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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朋故事的微观演变及历史学考察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7:35

韩朋故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情悲剧,《搜神记》、敦煌写本《韩朋赋》、敦煌汉简、《列异传》等典籍均有所记载。学界对它的研究多集中于追溯源头及与其他文学作品比较。韩朋故事在流传中,其人物、情节、结构等要素在整体上并无重大变化或转折,学界多沿袭容肇祖先生的观点,认为《搜神记》和《韩朋赋》“根本出于一个故事”\[1\]。笔者认为,韩朋故事的形成和演变与中国古代传说常见的“层累地形成”不同,表现为一种微观演变,在民间和文人两大传播系统中呈现出相反的状态,官府机构这一传播主体对故事的早期流传具有重要影响。

一、人物演变与历史记载

(一)韩朋其人。

韩朋故事演变主要体现在人物名字、人物官职、人物类型上,笔者选取18处代表性记载(表1),从中可见叙事要素的演变情况。

主人公名字至少有韩朋、韩凭、韩冯三种,学界对此已有定论:“‘朋’与‘冯’古音都属并母蒸部,古代也可通用。”\[2\]《敦煌变文校注》编者按:“‘冯’当为其本名,‘朋’盖借音字。然‘朋’有成双成对之意,以‘朋’为名,似亦与故事内容有关。”\[3\]此说与韩朋故事人名演变情况明显不符,唐代及以前的本子尚存“韩朋”之称,其后便极少用“韩朋”,基本作“韩冯”、“韩凭”。

爬梳古籍是探究古代传说源头和演变的方法之一。韩朋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史书记载如何、与韩朋故事有怎样关系,这些都是研究韩朋故事起源的关键问题。名为“韩朋”之人的历史记载主要集中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战国策·楚策三》《战国策·韩策一》《韩非子·十过》等汉代以前的史书和诸子著作中。《古今同姓名录》指出:“韩朋,一陈轸同时,一巧士,一出齐世家,或名冯。”\[4\]然笔者认为,《古今同姓名录》所述三位“韩朋”实为一人。韩朋乃战国谋士、韩国宣惠王的丞相公仲侈,行事果断、能言善辩,故曰“巧士”;曾出使齐国、魏国,故部分记载“出齐世家”;多次与秦、楚两国周旋,故“与陈轸同时”。此“韩朋”后来有没有仕宋,他与韩朋故事有何渊源均不得而知。目前记载显示,韩朋故事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韩朋本人并无关联。

(二)韩朋官职。

表1中“韩朋”官职的演变呈明显的片段式。敦煌汉简、敦煌写本以及南朝宋《稽神异苑》等早期传本皆不涉及韩朋的官职,唐宋时期基本认定韩朋官职为“大夫”,明代以后则“大夫”“舍人”各有出现,以“舍人”居多。这两个官职到底哪一个更具可能性?“大夫”作为官职始于秦汉,位高权重,唐宋时期虽历经制度变革,但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仍存,权势更加显赫,掌弹劾百官、监察礼仪之职。明清时期大夫官职渐废。

“舍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意为左右亲近之人,秦汉之际开始具备职官的雏形,于汉代走向规范化。西汉时期“舍人的工作主要是为主人的生活提供服务”,地位较低。东汉时,舍人职能有所改变,常与主人论辩、出谋划策,有似于战国时的门客。但地位仍不高,马融曾被召为舍人,但“非其好也,遂不应命”。魏晋至明清时期,舍人掌诏诰、署赦、记言、缮写等虚职,地位不高。

那么,“舍人”和“大夫”哪个更接近韩朋的真实官职?首先,宋康王既与韩朋发生故事,则韩朋必是宋康王常见之人。大夫在秦汉时期地位较高、人数众多,“大夫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5\]。其中仅有少数地位高者能够时常面见君王,众多的下大夫难有此殊荣。舍人作为主人的服务者或是高门权贵的“智囊团”,时常面见主人则更为合理。《水经注》载:“赵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术。”《列仙传》亦载此事,似表明宋康王身边有形形色色的舍人。由此推断,能够经常与宋康王见面的当是上大夫和舍人。

其次,宋康王为夺人妻残害官员,表明该官员权势和地位不高。宋康王使韩朋“筑青陵之台”、“囚之”、“沦为城旦”,如若韩朋为国之栋梁,此举必将遭到群臣的反对和民众的指责,于君王的威严和名声不利。但韩朋故事诸版本中并未出现任何反对之声,甚至还有帮凶,这均表明韩朋的职位无足轻重。相较之下,舍人更有可能是韩朋的真实官职。

