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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以实践思维方式的视角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19:29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立足人的活动本质,强调人不仅是“存在”,更是“活动”,因此不能仅从人的存在本性理解人,还要从人的活动本性理解人,从人的实践特性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理解方式就是实践思维方式,它具有“实践的唯物性和辩证性、主体性和客体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四个’统一”\[1\]的特点。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与以往的思维方式不同,是以人为主体和中心的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从实践活动本性和方式出发去把握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一切从实践活动本性和方式出发,要求主体把实践作为思维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并按实践的内在本性、规律来认识和把握实践对象的规则、途径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结合问题的历史过程。因此,其作为一种实践过程必然要正确认识和回答主体是“谁”、对象与内容是什么、方法与路径如何这三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才能清晰显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本文希望从实践思维方式的维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构建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一、实践过程决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

实践必然离不开主体,但是由于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常常导致其主体的虚置、遗忘或被人为的扭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是“谁”,也会因为人们对这一实践过程的理解差异而有不同的回答。“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把实践主体简单化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方式把实践与实践主体抽象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只有把实践的主体作为整体来考虑,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主体的复杂形式和特性。

(一)坚持实践过程的物质与精神统一,反对“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

“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一种体现,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近代知识分子在实现“救亡图存”过程中,处理中西文化矛盾的一种无奈选择。其包含两种思路:一是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主体地位,而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价值体系尤其是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只应用于实用层面的“中体西用”的思路;二是提倡“以西为体、以中为用”的“西体中用”的思路。“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割裂了实践主体的精神性与物质性统一。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实践主体的精神性或物质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从传统的“体用关系”思维方式出发,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该坚持用中国传统的民族治理思想的“体”去统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用”,如有人错误地用家族、宗族代替民族;或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统帅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用”,如有人忽视中国民族的特殊情况,机械地套用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来认识中国的民族现象。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因为“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把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简单看成某种价值关系,从而导致实践主客体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简单化。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过程中,这种“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会割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精华的一致性,而忽视实践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仅仅固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需要与中国民族国情相结合。与此同时,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精华也只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历史背景中接受检验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而不是墨守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治理思想,并用传统的治理经验去“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不仅会丢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也会使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治理思想被错误地理解和发展。所以,传统的“体用关系”思维模式,无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

(二)坚持实践过程的主体与客体统一,反对“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

“主客体关系”思维方式是一种建立在近代欧洲认识论基础上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他们来自于把实践简单地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谁”为主体的问题,必将会先在地把“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而客体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且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中国”是能动性的主体,片面强调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被动性的客体,忽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揭示的一般性规律和基本的方法。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这种“主客体关系”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并明确指出“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来说,是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思维方式。用“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会人为地割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传统民族治理思想、中国民族国情三者作为实践过程的整体性和辩证关系。正如实践中的主客体是互动并互为转换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上述三者互为主客体的,只有根据实践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的民族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主客体。因此,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无法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导致错误地强化“中国的特殊性”和逻辑的先在性。

(三)坚持实践过程的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

实践思维方式要求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必须立足于实践。从实践过程来看,实践主体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必然是具有导向性的能付诸行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工作者。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理论创新必然要有其实践主体,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实践主体去谈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内在规律,必然是缘木求鱼。因此,“实践主体”必然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人”,内在地包括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理论家和民族工作者,以及推动、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

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精神”主体。实践主体的实践行为受精神导向的指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指明方向并保证其科学性。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并实现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主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科学性。如果我们虚化其“精神”主体,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观点将会趁虚而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就会缺乏明确的规定性,失去政治方向,最终必将走向歧途。

作为能动的实践主体,必须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是实践主体,必须从实践的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工作者和践行者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重大的民族问题时,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脱离实践的主体的目的性和历史性,只强调中国民族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以此改造、肢解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必将会削足适履,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为各式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空间,提供土壤,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走上邪路和歪路。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民族国情,辩证地吸收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精华,才能坚持其革命性和科学性,才能保证其中国化本质规定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发展。

二、实践主体目的性决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对象与内容

实践主体确立后,必将有实践的对象以及实践的内容,因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体必将涉及其对象和内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始终在历史和逻辑上都要面临如何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民族治理思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对象与内容必然是改造和吸收传统民族治理思想。有人主张,理论来自实践,最终服务实践,形成发展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到中国必然会“水土不服”,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必然要把如何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作为其对象与内容。还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种对象和内容的统一体,因此其对象与内容应该包括与中国传统民族治理思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实际的民族问题的结合。但是,上述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但都比较片面,不够全面、具体和深刻,没有从实践主体的目的性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化什么”问题仍然无法进行科学界说和阐释。

