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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语”体的发生?演化及内在脉络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6:51

关键词:语体;两种文本形态;“训语”;“事语”;语体演化;内在脉络;先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1-0069-08

中国最早的语体是具有格言性质的古“语”,在此基础上演化出“训语”和“事语”,又由“训语”演化出论说文,由“事语”演化出《国语》《晏子春秋》《战国策》和《论语》《孟子》中部分篇章的记述性语、论文体。这种演化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脉络。一般而言,“训语”和“事语”都存在两种文本形态,即记载的言说主体言说的话语文本形态,称之为第一文本形态。记述主体记述的话语形态,称之为第二文本形态。这两种文本形态共存于一体,但“训语”和“事语”言说的行为性质、目的不同,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的身份也不同。“训语”为告诫和说理行为,言说的目的在于告诫言说对象“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和“怎样做”。言说的主体的身份虽有不同,但话语的言说者即为这一言说行为的主体。而“事语”则是记述历史和他人言行的行为,主体的身份为史官或其他好事者,目的在于总结政治或人生经验教训。而这一目的不仅与“训语”,即第一文本形态言说的目的有着一致性,而且很多时候是借第一文本形态的“训语”来实现。它们这一内在的逻辑关系,规定了“训语”和“事语”的演化及相互影响。

一、“语”体的发生

“语”这一文体,也是由一种性质的行为演变而来。在先秦“言”与“语”有着一定的区别。《周礼·大司乐》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云:“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孔疏谓:“许氏《说文》云: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论者,语中之别,与言不同。故郑注《杂记》云: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1\]《诗经·公刘》毛传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将语、议、论三字转训,谓:“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一曰谋也。”可见“语”“论”有着内在联系。《礼记·杂记下》说:“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是说孝子在三年守孝期间,可以说话,也可以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作回答,但是却不和别人讨论问题。可见,“言”是主体就某些事情发表言论,“语”是对他人的话语进行回答、辩驳,具有对话的性质。但在先秦,言、语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先秦的文献中,“言语”一词连用不在少数。《论语·先进》载孔子说“言语:宰我,子贡”。但“语”作为一种文体的形成,又与格言、箴语和甲骨卜辞、《尚书》六体有着密切关系,也受“春秋”记事文的影响。

先秦有“训语”和“事语”之分。《国语·郑语》载:“训语有之曰……”《管子》有《事语》一篇。“训语”,即话语主体直接言说的具有议论文特征的话语形态。“事语”,即他人记述的具有记事文性质的记述主体言行的话语形态。这两种语体不同,起源和演化也不一样。

1“训语”的发生。

“训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格言。先秦的典籍,有众多对“言”“语”的引用。如《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左传》成公十七年:“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年载宫之奇谏虞公曰:“语曰:‘唇亡则齿寒。’”《管子·小问》管子说:“语曰:‘泽命不渝。’”从这些典籍所载“言”、“语”,既可以看出“言”、“语”没有绝对界限,也可看到,它们都产生于归纳的思维方式,即通过众多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的归纳分析,将具体事件抽象化而产生具有超越具体事件的哲理性话语,主要功能在于箴戒。此外,这话语言说主体也就是文本的创作主体。

中国古代的文体是功能性文体。据其功能,可以发现“训语”在形成的过程中,当受到《周易》和箴等文体的作用。《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之辞的产生和“训语”一样,都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抽象形成的产物。许多卦爻之辞都是由社会生活经验总结而来,故有不少具有格言和箴戒的性质。如《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都当是具体社会生活的总结,也都有训戒的性质和超越时空的意义。

西周时期,箴也具有超越具体事情言说的性质。《逸周书·文传解》载有《夏箴》,《左传》襄公四年也载有《虞人之箴》。虽很难确定《夏箴》和《虞人之箴》是西周以前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箴诫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君臣言说中普遍存在,用于规诫统治者。《左传》襄公四年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2\]818《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要使“师箴”。知以箴言规诫统治者,普遍用于臣下对君主的政治言说。《吕氏春秋·骄恣》曰:“箴谏不可不熟。”不仅说明箴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着政治对于箴言创作的推动作用。