(三)韩朋妻其人。

韩朋妻当属韩朋故事的真正主角,通过“密遗凭书”、“阴腐其衣”展现出对婚姻爱情的忠诚与贞烈,其名字的演变更体现出民间创作和演变的意味。《韩朋赋》称“贞夫”显然是作者为突出韩朋妻“贞于其夫”的形象而拟定的名字。明代以后,韩朋妻被赋予了姓氏——何氏。何姓与韩姓在来源上有一定关联,《元和姓纂》载:“周成王弟唐叔虞,裔孙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遂为何氏。”\[6\]那么何姓的来源之一即姬—韩—何,韩、何同出一源,或许是韩朋妻姓何的原因之一。

韩朋故事流传至清代,韩朋妻的姓氏又出现另一种说法——息氏。说起息氏女子,可以想到《左传》、《列女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所载息妫(息君夫人)。息妫与韩朋妻的人生境遇颇为相似,都因貌美引发他人争夺,给自己和丈夫带来杀身之祸。息妫更是引发息、蔡、楚三国战争,导致息、蔡两国灭亡。二人在言行和结局上也颇似,息妫也用一首诗表达忠贞:“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7\]最终夫妇二人自杀殉情。息君夫人事迹的流传,对韩朋妻姓氏的演变或许有所影响。而且从故事发生区域看,宋国位于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韩凭妻息氏墓所在地“封邱县城东北青陵社”\[8\]在今河南东北部;战国时息国所在地“蔡州新息县”位于今河南省南部。同一区域、相似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交错,这也是传说演变的规律之一。

(四)宋康王其人。

宋康王“桀宋”的徽号已成历史定论,他“淫于酒”,“骂国老之谏者”,这些荒淫行为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顾颉刚先生更是讽刺说:“宋即是商的后裔,所以他受的淫昏暴虐的遗传性非常充足。”\[9\]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文献记载具有主观性。《史记》记宋康王“淫于妇人”,但其他历史资料对宋康王所谓淫乐行为并未有任何记载。那么宋康王“淫于妇人”的论断真实与否?他又缘何在故事中与韩朋夫妇纠缠千年?

荀子言:“齐湣宋献……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10\]宋康王强夺臣妻的罪名可能与《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有关。“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悦,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宋国太宰华督强娶臣妻、残害忠臣,此等事件很容易被安放在国破家亡的宋康王身上,从古至今人们在思想上认为君王的昏庸和淫乐是紧密相连的,加上宋康王与商纣确有相似处,愈加强化了这一认知,将强夺臣妻事件“嫁接”到宋康王身上也不足为奇。

从人物演变与历史记载看,韩朋故事主要人物及事件均未见于历史记载,有其人无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由此可知,韩朋故事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构,与史实无太多关联。且故事创作源于民间,韩朋故事的流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出民间性与文人性的结合。

二、故事演变与文人演绎

(一)结局演变。

韩朋故事以夫妻自尽、精魂化生为最终结局,在表述上分为两类,一是“一夕忽有梓树生于二塚之上,后合抱,身亚相就。因此有雌雄鸳鸯,于树上交颈悲鸣,因呼为相思树”。二是“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棲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两种表述大体一致,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化为相思树,后者强调化为鸳鸯鸟。韩朋故事自《搜神记》后,其流传方式主要是文人辑录和类书整理,语言雷同度较高,通过文字表述的不同有助于推断文献辑录的来源。

韩朋故事的结局还曾出现过化蝶之说。《太平寰宇记》“河南道·济州”条引:“(妻)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又云:与妻合葬,冢树自然交柯。”\[11\]明人彭大岳《山堂肆考》卷二二六“韩凭魂”云:“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曰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12\]韩朋故事化蝶结局最早并非见于历史文献,而是见于文人诗歌作品。李商隐在多部作品中提及韩凭事,皆以蝶为伴。如《青陵台》:“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蜂》:“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韩蝶翻罗幕,曹蝇拂绮窗。”王安石《蝶》更将化蝶的主角定为韩凭妻,“翅轻于粉薄于缯,长被花牵不自胜。若信庄周尚非梦,岂能投死为韩凭?”宋代杨齐贤为李白《白头吟》作注,更是综合了化蝶和化鸳鸯两种说法:“宿夕文木生坟,有鸳鸯栖其上,音声感人,化为蝴蝶。”\[13\]化蝶结局在韩朋故事中虽无记载,却在文人诗词演绎中大放异彩并呈现杂糅演变之态。

