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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泽霖边疆建设思想看当代边疆民族地区建设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5:28

20世纪初期,我国边疆危机日益严峻。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和高校内迁,国民政府和民族学界对边疆问题逐渐重视,“一个旨在研究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等问题的新兴交叉学科——‘边政学’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轮高潮。”[1]吴泽霖、吴文藻、杨成志等民族学家顺应历史潮流开展了一系列边疆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为民国边政学发展与边疆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吴泽霖先生一直心系边疆社会建设,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前往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了《积极的边疆政策》《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战后边疆问题》《边疆的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有关边疆建设的文章,围绕边疆建设与治理提出了系统性的思想。这些思考富有学术前瞻性,对于促进当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吴泽霖的边疆建设思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吴泽霖教授同大批民族学家一样迁移到大西南,亲眼目睹了云南等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西南地区人民生活状况“简直非东南人士想象,一般民众都在生死线下挣扎”,“社会持续混乱、卫生状况不良和币值混乱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因此,他开始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建设进行思考,提出了系统的边疆观和建设原则。

1.多元边疆的概念。传统意义的边疆多为地理空间概念。当时的诸多边政学者认为,仅仅从地理上认识、界定边疆是不全面的。吴文藻是较早依托边疆民族对边疆概念进行全新探析的学者,他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指出:“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2]他认为旧时称民族边疆为“化外”便是文化的概念。吴泽霖在1943年发表的《边疆的社会建设》中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吴文藻、胡焕庸等学者对于边疆概念的阐释,认为边疆有三个概念,即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政治边疆。

首先,“边疆是一个纯粹的空间(space)概念,凡是沿着国境线一带的地区都可以成为某国的边疆”[3]。其次,从政治角度出发,交通闭塞,地理位置相对边远,远离国家政治中枢,国家行政力难以有效施行,强邻势力的侵入,造成社会发展缓慢的地方可被称为政治上的边疆。诸如历史上甘肃内蒙一带、贵州四川等地区。最后,是文化上的边疆。吴泽霖指出:“国内一些区域在民族、血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内地迥乎不同,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言喻的事实。”[3]这些文化差异如同“一座社会的长城”,成为“社会交流的障碍”,“广西的瑶区、贵州的苗区、云南的夷区”等因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典型的文化边疆。

吴泽霖多元边疆概念提出后,许多边政学者如凌纯声、朱家骅等在著述中都提出了与之相近的三个边疆概念。不难发现,当时民国边政学界对于“边疆”概念的界定因边疆区域的特殊性显得十分丰富与复杂。21世纪初,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文化边疆的概念,“文化边疆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边疆界定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那些与该国主体民族或种族存在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或种族文化区。在外在层面上,文化边疆表现为与国家核心文化区明显的文化景观差异。”[4]

2.边疆的两种社会建设。吴泽霖在探讨边疆地区社会建设时,提出了两种社会建设的理论,即自然的社会建设与计划的社会建设[3]。吴泽霖认为,边疆地区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如东南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属于沿边地区,但由于这些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接触各种先进文化的机会多,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这是自然的社会建设。另一种情况便是计划的社会建设。西部边疆地区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阻塞的原因,其发展滞后,需要有计划的组织人力物力去改造它、经营它,以求其适应地区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这便是计划的社会建设。