从《夏箴》《虞人之箴》等看,箴也主要是将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为以一种近乎格言的话语形式。如《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3\]其功能和《虞人之箴》一样,但已不见援例之事。可看出,西周、春秋时的箴言和“训语”在功能和形式上有着亲缘关系。箴言与“训语”的区别在于箴言一般体制短小,所言内容单一,大多为某一问题的训戒。而“训语”则在体制上较箴言大,往往言说多种行事原则。

“训语”在西周已经成熟。这主要表现于《尚书》出现了“训”体。《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古文尚书有《伊训》。《孟子·万章上》曾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知《伊训》在先秦已经存在,并流传较广。《尚书》虽只载有《伊训》一篇,但其中有些不名“训”的篇章事实上也就是“训”,如《高宗肜日》是“祖己训诸王”而作,而其中的诰、命都有训性质。这些诰、训、命记述的人物话语,大多与“训”有着相同的性质。如《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也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事例分析得出经验教训的结论性话语,具有训戒意义。它虽依附于一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有一些话语具有格言超时空的性质,如《召诰》:“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已不再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的人和事。所以,考察“语”的发展,应该关注典、诰、训、命的第一形态文本的话语功能对它的影响。

“训语”发展过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尚书》中的文体,大都存在着两种话语形态。第一种话语形态为言说主体的言说话语文本,不存在史家或者他人记述的具有外在叙事框架。第二种话语形态为史家或者他人记述的具有外在叙事框架的话语文本。《逸周书》中,许多具有第一文本形态的篇章,通过历史事件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大量出现。如《本典解》:“备有好丑,民无不戒,显父登德,德降则信,信则民宁,为畏为极,民无淫慝。生民知常利之道,则国强,序明好丑必先固其务。”\[4\]都不存在一个史家对这些言说记述的过程和第二文本形态,与“事语”和“春秋”通过事情的过程来展示兴衰成败的思维方式大不同,和《尚书》中的那些诰训有着较大的差异。超越了一对一的简单对照和援例性的事实比附的以古鉴今方式,而呈现出将历史经验抽象化和条理化的趋势,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

但这并非说这一时期的“事语”和“训语”是完全平行的两条直线。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事语中往往具有比较浓厚的“训语”成份。如《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说晋惠公无后时说:“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这些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话语,都具有孔子所谓“法语”超时空的性质,可视作政治的原则。故可以说,这一时期“训语”的发展以“事语”的发展为基础,二者相互生发,相互促进。

2“事语”的发生。

“事语”一般是缘事而发,“语”随“事”变,所语虽然也有些普遍的训戒意义,但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具有个别性。“事语”虽然也主要是记言,但存在一个记述形态,记述主体一般为史家及他人,而非话语言说者自己,一般融合着第一和第二种文本形态,语与事兼。

先秦有“事语”一体。《管子》有《事语》篇,其体式结构和百国《春秋》体式相同。“事语”体的形成,有明显的甲骨卜辞影子。从《国语》看,“事语”的基本结构模式为“三段式”:开头交代人物言说的事件背景,为前缀叙事,中间记人物的话语,最后交代事情的结果,为后缀叙事。如《周语上》“厉王弭谤”,开头交代言说的事情背景:“厉王虐,国人谤王。”接下来是邵公对这一事件的言说。最后是事情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在甲骨卜辞中,一般以贞辞+占辞+验辞结构文体。贞辞一般记卜问事件,占辞为观察甲骨兆纹得出的结论,验辞为占卜之后所记占卜的应验。“厉王弭谤”的前缀叙事实是“癸巳卜,卜”之类的记载的发展,人物所言亦相当于卜辞的贞卜之辞。诸如“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的叙述,则显然来源于卜辞的验辞。

