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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社会中的文化调适与观念形态“现代化”语境中的非食用型木本油料研究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5:12

非食用型木本油料的历史命运,经历了“波峰到波谷式”的变迁过程。它们的这一历史叙述的呈现,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社会结构与“国家”命运变迁的结果,而且是全球社会变迁的产物。以此观之,既然它们的沉浮命运是社会变迁之结果,那么在“现代化”语境中,其面临的困境和发展的瓶颈也就是常态。这是“文化化”了的社会性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而在社会变迁的同时,文化也在启动着自身的适应禀赋机制,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这正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一种源于文化体系自身本真的原动力。而当我们回顾此前的民族学“文化”研究时,却发现对文化本真的探讨,多是集中于强调文化变迁产生的诸种正负面影响,而很少有人系统探讨文化本真中的再适应能力禀赋机制问题,及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导地位。而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再适应,那么祖先所创造并经过世代积累而成的文化则早已消亡矣,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既然它是生命体,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必然会有生命周期,而具备再适应能力则是其生命周期不断演化和调整的内力所在。基于此,文化再适应才是社会体系不断运行和稳定传承下去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所在。随着“国家”的出现及其演变,社会-国家与文化再适应及其之间的“契合”,逐步成为“国家-社会”运作的基本逻辑。笔者不揣浅陋,以非食用型木本油料为例试述之。

一、非食用型木本油料难以言状的当代境地

1.从“波峰”到“波谷”:非食用型木本油料演变的基本脉络。在20世纪中期以前,非食用型木本油料既是贡赋经济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涂料市场的主打商品(桐油更是一度占领海外市场),因而为国家与社会所重视。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涂料科技日新月异,非食用型木本油料逐步失去了稳定的生存空间,而期间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很明显,它们的命运与中国的发展不同步。学人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建设路径推动下的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之结果\[1\],所以其复兴的路径当然就是要恢复传统乡村社会,但笔者却认为从国家到社会对它们所持有“模棱两可”的制度定位和心理认知,或许才是它们复兴的最关键障碍。如果说它们是纯粹的经济林,但却不能成为像杉树、松树那样纯粹的商品原木;如果说它们是生态建设林或生态公益林,但它们又需要人工加以间伐、修枝更新、采集籽实,甚至是必要的地力修复,这又与国家相关制度相背离。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其后果便是长期经营和管护它们的人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对它们的呵护和管理,甚至是砍伐殆尽。在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取向的直接引导下,全部用经果林、经济林或生态公益林取而代之,致使其跌落到了低谷且恢复极为艰难。桐油之历史演变过程颇能揭示这一问题。

2.案例:桐油命运之变迁。桐油的主体功能是防腐,因而成为传统社会木质结构物件防腐的基本材料,同时它也是医药和宗教领域常用之物,甚至是家庭富裕的象征,而时下则可用于感光树脂的生产,可见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

就中国地理空间而言,西南地区所产桐油最负盛名,而又尤以四川所产为甚。民国时期,其一省出口总量,几乎占据全国出口总量的1/3\[2\],能与中部桐油生产大省湖南相抗衡。其中,湖南境内又尤以沅江上游支流阳河流域所产之桐油为其桐油业之代表\[3\]。明清以降的氵舞阳河流域桐油产量极大,而且远销国内市场。到了清末民国年间,成为出口欧美市场,换取外汇的一大主要出口物资

有关清末民初西南地区的桐油贸易情况,研究成果丰硕。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例举。

,更是成为抗日战争期间挽救中国命运的关键——民国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的“桐油借款”便是明证\[4\]。然而,当前西南地区的市场上,乃至国内、国外市场中,桐油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市场地位。大型中心城镇市场上,桐油几乎绝迹。更多情况下,只能够在边远的乡村集贸市场中,偶见有零星销售。但其质量却不高,掺假现象较为严重,连当地的消费者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采购这种机械生产的品质较低的桐油。质量观念较强的消费者,宁可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请那些偶尔还捡拾桐油籽的老人帮忙捡拾桐油籽,再从他们手里购买。由于这些老人并非专门以捡拾桐油籽为生,只是在劳作之余零星收集而已,且基于体力和行动缓慢等缘故,每一次能够从山上捡拾并运输回来的桐油果数量有限,所以有些老人捡拾了两三年,也才积累出两三百斤干桐油籽。