关于自然的社会建设与计划的社会建设优劣,吴泽霖认为:自然的社会建设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它是顺着环境所支配的方向逐渐发展起来一种发展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建立起一些不合理的习俗和制度,想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习俗制度往往十分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冲突甚至社会失范的现状。而计划的社会建设则完全从头做起,可以借鉴其他社会发展中的经验,集中力量,统一规划进行建设。与自然的社会建设相比,这是计划的社会建设的优势。吴泽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计划的社会建设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3.边疆建设的原则。吴泽霖通过对边疆的调查,认识到边疆建设的困境主要在于人口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我国边疆地区因自然地理条件原因大多地广人稀,因此,吴泽霖认为实现人口合理配置是推动边疆社会建设的首要条件,但其中需要注意几个原则:第一是有计划分阶段的充实建设。边疆的社会建设应从内向外推进,“毗邻内地的近边地区为第一期,先行充实,建设有了相当的基础之后再……向外拓展。”[3]第二是有计划的移民。开垦边疆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力,因此移民政策施行是很有必要的。但吴泽霖指出移民问题是复杂的,需要考虑到政府政策与移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等方面的因素,移民应考虑同一气候带的居民有计划地进行。第三是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边疆地区多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民俗都与内地有极大区别,如何保障国家政令的传达、法律的普及,是值得思考与注意的问题。吴泽霖认为:“各民族应在政府的领导,各宗教领袖的合作协助之下,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执行应尽的义务,统一法令釐定规约,执行法令时绝不受民族或宗教的影响而有所偏倚,……这样社会秩序才能维持。各族间的社会秩序固宜安定,就在同一族内的社会秩序,亦需加以调整维护,如川滇康区域内的黑夷与白夷之土司与平民。”[3]第四个原则便是民族同化问题。同化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的同化,即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按统一习俗、信仰等方式全盘同化;另一个是相对的同化。吴泽霖倡导“相对的同化”,他认为:“相对的同化旨在培养各民族间的一种共同意志,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对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大家都同心同德,统一步骤的去图谋解决。”[3]吴泽霖指出,政府应该实行相对同化的政策,这种同化政策在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大同的同时应允许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多数是合理性的。“相对同化”有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所求的是统一(Unity),而不是划一(Uniformity)。得到大同,小异尽可让其存在,施行这种同化政策,非但可以减少彼此间的冲突且可保持各族中的特性及其固有的美德,整个国家文化内容反可因此而充实丰富起来,比步调一致的生活方式更为美满。这种宽大的政策施行日久以后,各族间的隔膜逐渐可以减少,原来不通婚姻的逐渐会通婚起来,种种自然的接触反而使各族在血统上趋于混合化,在文化上於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趋于统一。”[3]他认为,实行“同化政策”时施政者不能过于急躁,应允许差异存在,让当地群众自己去比较、选择自己文化习俗的发展方向。“主张同化政策的人们,往往力求文化的划一,日以移风易俗为急务,殊不知风俗习惯的迅速破坏,可使人民顿失行为准则的凭借,在重新适应的过程中,心理上会感到彷徨无依,表现于社会行为时,就会产生种种失调现象。所以从事边民福利事业者,必须备具相当耐心,使边民有比较、选择、欣赏的机会,于无意识中逐步改变,潜移默化,不可操之过急,动辄以强迫手段,使其改弦更张。因为这种带有威胁性的政策,始终是不彻底的,容易演变成阳奉阴违、就形避实的现实。”[5]

4.边疆建设的主体。边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建设过程,涉及到众多的行动主体,包括国家、商业团体、当地边民等。吴泽霖认为:“原则上,各种事业的推行,应由边民自己承当,自己知道了自己的毛病,改进的时候情绪一定较为殷切,方法亦可较切实。若一切都靠外来的力量,外来的人物,那就变成一种被动的运动,非但不易彻底,有时反而会引起猜疑误会。”[5]。

关于如何发挥边疆人民的主体性,则国家需要不断引导和培育。“但是在初期,边民当然不能担任全部这类工作,我们应当选派一些富有同情心富有牺牲精神,有服务经验的人士,前往主持一切,学习当地的方言,参加他们共同的生活。同时尽量提携当地有力有志的人们,给他们方法上、技术上的训练……要一直培植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发、自动地担任全部工作为目标。同时,也可派送少数合适的本族青年,外出深造。以回乡服务为条件。本地年长的有力分子,遇有机会,设法使其外出观摩,这对本族社区的改革,亦能得莫大的裨益。”[5]

这种以边疆人民为主体,外来人才、技术、资金辅助的建设办法,一开始就明确了边民在建设自己家园中的主体意识、确立他们主人翁的意识,这样边疆的社会建设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形成一种共建共享的边疆建设格局。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不合理的习俗,吴泽霖认为边疆施政者应该遵循自觉、自愿的原则逐步实现改进。“风俗习惯的改进,步骤仍应依据自觉、自愿、逐步实现的原则,免得陷入欲速反而不达的境地。”[5]

二、吴泽霖边疆治理思想的前瞻性

1.通过国家力量主导实施边疆建设。吴泽霖认为,对边疆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是实现边疆发展富强的关键,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耗资巨大,时间漫长,短期内难以见到效果。因此,他指出:“为了顺利的推行计划,我们主张在行政组织方面政府应该另设专门的机构统筹一切边务,在中央既定的政策之下,按期逐步推行,有从事于边务之一切工作均受其督导支配……”[3]这里吴泽霖强调了边疆建设中国家意志和行政力干预力的重要性。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盘谋划边疆的建设与发展。边疆地区的贫困因素,“大都非个人能力所能补救改进的”,“非得靠政府的力量来通盘筹划不为功”[5]。吴泽霖边疆治理思想中强调对于边疆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建设,以国家力量主导实施的前瞻性论述在今日中国边疆建设中得到了具体的实践与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代中国边疆建设便是以国家行政力为主导,通过一系列不同层级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东部边疆地区一直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借着国家战略的东风实现了经济腾飞。1999年,国家民委联合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以振兴边境、富裕边民为宗旨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仅仅在“兴边富民行动”头十年,边境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了117.5%。2017年,新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坚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目标,坚持“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宗旨任务,将继续发挥国家在边疆建设中的主导作用。21世纪,国家重点扶持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等,以及实施特殊扶持政策“三区三州”即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几乎都为吴泽霖先生所关注的边疆地区。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发展、包容、共享的理念,其实施的核心区几乎涵盖了整个边疆地区,相信在国家的扶持和区域合作的机遇下,西部边疆地区会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的腾飞。