(二)文人演绎。

韩朋故事不仅在历史文献中传承,还进入文人视野,围绕故事主题、情节、人物展开多种方式的创作和演绎,表现为提炼诗词、化用典故及意义延伸、脱离主题。

1提炼诗词。

《韩朋赋》和《搜神记》是韩朋故事流传中最重要的两个版本,文本中不乏句式工整、真挚感人的诗句,皆是早期民间创作者或文人的智慧结晶。这些诗句原本是故事的一部分,依赖于故事而流传。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学的发展,这些诗句经文人提取、改动,已脱离于故事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并流传于世。《韩朋赋》记贞夫与韩朋书所言“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以及贞夫答宋王之语“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文人对这两句诗作了字句上的润色,成为一首全新的诗歌,“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民,不乐宋王。”该诗歌收录于北宋史书《九国志》,并冠以《乌鹊歌》之名,诗歌作者明确标为“韩凭妻”。明代杨慎在《风雅逸篇》中将“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三句诗命名为《韩凭妻答夫歌》。这些诗句在《彤管集》《古诗纪》《古乐苑》均被单独收录。

2化用典故及意义延伸。

韩朋故事以歌颂忠贞爱情或女子贞烈为主题,逐渐衍化为典故,古代文人创作不乏对该典故进行化用和演绎。不少作品用“韩朋”、“青陵台”来赞颂爱情的忠贞或感怀韩朋夫妇殉情后的落寞。除李商隐诗歌外,还有储嗣宗《宋州月夜感怀》:“雁池衰草露沾衣,河水东流万事微。寂寞青陵台上月,秋风满树鹊南飞。”杨维桢《西湖竹枝歌》:“家住城西新妇矶,劝君不唱缕金衣。玭琶元是韩朋木,弹得鸳鸯一处飞。”明代陈所闻《秋夜闻砧·泣颜回》曲:“打鸳鸯分散韩朋,惊蝴蝶不逐庄生。”

还有部分作品借韩朋故事赞颂女子的贞烈。陈旅《题罗节妇传后》:“岁晚良人去未归,堂前有客著新衣。此身只为韩冯死,化作鸳鸯海上飞。”该诗题注所记与韩朋故事颇似:“罗氏之夫贬海上,有强之为妻者,遂自经死。”还有贡师泰《金谿县葛烈女庙》:“……又不见湘妃江边泪斑竹,韩凭冢上连理木。固知精诚可相召,不如孝女感化独神速。”诗歌将湘妃与韩朋妻并举,赞颂二人的贞烈行为和忠贞之情。

从历代诗词对韩朋典故的运用可以看出,韩朋、青陵台、韩朋木、韩朋鸟等词语均已成为韩朋故事的代名词,用于叙述凄美爱情和令人感叹的贞烈。随着文人演绎的增加和创新,这些代名词逐渐延伸出更多意义。如“韩朋”,除表述忠贞爱情外,还用来借指心意相通的爱人。温庭筠《会昌丙寅丰岁歌》:“新姑车右及门柱,粉项韩凭双扇中。”罗虯《比红儿诗》:“倚槛还应有所思,半开东阁见娇姿。可中得似红儿貌,若遇韩朋好杀伊。”贡师泰《輓陈尧》:“望夫化去孤石裂,死与韩凭誓同穴。”纳兰性德《减字木兰花》:“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韩朋”在诗词中也常用来借指鸳鸯,庾信《鸳鸯赋》(卢姬小来事魏王):“共飞詹瓦,全开魏宫;俱栖梓树,堪是韩冯。”《鸳鸯赋》云:“昔有一双凤,飞来入魏宫。今成两株树,若个是韩冯。”李贺《恼公》:“《黄庭》留卫瓘,绿树养韩冯。”王初《即夕》:“风幌凉生白袷衣,星榆纔乱绛河低。月明休近相思树,恐有韩凭一处栖。”