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笔成本预算材料,颇能说明其间相关问题。一斤干桐油籽,价格在3元以上

本则桐油调查材料,为笔者2015年6月在氵舞阳河中游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所得。

。加工费每斤需要1.8元。一斤干桐油籽榨取出来的桐油,大概为2.8两左右。也就是说,1斤成品桐油,需要4斤左右的干桐油籽,成本为12元以上。加工费每斤1.8元。1斤传统桐油的生产成本为12+7.2=19.2元,而且其中的几十斤干硬木燃料和干稻草得自己携带,还得另购置2斤猪肉和1斤米酒敬“油长”。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1斤猪肉为14元,2斤便是28元,1斤米酒5元。也就是说,生产1斤成品桐油的最终成本,已经超过了50元,因而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桐油成本比较高。然而,即便如此,当前市场中此类桐油已经不进入市场流通,而且量也极少,多作为家用。

由机械生产出来的桐油则便宜得多。在市面上,单价在10元左右的桐油都有。当然,由于市场销售空间极为有限,机械生产桐油的专业作坊也并不多见。据笔者不完全调查和统计,在氵舞

阳河中游传统桐油生产重点区域的新晃县境内,其传统油料加工作坊中,20年前还有10多家,而如今只有1家尚在坚持营业,且还是以榨菜籽油为主,附带榨茶油和桐油。

如此比对下来,桐油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即使它已经退出大型城镇市场,只在一些边远的传统乡村社会中零星加工和使用,但至少还是在利用,没有完全被市场淘汰掉。可是,像白蜡、五倍子等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已经被新的化学合成物所取代,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要想恢复它们,其难度之大无需多言。深入讨论它们的历史过程,探讨其式微的社会文化成因,为的是能够深入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

二、衰落原因的逻辑起点与分析架构:文化适应与社会变迁速率间的不同步

工业革命改变了非食用型木本油料的历史地位,是世人的普遍看法。但笔者却认为这不是技术革命本身导致的结果,而是技术革命“物化”形式下所引发的社会内在伦理观念和社会价值变迁,进而导致文化适应与社会变迁难以协同并进,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和不对称。这一理解,颇受学人对工业革命在近代全球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的是不是绝对的标志性分水岭问题的怀疑\[5\]的启发。

1.工业革命引发的牵连性变迁。发端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性变革,不仅对社会实体本身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人类社会所依附的生态环境及对传统生态资源的认知、利用与开发方式,同样引发了“革命性”的震荡。诚如上文所探讨的桐油问题,在传统加工桐油的作坊中,它的整个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几乎全部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而技术革新之后,新的动力逐步取代了人力劳动,将劳动力从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因而更多的人力资本将面临着生业转型问题。更有甚者,除去替代型能源的变革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型化工涂料不断问世,不断冲击传统涂料,而且它们的生产不受季节和空间限制,应对市场极为灵活,且易于物流周转,无形中迫使传统涂料不得不退出市场。

技术革新带来的物质世界巨变,往往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即随着技术领域的持续性推进,人类掌控的资源和改变世界的能量将会越来越强大。然而,诚如20世纪80年代,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一个既定的物质空间中,技术所能够改变的量化指标虽然可以延展,但是其最终的“度”却无法突破,它有着一定的“增长极限”,我们不可能突破这个极限值\[6\]。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假设,并没有获得社会的重视和深思,一段时间以来的社会建设实践,天灾与人祸接踵而至,皆因突破了这个极限值。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哲学命题,最根本的就是人性的问题。