“事语”体的产生,也与《尚书》六体的第二形态文本有非常密切关系。《尚书》“六体”也是记言,其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益稷》《皋陶谟》和一些诰,以对话结构成篇。所记人物话语,也都是缘事而发。更为重要的是,“事语”大多存在着一叙事框架,有或多或少的叙事成份。如《盘庚》中篇有前缀叙事话语:“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这一段叙事话语,不仅交代了盘庚作此诰的原因,也记述了言说的对象,甚至还有盘庚讲话时的场景:盘庚登上高处,并招呼言说对象靠前一些。从整个文本来看,盘庚的讲话虽然还是文本的核心所在,但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就某一问题进行论说的文本,而是转变为一个记事文本。《国语》明显继承了《尚书》这一点。如祭公谋父谏穆王将征犬戎,前有“穆王将征犬戎”一语,交待祭公谋父谏穆王的原由和所谏内容。后有“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叙述,交代穆王不听祭公谋父之谏所产生的结果,使整个文本具有记事的性质。

因而说,“事语”体式源于卜辞,受诰、训、誓、命的第二形态文本影响,将卜辞的“癸巳卜,卜”之类的简单前缀叙事演化为较为复杂的前缀叙事,形成了“事语”的主要体式。故可将“事语”之源追溯到甲骨卜辞,但其体的确立当是从《尚书》中的诰、训、誓、命的第二形态文本发展而来。可知《国语》之“语”直接源于西周早期的诰、训、誓、命的第二形态文本,可以视之为西周早期的诰、训、誓、命第二形态文本的流变。而其发展又受春秋影响,有些已经演化为完全的记事文。

3“语”体的确立。

现存最早的语体文著作,有《国语》《论语》。《国语》应该是集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不同时期所记之“语”而成。《周语上》记有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进谏之言,邵公谏厉王弭谤之言,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进谏之事等。这些原本是否就谓之为“语”,已无可考,但春秋时人们常提到“语曰”一词,《楚语上》曾载申叔时说对太子要“教之诗”,“教之故志”,“教之语”。所说诗、志、语都具有文体的意义。可见,并非是战国时《国语》结集才有了“语”这一文体。“语”这一文体当最迟在春秋早期就已经产生。

二、“语”体的演化

从语体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虽然可以将语体文视为一种文类,但因其具体功用不同,其演化的趋向也各不相同。“事语”因其具有叙事的因素,其主流与百国春秋合流,已与叙事散文相去不远。而“训语”则适应着学术言说的需要,由结论性话语演化出论、说、难、解、原、议等论说文体。

1“事语”的演化。

《国语》是先秦最具有代表性的语体著作。《国语》的文体形式,也当为典型的“语”体文形式。其中的一些篇章,虽有众多的叙事成份,但和《尚书》六体一样,主要是记述人物的有关政治、军事和人生的言论。其文本形式基本都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其体式有下列几种。

(1)纯对话式。如《齐语》“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章,就只记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没有前缀叙事和后缀叙事话语。这种体式在《国语》中不常见。

(2)前缀叙事+人物对话(话语)式。如《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章,前有“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一段叙事话语,然后是行人与叔孙穆子的对话。

(3)前缀叙事+人物话语(对话)+后缀叙事式。如《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穆王将征犬戎,有一个前缀叙事话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交代祭公谋父所言的原因;同时还有一个后缀叙事话语:“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交代结果,说明祭公谋父所言的正确性。

《国语》为记言体著作,以人物的话语为主体,且这些话语虽是政治言说,却都具有说理的特征。故战国诸子不仅《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其他诸子也有不少采用《国语》的这种文体体式。《墨子》基本上继承了《尚书》行文程式,一是以“子墨子曰”提起全文,如《节用中》等。也有以“子墨子言曰”提起全文,而中间以“曰”提起下一段,最后又以“子墨子言曰”作结的结构。这种结构和《尚书·酒诰》《盂鼎铭》基本一致,没有交代论说缘起的叙事成份。如《尚贤上》以“子墨子言曰”+“子墨子言曰”+人物问话+“子墨子言曰”+“是故子墨子言曰”结构全文这一种结构形式,为《墨子》中文本的主要结构形式,诸如《明鬼》《非乐》《非命》等,都采用这一形式。《墨子》中也有一些有叙事成份的篇章存在。如《贵义》《耕柱》《鲁问》等,其行文程式完全不类《明鬼》等,而与《论语》《孟子》相同,其中的不少段落都有墨子言说缘由的交代,如《贵义》。

