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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约制》看吴泽霖先生的社会治理观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6:00

吴泽霖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20世纪90年代,在吴泽霖先生不幸故去之后,大批学者纷纷撰文纪念,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吴泽霖先生的人生经历、思想品格、学术观点作了充分论述与评价①。不少致力于学科史研究的学者也对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给出了聚焦不同面向的学术性回顾②。近年来,学界对于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的考察出现了新的动向,譬如:袁剑与朱晓晓结合当下我国人类学界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他的博士论文进行了重新解读③。这一结合我国人文社科界当下热点议题,重新理解吴先生早年学术写作当中蕴含的理论命题,无疑是我们后辈在认知与思考先生的学术思想时“补课”的必要环节,因此,类似工作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赘言。但是,仔细回顾以上列出的现有中文语境当中对于吴泽霖先生的思想评述,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目前对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系统性论述多集中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界,而他早年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尚未得到国内社会学界必要的重视。

一、缘起: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与他的第一本书

1922年7月,从清华学堂毕业、时年24岁的吴泽霖赴美留学。从这一年的9月起到1924年2月间,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社会学与心理学,随后进入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5年6月,吴泽霖在修完硕士学分,提交论文《孔子的社会思想》(TheSocialThoughofConfucius)通过答辩后,又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至1927年6月,他以《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AttitudesTowardNegroes,Jews,andOrientalsinUnitedStates)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回到祖国。从这时开始算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随校西迁的十年间,吴泽霖先生都活跃在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第一线。他不但在大学的讲台上承担社会学的教学工作,还积极参与国内社会学有关学术团体的创建及组织活动(比如最早的东南社会学会与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社会学会)。更为可贵的是,在承担繁杂的教学行政任务的同时,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与著作。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1930年出版的《社会约制》一书。这本书是吴泽霖先生回国开始其社会学研究生涯写作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

知名学者往往都是著作等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其开山之作对于他毕生的研究兴趣和取向发挥的长远影响。因此,深入探究吴泽霖先生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无疑对于了解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底色起到管中窥豹之用。而且,从此后公开可见的同仁评价来看,《社会约制》一书在吴泽霖先生的学术生涯,尤其是在其早年社会学的研究生涯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分量。《社会约制》作为被公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孙本文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书”中的一种,于1930年初版,据说“出版后反响很大”\[1\],并于1934年得以再版。1948年,孙本文在他为系统整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情况及特点而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中专辟一节对《社会约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2\]204-205。而在六十年后的2009年,由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的李培林教授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中,也选择这本书作为中国社会学“学院派”的吴泽霖先生的代表作加以介绍与导读\[3\]605-610。因此,重新对这本著作进行深入理解,应该是作为后辈的我们尝试整理吴泽霖先生早年社会学思想遗产首先一步的工作。

二、分析:《社会约制》与“社会约制”观

《社会约制》全书共93页,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书。主要内容分为五章,即“社会约制的意义”“社会约制的需要”“社会约制的工具”“社会约制的方法”“社会约制的组织”,分别从实用性、必要性、借助的手段、实现的途径及其组织方式等方面对“社会约制”这一不小的主题进行了全面的叙述与分析\[4\]。“社会约制”这个书名,不难让现在的读者联想到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被学界热切关注的社会治理议题。的确,吴泽霖论及的社会约制与社会治理有着微妙的理论联系,二者命题背后都蕴藏着对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一种良好模式的探究与思考。不过当时吴泽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意图是试图引入一个与社会治理近似而又不同的社会学概念“社会控制(SocialControl)”,并对其加以学理性的反思。社会学界的同仁们对《社会约制》的首肯之处正是在于这本书标志着“社会控制”的最初舶来,它将社会控制译作社会约制,所以“此书是国人专论社会约制的第一书”\[2\]204。

1.社会约制不同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社会学,尤其是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倾向于社会改良实践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中极为重视的基本概念。简单来说,社会控制就是在社会内监督人的行为的方法与策略,社会通过它才能确保其成员遵守基本规范\[5\]。在当代社会学的讨论中,社会控制经常性地与那些违反社会规范、超过人们容忍限度的越轨行为联系在一起。而在社会秩序的现实经验中,借助司法暴力系统对犯罪这一种法律禁止的越轨行为予以制裁或是给予避免就成为了社会控制概念关注的主要方面,并且从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当中发展出了专门的犯罪学来加以研究。