2.区域民族文化的“变相性”流失。系统认知和掌握社会文化演变的规律极为关键,那就是民族文化的生成、演变与流失,不仅在中国工业文明道路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同样经历过,乃至“国家”产生之前的酋邦社会亦是如此。因此,面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变相性流失,亦无需惊慌失措,以免作出非理性的判断。比如,一个最为明显的社会性隐忧是,很多区域人群社会对其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不足,甚至是一概摒弃祖宗“遗产”

诚然,对祖宗“遗产”的认知与继承,一直是令世人纠结而苦恼的问题。其间必然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去认清和评判祖宗“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则是我们应当继承什么,摒弃什么,怎么继承,如何应用等等。更关键的是,如何在新的快节奏的变迁社会背景中,对它们加以升级换代,形构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去提升它们的适应能力,能够跟上快节奏的变迁社会步伐。否则的话,它们依旧会成为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绊脚石”。被人们摒弃,遭到社会淘汰,依旧是其宿命。

。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逻辑,正是传统文化成了他们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20世纪中后期的意识形态,依旧还在当代社会中无序肆意蔓延。现代化的物化商品与意识形态,几乎成了他们内心世界追捧的理想生活样态。然而,现实的悲剧正在于,意识形态形构出来的“标准”现代化生活,与外部世界之间无法建立某种关联,反而是形成巨大反差。因此,社会心理逆反的结果,不断诱导人们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怀疑自己的传统,怀疑自己祖辈生活的技术、技能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们成为诸多社会性问题的“导火索”。这是急剧转型期的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最为紧迫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传统非食用型木本油料能否重新获得人群文化呵护的核心障碍。那么,化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乃是如何激发和树立区域民众的传统文化自信。“文化立国”不是玄想的社会行为\[7\],而是各人群在历史上构建起来的延续中国生命的历史文化传统,即“祖宗之道”。

3.次生人为生态空间的恶性变迁。非食用型木本油料质量下降,与其主产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恶性变迁直接相关。这一点几乎达成了共识,因为食用型木本油料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世人也是将其归结为生态环境的恶性变迁所致。之所以如此参比,正是因为非食用型和食用型木本油料两者除去能否为人类直接食用这一标准外,其余内容十分相似。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过于笼统,且未能切中要害。因为出现恶性变迁的生态环境,不是纯粹的原生生态环境,而是历史时期人类文化加工和改造了的次生人为生态空间。在人为生态空间中,生态资源其实已经是被区域文化中的技术体系“文化化”了的。在时空演变过程中,它们出现危机的根源,是在这一人为生态空间范畴内,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而难以调和的产物,决非生态环境自身的问题,更是与原生生态环境的变迁无关——其价值是中性的,运作规律也与人无关。

不可否认,人为生态空间出现恶性变迁,乃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在一段时间以来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重心,由于需要处理不同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故而使得区域生态资源的利用方式与社会文化的运行不相协调。这一状态长久积累的结果,便是两者在人为生态空间中分离化,最终使得人为生态空间出现恶性变迁。

4.生态建设的技术指导过于“一刀切”,往往难以兼顾特定生态系统的本性。木本油料作物有一个共性特征,那就是它们始终是生活在多物种复合并存下的生态空间中,不存在单一树种成片者。传统社会文化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在遵照这种法则的前提下,对其实施优化再配置,利用生物群落中的“种间竞争”规则,人为地适当提升这些木本油料植物的竞争能力和扩大其种群规模,从而获得有效提升产出能力的同时,又不至于减少其生物多样性。但当下的生态建设实践,却很难以坐实这一点。更有甚者,即使是号称“生态产业”者,在恢复一些传统的食用型木本油料作物时,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比如,恢复油茶树林几乎全部是油茶树,别说是存留有其它木本植物,就连草本植物也清除得干干净净。而其结果便是茶树幼苗不仅成活率低,而且生长极为缓慢,极易诱发水土流失。这种案例俯拾即是。