《庄子》虽已开始以“论”名篇,但《内篇》《外篇》《杂篇》,除《骈拇》《马蹄》等少数几篇外,其余的几乎采用着前、中、后缀叙事+人物话语、以人物对话结构全文的形式。如《人间世》以六个前缀叙事+人物对话的结构形式将全文结构成篇。第一个结构以“颜回见仲尼,请行”的前缀叙事开篇,提起颜回与孔子的对话。第二个结构以“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前缀叙事开篇,提起叶公子高与孔子的对话。第三个结构以“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的前缀叙事开篇,提起颜阖与蘧伯玉的对话。第四个结构的前缀叙事部分更长:“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提起匠石与其弟子的对话。第五个结构以“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为前缀叙事部分,提起子綦的话语。第六个结构以“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提起接舆的言说。这六个结构的后两个采用《国语》的基本结构体式,前四个采用的是《国语》的第二结构体式。可知,《庄子》虽然以“论”名篇,但采用着《国语》的行文程式。即便是《荀子》和《韩非子》,一些篇章的行文程式亦是如此。《荀子》的《宥坐》《哀公》等,也都有着叙事的成份。其《儒效》《性恶》《议兵》《正论》和《韩非子》中的《定法》《难一》《难二》《难势》《存韩》等也依然保留了“对话式说理”的形式。

但是,尽管有诸子说理也运用了“事语”的文本形式,但“事语”终究是史家或他人记事的产物,而且很多是后来的追记。“事语”的这一传统,决定了“事语”与春秋之类的历史著述合流的发展趋向。

从《国语》的后缀叙事话语看,《国语》中有些作品当是当时史官的记述,如《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章,主要记述观射父之言,没有后缀叙事话语,目的仅仅在于记言。但也有很多作品,当非言说者话语的即时记录,而是后来史家的追述。如《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章有后缀叙事话语:“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显然,这后缀叙事话语记述的时间,不是当时祭公谋父所言的时间。在祭公谋父说这话之后,有一个征伐犬戎以及犬戎不再归顺周王朝的过程。而这时间过程较长。知这一章是祭公谋父说这话之后较长时期之后的记述。《越语上》记载了吴国攻打越国到越国灭亡吴国这一漫长时间过程中的有关人物的话语。可以肯定《越语上》也是后来史家的追记。

从百国《春秋》言事相兼看,春秋时原有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界限也被打破。《国语》虽然主要是记言,但适应着总结政治经验教训的需要,《尚书》中的纯记一人之言语式、纯对话式、前缀叙事+人物对话(话语)式这类文本形式,在《国语》中已不多见。而一章记载一个在较长时间内发生的较大的历史事件人物话语的文本也就开始产生,叙事性话语也因说明事情发展的需要而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产生了一种“前缀叙事+人物话语(对话)+多次中缀叙事+多次人物话语(对话)+后缀叙事式”。全章人物的话语和对话虽然仍是主要所在,但叙事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先秦“事语”叙事性强化,当受到“春秋”深刻的影响。从《国语》《论语》和出土的战国《语从》看,“语”主要在于记言。《国语》中的大多数篇章,虽也存在一个叙事的框架,以极短的叙事话语交待记述对象言说的语境及其结果,但这都是为说明记述对象言说的正确性,其体式多是一事一语。而《国语·晋语》所载有些完全突破了这一体式。《晋语》记事,大多有对一个事件过程的记述。作者将众多人物集结于一个大事件中,通过这众多的人物的行为、话语,展开事情的发展过程。如《晋语一》记骊姬之乱,从献公卜伐骊戎,写到献公获骊姬以归,骊姬生奚齐,献公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骊姬与优施勾结以种种手段残害申生,骊姬杀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出亡等,围绕一个大事件来结构众多小事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像《国语·晋语》这种体式,显然融合春秋体记事和语体记言两种文体,通过记言以展现人物的思想智慧,通过不同人行为的记述以展现事情的发展过程,开创了历史著述的宏大叙事体式,和《左传》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齐语》《吴语》《越语》中的大多数章节,已经完全摆脱了两种文本形态,成为一种历史叙事文本。

