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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赵登禹“国术报国”考

作者:www.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9/2/8 14:29: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亡国亡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形式各样的爱国救亡运动。一部分社会精英倡导军国民主义和尚武思潮,设立武备学堂、建立新军,提倡军国民教育,培养新民,以期达到强国强种、民族复兴之目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技艺的“国术”,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将中国传统武术记忆称之为“国术”始于民国时期。1927年,在冯玉祥、于右任、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张之江在南京发起创立了国术研究馆,以激发民众的救国热情,达到强国强种之目的。这里的“国术”,就是指中国传统武术技艺。它和“国学”一样,都是在近代中西交汇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过程中,“国术”的本质、特点、功能价值、传播,以及人们对“国术”的认知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国术”之称名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但是仍然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各地国术馆纷纷建立,多种“国术”报刊陆续发行,使得国术逐渐向科学化、大众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1\]。

一、“国术”与赵登禹的军旅生涯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市杜庄乡(今万福办事处登禹社区)赵楼村人。他自幼习武,立志从军报国。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部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在长城抗战中,赵登禹部取得“喜峰口大捷”,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陆军中将军衔。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年仅39岁。他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被南京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

赵登禹的故乡山东菏泽,自古民风剽悍、尚武重义。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以及农民起义首领黄巢、宋江都出生于此。及至晚清,1896年在菏泽还爆发了大刀会刘士端、曹得礼反洋教斗争,这是我国北方以秘密会社的形式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斗争的开端\[2\]。赵登禹年少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兴起,一系列重大事变使中国社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父亲早逝,苦难的童年,加之自幼习练“国术”以自强,赵登禹逐渐养成了独立、正直、坚毅的个性。

“国术”在赵登禹的军旅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14年,年仅16岁的赵登禹的武术功夫已经小有所成,但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他毅然决定从军报国,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因身手敏捷,赵登禹很快就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卫兵。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常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3\]。西北军创建伊始,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短缺,冯玉祥就为部队士兵配发大刀来弥补装备之不足,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的优势。一批优秀的民间武术家得以进入西北军当教练,促进了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如八卦、形意拳师韩慕侠,劈挂、八极名家马凤图,三皇炮锤拳师李尧臣等\[4\]。有着扎实武术功底的赵登禹很快就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脱颖而出。不到半年时间,赵登禹就把西北军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单杠)学会练好,考核技术突出,不久被提升为班长,还亲自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其他士兵\[5\]。从班长、排长,一直到营长,赵登禹依靠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

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赵登禹率大刀队主动出击,取得“喜峰口大捷”。喜峰口古称卢龙塞,位于河北省北部燕山山脉,自古就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军事关口,也是塞北通往平津的要冲。1933年2月,日本侵略者布置10余万兵力企图侵占热河省,很快迫近长城各口。29军负责喜峰口一带的防务,赵登禹所率的37师109旅率先抵达喜峰口,而此时喜峰口已被日军占领。赵登禹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多次反攻,敌我双方激战两昼夜,喜峰垛口多次失而复得。他亲上第一线督阵,指挥部队冲杀,不幸腿部负伤,正面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突破\[6\]。赵登禹很快意识到正面出击很难有效阻击日军,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他向军部请求组织大刀队“绕攻喜峰口敌人后方”\[7\]。副旅长何基沣回忆:在得到宋哲元批准后,3月11日夜11时,赵登禹趁月黑风高,率领士兵身背大刀、短枪和手榴弹,由樵夫带路,翻山越岭夜行军140里绕到敌后,摸进了日军的宿营地,700多名还在睡梦中的日军被手榴弹炸死,偶尔逃窜出来的日本兵被大刀片砍死\[8\]。这次夜袭成功后,喜蜂口沿线战斗转入主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国民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奇功,给他颁发了最高勋章,109旅扩编为132师,赵任师长,授中将衔。

在赵登禹的军事生涯中,他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其思想也从内战的困惑转变为抗日报国的清晰。多年的内战使的赵登禹内心充满困惑,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担忧。109旅在山西训练时,在晋冀工作的刘光炎、张松于等中国共产党员经常和赵登禹、何基沣(109旅副旅长,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等谈论国家前途,这对赵登禹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9\]。“九一八”事变后,赵登禹下令加紧部队的训练,并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进行各种实战技术训练,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及拼刺刀的技术,督促他们勤学苦练白刃战基本功\[9\]。本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信念,以赵登禹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军人,不再在内战中兄弟相拼、豆箕相煎,而是英勇抗击穷凶极恶、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

