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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黎手稿》中的生态自然观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6/27 14:21:42

1 843 年10 月到1845 年1 月,青年马克思在巴黎阅读并摘录了20 余部经济学著作,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笔记。本文论述所依据的文本《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主要指《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和《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虽然《手稿》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未完成的作品,但无可辩驳,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在自然观方面,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开启了自然观上的生态转向,重塑了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交互图景。

一、理论应然: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关系

马克思看来,自然和人都是一种客观实在。他指出,自然决不是某种抽象存在,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异化形式,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主宰人的神秘主义的自然,而是一种客观实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 210,而确证自然界为存在物的只能是外在于自然界的人,抽象自然界对人来说只能是“无”[1] 220。相应地,人既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自我意识的外化,也不只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自然属性的人,而是一种客观实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 210。人作为存在物,须臾离不开人之外的自然界,人靠自然界生活。总的来看,自然界和人是互为确证彼此存在的客观实在,二者是对象性关系。

从人的视角出发,自然界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人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直接就是统一的有机体。其次,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1] 161。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动物一样,都有赖于自然界。人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人能脱离自然而存在,恰恰相反,它表明人对自然的依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与日俱增。具体说来,自然主要从两个维度“供养”人。在实践领域,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在理论领域,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 161。不论是人的物质生活,还是人的精神生活,都仰仗自然母体提供始源性支撑。自然界对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以自然的眼光来看,人同样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 209。人具有客观实在性,人不是自我意识的代名词,而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 209。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 211。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同动物一样,也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但人不会完全如动物般听任自然摆布,因为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主动的、有激情的、富有创造的存在物,是能动地从事劳动活动的社会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 163。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有局限的本能活动,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自觉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并力求达致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 162的过程中,自然界转化为“为人”的存在,其内在的丰富性不断生成,自然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人在直观自然中直观自身,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实际上,从人的角度看自然,我们看到的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即自然生成为人的过程,人的历史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 194。而以自然的眼光看人,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自然化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196,人在创造性活动中把握和同化自然力,将自然规律和自然的力量纳入自身,变为自身的一部分,人重新复归于自然存在物。

可见,马克思扬弃了抽象自然,转向了“具体自然”(specificnature),“以静止的、原子式的分析,是无法充分理解自然的,相反,自然应该被理解为处在过程或运动中的存在物,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个别的或特殊的状况与整个的或完成的发展形式具有内在关联”[2] 395。总之,马克思在这里描绘了一幅自然孕育人,自然改变人,人改造自然,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交互作用的动态图。

二、现实困境:人与自然异化、人与人异化

人与自然本应是和谐的有机体。自然是人之外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的存在,是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感性外部世界。人是人自身的自然,是人的“有机身体”,既是受动性的存在,也是能动性的存在,是能够改造外部世界的感性存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却幻化为了乌托邦。

关心时局的马克思当然是注意到了社会问题的,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还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社会物资总体处于不丰盛的状态,消费社会远没有到来,因而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没有凸现出来。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详尽地正面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不是没有谈及。在《手稿》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即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过程、人与类本质、人和人之间的异化关系。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 163,也就是说,劳动异化的前三种规定,最终落脚于人与人相异化。

实际上,在这条人同劳动结果、劳动过程和劳动者关系的主线外,还隐匿着一条人与自然关系的辅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手稿》的叙述方式中找到线索。“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1] 161,这是对异化劳动前两种规定的总结,关于劳动异化的第一层内在规定,即“劳动产品同人相异化”,在这里表述为“自然界同人相异化”,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自然界与人的关系。因为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自然界而产生的对象化结果。“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1] 163。这一句的逻辑关系大致是:人被夺去了劳动产品,所以也被夺走了类生活,因为自然界被夺走了。这一叙述逻辑又可以印证上一句分析的结论,即马克思是把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人同自然界的异化关系视为同义语来表述的,并且还指出人同自然界相异化,或者说,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会导致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1] 165。这句话从对象性思维的角度,指出人同自身的异化、人同自然界的异化,外化为人与他人、自然界与他人之间的异化,即,以自然界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从上面对文本叙述方式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逻辑思路:首先,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反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人与劳动活动、与类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内在于人本身或者客观的自在世界,而是外化为以自然界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异化劳动理论不只是讲劳动的异化问题,也不只是谈人与人的异化状况。“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1] 184,人与人的异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异化。因此,异化劳动理论也内含着人与自然相异化的维度。