《国语》开创的这一叙事体式,在《战国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刘向《书录》载,《战国策》“或曰事语”\[5\]。人们曾视《战国策》为“事语”。《战国策》虽然很少有《晋语》般的宏大叙事,更多为《国语》的一事一语,杂以简要的行为记述,且多为单线条记述,但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秦策二》“蔡泽见逐于赵”,《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等,都能很好地将记言和记事融为一体,展现了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故在《战国策》的第二文本形态,更多运用《晋语》《左传》叙事形式,吸取《孟子》《晏子春秋》记一人言行的功能,将以事记人转换为系事于人,开启了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事语”的新体式。

2“训语”向专题论文的转化。

早期“训语”是史官的记载。但在第一文本形态,已经存在着论说文体的各项要素。如《无逸》《酒诰》等,都具有论点、论据、结论,可视为较为成熟的论说文。早期“训语”,也有纯粹的第一文本形态。这纯粹的“训语”,没有外在的叙事框架,故其都是话语主体直接的言说。

早期这种“训语”,多以格言的形式出现。春秋时期,这种“训语”虽还具有格言的性质,但文体空间已经大为拓展。《逸周书》中就有许多文本完全没有叙事的成份,成为一种独立的“训语”文本。如李学勤认为产生时代较早的《武称解》。

《武称解》所言为用武的原则,全文以结论性话语结构而独立成篇,不涉事例。其中“大国不失其威,小国不失其卑,敌国不失其权”几句,反映着春秋时诸侯相互攻伐的时代特征。可以确定本篇为春秋时期的作品。因而,虽不能肯定它为最早独立成篇的“训语”文本,但却可以因这一文本的存在,确定春秋时期已经产生了独立的“训语”文体文本。《逸周书》还有着很多如《武称解》这样独立的“训语”文本,诸如《度训解》《命训解》等,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像周初的典、诰、训只关注政治。

当然,很难说《逸周书》中的这些“训语”作于一人,因为它也如《尚书》是各方面文字作品的汇编,不是某一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达。但是,春秋时期的这些“训语”,却为春秋晚期《老子》的产生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文本体式和功能看,《老子》和《逸周书》中的那些单独成篇的“训语”等文体形式基本相同。它每一篇都由几十章内容各不相同的语录结构而成,章与章之间并无逻辑关系。而且,它的每一章基本都是结论性话语,很少有论证过程,更不关涉任何具体的历史人、事,对帮助人们认识政治、人生具有永恒的意义。而从《逸周书》的“训语”和《老子》看,纯粹的“训语”最主要的特征不存在叙事性话语,语言形式大都比较整饬,篇制较格言要大许多;言说都带有某一方面生活的规律性总结,但只存在结论,而不存在对结论的论证过程。虽然文字空间较格言大,但依然保留着格言的特征。

西周、春秋时期的诰、训和“语”体也都有说理的功能。但诰、训等,是帝王所用的文体。“语”中的“事语”和那些纯“训语”类,也可以用来阐述个人的思想观念,但“事语”既记言又记事,言说主体要对自己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显然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如《王佩解》和《老子》之类的“训语”体,都只是在说“应该这样”,并没有“为何应该这样”的阐释功能。

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不存在帝王能以权力“胁迫”臣民遵循、相信的条件。作为一般官员或士大夫,要帝王或者其他官员学者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仅说“应该如此”是很难达到目的的。他们的言说,必须有一个“为何应该这样”论说过程,才有可能为他人接受。于是,适应着诸子言说存在着多种行为方式和其功能的差异,适应着他们个体身份言说存在的被动性,“训语”便演化为多种具有论说文特征的说理文体,如论、难、解、原、议等。它们和“训语”一样,都不存在一个记述主体,也都不存在第二文本形态,且都在说理,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之间的演化脉络,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体式的差别。它们更多是以散体的形式呈现,大多对观点有着一个论证的过程,较之“训语”更具有说服力。

由上可以发现先秦的语体文的清晰谱系。它从远古的格言发展到《尚书》“六体”,继而演化出《国语》之类“事语”和《逸周书·武称解》之类的“训语”。从“事语”又衍生出具有记事性质的《论语》中的一些篇章形式,如《侍坐》《孟子》《晏子春秋》等;从“训语”衍生出《老子》和《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的纯论说文体。