从赵登禹报国从军到不幸殉难,“国术”伴随始终。“国术”不仅锻造了赵登禹将军坚韧不屈的性格,使他在军队中建功立业,也铸就了一种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可以说,没有“国术”,就没有赵登禹将军传奇的一生。

二、“国术报国”精神形成

今天我们缅怀赵登禹将军,不得不提《大刀进行曲》,和由此产生的“大刀精神”,而“大刀精神”正是赵登禹“国术报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喜峰口大捷”为原型创作的爱国歌曲。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处在北平的前线部队就是29军,此时132师师长赵登禹和29军副军长佟麟阁7月28日在北平(北京)南苑的战斗中先后牺牲,这是抗日战场上最早牺牲的两位将军。此时23岁的麦新正参加上海歌咏界战时服务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前线抗战消息传来时,麦新心潮澎湃,有感而发,创作了高亢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希望29军大刀队像“喜峰口大捷”一样,再接再厉,英勇杀敌,取得胜利。此后,《大刀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成为英勇抗战,抵御外侮的号角,成为不朽的时代战歌,“大刀精神”也成为那个时代爱国的象征。

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像赵登禹这样精通武术、以“国术报国”的人还有很多。老资格的将领如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爱好武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佟麟阁、张自忠、吉鸿昌,以及冯治安、刘汝明,还有后来成为红五军军长的董振堂等高级将领,也都是武术的行家里手\[10\]。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他们民族的信仰,武术则锻炼了他们坚韧不屈的品格,使得他们在民族国家大义面前可以杀身成仁,在对敌抗战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赵登禹将军用短暂而豪迈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国术报国”精神:当国家面临危难,民族岌岌可危,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用大刀对抗侵略,用武术凝聚力量,用生命铸就爱国军魂。“国术报国”精神是战争年代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

回顾赵登禹将军“国术报国”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国术报国”精神的形成,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早年的习武经历。赵登禹出生在内忧外患的中国,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困境和形式各样的救亡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此为新的起点,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了少年赵登禹的信仰和梦想,也就是在那时起,赵登禹选择了拜师学习国术。赵登禹后来的同乡战友赵书林回忆:“赵登禹少年时常听老年人讲一些武侠行义的故事。那些杀富济贫的动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使他产生了学武的念头。”\[11\]与“义”有关的人和事在少年赵登禹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回忆说:“父亲13岁那年,他决心练功习武,像侠士们那样将来以自己的青锋宝剑为天下铲除不平。于是他和哥哥赵登尧一起,拜了当地颇有名气的朱楼村的武术教师朱凤军(钧或君)为师。”\[12\]朱为炮拳、大洪拳(现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家,从学弟子遍及鲁西南及相毗邻的豫皖等地。武术传统的师承教育,有着严格的门规和师训。朱师傅武艺高强,非常注重弟子的武德修为,教育弟子们尚武崇德,并为大洪拳弟子立下了“十大门规”,强调习武以强身防身、振兴武术为要旨。

国术教育为赵登禹日后的报国信念和尚武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儿时的磨难塑造了赵登禹憨厚豪爽、慷慨义气、遇事敢为的性格,加上他天生的身体优势(后来身高190cm以上),赵登禹很快就练就了扎实的武术功底。1946年李宗仁、冯玉祥等国民党政要在赵登禹将军国葬祭文中写道“少有大志,躯干修伟,负臂力,精技击”\[13\]。赵登禹认为乱世之中唯有当兵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遂远赴他乡参军救国,从此开始了他“国术报国”的一生。

其次是受冯玉祥的影响。赵登禹凭借早年习得的高超武艺,很快就在部队中站稳脚跟。入伍后不久,一直到1922年下部队当排长,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一待就是六、七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冯玉祥,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治军作风,因此深受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冯玉样是民国时期著名爱国将领,治军严格。从十六混成旅起就有五不准:即不准吸烟、喝酒;不准嫖娼、赌博;不准欺侮百姓;不准私入民宅;不准便服外出\[14\]。29军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这样评价冯玉祥对赵登禹的影响:他(赵登禹)体质雄健,幼承良好家教,仗义豪侠,长于武术,自投身于冯玉样将军麾下,深受冯的正义熏陶,因而更增强了他的爱国意志,并坚持冯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优良传统教育和信心,而终生不渝\[15\]。足见冯玉祥对赵登禹的影响之大。