吴泽霖先生赴美研习社会学之初,正值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斯(EwardA.Ross;吴译劳史)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期间。罗斯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界第一位对于社会控制概念作出理论形式阐述的学者。1901年,他基于自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组论及相关主题的文章,编写成了《社会控制:一项对于秩序基础的调查》\[6\],他在书中提出了采用社会控制干预个人行为,进而保障社会机制平稳运行与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的观点。此后的拉姆勒(FrederickE.Lumley;吴译龙勒)延续这一观点,进一步论述了实现社会控制的方法\[7\]。吴泽霖先生在自序《社会约制》时写道,他正是受益于这两名学者探讨社会控制问题的启发,以及对他们现有认识的不满才尝试论述这一问题的。

吴泽霖与以罗斯为代表讨论社会控制的观点的差别,直观地表现在他采用“社会约制”一词来对“社会控制”概念进行翻译的尝试当中。在他看来,“控制”或“制裁”的说法都隐含着“以上临下的意思”\[4\]自序2,这种理解社会控制的视角很生动地体现在与吴泽霖先生同时代的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对于帝制时期中国基层的社会控制的论著当中\[8\]。萧公权将普及于中国各地的保甲、里甲、社仓与乡约制度都视作是帝国出于政治、经济、思想等不同方面考量施以控制乡村社会的手段。这一视角下的社会控制无疑是作为满足社会某项功能的手段而存在的。

相对基于上下结构的功能论,吴泽霖通过改动译名提出的社会约制则强调了一种社会成员之间彼此施加影响的互动视角:“约制既冠以社会两字,当然不能专指团体约束个人而言,凡是个人间的相互约制也是社会约制。如个人能使别人——个人或团体——顺从他的信仰或容纳他的思想或服从他的命令或接受他的暗示,都是社会约制”\[2\]8。这是他提出所谓“广义”的社会约制,与“凡是代表社会团体而施行的”狭义的社会约制——即当时看待社会控制的流行观点有所区别的关键。

2.社会约制与社会建设。支持吴泽霖先生对社会约制作出广狭二分是出于他所持有的社会观念。在对社会控制的狭义认识中,社会被简单地视作是执行控制与制裁的各种社会组织,而吴泽霖先生所强调的施行约制的社会却是基于人际间相互作用产生的行为结果,即人类彼此间关系建构的结果,这就暗示了社会约制与人类结群成社会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社会约制也就是通过调整人际关系的途径来建设社会的过程。

这一内容丰富地体现在《社会约制》开篇章节的论述——吴泽霖结合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演化的人类学历程对人类社会需要社会约制所作的说明当中:人类社会起源于人对于自然因素的控制以及构建社会因素间的制衡,尤其是后一方面所具有的使个人“团体化、社会化的积极意义”,与限制人们的行为、“使不至妨碍社会,损越团体”的“消极方面”的总和共同组成社会约制,同时成为了构建社会的主要形式\[4\]10-11。很显然,吴泽霖先生给予社会约制以互动论式的广义解读,在超越狭义社会控制概念的功能论倾向的同时,也显示出他通过早期美国社会学思想过滤吸取到的如洛克、卢梭等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社会契约的观念对他造成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通过本书接着的论述,还可以隐约看到吴泽霖先生意在通过社会约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基本模式。不光是在调适人类诸如生物方面“男女老幼的自然分配”不均,克服心理方面因“气质不同”与“遗传不平等”造成的失调,或是避免社会制度方面因“机会不等”与“文化不同”造成冲突等维护社会有序的外在原因上需要社会约制,最根本的是在规范“个人行为、家庭行为、职业行为与公共行为”等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离不开社会约制\[4\]13-28。也就是说,前一点清晰了吴泽霖认为社会约制要在包容人类生活世界当中种种“不齐”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一种社会秩序的观点,后一方面则显示了社会约制建立社会秩序的逻辑近乎等同于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儒家提倡士人“修身齐家治世”的礼治传统。只需对照一下与吴泽霖同期的另一位学者瞿同祖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精神的描述中有关礼治的论及,就可以清楚二者间的亲和性(affinity):“礼既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臻于治平”\[9\]。瞿同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实现社会控制贯彻的法律精神离不开儒家的礼治,即“以礼入法”。而礼治对于建立社会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它承认出于自然差异的社会不等,并在此前提下,通过对各种人际关系的约束协调来克服种种“不齐”实现社会有序。以瞿同祖的论述为参照,不难觉察社会约制不失为是一种对于礼治的社会科学化的表达。所以,与其说社会约制的观点仅仅源自于吴泽霖先生对西方古典社会理论的深刻吸收,倒不如说这更多的是他借助西学概念体系来实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现代转化的一个初步尝试。