三、“语”体演化内在脉络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体是一种功能性文体,由于文体以文本为表现形式,文本是一定文体的文本,而每一文本的产生,都与行为性质及其目的、言说主体及言说对象的身份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每一文体的演化都由具体的文本得以表现,都与行为性质及其目的、言说主体及言说对象的身份密切相关\[6\]。故探讨“语”体的演化的原由也当从这些方面入手。

1“语”体行为性质、目的、功能与“语”体的演化。

从先秦的典籍所引格言及“语”看,格言及古“语”虽然形式短小,多为一句话或几句话,但其行为都是一种对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目的在于指导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行为性质、目的,确立了格言及古“语”从大量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经验教训的这一功能。远古格言及“语”的行为性质、目的与功能的体性的确立,奠定了“语”体演化内在的主脉络。

《尚书》训语的第一文本形态,言说主体为帝王和朝廷重臣,其行为是政治行为,目的在于通过由历史政治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指导统治者行政,具有极强的训诫功能,与格言及古“语”有着行为目的的一致性。《尚书》训语的第二文本形态,其行为是史家的记述行为,但行为目的却和它的第一文本形态有着一致性,只不过不像第一文本形态这种目的的实现完全在当下,而是为后代统治者提供政治的参考,因而,其训诫的功能却有着一定弱化。

《国语》和《尚书》“训语”的第二文本形态在行为性质和目的方面有着一致性。因春秋时期史官的职能已由西周时掌管文书典籍转变为“守典奉法”和记录历史。随着史官职能和行为目的的转换,史家记言也由文书性质的记录,开始向用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转变。众多章节的后缀叙事话语,都是说明行事主体不听言说者的话,最后失败。如《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章,《楚语上》“灵王为章华之台”章,记楚灵王不听伍举之谏,“灵王城陈、蔡、不羹”不听范无宇之言,“三年,陈、蔡及不羹人纳弃疾而弑灵王”。显然,史家不只是为着保存祭公谋父、伍举、范无宇之言而将其记述,还在于告诫人们,君主若不遵古制,荒淫无德,必失人心而导致政治衰败。而《齐语》《越语》《吴语》《晋语》通过国家兴亡的记载,更体现出所记用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故《国语》在史家手中,已突破了西周史家文书式记言的局限,和百国《春秋》一样,转向了总结政治经验教训。故其和《尚书》训语的第二文本形态一样,训诫功能也有了很大的弱化。

春秋晚期以来,士阶层逐步兴起,史官文化开始被士文化取代。于是,语体从史官的手中解放出来,被用于不同性质的行为主体言说,由此导致了语体文功能的多元化。如《逸周书》中的单独成篇的“训语”和《老子》以及《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既具有一定的学术行为性质,也具有政治行为的性质。他们更多是为政治出谋献策,其行为可视为一种政治学术行为,其目的在于告诉当时的统治者怎样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如《老子》虽有很强的哲学意味,但目的不在哲学,而在于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哲学的依据。《庄子》主要在谈人生哲学,但也有不少涉及着政治,如《应帝王》《大宗师》《骈拇》等。这些文本不仅和古语《尚书》中训语和《国语》中的《周语》《鲁语》《楚语》等第一文本形态在行为性质上有着一致性,其目的和功能也有相同性。

但《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和《战国策》则和《逸周书》中的那些单独成篇的“训语”和《老子》以及《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与《尚书》和《国语》在第二文本形态却有很大不同。首先,这些文本虽在第二文本形态也是一种记述行为,但不再具有国家史官记述行为的性质。它们记述的主体或为其弟子,如《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7\]《孟子》亦是如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孟子“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但《孟子》肯定不可能是孟子自作。如韩愈在《答张籍书》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8\]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被疑古派定为伪书,而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其并非伪作。由此可以确定它为战国时的作品。至于它的作者,则肯定不是晏子本人,而是后人根据一些历史记述和民间传说加入而成。显然,《晏子春秋》和《论语》《孟子》《战国策》一样,主要是为记述个体的思想、行为而作,目的在于宣扬他们的思想行为,为他们传名,不像《国语》为国家政治历史的记述行为,而是具有个体传记性质,其功能不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不能否定《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和《战国策》等有着一定的服务政治的目的。在它们的第一文本形态,都有着政治的言说,很多和《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一样,晏子、孔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及《战国策》中的那些游说的人物话语,都在告诉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孟子》中的《梁惠王》《滕文公》,《晏子春秋·内篇》中的《谏》《问》,《战国策》中的那些纵横家的游说之辞,都无不和那些古语《尚书》中的诰、训、命和《国语》的第一文本形态中的人物话语一样,存在着行为性质、目的和文本功能的一致性。