综上所述,正是众多的社会性成因导致非食用型木本油料迅速衰落。解决上述之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和技术去重新调整,但是印刻在社会中的普遍“现代化”观念,却很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扭转。这一根本性的原因没有得到化解,那么其复兴之路定然举步维艰。而基本事实则是,即使在今后现代化或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它们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丧失,至少永远不会失去维护生物多样性上的功能。因此,改变它们当下的尴尬境遇并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代化观念普遍盛行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去下真功夫。也就是说,如何在急剧转变的社会中,激活文化再适应机制。

三、时空转换中的文化再适应:复兴的可行性构拟

如果说人类社会行为与生态行为相背离,那么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定然会双重受损;而如果两者能够相互兼容匹配,那么两大自为体系之间则能够相得益彰。以此观之,必须回到历史的场域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其间的原因(也就是上文所析之内容),因为这一切都是历史过程积淀和演化的产物。反过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需在现代化话语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中,寻找其复兴的内在逻辑和可行性,寻找跨时空背景中的文化再适应及其机制。在这一问题上,非食用型木本油料作物,完全符合此种逻辑推理,能够有助于化解当代中国的相关困境。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世人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政治逻辑与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亦即是重新营造当代社会文化氛围。

1.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转变与保障。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68号),可以说是当前最新的顶层制度设计。过去虽然也出台了不少鼓励政策,但是社会背景与生态环境背景都不支持这些政策的具体实践,故收效甚微,而当前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落实这些政策可以消解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流失和生态负效应,并成为新的发展内驱力\[8\]。时空场域的转换,孕育出了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机遇。该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发展木本油料产业与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以及地方林业重点工程紧密结合,因地制宜扩大木本油料种植面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68号。这一制度设计是保障制度,同时也是鼓励机制。它既看到了其间的内在关联性,不再将其视为一项单独的社会实践活动加以认知和实践,而是将其与其他社会活动关联起来,进行“捆绑式”运作。当然,其间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指导意见中,它看重的是其生态修复功能,但对要借助文化再适应能力去复兴木本油料却只字未提。而反观历史时期,真正将非食用型木本油料推向顶峰者,除去帝国制度的支撑和市场的诱导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相关人群及其文化在区域历史建构和演化过程中,已经积累起了整套认知和加工技术、技能体系,而这一体系已经内化入其文化系统之中,并反过来借助文化这个系统对其进行精心维护。这正是区域社会文化之功劳,是文化再适应机制的潜在之功,而非顶层制度所能替代。由此看来,那种将所有思路和重心只聚焦于国家制度建设本身,理想化地去化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的对策思路\[9\],显然会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同时也预留着很大的思考空间。

按照官方统计数据与解析,“当前我国还有近6亿亩的宜林荒山荒地和大量的盐碱地、沙荒地等,利用这些土地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既不与粮食争地,又能有效增加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对提高农民收入、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0\]其中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所有的木本油料作物,都不与耕地争地,可以栽种在任何丘陵地带、山间谷地、房前屋后、农林间隙地,而且还能够与其它经果树种、经济树种或柴薪林混合种植。这正是历史时期它们能够获得稳定延续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这一政策是前所未有之制度保障,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复兴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2.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支撑。经过三年多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笔者已基本确认,直接涉及到非食用型木本油料的整个认知和加工技术、技能体系并未彻底消失,而只是暂时性的被社会所“屏蔽”而已。也就是说,文化是历史事件产生的时空场域不断叠加演化的产物,时空变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逝,而是以各种形式存在,既有物化之形式,也有符号之形式,甚至是观念之形式。它们将是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复兴之路的核心支撑,即文化再适应生命力的时代“应急性”启动。虽然木质结构的建筑不断被钢筋混泥土建筑所取代,而且人们也在渐渐接受着新涂料和伪劣桐油或生漆,但是关于桐油或生漆的历史叙事,他们从未忘却。在他们的现代化的油料作坊中,新能源和机械得到了创新式的利用;即使是面临着行业的挑战,人们的内心却依旧追求高质量的桐油、生漆或漆工艺品,可见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只是人心的浮华和以金钱为信仰的现代病致使掺假次品横行于市,人们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罢了。这些事实说明,文化体系的存在和延续、深度广阔的市场,是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复兴的根本性保障。而文化再适应,才是社会文化体系得以源源不断更新和延续的永续动力。国家制度性设计,只有内化入社会文化体系中,才能够获得稳定的实践和确保实践成果的延续。