当然,人与人异化、人与自然异化不是相互独立、截然分离的两个维度,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首先,劳动异化理论暗含了把人与自然的异化作为前置性要素,即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异化。因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候,自然资源相对于不很发达的生产力还略显富足,人能够随时随地依据自身需求,直接取材于丰饶的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纠葛与矛盾。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在机器大生产以前,织工“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1] 389-390,广袤的自然能够充分满足当时人们的基本需求。直至后来,机器剥夺了织工的生计,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去城里找工作。人离开了土地,劳动、土地、资本三者分离,人与自然异化、人与劳动产品异化,最终造成人与人异化。《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一书的意大利总编乔万纳·里科韦里就说过,“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3] 75。可见,人与人异化是人与自然异化的必然后果。

其次,人与人异化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人与自然的异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以自身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以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产品,但劳动产品被资产阶级占有,劳动者仅仅只能得到使其自身不致饿死的工资。资产阶级为了不断积聚物质财富,无产阶级为了满足基本生存以外的需求,每个人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遗余力地对自然展开疯狂地掠夺,以尽可能多地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受资本逻辑的驱使,为着追求自身的点滴利益,人对更广领域的社会与自然需求漠不关心,活生生的自然机体不断被掏空。当人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生态阈值,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会逐渐凸现出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人与人之间围绕着争夺稀缺资源的恶性竞争。

总的说来,异化劳动理论内含着人与人异化、人与自然异化这两对矛盾。人与人的异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异化为前置性条件,而人与人的异化反过来又对人与自然的异化有着能动的反作用,这两对矛盾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三、异化后果:私有财产

通过异化劳动,马克思探讨了国民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他指出,私有财产源于工人的异化劳动。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社会之初,私有财产源于外化劳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 166 ,私有财产无非是异化劳动的凝结物[4] 158。“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 166,因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1] 165。工人的异化劳动产生了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工人的劳动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人。他们将工人的劳动成果变为私人所有。而私有财产一经确立,就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就成为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从而进一步加深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

在被私有财产驾驭的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成为谋生的形式。“谋生的劳动”[5] 175 更具异化属性。所谓谋生劳动,指的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为中介来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4] 128。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1] 130 也就是说,正是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把劳动者推到了任由资本家宰割的受剥削、受压迫地位;正是私有财产,赋予了资本所有者占有他人劳动产品、掌控劳动过程的特权。因此,在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谋生劳动越来越不表现为劳动者的天然禀赋,越来越不是人的生命表现,越来越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退化为一种迫于生计、出于外在偶然的需要,不得不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 159,私有财产使谋生劳动日益趋向生命的异化,劳动者在这种劳动活动中毫无幸福可言。

在被私有财产驾驭的社会中,人沦落为非人。人本来是改造对象世界的能动存在物,本来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全面的生产活动,本来能够在直观自然界中直观自身。但是,由于私有财产,由于分工日益精细化,人逐渐成为畸形存在物,沦为动物性存在,变成劳动过程中的活机器。“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1] 432,在强制劳动下,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仅剩下用于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更遑论还有分配给精神活动的闲暇时间了。这种固定化的片面分工,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

但即便是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1] 429,明亮的居室、新鲜空气、光,甚至连动物都有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1] 225。人退回到牲畜般的野蛮状态,追求非人的、粗陋的需要的满足,肮脏、堕落、腐化到几近要退回到原始洞穴中居住。一句话,私有财产把工人变成没有人的感情和需要的非人。

在被私有财产驾驭的社会中,人自身和他人都沦为手段。首先,在生产领域,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是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而对于参与到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者,在资本家眼里,也只是作为工人,作为能劳动的动物,仅仅作为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而存在。资本家预付给劳动者工资,是为了劳动者为其生产出大量可供售卖的劳动产品,并且资本家仅仅预付给劳动者只够维持生命的基本工资。国民经济学家一面高喊“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1] 179,一面对劳动的工人表现出“十足的昔尼克主义”[1] 179,表面上肯定人、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敌视人、彻底否定劳动的价值。无论社会处在衰落、增长还是最富裕状态,工人始终是“持续不变的贫困”[1] 124。其次,在消费领域,“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1] 223,每个人都把他人的需要作为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而这种支配异己力量的权力就是靠能满足他人需要的产品得以实现的。“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5] 181 也就是说,人是借助于物来实现对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的支配。每个人把自己所拥有的产品视为一种支配他人的特权,但实际上产品不仅支配他人,而且也支配着产品所有者,“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是它的财产”[5] 182。这样,人就不得不迫使自己去挣得尽可能多的财产。随着庞大商品的堆积,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也在扩展,物的世界不断掌控着人的世界。人作为人,更加贫穷,更加需要能够支配他人的特权产品,更加需要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货币,更加把别人、同时也把他自己当作谋取越来越多特权产品、货币等的手段。

