”“上海版”。然后有了1975年严良堃领导下的集体班子的版本“中央乐团版本”(施万春、田丰、盛礼洪、陈兆勋),还有瞿维的钢琴伴奏谱版本。“更有台湾学者查太元(台湾逢甲大学博士候选人)据冼星海‘莫斯科版’手稿的修订并将此‘作’在2015 年5 月16 日在第32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再次公演。但此次演出的质量依然未尽人意——极粗糙,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些版本都是在冼星海的“莫斯科版”的基础上修改整理的。现在最常用的、最适合音乐会演出的公认为1975年的所谓“集体版本”。这些版本在国内都研究得很透彻,所以不在本文内谈论了。

看来,很可能鲍乌艾尔的配器的总谱,所谓“莫斯科第二版本”在1955、1956年两场莫斯科音乐会以后没有再被注意到和利用了。它的再一次出现是在1999年。年6月15—16日中国文化部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着重讨论了《黄河大合唱》的版本问题,并听取了1955年在莫斯科由苏联音乐家首次演出的《黄河大合唱》的录音(全苏广播电台录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莫斯科第二版本》。当时很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的版本很有兴趣。

最后,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本人对《黄河大合唱》的感受。当1988年中苏关系刚开始改善后,苏联外交部收到中国政府的一封公函,信中提出了有关冼星海在苏联生活和创作的十几个问题。这封信当即被转到苏联作曲家协会,请它答复这些问题。当时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赫连尼科夫把我——苏联作曲家协会会员叫去,他问我是否知道冼星海这位作曲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所以当年就踏上了探寻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足迹,收集到了和他有关的大量资料。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13岁时在国内第一次听到《黄河大河唱》后给我的震撼。在国外已定居快六十年了,对祖国的情感,始终也会有一份《黄河》在里面。我有时想:在肖斯塔克维奇写出了《列宁格勒交响乐》后,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演奏了这首交响乐,当时不记得谁说过的:“能写出这样的音乐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于《黄河大合唱》。这已经不是配器的问题了,而是民族精神的问题。

李焕之 《我与〈黄河〉的不解之缘》(上),《人民音乐》1999年第3

期。

左贞观 《星海在苏联之新探》,《人民音乐》2005年第7期。

严良堃 《黄河大合唱最初版本是怎么样的?》https://www.concerthall.com.cn/page.php?id=6931

《〈黄河大合唱〉究竟有多少个版本?》,中国古典音乐家网。

施奈尔松(Г. Шнерсон1901—1982)所著《冼星海》,苏联:音乐出版社1956年版,《外国音乐文化丛书系列》之一。

杨和平、李岩 《〈黄河大合唱〉四版本考》,《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

3期,第62页。

左贞观 俄籍华裔作曲家,俄罗斯功勋艺术家,俄罗斯爱乐

乐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