3脱离主题。

随着韩朋故事流传范围扩大,文人对它的演绎也深入到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如元杂剧《列女青陵台》(庾吉甫撰)、明传奇《韩朋十义记》。这两部戏文均已亡佚,但通过历代书目提要仍可窥其内容,从而判断出作品存在借用人物、脱离主题的现象。比如《韩朋十义记》,明初改本戏文,内容是韩朋拒黄巢而罹难,男女十人仗义救之,与歌颂忠贞爱情的韩朋故事全然不同。《曲海总目提要》明确记载:“古有韩朋,又名韩凭,世所传青陵台事,夫妇化为蛱蜨者,即其人也。剧以韩、李夫妇笃于义烈,宁死不忍离析,故借用其名耳。黄巢、李存孝,亦不过随意点入,非必其时其事也。”\[14\]

韩朋故事结局在历史文献中较为单一,自唐代始,在文人笔下呈绚丽多样之态。唐代之前有关韩朋故事的文人演绎几乎没有,文献记载也基本引自《搜神记》。由此推断,韩朋故事是在唐代前后开始进入文人视野,《搜神记》对此必然功不可没,它为韩朋故事在文人间的流传打开了契口。

三、韩朋故事的流传轨迹与传播主体

(一)韩朋故事的流传轨迹。

通过梳理历代文献和文人作品对韩朋故事的记载和化用,发现该故事的流传并未发生诸如孟姜女故事般多枝节、纵横交错、择采繁杂的状况,而是“传承性”大于“变异性”。故事的演变基本未脱离最初主题,人物和情节变化无多,呈现出独特的流传轨迹。故事的传播主体、版本性质是影响流传轨迹的重要因素。

1.敦煌汉简与《韩朋赋》的性质及关系。

有学者指出:“《搜神记》所记韩朋故事与敦煌本是两个系统,前者是文人案头文学系统,后者是民间韵诵文学系统。”\[15\]认为敦煌汉简韩朋故事“类似于话本的讲故事的俗文学作品”,“是以故事赋的形式存在的”\[16\]。笔者赞同此类观点,敦煌汉简、敦煌写本尽管在时间上相隔近千年,但同属民间传播系统,是韩朋故事流传的初级阶段。首先,从文体特点上看,二者均为讲故事的叙述体。《韩朋赋》长达二千字,叙事较繁,多用对话。敦煌汉简韩朋故事虽仅存二十七字,但木简反面居中部位有“百一十二”四字,应是此简在原来所属册书中的编号,可以推知“原来的全文一定相当长”\[2\]。且残留简文恰好是一段对话,“……书,而召韩朋问之,韩朋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远游,三年不归,妇……”,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韵散结合的形式,有助于更好地满足讲诵的声韵、节奏以及语言的通俗性和故事性,是近乎小说的讲诵文本。其次,敦煌汉简韩朋故事或许是《韩朋赋》的源头之一。这两个版本均出土于敦煌地区,它们之间极可能存在某种联系。《韩朋赋》在故事讲述后增加了一个其他版本均未出现的结尾,“生夺庶人之妻,枉杀贤良。未至三年,宋国灭亡。梁伯父子,配在边疆。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这显然是敦煌寺庙讲僧为宣扬佛教的善恶报应论而在故事底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个底本与敦煌汉简韩朋故事极可能存在承续关系。

2.韩朋故事的流传轨迹。

韩朋故事目前最早见于敦煌汉简,唐代崔龟图为《北户录》“相思子蔓”所作注“《四部目录》有《韩凭书》,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17\],表明该书具有很强的叙事性,注重细节描写,语言通俗,其民间性不言而喻。加上《韩朋赋》,这三个版本均属于韩朋故事在民间的传播系统。更有画像砖石等民俗文物共同构成韩朋故事在民间的传播,2004年浙江杭州余杭区星桥镇的蜡烛庵东汉砖椁墓出土一枚画像镜,“一区立有一妇人,着长袍,挽髻,双手上举,一手举弓,榜题‘贞夫’。边侧立有一女,下站有两女,(人像较小,估计是为了表示主次关系)。一区站立一戴冠着袍男子,榜题‘宋王’,一侧立有二侍从,榜题‘侍郎’,边侧下方置一六博棋盘。”\[18\]另外,还有嘉祥武氏祠、平邑皇圣卿阙等画像石上刻有“孺子”、“宋王”、“孺子妻”(“信夫”)等榜题,图像内容与韩朋故事也基本一致\[19\]。这些证据表明韩朋故事自汉代起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唐代仍是民间传播的重要内容。