3.社会约制的文化取向。社会约制作为吴泽霖先生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的证据,更为明白地体现在《社会约制》一书作出的公认贡献上,“即将社会约制的工具与方法分清”\[2\]204。吴泽霖先生自己也认同这一区分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工具是一种可具体可抽象的“东西”,性质上是“静”的;而方法是“一种行动的程序,一种过程、一种行动”,性质上是“动”的。结合上述社会约制与社会建设的联系,“社会是由人类组合而成的。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所谓社会约制,就是约制各种行为的相互关系。各种行为即为心理现象”\[4\]30,不难推想,在吴泽霖先生心中,社会约制是含括“个人间相互的约制”,那么凭借的工具应该基于人的心理,而非限制于狭义对“社会的约制”的“法律宗教教育、舆论、风俗、信仰、人格、礼节、美术等等”因素\[4\]42-43。吴泽霖随后具体论述了保守心、好新心、求显心、社交心四种人类普遍心理状态是如何在实际的自我认同与人际互动中被用作充当社会约制工具的。

方法是对于工具的实际操作运用。吴泽霖先生将社会约制的方法划分为用体力来达到约制目的的“武力”及通过人类的言语交流互动发生的“会意”两大类。通过被后来学者视为“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划分方式”\[10\]可以看出,社会约制就是依靠带有强制性的武力方式或者藉由非暴力的会意沟通调节人的心理状态来发挥作用的。而两类方法在现实经验中依托的社会组织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有具体形态的组织——包括家庭、学校、政府、教会、职业组织等,二是非具体形态的组织——如风俗、礼节、信仰等。

吴泽霖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演化,应当越来越强调通过会意方式进行社会约制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列举出的众多具体方法中明确提到“理喻”是“社会约制中最高的一种方法”\[4\]56,它本身就是一种借助于教育沟通实现的文化交流过程,前提是认为被约制者为“有理可喻”之人,即可以做到自我规训的人。理喻如能成功,对方往往衷心悦服地接受,这样的结果才是永久的。“如果一切政策都能够采取这种方法来做取舍的标准,那民治程度可算达到极点了”\[4\]58。对应到组织形态上也是如此,社会约制的非具体组织“没有社群的形式,但是由多数人集合后所产生的结果,它们束缚人类社会行为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4\]74。

可以说,当吴泽霖先生开始体系化地论述社会约制的工具方法与组织形态的实践内容时,读者更加清晰地觉察到社会约制概念建构的基础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思想,正像《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中明示的那样:“吴泽霖的上述约制思想,突破了传统上仅靠法家学说来理解社会约制的路向,指明了道德教化对于社会约制的根本作用”\[3\]608。同时,吴泽霖先生将以礼治为原型的社会约制建立在西方社会学提供的人际关系互动与心理调适机制上,明确指出了社会约制在现实社会层面的实现方式。综合社会约制实现需诉诸的心理会意与关系互动两方面行动基础来看,它们呈现了中国礼治传统中倚重的文化向度,因此,要称社会约制是吴泽霖先生提出的一种基于文化取向的社会治理观似乎也不为过。