2.边疆领土安全观的论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危机空前严峻。吴泽霖在这一时期多次发表了关于边疆安全的论述,他讲道:“国家的疆土一寸一尺都是前辈祖先血汗所换来的……已有的领土必须无条件的维持完整。”捍卫祖国边疆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义务。“非汉族人民只要世代居住在我们的国土上的,全是中国的国民……他们也应效忠于国家……只有彼此推诚相处,才能振兴中华。中国真能团结强盛,边区才没有人敢来觊觎打算,这样我们才能有安全的保障”[6]。吴泽霖指出,在边疆高度自治的区域,政府应时刻警惕外国势力与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造成这些地区独立的事实。“西方民族自决的思想逐渐发扬,复经近邻的居中播弄……慢慢浸透了我们的边疆”,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寻求自治、分治。这些原则上本无可厚非,但容易嬗变为独立,“独立以后可能投入另一国家而变成他们拓疆的先锋。在国际关系微妙的情势下,这无疑会形成国防上的一种新威胁”[6]。

时至今日,我国边疆安全问题虽不如20世纪初般危急,但依然面临着“三股势力”以及西方反华势力的威胁,因此,当代边疆安全问题研究依然是一个学术热点。罗中枢、夏文贵、周平等一批边疆学研究者承继和发展了当时吴文藻、吴泽霖等边政学研究思想,把边疆安全问题视为边疆社会建设的基础。其中夏文贵在《论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的系统建构》中全面论述了边疆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而周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边疆安全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也影响着的地缘战略。”[7]罗中枢也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安全,发展无从谈起;没有发展,安全不会长久。”[8]总之,当代基于边疆领土与社会稳定的论述,许多观点都与当时吴泽霖先生的论述不谋而合,足见吴泽霖先生对于边疆安全的论述是十分富有远见的。

3.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潮流席卷欧洲,以法国、英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上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后发民族国家德国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并走向了富强。因此,如何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立一个富强的民族国家,成为民国时期边政学讨论的学术热点。顾颉刚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认为虽然历史上中华民族起源是多元的但现在确是一体的,并且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之内绝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民族的必要。”[9]他的中华民族概念实际上是基于历史发展视角的多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概念,并且指出应基于这一概念来强化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与边疆的安全统一。但是,费孝通等民族学者认为,他忽视了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的事实。而吴泽霖则从边疆的社会事实出发,提出了更为合理可行、依托“相对的同化”的理念来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方法。“我们所需要的是民族间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划一的汉化,这是主持边政者应有的一种认识”[2]。只有如此,方能培育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培育需要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入手。“语言是沟通意识的媒介,语言不通,政令难于畅行,教育亦难以推进,故从事边政者,率以使边民学习汉文、汉语为汉化的第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敢全部赞同,边民是否必须全部汉化,在理论上尚有讨论的余地;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汉化是必要的。是否需要使边民人人说汉话、读汉文,并且还要短期内做到,这又可成为理论上的问题。依据我们的看法,一切的政治设施、社会救济、教育宣传,最低限度在初期的时候,要使用边民的语言来做媒介,一则可以深入,二则可以获得信任而不致引起猜疑。有了相当的互信,再来广播汉文汉语,功效当易收获,是一个原则”[3]。

政府和边疆行政官员需坚持民族平等的理念,巩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边远地区的居民,历代遭受鄙弃,现在开始对他们重视,由于起步迟,底子薄,施政时,更应适应地境及民情,权其轻重,完其先后,步骤绝不应四处全部划一,只应求得其最后得到公正平允的待遇,倘能本此原则施政,必然会受到边民的爱戴。”\[2\]他主张“对边民与内地民众一视同仁,不应有所轩轾”[3]。凡是民众享有的权利,不分内地或边疆,都应使之得到公正平允的待遇。