与民间传播系统较强的故事性、通俗性不同,《搜神记》用不足三百字记载故事梗概,“用散文形式叙述大意,显示的是案头读本的性质和文人的志趣”\[20\]。后世文献多以转引《搜神记》的形式传播韩朋故事,如若没有两个敦煌版本韩朋故事的出土,留给后人的将只剩一个故事梗概。由此可以认定,以干宝为代表的文人所传韩朋故事与民间传说是两个系统。韩朋故事在曹丕《列异传》中已出现文人化倾向,它用32字简单介绍故事结局,“宋康王埋韩冯夫妇,宿夕文梓生,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交颈,音声感人。”\[21\]至《搜神记》正式开启文人化进程,文人多采取赞颂贞烈、化用典故的方式,在各类诗词曲赋创作中频繁化用。自此,韩朋故事既作为古代传说之一被历代文献所载,又作为文人创作的素材,不断被提取、化用、转换,呈多样化演变之态。

宋代以后,韩朋故事的流传以官府传播系统为主,一般通过类书或汇编性质的典籍,原文转引《搜神记》所载,语言文字和情感类型基本一致,甚至一字不差。

综上所述,韩朋故事至少在西汉时期已在民间成形并广为流传,至魏晋时期,随着文学自觉的发展,文人化倾向明显,韩朋故事的流传分裂为两个传播系统:民间传播系统和文人传播系统。在民间传播系统中,韩朋故事依旧秉持最初的形态,最大程度地保持其故事性和通俗性,并发生着微观演变。在文人传播系统中,韩朋故事的形态和样式则更加多样化。两个传播系统并行的状态在唐代达到顶峰,之后,民间传播系统开始弱化,文人传播系统和官府传播系统占据主流。

(二)韩朋故事的传播主体。

1.三类传播主体。

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22\]。研究韩朋故事的流传也不应绕开传播主体这一问题。尽管各朝各代的传播主体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三类:民间机构、官府机构以及处于中间的文人群体。民间机构包括家族、寺庙、书坊等,官府机构包括史官、学校、国子监等,文人群体则指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各类文人。从韩朋故事的流传轨迹可以看出,民间机构和文人群体是韩朋故事最重要的传播主体,人名变化、角色增加、情节增减、结局演变、表达方式、诗词创作、主题化用等都是民间机构和文人群体的智慧结晶,引导着故事的流传轨迹和演变方式。相比之下,官府机构在故事演变方面所起作用较小。尽管通过《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进行文献辑佚是唐代以后韩朋故事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也属于官府机构的官方行为,但所辑文字与《搜神记》基本一致且全部为故事梗概,因此在韩朋故事演变史上的作用较为平淡。

2与孟姜女故事流传的比较。

韩朋故事与孟姜女故事同是流传二千余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故事,但二者的流传轨迹和演变状况却迥异。韩朋故事的流传以传承为主,而孟姜女故事则是层累地形成,其流传呈“散乱的情状”\[23\],各个枝节错综复杂。造成二者迥异的原因在于官府机构作为传播主体在故事流传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孟姜女故事最初载于《左传》,相传乃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编年体史书,其传播主体无疑属于官府机构。其后,孟姜女故事流传中的若干重大转变,有不少见于《檀弓》《列女传》等具有官方性质的典籍。而且,目前所见各类出土文物中未曾见与孟姜女故事相关的内容。这一现象值得学者对早期的孟姜女故事流传做深入思考,它到底起源于民间还是官府?官府机构缘何更重视孟姜女故事的传播?笔者认为,这与我国古代官府机构编纂文献的载录标准有关。

不同典籍、不同篇章具有不同的载述目的和不同的取舍标准。“面对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24\]《左传》载录孟姜女之事本是为赞颂她在哀痛之时仍能以礼处事,目的是宣扬礼法。原本名不见经传、甚至可能是《左传》作者杜撰的小故事,因《左传》而名声大噪,引发后世对它的种种联想和创造。可见,“礼”是我国古代官府机构编纂文献的载录标准之一。因为有“礼”,孟姜女故事才纳入官方文献的视野,才引发其流传的多样化;韩朋故事也正因为没有过早地被官方文献载录,才得以保存故事原貌。

综上所述,韩朋故事的演变集中于人物名字、官职、结局等微观要素,主要人物与历史记载并无对应关系,基本可确定故事源于民间虚构。韩朋故事于魏晋时期开始具有文人化倾向,至唐代在文人演绎下呈多样化杂糅状态。其传播主体以民间机构和文人群体为主,官府机构在文献编纂时以“礼”为载录标准之一,在韩朋故事演变中参与度较低,使之呈现出与“层累地形成故事”不同的流传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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