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实践对象和内容的确定及性质,来自于实践主体的特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目标指向决定其对象与内容,也就是说,其对象和内容都是源自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者和践行者的理论旨趣和革命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的对象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的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实际民族问题,内容就是如何与其相结合的问题。

(一)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要求决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对象。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要紧紧围绕解决中国的实际民族问题,离开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国化只能是空中楼阁。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3\]因此,为解决中国的实际民族问题提供正确、科学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其内在逻辑要求将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实践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也就是说,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魂”,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断总结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就应坚持从中国的民族国情出发,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面临的重大民族问题,提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各种理论形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民族问题,在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实现民族解放、确定民族平等为核心的具有革命特点的民族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的历史背景下,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工作目标,形成了习近平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二)解决民族问题面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如何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源自于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也必然要处理好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治理思想是历代王朝治理民族事务、处理民族关系和发展民族社会经济的经验总结,其中既有“大一统”、“因俗而治”等精华,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糟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一方面要以问题为导向对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合理成分进行分析和继承;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落后部分进行清除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借鉴。在方法论上,我们要把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在处理两者关系的过程中应警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演变为儒家或法家治理民族问题的翻版,只是将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披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合法”外衣。我们应真正用马克思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分析、研究并扬弃中国的传统民族治理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面对的客观实际和内在的逻辑需求。

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是其表现形式的中国化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来自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本土民族问题的实践与理论的结晶。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治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和精华,而且也要吸收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现中国话语习惯、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如新时代提出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工作目标以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民族关系特征表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解决民族问题所处的时代特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内容。

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主题相结合,必须是不同时代民族工作任务的反映,更是不同时代民族群众利益和发展需求的反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去分析、研究和反思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处的时代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只有与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才能为各民族群众接受,才能使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更具有“中国性”,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时,时代的新元素也源源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注入活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烙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的内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开辟了新的境界、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但是,我们也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可以直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而无须中国化的见解;一种是认为其已经过时,要改弦易辙,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照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正确开展的基本前提,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实践的理论必将被抛弃。

三、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决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

方法来自对象自身。实践的方法与路径决定于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决定实践主体意愿和实践方向,是实践主体的主动性的体现;合规律性决定实践的范围和内容,两者共同决定了实践的方法与路径。因此,实践不仅要体现人的主体性,也要尊重实践的历史和规律,否则实践将只能停留在主观层面或者出现道路方向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不仅要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为己任,还要“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个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4\]。实践推动实践主体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就是要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国情结合,与传统结合,与时代结合,创造出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为各民族群众接受的、经受历史考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理论形态。换言之,其方法与路径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回到马克思”即坚持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方法,以及如何“走出马克思”即与中国具体的民族问题结合、与时代的总任务和要求相结合。

(一)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的合目的性要求“走出马克思”,不断创新。

实践都是主体目的性的外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概念。因此,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是“走出马克思”、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1.“走出马克思”的民族理论创新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需要。教条主义者将经典文本奉为圭臬,认为“走出马克思”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离经叛道。他们固守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敢越雷池一步。修正主义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过时”了、“不适用”了。这些都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自于马克思所处的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苏联民族工作实践,他们提出的命题、观点、论断只是其所处时代面临的民族问题及解决思路在理论上的反映,并且囿于实践的局限性还未能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民族理论的一般性规律及所确立的共产主义价值原则具有普遍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也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所思考的那些问题,更不能迷信于解答这些问题的具体结论。只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则与方法,又结合中国实际“走出马克思”,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2.“走出马克思”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辩证地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结论,要从其所处时代的民族问题的解决中提炼一般性规律。要“走出马克思”,民族理论的途径和方法就必须遵循“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去思考并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例如我们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没有直接采用苏联的邦联制,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但是,我们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走出马克思”的依据,只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话语或理论”。

(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的合规律性,要求“回到马克思”,坚守基本原则。

实践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关于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共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了解决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毛泽东的民族工作思想,也产生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以及新时代习近平的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要“走出马克思”,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是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欧洲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摆脱民族压迫及争取民族解放等民族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思考的结晶。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回到马克思”,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思考民族问题,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不是要回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指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作家的命题、概念和结论中去。只有立足实践理解中国民族问题,在实践中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才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识别工作、在民族地区社会改革中“慎重稳进”原则的确立和运用等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典范。那种机械地套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结论的“回到马克思”,必将导致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中国的民族工作出现波折,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出现困境。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要“走出马克思”,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紧紧把握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像马克思那样从实践角度去分析、研究面临的民族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将“回到马克思”与“走出马克思”相结合,才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由此,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治理思想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现国家的安定统一,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景周,崔建英.从实践思维看现代逻辑的发展\[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责任编辑马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