在被私有财产驾驭的社会中,自然只剩下纯粹的“人的效用”[1] 190。“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 189。私有制条件下的人,对于自然界这一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全部感知,被单纯“拥有”的感觉所替代。自然界失去了其本身的内在丰富性,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被清洗得只剩下“人的效用”,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物。在“要么增长,要么死亡”的资本逻辑下,自然被视为免费的午餐,“被视为外部环境,一个从中索取资源并向其倾倒废料的区域,而不是像人类‘外部躯体’一样(卡尔·马克思语) 作为人类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3] 80-81,资本家往往从自身狭隘的眼前利益出发,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人的真实需要、长远利益等都漠不关心。因此,在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人充分施展个人禀赋,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自然,不断创造着“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 193。这种以异化形式生成的自然,这种企图割断人类自身与自然母体脐带的不成熟做法,无疑会激化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可见,异化劳动必然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而私有财产一经确立,受资本逻辑驾驭的社会中,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所从事的“谋生的劳动”,就会越来越具有异化属性。在受到这种日益扩大的、全面的异己力量的操控下,人沦为非人,人自身和他人都沦为手段,整个社会异化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场域,自然也被清洗得只剩下纯粹“人的效用”。一句话,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而确立了的私有财产又会成为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罪魁。

四、必然出路:共产主义社会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不断使“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而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这两对矛盾也被裹挟进人类历史奔腾的长河中。马克思探讨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彻底否定了寄希望于提高工资或平均工资,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处境的“细小改革”[1] 124。那么,“历史之谜的解答”[1] 185 到底在哪?

马克思看来,“历史之谜的解答”不可能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可能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仍处于私有财产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而只能是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关系粉饰为合乎人性的合理关系,而唯有识破国民经济关系的人性假象,扬弃私有财产,工资才会成为本来合理的工资、价值才会成为本来合理的价值、商业才会成为本来合理的商业,一切属人的东西才会归还给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 185。“历史之谜的解答”包含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方面的维度。

所谓“完成了自然主义”,是指作为无机身体的自然,能够真正地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满足非人的、粗鄙的异化需求,是自然生成为人的过程,是“自然的真正复活”。这种复活指向的是人道主义,是“人自身从自然的墓穴中觉醒。当私有财产被废除,物种联合地享用自然,自然才会复活,以便对于‘人’来说,人的自我创造的真正的类本质能够普遍实现”[2] 397。当私有财产被废除,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的时候,“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5] 184。人在创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在直观自然中直观人自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在自然”不断生成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成为人的现实和人的作品,不断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所谓“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指“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 185,就是说人把自己和他人都当做目的本身,而不是把自己和他人都降格为满足需求的工具,也即是人向自然的生成过程。扬弃了私有财产,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才能彻底解放,人才能够作为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与人之外的外部世界建立人的关系。扬弃了私有财产,人才能真正作为人进行生产,人的劳动才能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成为“生活的乐趣”,成为“真正的、活动的财产”[5] 184,人在劳动中才能肯定自我生命,获得自我享受,实现人的本质,张扬自我个性。扬弃了私有财产,人能够通过视、听、嗅、味、触等等感官,更全面地与自然建立多维联系,并且这不是为某一人或某一特殊群体所享有的特权,而是为一切人所共享,“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5] 183-184,也就是说,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彰显,一切人反对人的战争不复存在。人与人的紧张关系消除之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随之消失。因此,“人类应该把自己视为更大有机整体的一部分”[2] 397,以更广的视阈审视人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考虑到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总体福利,自觉地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当然,自然恢复良性循环与社会实现和谐是相互促进、协同并进的过程。“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指向的是人道主义,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指向的是自然主义,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时态指向的是同一归宿。因为不论是人与劳动产品,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而在对象性关系中,“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1] 190,只有对象能够满足人性的需要,人成为人自身的时候,人才能不至迷失自我,才能不至将他人和自己降格为工具,才能不至在资本逻辑的役使下,对孕育自身的自然母体展开疯狂的掠夺,才能在一个更广义的生态圈中,不断趋向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总的说来,在《手稿》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自然观,以劳动为中介,重塑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生成图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阐明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异化劳动理论不仅阐明了人与人的异化,而且内含着人与自然异化的维度。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和外化形式,私有财产的确立会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马克思还提出,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克服异化关系的必然出路。虽然“巴黎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厘清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对共产主义社会还只是浪漫主义的描述,其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中。但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态自然观,对于变革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自然观,进而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为入口,深刻地阐明异化劳动理论,聚焦到国民经济学避而不谈的事实———私有财产,并为后来继续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找寻“历史之谜”的钥匙,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