3.回归传统:“危机四伏”下的世人观念转变。当代中国面临的转型期发展困境,西方国家也经历过。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11\]在历史中寻求智慧,也是笔者始终思考的学理问题,但决非照搬或迷恋“过去”,而是理性的传承与创新式运用古人智慧,用以化解转型期的诸多社会性环境危机,化解工业文明中过于依靠人脑负重、人手闲置和经济高效、资源利用低产生的片面性,进而所导致生态圈生态失衡等社会性行为诱发出来的弊端\[12\]。

在氵舞阳河流域的众多传统乡村聚落中,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在建筑内部空间的装潢上,很多人并没有过分倚重市场上的现代化装潢材料,而是回归到传统中,重新启用那些老杉树,抑或是其它抗水性能好的硬度高的建材,但是具体的工艺细节则进行了创新。他们用桐油对这些材料进行防腐,然后存放,任其风干。需等待数月,甚至是一年,而且多是集中在盛夏时节进行(盛夏时节,桐油干得最快)。装修完毕后,再用桐油进行一次补充性防腐处理。这样一来,一般情况下水也就很难以渗透到木板内部和接缝处,基本上达到了防水要求。不得不说,其造价是比较高的,而且耗时也比较久。但人们却认为“房子是自己要住一辈子的,多花点钱和时间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安全。现在有小孩,但是那个甲醛会影响小孩,所以还是用桐油和生漆好。”这正是我们所要理解的文化的日常表达。至于那些全部为木质材料的房屋,使用传统防腐涂料就更为普遍了,很少人去使用工业油漆。但在旅游区建构的木质建筑,则是清一色的工业涂料,目的是迎合旅游顾客心理之需要,因为“那个桐油黑得很,不好看,外面的人来我们这里玩,黑黑的人家不喜欢,还有臭味,因而也就用这些清漆了。”由此看来,生命安全意识的提升和对生命质量观念的增强,不断改变着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观念。这将成为非食用型木本油料重振的强大社会氛围,因为只有得到社会人群的普遍认可,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接受,那么发展起来才能事半功倍,仅仅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或是完善制度环境本身\[13\],显然还是很难以落实的。

总之,时空背景转换,已经为非食用型木本油料的当代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契机而已,距离真正的社会性整体接纳和实践运作还是有着不短的距离,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肯定会一直遭受着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挤压。“木本油料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人们重视不够,经营粗放,没有形成产业化体系。同时,前期投入大,从栽种到收益一般需要5年时间,每亩需投资1500元至3000元。”\[14\]这是一个文化再适应与社会变迁速率不同步的根本问题。它们自身难以迅速转型,迎合变迁速度越来越快的转型社会。因此,改变这一切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正在于世人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需要不断为它们营造使用的空间,接纳它们,认可它们。这是文化再适应能否发挥社会性效能的根本前提。没有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广泛接纳,说明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但是却没有在应用领域作出系统性的认知和实践\[15\]。那么,再好的政策、再好的制度保障,也将是一纸空文,而文化再适应也同样会流为空谈。

四、余论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非食用型木本油料一度辉煌,而在当下社会却黯淡无光。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它既折射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之变迁过程,亦彰显出时空演变与社会文化性生态资源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它也证实了,社会文化因子的优化整合才可能营造出最合适的有利于实践运作的社会氛围。其间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导致社会实践的失败。基于这一学理之启示,“现代化”语境中的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复兴之关键,亦即要将上述国家-社会-文化-市场等关键性链条进行激活和优化重组,从而在整体上形成新的社会驱动力,形成新的更为理性的社会观念形态和局部最优化状态\[16\]。在社会氛围的支持和接纳下,文化再适应才能够对各种社会性要素进行创新式的优化与整合,并将其一一落实于社会实践中。这才是包括非食用型木本油料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文化性产品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命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文化再适应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