由此可以发现,虽古语与《尚书》《逸周书》《国语》及战国一些诸子在第二文本形态中存在着行为性质、目的、功能的一些差异,但是,在它们的第一文本形态,行为性质、目的、功能都是相同的。这一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演化的内在脉络和文体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即由“训语”演化出论述文体,而它们的第二文本形态虽包含着第一文本形态,又有着一定的说理功能,故诸如《庄子》的论说文体将“事语”用以说理,演化出《庄子》一些篇章独特的文体形态。但它们的第一、第二文本形态在行为性质、目的却有着一定的差异,记述的行为性质决定了“事语”的叙事性,演化出《论语》《孟子》中一些篇章和《晏子春秋》《战国策》的具有叙事性质的“事语”,并最终和史传合为一流。

2行为主体身份的异同对“语”体演化的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一定的行为性质,决定了言说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行为性质不同,言说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也就不一样。言说主体和行为对象的身份不仅决定了文本说什么,也决定了主体怎样说。在“语”体文的演化过程,“训语”和“事语”的主体和言说对象存在着区别,同时“训语”和“事语”也存在着行为性质的不同,各自之间也存在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的差异。故语体演化的内在脉络,也与行为主体和言说对象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在第一文本即“训语”形态,古语的的言说者的身份虽不能具体确定为谁,但从先秦典籍记载的“语”看,多对社会和事物的规律具有明了的认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故这些“语”的言说者当是当时所谓的哲人,有如《管子·宙合》所谓:“明乃哲,哲乃明。”\[9\]在先秦,哲与圣多相提并论。如《左传》载:“古之王者知命不长,是以并建圣哲……著之话言……告之训典。”\[2\]446-447知古代不仅哲与圣并论,而且远古的帝王非常重视圣哲之言。但这些话语并非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没有具体的言说对象,所以这些话语基本以格言的形式出现,没有论述过程。而至《尚书》第一文本形态的那些言说主体,都为帝王或朝廷重臣,其言说关系也有德高望重老臣对君主的言说,但更多是君主对臣下的言说。他们都有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故他们这种关系的言说,使得言说主体身份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一定程度消解了文章的说理性。因为即便言说者的言说理由不够充分,其言说也是“真理”。故这些诰训的核心不在“理”,而在于“教”。政治所赋予它们的权威性,使其说理带有“胁迫”的性质。

较之于《尚书》六体,春秋战国时“语”的主体言说身份发生了大的变化。《国语》和一些诸子的第二文本形态,大多是臣下对帝王,或者文人对文人的言说。这些言说就进谏、君主对臣下的咨询而展开,或为臣下就某些问题对君主提出建议。而臣下对君主或者文人对文人的言说,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故其言说除必须是理由充足外,还必须具有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方能说服君主和一般言说对象,从而达到政治或做官目的。所以,他们的言说,不仅要关注当时政治的焦点,更需要对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获得言说对象的充分肯定。因而,说理的充足性就变得尤其重要。

春秋战国虽也有《老子》缺少论证过程,只是以第一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训语”,《国语》及《孟子》等第一文本形态的一些文字和诸子中的论说文,也有一些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说过程,但更多都存在一个论说过程。不管是《国语》及《孟子》等第一文本形态的一些文字,还是那些纯粹的论说文,大多注重理由的充足性,具有一定的逻辑力量。《国语·周语》第一文本形态,多为臣子对君主的谏言和征询的对答。其中西周时的一些篇章,在言说技巧上虽不能说受战国言说技巧探讨的影响,但却对说理的充足性有了充分的注意。如祭公谋父谏穆王将征犬戎,以“耀德不观兵”为论题,以周公之诗所言和周先王以德待犬戎,来说明征犬戎不仅不符合周颂的教导,与先王的行事不相符合。然后以“先王之制”来说明征犬戎不符合先王制度,而应该是修德以服犬戎。周公之言、先王的行事和国家的制度,都是那时行政的原则。故祭公谋父虽然没有说服穆王,但其言说应该是具备了一定的说理充足性。