赵登禹能够带领大刀队屡建奇功,显然也是受到冯玉祥将军的直接影响。冯玉祥军中每师每旅均成立了大刀队,每人配备手枪、大刀各一件,作战十分勇猛。这支特殊的队伍在后来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威震敌胆。有学者评论说:“他们的业绩,尤其是用寒光闪烁的大刀取得的业绩,使他们扬名于世。随着冯军的发展壮大,后来全军每师每旅都有大刀队。”\[16\]大刀队成为西北军的一大特色,赵登禹领导的大刀队可谓这支队伍中的最出色的一支。

最后是国民政府对国术的重视与提倡。国难之际,“国术救国”也成为时代的呼声。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央国术馆成立,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国术国考。国术国考受到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国术国考共举行过两届。在1928年10举办的首届国术国考中,到场的就有蒋中正、冯玉祥、戴季陶等政府要员19人,各机关代表嘉宾和观众将近3万人,与考选手共333人\[17\]。1933年举行的第二届国术国考在规模以及影响力方面均胜于第一届,特别是在国难之际,“国术救国”思想成为第二届国术国考的主旨。

张之江在《告第二届国考国术同志书》中说:“现在的考试,与从前的打擂台,迥乎不同,打擂是一人一家,或一宗一派,来争霸争雄,考试是为国家,为民族,来图强雪耻,从前是蛮干,打死勿论,现在是完全纪律化,而教育化,科学化的。”\[18\]作为国术国考的主要组织者,张之江关于“国术救国”的言论无疑对国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中华大地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国术救国、恢复尚武精神、促进国术的民众化,成为本届国术国考的宣传主旨。正是民国政府对“国术报国”的大力提倡,使得“国术报国”精神被放大和广泛传播

综上可知,由于早年的习武经历,以及参军后受到冯玉祥将军的影响,赵登禹“国术报国”的思想最终形成。加之当时有利的国内环境,特别是《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与“国术”相关的宣传形式的广泛开展,“国术报国”精神得到很好的传播,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效果。

三、“国术报国”精神与当下的体育教育

“国术报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战争年代爱国精神的具体表现。但居安思危,它对我们今天的体育教育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大刀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实战作用越来越小,并逐渐退出军事舞台。但是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精神资源和动力,一种血战到底保卫家乡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也丰富了当下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

从赵登禹将军的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国术”对一个人性格和人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赵登禹少有报国之志,习练国术以自强不息;参军后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屡立战功,最后英勇牺牲,具有忠于祖国、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大刀精神”,演绎了一场“国术报国”的英雄功业。北京现存的“赵登禹路”“赵登禹大街”和“赵登禹学校”,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墓,都是对赵登禹将军的永久纪念。以大刀为符号象征,赵登禹用人生最壮丽的仪式诠释了像他一样的习武族群的信仰。宣传和弘扬“大刀精神”在当前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并不过时。结合武术进校园的实践,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挖掘整理民族文化和提炼民族信仰、民族精神,使之在青少年中体悟和教化,是新时期体育精神的正确展现形式。

武术进校园,不仅关乎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更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武术作为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今天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点,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的体现。自古至今,中华武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之强、国民的身体状况、身体素质决定着祖国的未来,体强则国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尤为重要。青少年的习武过程,就是传统文化的教化过程,其中的尚武报国就是通过像赵登禹将军这样的“国术报国”、“大刀精神”的精神传承来实现的。武术进校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速度、灵敏度、力量、协调和柔韧等身体素质,而且有助于培养心理健康,运用所学技艺来调节自我情绪,增强自信心。武术进校园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强广大师生的强健体魄,更在于培养学生和谐的交际关系,勇敢、顽强的优良品质,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武术道德,让武术精神融入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以“国术报国”精神丰富学校体育精神的内涵,对于培育青少年的民族信仰和民族自豪感至关重要。国家在推进武术进校园的国家战略中,看重的就是武术很好的诠释了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一点。武术中一些武德、礼仪和文化传承等内容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特色与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国术报国”精神就是这类民族精神内容的代表,为青少年重塑当今学校体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生动的人文素材。把赵登禹将军“国术报国”的精神编入教科书,提炼、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使之成为青少年汲取民族文化营养、提升民族信仰的良好素材,正是当下体育教育的适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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