至此,通过对《社会约制》文本内容的三重展开,我们对于吴泽霖先生提出的“社会约制”也形成了初步的认知。社会约制的观念来源于社会控制,但它是吴泽霖先生尝试将西方近代发端于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精神与中国社会礼治传统相结合建构而来的一套理念学说,不失为他对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一处具体贡献。具体到社会约制的观点本身,它对于社会控制原意的超越集中体现在:作用于人的社会心理因素、调适行为习惯关系所坚持的文化取向的治理观,这是对于当时西方社会学视社会控制为保障秩序工具的传统功能论的扩展。在社会思想层面上,社会约制取代社会控制的“既破又立”,促使吴泽霖先生在此后的社会学学术生涯中保持着对诸如人口失衡、婚姻不和谐以及民族关系不平等等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怀

此后吴泽霖的社会学研究旨趣集中于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或出版《现代种族》、《一个出生性别比例的调查》、《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等论文与著作。。可以说,探究以何种方式实现更好的社会约制来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是埋藏在他毕生学术研究课题深处的一条思想线索。

三、讨论:从吴泽霖的“社会约制”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

由上所述,《社会约制》及其思想无论对于吴泽霖先生本人还是其早年的社会学生涯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当笔者阅读这本写于近90年前的小书时,除了寄托对于先生的追思,领悟其中微言大义必定要与当下现实语境中的关切有所联系,这就涉及到在学术与政策双重语境中热议不断的社会治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由一批国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基于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提出了由单一的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关切主要是强调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认为基层社会组织应当越来越成为民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就是要发挥传统认识中仅作为被控制对象的民众充当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

追根溯源,社会治理出自社会管理,更深远的理论基础离不开社会控制的思想,特别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大家帕森斯提倡结构功能主义后,被改造为社会系统对社会行动者施加管理的结构化思想。而在此后发生的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与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简单说来,“治理(governmentality)”一词指涉“对行为的引导”(conductofconduct)。首先,它拒绝了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中强烈的“上—下想象”(top-downimaginary),以此克服权力精英统治大众的“传统机械模式”。其次,治理在实践过程中关注教育、习俗、心理影响等各种自我规训的技术,使其可以从微观视角展开治理的过程,以弥补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重制度轻实践”的不足。再次,对行为的引导总是将治理主体的生产作为目的。社会治理的实践也是各个社会行动者相互“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过程,这就有效地消解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系统控制行动者的“主客二分”,超越了国家与社会的简单二元结构(state/societydualism)\[11\]。治理思想的提出,成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反思传统社会结构观的先声。除了引发前述社会学的现实研究从关注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以外,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更是将以福柯一代学者推动的“后结构主义”革命高度评价为一场转向从文化角度理解社会事实的理论范式变革\[12\]。

而透过回顾社会治理思想展现的理论创见,不难感受到吴泽霖先生提出的社会约制思想与之契合的地方。第一,两种思想都解构了传统社会控制与管理思想所依赖的上下二元结构。第二,两者都将治理实践落实到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与互动层面加以关注。第三,两种治理方式都对微观层面的自我规训技术予以重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吴泽霖先生建构的“社会约制”思想蕴含了之后出现在西方社会控制与管理思想的文化转向中取代重视结构因素的传统社会控制观的社会治理思想。

当然,阐发吴泽霖先生“社会约制”思想的意义,更主要的在于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关怀。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治理的理论舶来我国,与现代社会转型的经验相结合,促使政治学与社会学者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思考社会治理问题,尤其“重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创新”的“本土特质”\[13\]。当代社会治理追求的这些内涵不光与吴泽霖先生提倡社会约制意图作为社会建设长效手段的初衷一致,而且也与社会约制转化本土传统治理思想作用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着力点相吻合。因此,吴泽霖先生的这一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依然足以提供启发与借鉴。更为迫切的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以社会治理为观察角度凸显出的“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14\]的变迁历程,同时也映照了我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事业徐徐展开的宏大历史。身处中国现实当中的每一分子都清楚,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尚在激流当中,建设现代社会的改革征途也远没有到达终点。对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实践仍然需要借助于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予以滋养丰富。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视并发掘吴泽霖先生社会约制的思想命题,无疑为充实社会治理观提供了一项基于本土经验的珍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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