战国诸子则不管是在第一文本形态还是在第二文本形态,都更加注重这一点。如《孟子》第一文本形态的辩论技巧,则更是为学者所称道。其辩论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有着较强的逻辑力量。如“齐桓、晋文之事”、“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等,都能层层深入,逻辑严密,为众人所乐道。又如《荀子·天论》围绕着“天行有常”这一命题,先以日月星辰瑞历,皆为大禹和夏桀所同,而大禹时政治兴盛,而夏桀却惨遭灭亡,说明天道自然。进而论述星队木鸣,日月有蚀,风雨不时,怪星常见,为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无世不有,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尚书》中文本第一形态的言说主体,因其身份,可以使其言说不太讲求说理的充足性和生动性。但作为臣子对君主的言说,要有一定的言说技巧,因为不仅关涉到言说目的能否实现,而且关涉到礼乐伦理原则,甚至言说者的性命。所以,言说者还必须注意言说的文饰性。因为它不仅易为对象接受,而且关涉到言说者的性命。

春秋战国语体文的文饰最为根本的,是以形象进行言说。以形象进行言说,既能避免概念的以偏概全,也能寓理于其中,避免话语的迫切而显其委婉,也能使言说变得生动。而以形象进行言说,则不仅仅是采用比喻,也包括将言说之意寄寓于事与物之中,也即所谓寓言。以寓言说理,不仅能化抽象为形象,而且也极为生动。

在《尚书》《国语》《孟子》和《战国策》中一些第一文本形态,已经出现了不少以形象进行言说的话语。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何所可以逃死”,便极少以大道理回答郑桓公,而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楚策四》所载“庄辛谓楚襄王”以蜻蛉、黄雀、黄鹄与人无争而不免于祸患,并言及蔡侯、楚王耽乐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故免不了国破身亡,全是借事说理,具有寓言的性质。至于诸子,以“指桑说槐”的寓言言说,已经是极为普遍的事。如《晏子春秋》的《内篇谏下》所载“景公逐得斩竹者囚之晏子谏”,《内篇问上》所载“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都具有寓言的性质。《孟子》《韩非子》中的诸如“揠苗助长”等则为大家熟悉。而《庄子》一书“寓言十九”\[10\]大多以寓言的形式写成,在言说方式上也最具独特性,即以“事语”作为论说文本,将自己要说的道理,蕴含在一个个寓言之中,让读者在这形象之中去体悟所说之理;或借用他人、甚至是子虚乌有式的人物,包括鸟兽之嘴,去说自己所要说的话。由此将叙事性话语和引述的他人话语融为一体,使之具有叙事甚至描写的性质,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鲜明的形象。

先秦语体的第二文本形态则都为记述形态。故言说主体的身份已不是第一文本形态言说者的身份。《尚书》《国语》的记述主体是史官,故《尚书》《国语》的第二文本形态具有史的性质。因为春秋时期的史官具有国家政治官员的身份,职掌历史记述,有着为政治提供经验教训的目的,故所记都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先秦有左史、右史和记言、记事之分。“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但左史、右史同为史官,就免不了左、右史都对记事、记言的熟悉。所以,史官的身份使得他们对记事体的春秋极为熟悉,故诸如《晋语》《齐语》中的一些篇章得以充分吸收“春秋”的记事元素,演化出叙事性很强的语体。

《论语》《孟子》杂有记言、记事两体,但却和《晏子春秋》《战国策》一样,同是他人所记,只不过它们和《尚书》《国语》不同,记述者不是国家史官,而是其弟子或好事者,主要目的在于为个人留名,故在它们的第二文本形态,已非《晋语》和《左传》的因事而记人,以事件的发展中展示人物,而是围绕人物来记述事情,以事情来突出人物的性格、智慧,开启了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事语”的新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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