边疆建设关键在人,要注重争取人心。“凡中央派去的人必须对边疆问题有认识,对边民有同情心……尤其生活须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样一来,心理上就可奠定一个新基础。人心一得,才可来谈建设团结一致的边疆社会”[6]。要恢复边民的信心,使他们摒弃成见,必须要做到各民族完全平等。

吴泽霖在文化边疆的概念中客观论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上与内地汉文化的迥异,他认为这些地区历史上保持了长时间的自治,有着较深的本民族认同,而对于国家之认同尚有不足,由此明确指出了增强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所在:“提高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不单要宣传,还要事实的表现……老百姓是聪明的,要有好处给他们才行。”[10]诚如吴泽霖先生所说,帮助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促进边疆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他们自然而然会增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也就随之沁入人心。

今日边疆民族国家认同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此可见,吴泽霖在20世纪有关国家认同意义与路径的论述是十分有前瞻性的,是有理论价值的。

三、吴泽霖边疆建设思想对于当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1.安全问题是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的基石。

边疆安全一直都是吴泽霖关注的重点,也是其边疆治理思想的基础。抗战胜利后,吴泽霖先生呼吁国民政府不能把“边务列为次急次要的政治措施”,因为“国际变化随时可能在我国边境的某一角落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侵占,并威胁到内部安全”。当今我国陆地边疆问题集中凸显在西部地区,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与邻国边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正如吴泽霖先生所言,边疆国土是先祖前辈用血汗换来的,没有谈判的余地。因此,针对西部边疆地区,我们不但要用军事力量予以保障,更要以行政建制单位,如设立镇级、村级单位进行实际控制,以此来防范外国势力的侵入。二是“三股势力”的威胁。近年来“三股势力”不断在我国边境地区制造暴恐事件,严重威胁着国家领土完整与百姓的生产生活,现阶段边疆地区打击“三股势力”已经取得成效,但我们仍然不可松懈。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在边疆的渗透、颠覆活动,对此不能丝毫掉以轻心。

当前我国边疆安全形势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边疆安全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因素依然存在。吴泽霖先生所提出的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政治边疆的多元边疆理论,以及国外因素对边疆安全的威胁,进而危及内部安全的国家安全思想,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贯彻党中央“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使得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密不可分,因此,还要高度重视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联动效应与相互影响,在注重自身安全的同时,努力维护与毗邻国家的共同安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更好地维护边疆安全。

2.发展问题是边疆治理的核心。

吴泽霖边疆治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针对边疆社会建设的探讨。他倡导推行积极建设方案,认为要消除边疆与内地的隔膜与差距,第一要务即是发展以铁路为主、公路空运为辅的交通建设。他提出边疆地区应建设最低限度的三条铁路线,一条从包头至兰州与陇海路相衔接,再在兰州经甘肃走廊而安西通迪化(今乌鲁木齐),直至伊犁;一条由张家口经多伦而达呼伦;一条为滇缅铁路,以求通达印度的海口。他还强调要切实推进边民的福利事业,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准,如在适当地区设立小规模工厂,发展毛纺织品、牛羊肉罐头及皮革的制造;改善边疆卫生及教育的设施等[6]。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对于边疆建设也有了新期待,“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是破解一切难题的‘总钥匙’”[11]。

吴泽霖先生关于边疆建设与治理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应秉承民族平等的理念,对边疆人民要有同情心,与边疆人民生活上打成一片,在心理上获得他们的认同,建设团结一致的边疆社会;另一方面强调边疆建设要能给边疆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都提醒我们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推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医疗、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以实现边疆和谐安定。同时,在推进上述各项事业过程中,必须备具相当耐心,尊重边疆各族人民的主体性和各民族生计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边疆治理理念,有序推进,减少社会文化剧烈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冲击与社会失范。

3.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的精神动力。

20世纪初由于受到近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吴泽霖、顾颉刚等一大批边政学者开始了关于中华民族这一命题的讨论,如吴泽霖边疆治理思想中“相对同化”的论述与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都是这一时期针对民族国家的探讨。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民族平等思想、边疆民族与国家关系、边民是边疆建设的主体等观点,对于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促进各民族兄弟相亲、守望相助等极具启发意义。时至今日,边政学者理论思想已经得到了历代民族学者与边疆学者的继承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这需要我们引导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使各族文化于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趋于交融,增强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同心同德推进边疆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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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5-6).

[3]吴泽霖.边疆的社会建设[J].边政公论,19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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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泽霖.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J].边政公论,1946(2).

[6]吴泽霖.对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J].边政公论,1947(4).

[7]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J].学术探索,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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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

[10]吴泽霖.战后边疆问题[J].清真铎报,1945(新19、20).

[11]吕朝辉.习近平边疆治理思想论要[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